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爆发的两起起义（同时爆发的两起起义）
同时爆发的两起起义（同时爆发的两起起义）这是因为，一是根据战役部署，要更快、更多地消灭敌军，将战火引向德国境内，解放她只是“搂草打兔子”顺便的事情，不着急；二是德军已奉命在桥梁、名胜古迹等要害部门安放好了炸药，一旦进攻，守军会狗急跳墙，进行破坏，解放城市应该从长计议。随着同盟国第二战场的开辟，驻法德军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巴顿的第3集团军攻到了巴黎市郊，市民在盟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开始罢工并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时，作为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把解放这座大城市作为首要任务。原来，在二战爆发前，由于波兰政府的不得人心，把周边的国家都得罪光了，尤其是对苏联，更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当希特勒发动入侵波兰时，政府首脑丢下人民不管，自己跑了。才让苏联有了“没有政府的土地，谁都可以去”的借口，也进入波兰，与德国划清了边境。正是两国在历史的不友好，他们担心一旦苏军攻入，成为既成事实，波兰将不复存在了。抱着这种想法，他们
电影《浴血起义》，真实讲述了1944年8月，纳粹统治下的波兰地下军和民众，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奋起反抗占领军的故事。起义坚持了63天最终失败，25万平民死亡，华沙被夷为平地，让这段历史显得更加悲壮。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时，在西面的巴黎，也爆发了城市起义。但仅仅6天，她就获得了解放，并且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二者的差别这么大，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华沙起义并不是1943年的犹太人起义。这两个事件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这两个事件的目的也是不同的。波兰犹太人知道，一旦离开居住区去了纳粹集中营就是死亡，反正都是死，索性和德军拼了。他们的目的是不愿离开华沙。
言归正传，随着苏联发起对德国的全面反攻，一路西进，德国人节节败退。眼看推进到华沙城外，此时的流亡政府坐不住了，他们迫不及待的号召国内发动起义，赶在苏军进入前，赶走占领军。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二战爆发前，由于波兰政府的不得人心，把周边的国家都得罪光了，尤其是对苏联，更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当希特勒发动入侵波兰时，政府首脑丢下人民不管，自己跑了。才让苏联有了“没有政府的土地，谁都可以去”的借口，也进入波兰，与德国划清了边境。
正是两国在历史的不友好，他们担心一旦苏军攻入，成为既成事实，波兰将不复存在了。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既不敢告诉苏联人，去需求帮助，也没有暗地里去和德国人进行谈判。自以为是的认为德国大势已去，就“忽悠”国内的地下军和民众起来反抗，妄想凭一己之力获得独立。
这种“心怀鬼胎”的做法，注定是失败，不明就里的25万民众成了牺牲品。
随着同盟国第二战场的开辟，驻法德军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巴顿的第3集团军攻到了巴黎市郊，市民在盟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开始罢工并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时，作为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把解放这座大城市作为首要任务。
这是因为，一是根据战役部署，要更快、更多地消灭敌军，将战火引向德国境内，解放她只是“搂草打兔子”顺便的事情，不着急；二是德军已奉命在桥梁、名胜古迹等要害部门安放好了炸药，一旦进攻，守军会狗急跳墙，进行破坏，解放城市应该从长计议。
更何况，残酷的攻坚战一定会毁坏这个欧洲文明的摇篮，一旦遭到破坏，他将成为“千古罪人”，于是他决定绕过该城。然而，长期处于纳粹暴政统治下的市民激情万分，一分钟也不想等了，他们提前举行了起义。
计划赶不上变化，艾森豪威尔左右为难。若不援助起义，市民很有可能遭到纳粹的血腥报复。大军此时已站在大门口，见死不救怎么也说不过去。更何况，没有民众的大力支援，登陆部队也不可能进展的这么顺利，他们功不可没。同时，比他们还着急的戴高乐，一直在催促其尽快进攻巴黎。
这时，起义军传出消息说，在瑞典领事的调停下，守军司令拒绝执行将城市变为废墟的命令，并与起义军达成了停火48小时的协议。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艾森豪威尔即刻命令法国第2装甲师前往驰援，并接受了德卫戍部队无条件投降，巴黎获得解放。
两场起义结局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与盟军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法国投降后，不论是流亡到英国的“自由法国运动”，还是国内的地下抵抗组织，都与盟军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之间互通情报，空投武器弹药，开展敌后破坏行动等，可以说，法国民众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歇。
尤其是在开辟第二战场前，法抵抗组织更是积极地协助盟军做好登陆准备，并自觉的服从盟军和戴高乐的统一指挥，并且他们的起义计划是与盟军协商后制定的。虽然提前了，但起义步骤没有变，所以能够很快地控制局面。
反观华沙流亡政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并没有事先通知苏联，更不愿获得盟军的帮助，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赶走占领军。当然，战斗持续了63天，苏联虽然也有空投物资和派兵支援，但给人感觉只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让人很费解。
其实，正是因为流亡政府的遮遮掩掩和不信任，一直到起义失败，也没有正式向苏联提出支援的请求，更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当然，苏波两国的“世仇”和隔阂，你既然没有请求，我也没有义务帮忙，致使苏军不想救，也不能救。隔岸观火，何乐不为。
其次，采取和平手段很重要。巴黎民众起义后，战果辉煌，他们一方面催促盟军尽快进城；另一方面积极和守军进行谈判，因为这个时候的守军思想波动最大，可谓是“内忧外患”，正是协商停战的好机会。
而波兰地下军在取得3/5城区的大好形势下，并没有与守军进行谈判。只想着凭自己的力量赶走德军，这样就给了对方反应的时间。当希特勒得知起义的消息后，火速派出了3个装甲师的增援部队，用以镇压起义和加强对苏军的防御。
如果说两场起义之初，都取得不错的战果，那一定是战役的突发性才取得的成效；如果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原因差异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与否，一定是起到了关键因素。
有了正确的形势判断，巴黎民众才有了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规划和步骤，才会获取盟友的帮助和争取与守军谈判的可能。正是应了那句“天时地利人和”。
而华沙起义，一个大战前就跑到国外的政府，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正是这帮高官错误的估计形势，不寻求盟军帮助，才会“忽悠”民众起来反抗。殊不知，虽然德军一直败退，但收拾一群杂牌军还是绰绰有余的。
最后，当年波兰居民对起义的看法更能说明问题。“显而易见是个坏决定，只有发起者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失败也是板上钉钉，人们只是在毫无意义的送死……很明显起义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由政治推动的决定，这场起义根本就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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