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大会直播回放（科学大会科学春天）

科学技术大会直播回放（科学大会科学春天）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82岁的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本大红奖状和一张代表证递给记者，这是他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纪念，珍藏了43年。播撒希望的种子全国科学大会为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拨正了方向，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春天

【历史瞬间】

科学大会 春风拂面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全面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发展趋势、战略重点、科技人员的政治地位、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著名论断。

在闭幕式上，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做了热情洋溢、动人心弦的书面讲话，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布：“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全国科学大会为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拨正了方向，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科学春天

播撒希望的种子

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82岁的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本大红奖状和一张代表证递给记者，这是他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纪念，珍藏了43年。

“这是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跟随着杨乐的讲述，时间回到了1978年的阳春三月，全国数千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

“当小平同志说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鼓励科技工作者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时，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人都是流着泪听完他的讲话的。”杨乐回忆。

杨乐说：“全国科学大会并不是孤立事件，之前恢复高考，老科学家们得到平反，之后中科院增选了283名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党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有效提升了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大会的大部分会议是小组会，杨乐所在的小组有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等著名的老科学家，杨乐与张广厚、陈景润虽是年轻代表，但作为当时的新闻人物也成了亮点。记者还专门抓拍了华罗庚、杨乐、张广厚、陈景润四位数学家在一起小组讨论的照片，流传至今。

“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小平同志掷地有声的讲话。”杨乐还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科技摆到非常高的位置上。那么国家就要依靠科技，尊重科技人员，科学家再不是低贱的‘臭老九’。”

“老科学家们听到后备受鼓舞，把这称为是知识分子的‘第二次解放’！”

一次大会缘何能被老科学家们称作“第二次解放”？杨乐对此深有体会：“在科学大会召开之前的十余年时间，我国科学事业的全面停顿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杨乐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少5年多的时间里，高等院校没有任何教学活动，全国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全部停刊，更莫谈科研工作。

当时已经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杨乐，还没等毕业拿到证书，就和许许多多科研工作者一样，被迫中断了自己热爱的数学研究，甚至连书本都不能碰一下。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老科学家们受到连番批斗，备受屈辱，就连陈景润这样的年轻学者也被关进了‘牛棚’。”杨乐回忆。

寒冬中结出学术硕果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全国工作，中科院才开始恢复一些科研工作。与其他学科不同，搞纯粹数学研究，条件相对简单，更偏重于数学家的个人思维与推演。这也让杨乐、张广厚、陈景润等年轻数学家有机会悄悄开展研究。

杨乐说：“我和张广厚下了苦功，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了解国际上函数论的研究工作。”

那段时间，为了挤出时间全身心投入研究，杨乐会在下班路上的路边摊买些堆菜，都不用费时间烹炒，凉拌了配碗米饭就是一顿饭。张广厚患上视网膜炎后，不能太多用眼，杨乐就把阅读和钻研文献的工作都承担起来，先给张广厚报告文献，分析思路，然后两个人一起讨论。

就是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杨乐与张广厚合作，凭借科学家的钻研精神，在1972年底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73年的《中国科学》上。他们继续反复钻研，终于发现了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论文发表于1975年的《中国科学》上。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为国际数学界瞩目，被命名为“杨-张定理”或“杨-张不等式”。杨乐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让中国人的名字写在数学书上！

春的气息在科学界弥散开来

杨乐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搞经济建设就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学校教育的作用自然被显现出来，提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迫在眉睫。树立、表彰知识分子典型成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因“杨-张定理”得到国际数学界赞誉的杨乐、张广厚成为绝佳的人选。197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通稿，长篇报道《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两人成了知识分子的典型。之后，因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陈景润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中科院全面启动被中止了十余年的学术职称评定和晋升工作，陈景润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杨乐与张广厚越级提升为副研究员，很快又提升为研究员。

此外，国家实行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给予特殊津贴制度。杨乐得到了每月50元津贴，拮据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这一阶段，国内外学术交流也逐渐恢复了。杨乐、张广厚二人作为“文革”后首次以个人身份赴西方参加学术活动的学者走出了国门。

这一项项政策的出台，都是党中央发出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信号，“春”的气息在科学界弥散开来。

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四位数学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

【百年回眸】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全国科学大会后，社会上形成了尊重科学的良好氛围。科技报纸和科普版面相应增加，有的地方科技报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百万份。那些全中国几乎没几个人能看得懂的玄奥理论，竟然成为新闻媒体和全民口中的高频词汇。科技工作者也成为全社会追捧的明星。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长大要当科学家！”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响亮的口号成了无数学子求学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国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也迅速加大规模。据中科院院刊记载，在中科院1978年招收的1000余名研究生中，130余人在入学不久经过外语培训后出国留学。科技系统和教育系统也选派了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赴欧美留学，开启了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大潮，使中国科技逐步跟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

搞经济建设就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学校教育的作用自然被显现出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不仅让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更深远的影响是，在政治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打破坚冰，开辟航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