美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解读雷蒙德卡佛）

美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解读雷蒙德卡佛）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后，就到锯木厂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这时候，他遇见了玛丽安·伯克，两人一见钟情，疯狂地相爱了。一年后，他们不顾家人的劝说结婚了。卡佛十九岁，玛丽安十六岁。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来年儿子出生。二十岁之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卡佛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家庭医生的办公室后面，靠着替医生做清洁工作来抵房租。他们从加州到爱荷华再到纽约，从美国的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份又一份临时工。卡佛做过锯木工、清洁工、看门人、仓库保管员、加油站工人，替人摘过郁金香，他的妻子玛丽安则辗转各家餐馆当女招待，还做过推销员。家庭生活琐碎，日常账单多得付不完，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自己又没有赚钱能力，他甚至不得不靠妻子做女招待拿的小费来度日……这一切让卡佛充满了挫败感。他有一台打字机，那是他的生日礼物，但作家梦依然不知从哪里开始。十二岁时，卡佛上初中，有了两个最好的朋友。

今天要说的书是《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卡佛是当代美国作家，他有很多粉丝，其中不乏村上春树这样的著名作家。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很高，你肯定听过前几年一个很流行的句式，比如村上春树一本书的书名“当我们在谈论跑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句式最早就出自卡佛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可以说是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他大半生都穷困潦倒，临终前才收获文学荣耀。他的遭遇仿佛是一个大龄文艺青年的噩梦，经历过失业、破产、酗酒、家累等等生活的折磨，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卡佛作品描写的是郊区“美国梦”背后破烂的现实，中下阶层人民在这现实中的辛酸。他笔下的世界里，充满贫困、酗酒、痛苦婚姻、叛逆子女和互相折磨的男人女人。他熟悉这个世界，因为这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

好小说让人着迷，读者为作者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达着迷，就像观看一个魔术师从魔桶里不断变出兔子、鸽子，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就是沉迷于这样的表演。而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写的这本传记，把卡佛的魔桶翻个底儿朝天，告诉你里面暗藏的机关。作者做得实在是太尽心尽力了，她访问当事人，运用资料，像侦探破解谜题一样，从卡佛的人生去破解卡佛的作品。

这本传记有五个部分，三十一个章节。作者从卡佛父母的遭遇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卡佛去世后的遗产纠纷，事无巨细。

下面就来看看这本书都讲了什么。

童年和青春期是许多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但卡佛似乎是个例外，他认为自己十九岁之前的人生对写作一点影响都没有。他说过，作为小说的素材，打动他的大部分东西是在二十岁以后出现的。下面我们就进入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看看卡佛为什么这么说。这段时间，他人生的关键词是糟糕的原生家庭、最初的写作梦想和冲动的早婚。

卡佛家族是18世纪后期来到北美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这群人都是“贫穷而自尊”的农民和工人，连续几代人都为了生存在美国四处漂泊，努力改善生活。1941年二战的时候，卡佛家的所有人都搬到了华盛顿州的亚基马谷。这个地方像世外桃源一样美好，这段时间也是卡佛一生中比较幸福的时候。他们家不再漂泊，和信赖的亲友生活在一起。大家在辛苦工作之余，还能有时间钓鱼、打猎。卡佛后来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有什么底气可以从内心深处确认我的小说是属于我的，那就是因为这些人。”这个地方成了卡佛大部分短篇小说中的乌托邦，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渴望回到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自足安全的生活天地。

但是，家庭带给卡佛的负面影响更多。熟悉卡佛的读者都知道他曾经严重酗酒，可能酗酒这个嗜好也有遗传性，卡佛的爷爷就酷爱豪饮，到了卡佛的父亲就更变本加厉。他的父亲本来想当火车司机，可最后只做了一个锯木厂的锉工。他成了资深酒鬼，不仅把身体毁了，也和妻子有很深的矛盾。卡佛的母亲是个有点古怪、充满焦虑的女人，她频繁地换工作，用坏脾气来掩饰对家庭的失望。卡佛年幼时生活在父母冲突的阴影下，青春期肥胖而孤独，非常敏感，为了减肥，他还打针、抽烟。我们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就能看到这段经历的影子。糟糕的家庭关系也影响了卡佛父子的感情，但命运给了卡佛补偿。父亲经常请一个同事桑德迈耶带卡佛出去打猎钓鱼，希望他弥补自己不能带给卡佛的那种父子情。和体弱多病的父亲不同，桑德迈耶是个阳刚的男人，强壮而果敢。他们经常黎明就出发，带上猎枪和饭盒，去往峡谷里狩猎。卡佛说过，捕猎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给了他成为一名作家所需要的冲动。

十二岁时，卡佛上初中，有了两个最好的朋友。这几年，卡佛和他的朋友沉浸在香烟、啤酒和爵士乐文化的包围中。年轻人都梦想成为恶棍少年，离开周围的小天地，去远方，但是卡佛略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减肥成功，装束不太叛逆，温厚善良，喜欢傻笑，人缘很好。当其他的少年都沉迷于高中女友、玩牌喝酒，卡佛的叛逆体现在别的方面——他总待在图书馆，开始梦想写小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海明威的报道，说海明威“像他笔下那些胸毛浓密的男主角一样充满危险地生活着”。卡佛看到后很兴奋，他也想像海明威那样生活和写作。他报名参加了好莱坞一个写作学院的函授课程，他作品中很多基本特色都是从这个课程里学来的：他明白了优秀短篇小说的奥秘——朴素而简练，以及把读者放在小说人物的位置上；他还知道了短篇比长篇受欢迎，他后来也从来没有写过成功的长篇小说。

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后，就到锯木厂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这时候，他遇见了玛丽安·伯克，两人一见钟情，疯狂地相爱了。一年后，他们不顾家人的劝说结婚了。卡佛十九岁，玛丽安十六岁。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来年儿子出生。二十岁之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卡佛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家庭医生的办公室后面，靠着替医生做清洁工作来抵房租。他们从加州到爱荷华再到纽约，从美国的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份又一份临时工。卡佛做过锯木工、清洁工、看门人、仓库保管员、加油站工人，替人摘过郁金香，他的妻子玛丽安则辗转各家餐馆当女招待，还做过推销员。家庭生活琐碎，日常账单多得付不完，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自己又没有赚钱能力，他甚至不得不靠妻子做女招待拿的小费来度日……这一切让卡佛充满了挫败感。他有一台打字机，那是他的生日礼物，但作家梦依然不知从哪里开始。

卡佛和玛丽安是奉子成婚的，他们的婚姻很仓促。这种婚姻是卡佛的命运，也成了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主题。卡佛自己说：“在我年满二十岁结婚生子之前，我真没觉得我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然后，事情开始发生了。”

接下来二十年，是卡佛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过着双重生活：一边堕落地酗酒，一边持续地写作。家庭的困境让卡佛变成酒鬼，精神几乎崩溃。卡佛大部分作品中，人物的贫苦和绝望，都是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有一些短篇小说，他的妻子读后非常生气，她说：“那根本不算小说，那就是事实，除去某些方面稍稍改动之外。”我们可以从他身边最重要的三个人际关系，朋友、妻子和他的编辑，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先来说说朋友。1964年，卡佛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还兼职擦地板，这个活儿他干了三年。这时候，他开始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晚年，卡佛分析自己酗酒的原因时说：“我太年轻，还做不了父亲……过着不合我身的生活。当时我真正想做的只有写作。这就是酗酒一度控制了我的生活的原因。”资深酒鬼卡佛，他的朋友也是一群资深酒友，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美国文学史上。这里面最出名是酒鬼诗人布考斯基和短篇小说圣手约翰·契弗。这两人对当时的卡佛来说，都是声名在外的文学前辈，他们之间的酒精友谊对卡佛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先说布考斯基。当时是1971年，卡佛刚出版了两本诗集，在文学小圈子里有了点小名气。他竭力想挤进作家诗人的圈子，参加各种热闹的文学活动。他得到推荐，前往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讲诗歌创作。在那里，每天喝得烂醉成为卡佛的日常，他借着举办诗歌朗诵会，邀请布考斯基来做客。酒鬼诗人布考斯基和卡佛气味相投，他也干过各种苦差。他的作品讲狂饮、嫖妓和得意扬扬过违法生活的故事，被誉为“贫民窟的桂冠诗人”。可是，一下飞机，布考斯基就开始喝酒，他在诗歌派对上醉得厉害，他抱怨、吹牛、咒骂、调戏女学生，让卡佛很难堪。卡佛对这位前辈又厌恶又怜悯，他从失控的布考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后来，卡佛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首著名的诗《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

一年之后，酒鬼卡佛更加沉沦，也更加失控。他抛下家人，一个人跑到爱荷华大学全职教小说创作。十年前，他曾经在这里学习写作课程，一直不能顺利毕业，后来申请奖学金也没成功，可现在他却要去那里教书，和被誉为“美国郊外契诃夫”的作家约翰·契弗做同事。然而，他和约翰·契弗并没有切磋什么写作技艺，在表达了对彼此小说的赞赏后，两人在一起主要就是买醉。每周两次，他们开一辆福特猎鹰老破车去酒水商店买酒，再到其中一个人的房间喝个底朝天。后来契弗离开爱荷华大学，两人的私人友谊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位朋友也给了卡佛很多对于文学、对于生活的看法。那时候，契弗已经有了酒精中毒的症状，卡佛也看到了他的结局。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卡佛和妻子的关系。之后的一年里，卡佛四次被送进医院进行戒酒治疗，更可怕的是，妻子玛丽安也成了酒鬼。酒精毁了这对夫妻，他们频繁地争吵、动手，双双出轨，也无心陪伴孩子，他们的家族里还老是有倒霉的亲戚上门求助……卡佛的生活可以说是支离破碎。写作也没有改善卡佛的生活，他破产了两次。

第一次正好是他的名篇《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入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的时候。就在同一年，他的父亲也去世了。霉运继续伴随着卡佛，他出版第一本诗集那一年，惨到要去卖电影票，出版第二本诗集的时候，他失业了，靠着救济金生活。中间也发生过一些好事，卡佛拿到过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还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但是没过两年，他就因为沉迷酒精辞职了。《请你安静些，好吗？》好像是他的魔咒，当他要出版第一个同名小说集的时候，他第二次破产了。这个小说集出版之后的某一天，卡佛的两位朋友一大早赶到他家里，不是前来祝贺这本书将要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而是开车送他和妻子去县法院出庭，他被指控为获取失业救济金而说谎。卡佛对卖书收益完全没指望，他不得不卖掉房子，才能付清因为酒精中毒住院而产生的治疗费。

1968年，卡佛和妻子有一段短暂而荒唐的以色列之行，卡佛后来认为这是夫妻出现裂痕的开始。玛丽安在以色列如鱼得水，但卡佛经历了严重的文化休克。卡佛是一个靠着女人的爱活着，贫穷、保守、酗酒的男人，他需要被爱的感觉。从以色列回来，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妻子的关注，从此再也没有恢复。那时候正是60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卡佛夫妇的婚姻也正在走向尽头。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卡佛把这生活的阵痛都化作了文学素材。这十年里，他写得最多的就是那些底层家庭里养育孩子的夫妻，那种“为穷困所困，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的小说，包括《田园诗》等知名的短篇。他观察男女关系的反常，描写婚姻危机的暗流。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美国人生活前所未有的一个层面——那种生活在后工业化郊区，看上去很快乐，但为家庭不和而揪心、时刻处于破产边缘的人。卡佛的生活环境和作品题材正在逐渐丰满他的写作风格。

这个阶段的最后，我们看看他跟编辑的关系。让我们回顾一下卡佛疯狂写作的196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年轻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毒品和政治对他们来说比阅读本身更重要。大街上、印刷刊物上到处都是诗。当时反主流文化成为主流，电影、剧场演出和摇滚乐是最重要的艺术，小说的地位在下降，《五号屠宰场》《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黑色幽默风格的长篇小说才能受到关注，还有一批作家发起了以新新闻主义为旗帜的非虚构写作。

所有这一切都和卡佛无关，他和这种文化潮流保持了距离。他继续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去写表现家庭或半乡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并越来越趋向一种精简的现实主义风格。卡佛靠着自己对短篇小说的热情，得到越来越多编辑的青睐，其中就有柯特·约翰逊。他主编的杂志《十二月》接受了卡佛《请你安静些，好吗？》的投稿，这成为卡佛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卡佛对成为作家这件事再也没有动摇过。通过约翰逊的引荐，卡佛得以认识了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人，戈登·利什，一个有着强烈个人意志、喜欢大刀阔斧修改作者原稿、精力充沛而颇有眼光的编辑，《先生》杂志新小说栏目的推动者。这个人对卡佛的人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卡佛非常在意文学界的评价，温厚而略显自卑的性格，也让他在和编辑利什的关系里处于下风。作为编辑，利什经常不顾卡佛的感受而大面积删改他的作品，比如小说《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就被利什改成了一篇叫做《这是什么？》的风格变味的小说。对于刚刚出道且急着想得到文学界承认的卡佛来说，对利什似乎只能忍气吞声。1976年，利什出版了卡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为了编辑一本独具特色的小说集，利什挑选了卡佛二十二篇小说，不顾卡佛反对改了几篇小说的名字，还对小说细节动了手脚。表面看，他没有大幅度改变任何一篇小说的情节，然而他实际上改造了它们的内涵。那时候，卡佛饱受酒精中毒之苦和经济危机之累，极度渴望看见这本书面世，他再一次向利什妥协了。好在随着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诞生，作为一个作家的卡佛，终于要开始交好运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卡佛的“另一次生命”。这十年，是卡佛小说最高产的阶段，他也走上了作家生涯的顶峰。

1977年绝对是卡佛的人生分水岭。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第二部小说集《狂怒的季节》问世，他成功戒了酒，和妻子玛丽安分居并最终离婚。在某场作家宴会上，结识了女诗人特丝·加拉格尔，坠入爱河。两人相伴十一年，直至卡佛去世。1980年，卡佛被大学聘用为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工作。他又创作了两本优秀的短篇集，一本是被尊为极简主义代表作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本是代表卡佛成熟风格的《大教堂》。再加上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的精选加新作集《我打电话的地方》，这三本书奠定了卡佛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

人们在评价卡佛小说的时候，给他贴上了极简主义的标签。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极简主义来定义卡佛独特的文风，她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而著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翰·巴斯则说得更简洁：极简主义美学的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正如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

很显然，这听着和海明威开创的冰山理论挺像，所以卡佛并不是这种文风的开创者，而且和大多数作家一样，他很反感自己身上的标签。后来，他甚至用那本《大教堂》来“反极简主义”。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根据后来卡佛和编辑利什的通信记录，卡佛早期的部分成名作其实是利什大肆删改的结果，尤其是成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书，有卡佛的原版 A 版本，利什修改的 B 版本和 C 版本。卡佛一直要求恢复让他信服的 B 版本，但最终，利什风格的 C 版本成了市场赢家。第二，到了写作《大教堂》的时期，卡佛已经感觉到过分风格化的弊端，它会削弱小说的内涵，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意识到再朝那个方向走下去——把一切都删减到只有骨头，甚至只有骨髓——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越来越成熟的卡佛，不愿让利什以他的文学领路人自居，但他内敛的个性又让他无法公开弄僵两人的关系，毕竟，他依然看重利什对他文学事业的助力。他一直考虑怎么加强对自己作品处置权的控制，他意识到，反抗利什的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独立写作，写出优秀的作品，亲自把小说投给杂志，而不是投给利什。他逐渐学会了如何根据自己已有的成功给未来开路。

1983年，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每年三万五千美元，免税，至少五年。这是一种专给即将得到公认的英语作家的奖金。卡佛辞掉了教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不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立刻被提名普利策奖，而且在八个星期内重印了三次。卡佛也被介绍到英国，成为一个短篇小说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卡佛的成功其实有一点偶然性，因为他刚巧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跟混乱的60年代不同，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美国的图书市场发生了变化，大型购书中心开始取代传统书店，生意规模更大，业务发展更快，书籍很少滞销。此外，出版商也一直在寻找适合忙碌现代人阅读的方式，当时英美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短篇小说出现了复兴迹象。所以，卡佛写的内容正适合出版商的需要。于是，经过好几个高明的文学经纪人包装，卡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教堂》成功后，卡佛和利什分道扬镳，但是《大教堂》也成了卡佛小说的绝唱。在这本书里，他的写作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过去，他的作品让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是从《大教堂》开始，卡佛虽然也让小人物在生活困境里挣扎，但终于给出了一点亮光。我们可以读到一对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的和解，也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放下对一个盲人的戒备，开始在他的指引下闭眼感受教堂的轮廓……总之，无论希望多渺茫，人已经开始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走去。卡佛解释过自己的这种改变，他认为这十年里，他感觉乐观了一点。他终于摆脱了糟糕的过去，有了新的爱人，经济有了保障，文学上有了地位，心境自然会发生转变。

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他放弃了写长篇小说的愿望，集中写了二百零四首诗，出版了两本诗集。在诗歌中，卡佛更愿意展示内心神秘的黑色地带。在他的诗里，能看到他对死亡的好奇，以及一种冥冥中的不详预感。在《大教堂》出版五年后，终于可以衣食无忧专心写作的卡佛发现自己得了肺癌。他一直为自己戒酒成功而自豪，却没想到吸烟毁了他。1988年8月2日，太阳刚刚升起，雷蒙德·卡佛去世了，那年他刚好五十岁。卡佛被葬在美国安吉利斯港的海景公墓，墓碑上刻着“诗人，短篇小说家，随笔作家”，还有他的诗歌《后期片断》，他终于可以对着心爱的大海长眠。卡佛早逝成了一个公共事件，美联社反复播发卡佛的讣告，刊登在《纽约时报》等成百上千的报纸上。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把卡佛称为“美国的契诃夫”，雷蒙德·卡佛终于和他的偶像契诃夫站在了一起。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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