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名由来及其简述（贵州水西地名三考）
贵州地名由来及其简述（贵州水西地名三考）（一）应《光明日报》语言文字版编辑的邀请，笔者写了一篇“地名：检视地域文化的历史窗口”（《光明日报》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的小文，以“酂”字在河南永城、湖北老河口两地的地名读音为例，说明地名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及地域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因篇幅所限，文中只讨论了一个字，讨论范围限于中部汉语和中部汉族地区。导语地名中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地名来源的解读，就是地域文化的历史考察。本文考察了贵州省原水西地区的三个地名，三个地名代表水西地区地名来源的三种类型：“毕节”得名于彝族一个古老部族“比跻”，是彝族家支名用作地名。“落脚河”来源于五代时的“禄州”，本是彝族地方，汉语名称，然后又经过彝语、汉语的来回转写，最后变成一个字面义与本源义毫无关系的地名。“珠场”完全是汉语地名，但不是普通的汉语地名，而是中国特有的生肖地名。生肖地名形成的原因是汉族与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通约的结果。关键词毕节；落脚河；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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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名中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地名来源的解读，就是地域文化的历史考察。本文考察了贵州省原水西地区的三个地名，三个地名代表水西地区地名来源的三种类型：“毕节”得名于彝族一个古老部族“比跻”，是彝族家支名用作地名。“落脚河”来源于五代时的“禄州”，本是彝族地方，汉语名称，然后又经过彝语、汉语的来回转写，最后变成一个字面义与本源义毫无关系的地名。“珠场”完全是汉语地名，但不是普通的汉语地名，而是中国特有的生肖地名。生肖地名形成的原因是汉族与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通约的结果。
关键词
毕节；落脚河；珠场；地方志；地名考释
导语
（一）应《光明日报》语言文字版编辑的邀请，笔者写了一篇“地名：检视地域文化的历史窗口”（《光明日报》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的小文，以“酂”字在河南永城、湖北老河口两地的地名读音为例，说明地名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及地域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因篇幅所限，文中只讨论了一个字，讨论范围限于中部汉语和中部汉族地区。
（二）地名问题在西南地区又是另一种面貌。从区域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大致而言就是彝、藏、苗、汉四大民族的互动史。这种历史文化关系影射到地名上，同一个地方，不同民族有不同命名，不同时代反复命名，同一地名经不同语言来回转述后形成复杂的音转现象，因而一地多名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西南地区的地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南地区民族互动史的语言学解读。下面，本文即以这一历史文化视点为基础，主要参考地方志文献资料，讨论毕节、落脚河、珠场三个地名的来源。
一、毕节考
（一）和北京有“大北京”、“小北京”的区别一样，今天的毕节也有“大毕节”和“小毕节”之分。“大毕节”指的是今天下辖一区七县的毕节市，原为贵州省毕节地区，现为贵州省的六个地级市之一。“小毕节”指的是今天的七星关区，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更名之前的毕节县。因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原毕节县历史，因此，以下行文如果未经特别说明，“毕节”均指原毕节县。
（二）据《毕节县志》（毕节县志编纂委员会，一九九六），毕节位于东经104。51’一105。55’，北纬27。3’一27。46’之间，地处贵州省西北部，县境东北与金沙县搭界，东面毗邻大方县，南与纳雍县接壤，西南与赫章县、云南省镇雄县相联，北与四川省叙永、古蔺县隔赤水河相望。县境东西长约一百二十公里，南北宽约八十公里，总面积约为3414.91平方公里。人口1078406人，除汉族外，还有仡佬、彝、苗、布依、白等二十二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将近十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34％。全县划为三十六个乡镇（十六个镇、十五个民族乡）、五百九十二个村、四个街道办事处、四十六个区委会。
今毕节县地汉代为平蛮郡治，东晋为平夷郡治，元代设置驿站，明代设毕节卫，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卫改县，一九九三年建毕节市（县级市），二〇一一年县级毕节市更名为七星关区。境内有七星关古遗址、大屯彝族土司庄园、中华苏维埃川滇黔革命委员会旧址、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十余处。
（三）作为一个地名，“毕节”得名之源颇多说辞。
（乾隆）《毕节县志·形胜》：“毕节在万山之中，四面有水环聚。东至雪山关而下，南至双山而上，地势平衍，至百里坦途。近城一水潆洄，由东而南而西折，逼近城垣，俨若壕堑，昔人谓之毕川。邑之得名以此。”
这是第一种说法，认为毕节周遭地势平旷，原来就有“毕川”之名。
但（乾隆）《毕节县志·形胜》又列了一种说法：“或云自元时已设驿，建置之初，时逢除夕，故名日‘毕节’”。
按这种说法，建驿站时本来是没有名称的，因建驿站时正好是除夕，所以就将其称为“毕节”，大致取其“毕于此节”之意。
（光绪）《毕节县志》卷之二“城池”：按方志谓，毕节筑城以十二月晦日始成，因名毕节云。
光绪版《毕节县志》和乾隆版不同的地方在于，光绪版认为是修毕节城时完工于十二月晦日（即除夕），所以叫毕节。
（道光）《大定府志》不同意这两种说法。在引用（乾隆）《毕节县志》的观点后，《大定府志·卷十八》认为：“夷书‘毕节’称‘龙更’，又称‘裸巨’、‘裸革’。又云‘比跻’系‘白罗罗’之名，因号其地为‘比跻’，久之讹为‘毕节’。盖‘平夷’、‘平迟’、‘比跻’、‘毕节’为一声之转，‘禄州’、‘龙更’、‘裸巨’、‘裸革’亦一声之转。”
《大定府志》既不同意《毕节县志》的两种说法，也不同意《夷书》所载“白罗罗”原名“比跻”，后来由彝族“比跻”族名演变为地名“毕节”的意见，而是从语音演变的角度，认为“毕节”就是从“平夷”、“平迟”、“比跻”一路变来的，一直是一个汉语地名，与彝族没什么关系。
一九九六版《毕节县志·历史沿革》：汉唐为彝族比跻系世居。元朝初年，平迟安德长官司修建驿馆，开馆之日适逢除夕，是一年里最后一个节日，因古称“毕跻”，故转音取名毕节驿。
这个说法显然是把《大定府志》关于《夷书》“比跻”的记载，和（乾隆）《毕节县志》志书上所说元代修毕节驿适逢除夕的说法捏一起了。
以上是见于正统志书的几种说法。在毕节民间，还认为是明代洪武年间修毕节城时，完工时正好是除夕夜，于是就“毕于此节”了。这种说法应本于光绪《毕节县志》。
（四）《大定府志》否定《毕节县志》的观点，这是正确的。但《大定府志》在引用《夷书》所载毕节源于彝族白彝家支“比跻”后又将其否定，认为“毕节”应源于秦汉时期的“平夷”，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先看音转条例。“平”与“毕”，声母方面：“毕”为古全清声母，“平”为古全浊声母；再看韵母：“平”为古阳声韵，“毕”古人声韵；古声调：“毕”为古上声，“平”为古平声，声韵调全都发生音转，这不符合通常的音转条例。
毕节得名源于彝族家支名的记载见《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下”“夷书十二则”之十“比跻”条：
比跻，系白罗罗之名，因号其地为比跻，久之讹为毕节。比跻地与水西、乌撒、播勒三家界相联，三家俱来越占。比跻潜逃至募役司，后又遁至楚雄，家焉。
按相关资料记载，旧时彝族分黑白两种，黑彝“骨头重”，是贵族；白彝“骨头轻”，是彝族中的平民百姓。夷志中所说的“水西”就是以今大方、黔西为中心的安氏，是雄霸贵州全境的大贵族；“乌撒”是以今威宁一带为中心的彝族贵族，“播勒”是以今织金、安顺一带为中心的彝族贵族。由于这三家时常劫掠以今毕节为中心的“比跻”部族，比跻先是投奔募役部（在今关岭一带），最后回到云南楚雄。在历史长河中，虽然这个彝族家支离开了，但记载着这一段历史的地名却永远留传下来。
在西南地区，因彝族家支而得名的地名并不罕见，远如云南省会昆明，近如乌蒙、乌撤，盐仓，都得名于在当地居住的彝族家支（巴莫阿依一九八七）。相关研究可参牛汝辰（一九九〇）、吴光汉（二〇〇〇）等。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根据明生荣教授（二〇〇〇七：二十一）的研究，毕节东北部乡镇的古人声今归去声，相当于其他方言的ie韵母，包括毕节城区在内，毕节南部地区都读i韵母。于此可见，早年毕节应该像这些地方一样，“节”与“跻”是完全同音的，而“毕”与“比”只是声调小有不同，声母韵母完全相同。
综合以上证据，可以确认“毕节”来源于早期彝族“比跻”家支名。
二、落脚河考
（一）据《大方县志》（大方县志编纂委员会，一九九六），大方县地势中西隆起，以九龙山、公鸡山、火烧箐、海马箐、龙昌坪等山脉为分水岭，北部属赤水河水系流域，南部、西部、中部为六冲河流域。
赤水河水系位于县境东北部，主要河流有二道河（亦称马洛河、格里河、聂尔第河）、油杉河、母都河、蚂蚁河、果瓦河等六条，流域面积八百。七平方公里，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3％。
六冲河流域属乌江水系的，主要河流有六冲河、上坝河、冷底河、哥搓罗河、八堡河、凉水河、拉鲁河、新基河、落脚河、木弄河、木白河、西溪河、安乐河、米底河等十四条，分布在县境南部、中部、西部，流域面积2337.2平方公里，为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7％。
上列十四条河流的名称，有的是根据用字即可理解的汉语名称，如六冲、上坝、八堡、凉水、西溪，有的应该是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根据用字，很难理解其地名含义，如哥搓罗、拉鲁、木弄、木白、米底等，现在很难。其中，“落脚河”看似很好理解，似乎可理解为“歇息”的意思，但究其来源，这个名称却与字面义绝不相干，究其原因，其本来是一个平实易晓的汉语地名，但在经过上千年汉语与彝语的来回转述，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演变后，最后变成了这个面目全非的特殊地名。
（二）现在从大方开车去毕节，走贵毕路，过落脚河大桥只要一分种，平稳通畅，不会有人觉得这可以算是一段经历。但如果回到人背马驮的年代，过落脚河却是一段步步惊心、筋疲力尽的旅程。
按原来的老驿道：出大定府城北门，爬黄土坡，经螺丝塘，下乌龙坡，过汤粑哨、两路口，下沙子坡，十五里路，就到了奢香九驿中的第七驿——阁鸦驿。到阁鸦驿必须打尖。因为接下来的一天：从大阁鸦出发，先要走一段五里路的“大转弯”，大转弯地势险竣，头上是悬崖峭壁，脚下是湿滑的石板路，下面是湍急的河流，到小阁鸦就该吃午饭了，接下来要过落脚河，从小阁鸦下山到落脚河渡口是五里，等渡船，过河，再爬山五里，到双山，这时天色已晚，无法赶到第八驿归化，只能住在双山。过了双山，经归化驿直到毕节城，基本就是一马平川了。
落脚河的重要性可从这张两百年前绘制的大定府全境图中窥见一点端倪。
在这张地图上，落脚河被标识得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个原因，龙场九驿是元明清勾连云南、贵州、四川的交通要道，是经贵州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而落脚河是龙场九驿所有路段中最为险要的一个关卡。落脚河东面的阁鸦，西面的双山，两处常年驻兵，目的都在守护落脚河这个险要路段。
这种情况在古书中史不绝书。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三“贵州四”：
阁鸦洞，在大方西南，近毕节之阁鸦驿。《志》日：落折水自毕节流径此，谓之阁鸦江，流颇盛。渡江而北，即至大方，有阁鸦洞。俗名牛皋子洞。悬崖绝壁，下临巨川，舟行洞中，深广不可测。登降以梯乃得上。夷人常保此，以为大方之障蔽。《滇纪》：由阁鸦至大方，洞凡三十有四，而阁鸦最险。
所谓“阁鸦最险”，实际上是从大阁鸦到落脚河这一段路最险，山大坡陡，草深林密，河流湍急，行路艰难。
第二，明清时期的贵州，水西地区有“九驿十八站四渡”之说，这些重要的历史地名全都与落脚河相关。
九驿即龙场九驿，也有人称为水西九驿，奢香九驿。这三种说法所指地点相同，但命名的着眼点不同。龙场九驿是以起始驿来代指其它八驿，水西九驿着重九驿的分布区域，奢香九驿着重在于修建者。明代一般按六十里设驿。驿站有馆驿、床铺和驿马。床铺位有二十至四十不等，驿马跟床铺匹配，也有二十至四十匹不等。这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一条重要的交通线。综合《大明一统志》、《贵州图经》及《贵州通志》等书的记载，“龙场九驿”及其所经路线是指：
1.龙场驿（今修文县城）→宅吉（今折溪村）→哨上→蜈蚣坡→二槽沟（今二朝沟）→枫香桥（今枫箱桥）
2.陆广驿（今修文县六广镇）→五显台→五里坝（今钟山乡）→谷里驿（今黔西县谷里）→杨柳塘→打鼓寨
4.水西驿（今黔西县城东南水西公园内）→箐头→以那坝（今野坝）→新铺塘（今清铺塘）→杨家海→松树沟
5.西溪驿（又名奢香驿，今黔西县西溪）→大渡河桥（又名奢香桥）干堰（疑为今堰塘坝）→簸箕箐（疑为今黄泥塘镇）→乌西（乌溪）→羊场坝
6.金鸡驿（今大方县东境金鸡村）→九里箐（今羊场镇穿岩村坡头组）大定城（今大方县城）
7.阁鸦驿（今大方县阁雅村）→落折河（今落脚河）→双山→沙子哨
8.归化驿（今大方县西境归化）→梨树坪→二步
9.毕节驿（今毕节县城附近头步）
十八站。“站”。指的是两驿之间较小的驿站。在龙场九驿之间，还有九个站，合称九驿十八站。据《贵州图志新志》，十八站指的是：卜野拏、木阁箐、龙场、蜈蚣（草塘）、陆广、青岗（箐岗）、谷里、垛泥（朵妮桥）、水西、雨那（今野坝）、杨家海、西溪、乌西（乌溪）、金鸡、阁鸦、落折水（落脚河）、老唐、归化等驿站。
四渡。据《贵州通志》记载，水西四大渡口为：陆广渡（今修文陆广）、黄沙渡（今黔西县境）、沙溪渡（今黔西县北境）和落折水渡（今大方县落折河上）
这四渡是通往水西的四大咽喉之地。
从九驿来说，落脚河是九驿之间的咽喉要地；从十八站来看，落脚河为十八站之一；从四渡来说，落脚河为四渡之中最险峻的一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大约是汉唐时期，落脚河是古平夷（汉代）、古禄州（唐及五代）与水西（彝族管辖地面）的界河。（乾隆）《毕节县志·形胜》：
东连赤水，西接乌撒，洛折带其北，镇山抱其南，扼滇蜀之咽喉，掣夷倮之肘腋，最为黔中州县冲要之区。
其中的“洛折带其北”，指的是毕节北面以今落脚河为屏障。据此可知，古时落脚河属毕节，是古代的毕节与大方之间的界河。
（三）由于落脚河原属毕节，因而其得名与毕节的历史旧名密切相关。据《毕节县志·历史沿革》：
（毕节）周为蜀国东南境，秦为巴郡之属地，汉属益州之群舸、犍为两郡所辖，蜀汉分属牂牁、朱提郡，晋分属益州、宁州之牂牁、朱提、建宁三郡，宋齐梁为宁州所辖，隋代系爨蛮之卢鹿部，唐代先属昆明国后为黔州都督府属地，五代时分属郝州、晖州、龚州、宝州、禄州，宋时东部属罗氏鬼国、乌撒部、毗那部······
以上所列毕节旧名中，“落脚河”在隋代先从彝族先民“卢鹿部”得到“禄”字，五代时卢鹿部成为“禄州”，禄州与水西之间的界河被称为“禄州水”，这是落脚河得名之始。据《大定县志·水道·落折河》，落脚河源出毕节县北三十里，初名“响水河”，于水牛屯人大方县境，名飞雄河，再下五里称法则河，南下二十五里称落折河，再下流经阁鸦驿这一段称阁鸦江，南下五里流经对江屯这一段称对江屯河，再下一段称白布河，于往下则流出大方县境，成为乌江上源之一。
据《大定府志》卷十五“落折河”：
落折河，夷书谓之录遮逸。“逸”者，水之讹转故，夷语谓水为逸；“遮”即“州”之双声，“录遮逸”即禄州水也。
根据地方志记载，落折河的名称很多，计有禄州逸、禄水、禄州水、洛折河、落折河、洛脚河等。在（道光）《大定府志》还是落折河，直到民国《大定县志》用《黔江篇》，“落脚河”才首次出现在正式文献中。至于民间口语，毕节、大方等地均称“落脚河”[
（四）从音变关系来看，“禄”得名于彝族的汉称“罗”，“罗”和“落”在大方话和毕节话中都是同音字；“州”是汉地行政机构通名，汉名用于彝族地区，说明“禄州”是一个羁縻州，即本地居民是少数民族，在地区自治的前提下认同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与中央政权保持朝贡关系。“州”的读音何以变成”脚“，其间可能经历了古代彝语和古代汉语方言来回转读的复杂音变，由于资料欠缺，现在已很难理清其中的音变关系了。但地名义理化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地名义理化，主要指的是一些地名，尤其是源于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用汉字转写后，前后字在意义上往往无关联关系，比如像“洛折河”这种，由于这种前后字在意义上无关联的地名难于理解，不好记忆，这时就会把原地名用字改成有意义的组合。从“洛折”到“落脚”，“落脚”有休息义，这很符合负重上下洛折河的贩夫走卒的期待，从洛折到落脚，可能就是这样改变读音的。
三、珠场考
（一）从出大方城西门，经大屯和小屯，过石墙院、龙皇庙、财神，约三十里地，就到达白步河东岸的一个乡间集镇：珠场。
和“落脚河”一样，“珠场”这个地名和珍珠也没任何关系，这个地方不产珍珠也不买卖珍珠，查查地方志即可知，直到民国《大定县志》上，也还是把这个地方称为“猪场”。珠场其实是一个生肖地名。
《大定县志》卷二“建置志·道路”：
（大定）通水城路又：出西门（坤行），十里至新铺，十里至石墙院，十里至龙王庙，十里至小猪场。
《大定县志》卷二“建置志·市集”：
中区场二：本城 小猪场。
注：上面的“本城”指的是大定县城。《大定县志》卷二“建置志·村寨”：
中区西厢：金鱼桥 茅栗园 铜关口 先家寨 艳山红 大屯 打铁巷 小路坡 小寨石墙院 阿乌溪 喻家寨 吴家寨 堕拱 龙王庙 小猪场
上面引文中的“小猪场”，就是今天的珠场村。
作为一个生肖地名，珠场符合生肖地名的一般规律。
（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是中国人的十二生肖，中国人用这十二种动物来记出生年分，因此，十二生肖也称十二属相。在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十二生肖还用作地名。就全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地名命名习俗目前仅见于中国西南地区，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富于地域特色的地名文化景观。
生肖地名的构成规则如下：
（鼠等十二）生肖 场（贵州）
（鼠等十二）生肖 街（云南）
因云南集镇的通名是“街子”，所以云南的生肖地名是“生肖名 街（子）”；贵州集镇的通名是“场”，所以贵州的生肖地名是“生肖名 场”。
在分布上，虽然生肖地名分布范围非常大，横跨云贵两省，但不管是云南还是贵州，生肖地名没有大地名，很少占据县城以上的城镇。直到现在，生肖地名主要是出现在远离中心城镇的乡村，像贵州纳雍城关镇由生肖地名（纳雍城关雍熙镇原名“大兔场”）成为县城的情况非常少见。本文所讨论的珠场现在仍只是一个行政村，在地理分布上符合生肖地名主要出现在农村的规律。
（三）从上引《大定县志》的记载可看出，“珠场”原来的名称是“小猪场”，前面是带着修饰语的。这也是生肖地名的又一重要特点：前面往往带“大、小、新、老”或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划等修饰成分。
《大定县志》卷二“建置志·市集”列举大定县的八十四个市集，其中就有“小龙场、大兔场、小兔场、海子羊场、新猫场、新猴场、老鼠场、大龙场”等添加了修饰语的生肖地名。
生肖地名添加修饰语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地名非常多，从云南到贵州，仅据现在可从地方志中查到的资料而言，将近一千个。由于通名是固定的，只有一个；而生肖名最多也只有十二个，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生肖都好用。比如，贵州历史上山高林密，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虎狼成群，虎患非常严重，人人谈虎色变，老虎进城食人的事几乎史不绝书，在乡下，虎侵害家畜甚至吃人就都不是新闻了。此外，蛇也多，几乎各种毒蛇都有，被毒蛇咬伤的情况也很常见。因此，各地很少用虎和蛇作地名。因此，生肖地名重名现象非常严重。前加各种修饰语，主要目的是解决生肖地名的重复指称问题。
（四）从早期的“猪场”到现代的“珠场”，这个名称变化还代表了生肖地名变化的“雅化”规律。地名雅化，和地名义理化一样，也是地名演变的重要规律之一，指的是在地名的使用过程中，后世会把直白、土俗的用字换成委婉、文雅的用字。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尤其普遍。如北京原来有四条“狗尾巴胡同”，后来分别改成“高义伯胡同、高伯胡同、寿逾百胡同、沟尾巴胡同”。此外，北京老地名中凡涉及到“猪”的，后世也无一幸免：
其中，把“猪”按谐音关系雅化为“珠”或“朱”，和贵州人的想法几乎如出一辄。在贵州，织金原来的“猪场”现称为“珠藏”，连后面的“场”都跟着沾光了。毕节原来的“猪场”则雅化为“朱昌”，清镇原来的“狗场”现称为“久长”，“牛场”称为“流长”，纳雍原来的“羊场”现称为“阳长”。等等。
地名雅化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事。雅化实际上是更名。后世之所以要更名，除了“面子”的原因外，也有实际理由。最直接的理由是原地名标识的用途和功能都已消失。如北京的“猪市口”早已不杀猪不买猪肉，现在还留着这个名称，看着非常碍眼。名不符实，这是地名雅化的客观条件。生肖地名发生雅化也是同样道理：因场期早已更改成一周一集或十日两集，原来用来标记集市日期的生肖遂失去其实际意义，更改名称就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五）根据现在的研究，用动物名称记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习俗，在全世界都有发现。根据记载，古巴比伦人早在五千多年前就用的是十二兽历。一些研究者认为，世界各地的兽历记年习俗应该是源于古巴比伦人的这种习俗（郭沫若一九八二；李树辉一九九九）。中国境内各民族也都使用十二兽历（李树辉一九九九）。表一是我们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的。
从表1所列情况可以看出，虽然有一些名称和顺序的差别，但肯定是一种同出一源的文化现象。根据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关系看，其他东亚国家生肖文化的源头都在中国。
本文不讨论十二生肖的起源、传播路线，名称变化等问题，我们只是用其说明生肖记年在古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只在中国西南地区才出现生肖地名，或者说，为什么在经济欠发达的云南地区才用生肖来给农村集市命名，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周振鹤、游汝杰（一九八六，二〇〇六）在描述云贵两省的生肖地名后指出，这种地名主要出现云南和贵州的彝汉混居地区。张宁（一九八九）认为云南出现十二兽地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是彝汉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侯绍庄（一九九三）、张明仙（二〇一二）等人也有类似观点。
上列观点均失检地方志。周、游的说法虽接近事实，但生肖地名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不限于彝汉关系，而是汉族与周边包括苗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共生关系。
（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三“场市”：
城乡市集之日谓之“赶场”，犹他处云“赶墟”“赶集”者。大定各场多以十二辰配象名之。子日场期谓之鼠场，丑日场期谓之牛场，由寅卯以次推之，有虎场、兔场、龙场、蛇场、马场、羊场、猴场、鸡场、狗场、猪场之名。大率村寨之成聚落者，附近民苗各以牲畜、米盐、货布诸物市集。交易必有定期，故以十二辰日轮流分配。苗人记年月皆呼配象，盖倮罗夷俗也。至异地而同名者，或以“大、小、新、日”别之，或冠以地名。
注：这段记述中，“民”指的是编户纳税的汉民。“苗”或“苗人”指的是包括苗族、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倮罗”专指彝族，“倮罗夷俗”意指彝族的少数民族习俗。
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记载。这里明确指出，十二生肖地名直接来源于彝族记时（包括年、月、日）的十二配象。在地点选择上，这种场市又是位于汉人聚居村寨附近。这段记载既解释了生肖地名的来源，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楚雄，以及大方百纳等彝族聚居区没有生肖地名的原因。
从经济方面看，贵州的彝族、苗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在明代还处于游牧采集与农耕定居的过渡期，与江南来的、完全农耕的汉族移民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汉族和比邻而居的兄弟民族都需要这种定期集市来满足双方的贸易需求。
从文化规约的角度看，虽然汉族传统上是用天干地支记时，但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已经出现了用十二生肖记年的习俗（周庆基一九八九；麻根生一九九三）。在彝族和汉族约定集市时间时，汉人或把原来记年的十二生肖改来记日，或把记日的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改成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就可以和彝族记日的十二配象形成完全匹配。
汉族与彝族、苗族等其他比邻而居的民族在生肖记时上这种文化规约的相通性，为生肖地名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作者：李 蓝
来源：《东吴学术》2016年第6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邹怡思
校对：吴雪菲
审定：张纯瑜
责编：罗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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