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杂文精选（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

经典杂文精选（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杂文和时评都是广义上的言论，都具有短小、轻便、灵活的特点。作为言论的杂文更接近于文学，作为言论的时评更趋向于新闻。杂文的批判性、文艺性 以及注重形象思维的创作方式 使之在发挥社会功能的时候 能更加展其所长 针对社会问题作出针砭褒扬反应。时评的及时性、新闻性 以及构思和议论中所需要的理性诉求方式 使时评在引导舆论、监督社会、发挥其社会“排气阀”作用等方面 具有“快枪手”的特质。两者各以其独特的优势 在我国不同时代先后为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各种文体空前融会贯通的今天 杂文和时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 理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保持个性、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共同繁荣。二、从文体特征撕开突破口，让杂文和时评实现最大限度的优势互补。杂文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针砭时弊、批评世俗、反思历史、解读人生的文艺性论文，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不少杂文家感叹“杂文”阵地正在逐渐丧失之时，“时评”却异军突起，在我国发展势头相当强劲，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刊登时评已成时尚，许多晚报类、都市类报纸以整版辟出时评空间，甚至侵占了原本属于文学副刊的领地。这种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纯杂文”和“新闻述评”之间的言论文章，正“攻城掠地”成为许多报刊的“招牌菜”，甚至不少杂文报刊也大量刊登时评类文章，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于是有杂文家称之为“时评兴盛”和“杂文式微”。这个趋势在近年来显得尤为突出，大有以时评写作取代杂文创作之势。自出现时评热以来，关于“杂文式微”的议论甚多。不过，在“时评兴盛”的大气候下，时评写作的肤浅化、快餐化、八股化、公式化等弊端也引起不少争议，认为时评充其量只能在“说什么”的意义上起作用，很难在“怎样说”上对人有所启发。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文和时评都亟待改进和提高。

众所周知，通过思想启蒙改变人的精神，最有效的手段当推文艺，其中杂文尤其得心应手。因为杂文的议论特性、主观感性色彩和社会批判功能，使其在沟通读者与作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最容易进入人的精神领域，与读者形成心对心的交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其可贵之处在于以小见大，生动幽默，以点滴思想给人以明目慧心的启迪。但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信息流量的加大，读者更倾向于接受比杂文节奏更快的时评，因此现在很多报纸都拿出较大篇幅给时评类文章作阵地。有人主张时评可以杂文化，但杂文不能时评化，并预言“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

那么，在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情况下，怎样让杂文和时评都“活”起来呢？

一、从历史渊源入手，理清杂文和时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杂文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针砭时弊、批评世俗、反思历史、解读人生的文艺性论文，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杂文姓“杂”而性“辣”。杂文的“杂”在于题材、笔法、形式别具一格，通过旁敲侧击、绵里藏针、借古喻今以达到切中要害、以理服人之目的。杂文的“辣”在于文风要深刻泼辣、议论要精辟独到、形象要鲜明典型、语言要生动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我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杂文这类文章，第一个提出“杂文”概念并把它当作一种独立文体的是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现代杂文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初以“随感录”的名称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二十年代已有可观的成就，进而在三十、四十年代风靡文坛。“五四”以后的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写过不少优秀的杂文，尤其是通过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到了六十年代以邓拓为代表的杂文家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的杂文娓娓而谈、平易亲切，备受读者喜爱。当代杂文写作的兴盛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8年十年里，之后虽有发展，但势头及作品有所减淡，上乘之作亦实少见。

时评顾名思义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时事评论或称新闻评论，主要是针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时事新闻、读者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或思想中的突出问题，缘事而发，寓情于事，直接阐明作者的意见和态度，从而引导社会舆论和干预社会生活，引起读者思想和行动的共振。我国著名新闻评论家郭步陶在《评论作法》中认为：“时评二字，本是时报先用起，后来因为时报的主笔冷血先生的时评出名，各报也有相沿而用的，实在仍就是各报自己所撰的评论。”这是“时评”这个概念由专称到文体泛称的过程。时评是中国近代报业史的产物，第一次“时评热”是189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掀起的，并且一直持续到整个晚清时期；第二次“时评热”是20世纪40年代，以《大公报》、《观察》的评论为代表；1998年以来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形成的第三次“时评热”大有铺天盖地之势，至今方兴未艾。

时评多采用逻辑思维，其及时快速的特点使它能在最快时间里解答人们对一起新闻事件的疑惑。它直白量多，就事论事，没有那么多的艺术“曲笔”，因为快，所以也会速朽。而杂文要求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二者并行，它是需要艺术构思的，生命力也很长，古时柳宗元、苏轼、韩愈都有优秀杂文传世。时评的观点十分鲜明，必须清晰明白地说出来，而杂文就不必如此，它的观点常常可以隐藏在文字的背面，更适于慢慢咀嚼。

二、从文体特征撕开突破口，让杂文和时评实现最大限度的优势互补。

杂文和时评都是广义上的言论，都具有短小、轻便、灵活的特点。作为言论的杂文更接近于文学，作为言论的时评更趋向于新闻。杂文的批判性、文艺性 以及注重形象思维的创作方式 使之在发挥社会功能的时候 能更加展其所长 针对社会问题作出针砭褒扬反应。时评的及时性、新闻性 以及构思和议论中所需要的理性诉求方式 使时评在引导舆论、监督社会、发挥其社会“排气阀”作用等方面 具有“快枪手”的特质。两者各以其独特的优势 在我国不同时代先后为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各种文体空前融会贯通的今天 杂文和时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 理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保持个性、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共同繁荣。

文艺性的杂文可以借古喻今，从历史中吸取今人需要的营养，也可以对昨天发生的事情加以议论评说，呈给人们以客观的哲理，在时间的长度上不受限制，注重针对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加以提炼和升华，深开掘、精加工，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颖而有价值的东西，洞幽烛微，言人未言。杂文不仅注重“说什么”，更注重“怎样说”；不仅要说得清楚明白，也要说得含蓄蕴藉；不仅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也要言之有味、言之有趣，让人获得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而时评在依托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关注社会生活，紧扣时代脉搏，针对当下发生的焦点、热点问题，迅速做出反映，及时解析，当即批评，引领大众视听。时评之优长，在于快，往往就某一具体新闻事件发表快捷而迅速的评论，就事论事，很少说开去，其表达方式也是有话直说，追求简单明了、直奔主题。

因此，对于一个杂文家或时评家来说，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将杂文的“深加工”与时评的“短平快”有机结合起来，对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体现前瞻性、思想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然会创作出广大读者青睐的篇章。

三、从推陈出新的角度拓宽思维，树立“大杂文”的新理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就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如果离开具体的时代去写文章，就会失去文章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许多文体都在扩张求变，比如小说有“纪实小说”、“报告小说”、“散文小说”、“诗话小说”、“影视小说”之说，散文有“大散文”、“新散文”、“文化散文”、“艺术散文”、“小女人散文”、“学者散文”之追求，而有些诗歌更是写得“类杂文”、“类散文”、“类语录”。其实在这些文体中最有“资格”扩张求变的倒是杂文，因为杂文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可偏偏杂文却固步自封了起来。其实杂文与时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同根生、血脉融、风骨近的本质特征。好时评和好杂文一样，除了运用写作技巧外，关键要给读者思想启迪和阅读快感。如果说杂文是专制产生的珍珠，那么时评就是民主所催生的结晶。曲笔式的杂文讲究“慢工出细活”，是一种中国“旧特色”，而直言式时评强调时效“快速反应”，是世界“新趋势”。杂文的文艺特点使其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而时评通俗快速的新闻性特点更能让占读者绝大部分比重的浅层次读者接受，可谓各有千秋。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给杂文和时评发展注入的新活力，让糅合杂文与时评各自优点的“大杂文”新理念在新世纪诞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大杂文”可作为杂文、时评、随笔、杂感、闲话、漫谈、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语、编前编后、专栏言论等小评论、小议论文章的总称，要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即要“针砭时弊”也要“讴歌时代”，既可以是“战斗的檄文”也可以是“前进的号角”，既可以是“投枪和匕首”也可以是“手术刀和苦口良药”。写作“大杂文”是一个审视社会、审视人生的过程，要求能够更加及时、更加广泛、更加全面地将杂文的曲里拐弯和时评的一针见血有机结合起来，入木三分地鞭挞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及时准确地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写作“大杂文”要有鲜明强烈的情感，是所是、非所非、歌当歌、批当批，将新闻性、时效性、可读性和贴近性有机结合，将时事性、论战性、形象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主题突出，观点鲜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作“大杂文”要不拘一格，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注重文章的启迪功能、教化功能、愉悦功能和娱乐功能，既适应当代人的欣赏习惯，又使文章显得厚重。在杂文、时评经受社会考验的今天，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作者创作多种形式的优秀大杂文，不要让人误解为杂文只是骂人的文章，杂文家只是骂人的人，从而使“大杂文”达到使用文艺手法、融合新闻特质、借助媒体平台、最大限度地传播思想文化，成为为民众代言、替百姓呐喊的深受老百姓欢迎的文体的目的。

四、从“百家争鸣”中解脱出来，实现“大杂文”的“百花齐放”。

关于杂文和时评的争鸣，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持“时评与杂文结合”观点者认为二者作为广义的言论文章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主要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很多优秀的时评同时也是上乘的杂文。《杂文报》的创始人储瑞耕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过“杂文时评化则杂文死，时评杂文化则时评活”的观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又在《青年记者》杂志发表《杂文时评非亮瑜》一文 再次倡导时评“杂文化”——借鉴杂文之优点和长处，把时评写得活一些。认为时评与杂文堪称兄弟，决非“既生瑜，何生亮？”的关系，不应势不两立，而应各自保持风格特点又取长补短，共同繁荣。2003年11月，著名杂文家朱铁志在《法制日报》发表的《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一文中说：“时评也好，杂文也罢，都是广义的言论，两种文体常常纠缠在一起。但作为时评的言论更趋向于新闻，作为杂文的言论更接近于文学。杂文与时评，本是同根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要互相排斥，更无需相煎太急。如果把时评当做一种普及艺术，杂文就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2004年9月，《杂文月刊》又发表署名为“五柳”的《我看“杂文”和“时评”》文章，认为杂文与时评没有正房偏房嫡出庶出这些概念，提出了形象的“墙说”。“有堵墙是两家 拆了墙就是一家人” 并且这墙“更像是人工垒砌的 并不是天然就有的” 并据此得出结论:杂文和时评就应该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就象同一事物的两种称呼，即便是统一地被唤作‘杂文’，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这墙是不该存在的。2005年7月，《杂文选刊》执行主编李君在接受龙源期刊网专访时认为，时评与杂文作为两种文体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其特点、优势。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只要有好的观点，不在于是时评或是杂文。但客观地讲，时评相比杂文更具时效性，多为易碎品；杂文则更注重情感、更讲究艺术构思、文学性和可读性。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杂文奖获得者鄢烈山认为，当今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杂文、时评应该通过针砭时弊，引发各阶层人士的共鸣，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要将杂文“定死”为“投枪匕首”这一种，杂文本来姓“杂”。杂文以后肯定还会有发展的空间，以后时评杂文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更多地采用杂文的笔法，空间会大一些。我们不可能像李敖一样给蒋介石上课，但是给文化人上课的杂文是可以做到的。公众人物如果受到的监督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批评越来越自由，那么时评杂文化的趋势会多一些。

在融合杂文和时评优势写作“大杂文”方面，我认为浙江《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所坚持的“取时评之素材，写杂文之华章”不失为一种比较成功的写法。取时评之素材，是指选取值得评说的新闻信息，是言之有物的基础；写杂文之华章，是努力追求言之有情和言之有文，精雕细琢出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

大杂文应当来自民众，反映民情，体察民意，喊出民声，惟其如此，它才能鲜活泼辣，富有生气，才能从民情民意民声中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摸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写“大杂文”，由于要融活杂文和时评的最大优势，纵横捭阖，旁征博引，这就需要作者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政治敏感、生活经历、知识积累和文字水平。题材要广采博取，内容要丰富多采，篇幅要短小精悍，形式要灵活多样，说理要形象幽默，议论要生动诙谐。要通过快准狠的分析，对形象作“一鼻一嘴一毛”的勾画，旗帜鲜明地表明作者或媒体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从而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在杂文或时评写作中，初学写作者常常苦于“杂”不起来、“评”不起来，缺乏形象性，缺乏新颖性，既没有杂文的味道，又快不起来。出现这种窘境的原因，除了对所写的问题想得不深不透以外，还与作者生活经验的贫乏和知识面狭窄有很大关系。因此，在平时必须注重生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开拓，不断扩大生活视野和知识面，有意锻炼自己的提升能力、分析能力、提炼能力，于司空见惯中发现论题，在“距离感”的高度上“咬住”论点，先行一步想人所未想，言人所未言，这样才能“从风月写出风云”来，从“小事”论出“大理”来。

铁肩担道义，形杂实不杂，才气酿佳句，观点成文章。我们坚信，只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坚持“大杂文”理念勤于笔耕，就一定能让杂文和时评都“活”起来，就一定能写出在文学和新闻的百花园中充满勃勃生机的优秀“大杂文”来！（原标题：怎样让杂文时评都“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