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三亚椰田古寨的村长（海南三亚羊栏的）
海南三亚椰田古寨的村长（海南三亚羊栏的）刘先生就是羊栏本地人，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府工作，虽然50多岁了，但身材颀长，体格健硕。他说，我们回族人，不抽烟，不喝酒，交际少，多素食，吃少许牛羊肉，瘦人多。他又问，你看我像哪里人？我原未在意，仔细端详，才发觉他隆鼻、深眼，毛发发达，虽已剃胡须仍根底黛青。他说，我的祖上来自波斯（即伊朗），宋元时做生意到了占婆，之后定居海南的。穆斯林只拜真主，不拜祖宗，大多没有留下年代久远的族谱，发枝散叶的细节不太清楚了，但我们有世代相传的传说。现保留的一些谱牒大多仅记录八九代的情况。远祖记录的不多。他的话令我感到新奇。羊栏两村东与三亚中心区接壤，濒临南海，西拥“天涯海角”景区，北靠云雾萦绕的山峦，且邻近古崖州港，是块“风水宝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侵占海南全岛，看中了三亚的军事战略地位，分别在三亚市东的榆林建军港，在市西的羊栏一带建军用机场，以作为侵占、攻击大陆或东南亚的重要军事基地。为修
海南三亚羊栏的“占婆”人
补记
应一位祖居海南三亚的老同学的邀请，我在今年（2017年）8月初去了趟这座被称为“天涯海角”的海港城市。
这座城市并不陌生，因工作关系在我未退休时几乎每年都去，曾被那柔软漫长的海滩，兀立海中、形态各异的岛礁以及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所吸引。但这些年这个地方已被商业气氛所笼罩，成了熙熙攘攘的旅游闹市，也就难以激起我的兴致。访越归来后，看了许多关于越南人文史地方面的书，其中范宏贵先生在《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一书中提到，原海南崖县羊栏乡（现三亚市凤凰镇）有两个回族村庄，这些回民内里不讲汉语，也不讲地方方言海南语，而是流行占语，即位于今越南中部的数百年前已灭亡的占婆古国所通行的语言。占人早已成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仅剩下几万人。这种与国内回族同族而不同语言的现象激起我的好奇。一探究竟的欲望推动了我此次去“天涯海角”的行程。
与好友唐舒明、胡维民驾车一路西行，先到了广东雷州市白沙镇，探访了三百多年前声震东南亚、拓殖越南南方的先驱人物莫玖的家乡（其事迹留待后文说），再车驳海轮渡琼州海峡，一路赶往三亚。
8月3日上午在三亚市回族刘道生先生的陪同下，我们到了羊栏。羊栏这个地方自1950年曾前后设置乡、公社、镇行政区划，近些年与以黎、苗族聚居的高峰乡合并，因临近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而得名凤凰镇。原羊栏镇回辉村、回新村这两个回民村也改名为凤凰镇回辉、回新居民委员会。所谓羊栏，缘起历史上回民多养羊，且此地台风频繁，羊以栏圈养，故用“羊栏”这个带有伊斯兰风味的名称称之。惯称的羊栏回民，实际上就是回辉、回新两个居委会的民众。
海南三亚羊栏回新村南开清真寺
羊栏两村东与三亚中心区接壤，濒临南海，西拥“天涯海角”景区，北靠云雾萦绕的山峦，且邻近古崖州港，是块“风水宝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侵占海南全岛，看中了三亚的军事战略地位，分别在三亚市东的榆林建军港，在市西的羊栏一带建军用机场，以作为侵占、攻击大陆或东南亚的重要军事基地。为修机场，日军一把大火烧光羊栏故村，终成瓦砾一片，强逼村民搬迁到海边沙地，不从者暴力待之，杀害多人。机场建好后，仍有十余户不舍旧地，沿机场围墙搭棚建寮居之。抗战胜利后又有多人搬回“老村”，即回辉村，回新村民当年被逼搬迁的地方称“新村”。
刘先生就是羊栏本地人，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府工作，虽然50多岁了，但身材颀长，体格健硕。他说，我们回族人，不抽烟，不喝酒，交际少，多素食，吃少许牛羊肉，瘦人多。他又问，你看我像哪里人？我原未在意，仔细端详，才发觉他隆鼻、深眼，毛发发达，虽已剃胡须仍根底黛青。他说，我的祖上来自波斯（即伊朗），宋元时做生意到了占婆，之后定居海南的。穆斯林只拜真主，不拜祖宗，大多没有留下年代久远的族谱，发枝散叶的细节不太清楚了，但我们有世代相传的传说。现保留的一些谱牒大多仅记录八九代的情况。远祖记录的不多。他的话令我感到新奇。
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先来到回新居委会，在一个叫南开寺的清真寺门前广场停了脚。寺堂如一中等礼堂般大小，四周有高耸的塔顶，还有宣礼塔及拱形的屋顶，左侧有一三层的矩形楼房，为清真学校、女人礼拜场所及阿訇们的宿舍、办公地点。门前广场树有宣传栏。一望便知这是一个设施配套齐全的穆斯林宗教场所。刘先生说，南开寺是个老寺庙，最近刚翻建。羊栏共有六座清真寺，这座是最小的。
羊栏回辉村清真西寺
我们在回新村四周转了转。这个村已完全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宽阔的主干道将社区与外相连，社区内的道路纵横交错，全部是柏油、水泥铺就，家家户户盖起楼房，有平顶的、拱顶的及欧洲风格的，外敷瓷块或涂以颜料，以金黄、白、蓝、绿为主，已不仅仅是“小洋楼”体量了，五六层的很多，七八层的也不少见，面积多在5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几乎都用于出租或办家庭旅馆等商业项目。村里楼舍多建有围墙。参观时还碰到一些到社区内来联系租房的人群。多亏托了三亚旅游业发展迅猛之福，才有这种景况。
后绕过凤凰机场到了回辉村，看了回辉清真西寺、古寺两座寺庙。实际上这两座寺庙皆年代久远，均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分别于成化九年（1475年）、成化六年（1472年）落成。清真西寺为中国宫殿式风格的砖瓦结构、正门立有牌坊，院中间为一座三层八角亭，正殿为六门结构；而清真古寺的礼拜大殿原为八角形，属唐宋时期的汉式建筑风格，后于20世纪50年代改为拱顶式，80年代后改扩建，大厅可容千人礼拜。古寺还存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堂禁碑”一块，石刻记述当时的崖州知州关于羊栏地区与相邻地区渔场族界和课税税额的情况。这块汉文石碑被立于清真寺中实为罕见。
羊栏街早已成为繁华的街市，店铺众多，人气很旺。许多做生意的回族中年妇女头裹五颜六色的纱巾，身着裤口绣着美丽图案的长衫，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成为羊栏一道风景线。我想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鹿回头大东海景区时常碰到被羊栏回族女子拦路缠卖的情形。这早已成为过眼烟云。
今非昔比的羊栏女子，多数人投入到珠宝、水晶等高价值的生意当中，不少人已摆脱走卖的程式，在城里或景区有了自己的店铺和档点，有的还办起大型的专卖店。羊栏男子除个别人外大多经营物流等行业，基本上家家有卡车、面包车和小车，生意水平也有提高，但就产值创造而言，似乎女性更强一些。羊栏一带现有“女儿城”的别称，除穿着多姿多彩原因外，更是她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闯劲更大些，门路更多些，而格外引人注目。
据说百万富婆不乏其人，过亿的已有好几个，因而女子们在这里备受尊重。这似乎契合了东南亚一带重阴性、母性崇拜、男女平等的民族特性，与中原汉族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所不同。我还想到西方主流社会对东南亚穆斯林的评价。《亚洲史》作者罗伊·墨菲说：“完全不同的东南亚文化放宽了伊斯兰教禁令严厉条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待妇女的态度，因为东南亚历来比其他主要文化更讲究男女平等。”东南亚人“信奉的伊斯兰教公认有别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的伊斯兰教”。
关于羊栏回族的伊斯兰信仰与东南亚的这类信仰有些类似方面的论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学者的研究中也多有表述。任何宗教只要不走极端，其改善人性的作用是显现的。
已翻新的羊栏清真古寺（胡维民摄）
当然作为中国现代回族的一部分，三亚羊栏回族其在穆斯林信仰及教育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伊斯兰教派的影响，并留有很深的烙印。据说，三亚地区穆斯林解放前遵从了逊尼派的伊哈瓦尼派别。该派创建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当时称该地为中国的麦加城），明末清初风行于西北，后流行全国各地。创始人马万福曾在光绪年间到沙特朝觐、修习多年，回国后联合河洲十大阿訇创立中国伊哈瓦尼教派，并提出十大纲领，史称“果园十条”，在中国回族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全国各地寺院都曾派人前往学习。
羊栏地区也曾依例而言，推行此教派，引起朝廷猜疑，并因此而酿成轰动一时的“海富阔案”。海富阔为清朝中期羊栏地区清真寺阿訇，曾赴河州修习，并带回多本阿拉伯文和汉文的伊斯兰经书返琼，被逮捕查办。广西巡抚朱清上奏朝廷，“恐（其为）原甘肃漏网逆党”，并向江南各省督抚发文，希望协办此案。因而牵涉多人。当时，清廷对伊斯兰教实行封禁，但该奏却意外被嘉庆皇帝驳回，海富阔得以幸免，三亚伊哈瓦尼教派至此发轫。这在清朝实属不易。
当然，在这之前的乾隆也曾娶新疆回部首领阿帕克的后人伊帕尔罕为贵妃，即闻名于世的香妃，这样做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亚回族的伊斯兰信仰与全国各地的寺院教法一样，已基本上无派别之争。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三亚羊栏一带的穆斯林活动得到了迅速恢复和扩展，在不大的范围内，改、扩建了六座清真寺院，且富丽堂皇，规模不小，为传教事业提供了良好的设施条件，每座寺院都附设经文学堂，有的还办起了女子读经班及阿文学习班。
羊栏回族重视教育，青少年基本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刘先生说，羊栏回族人口发展很快。1950年海南刚解放时，羊栏回族两村人口才1611人，到1983年时超过4000人，2006年时已达8500人，现今人口应当过万。教育质量较高，恢复高考后，已有200多人大学本科毕业。回新村人口不足4000人，去年有26人考上大学，还有近百人到沙特、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国留学或毕业，大多就读于伊斯兰学院，其中不乏就读于德黑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等名校。
留学归来的学生多数到各寺任阿訇。这些人的归来不仅使羊栏两村的建筑、服饰更具伊斯兰风格，而且在传经布道上更接近中东本源，突出的变化是经文研习上逐渐不用释本，采用阿拉伯原文。还开办两所中等规模的伊斯兰学校，吸引着全国，如甘肃、宁夏等地的年轻学生入学。首批30多名学生已毕业回到各地清真寺担任阿訇。这说明羊栏一带在研习教义、阿语掌握上已达到相当水平，也反映该地的宗教热情和宗教传统始终被蕴含和继承着。
海南潭门镇河海连接处
说起羊栏回辉回新两村回民源出古国占婆，即占人一支，最鲜活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内部通行占语。20世纪初法国学者曾说羊栏回回内部讲“土耳其语”，后我国学者验证应为占语。绝大多数中外学者认为占语属南岛语系，又称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是东南亚当地土著人种尼格利陀人与中国南部的南方蒙古人种在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3000年融合而成的马来人种所操持的语种之一。
2010年，羊栏人李光琦、李光伟考察位居越南中部的“古占婆国”地区，走访过多个占人家庭，虽两者分隔海之东西，从未谋面，但语言是相通的。“我们用占语向他们说明自己也是占人，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俩发现越南占人个子与越南土著人及我国南方人的个子相差无几，但肤色较当地越南人黑，人种与三亚大多数回民极相似，有时看到某个越南占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已发现越南占人从信仰上分为三种：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及属占婆早期伊斯兰教的本尼教。山区婆罗门教占人较多，而沿海和城市如胡志明市伊斯兰教占人较多。这与三亚回民流传其先祖泛海而来海南的说法可相互印证。越南的占人平时穿长裤，去做礼拜时穿长筒裤，这与三亚回族三四十年前仍保留此种习俗是一样的。还有一些留学马来西亚的学生说，他们与马来语是相通的，甚至一些地方方言也可通行。
羊栏回族瓜棉椒衍，支派益繁，其与生俱来的占语通行能力，使其后裔在从海南再移居南洋、发枝散叶之际具有天然优势。在明末清初的琼人下南洋高潮中，仅从三亚地区迁出的回族即达千余户，现已繁衍海外数万人，多居于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尤以马来西亚居多。
到此地后，羊栏回族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当地原居民打成一片，且无汉人下南洋常抱“叶落归根”之念，几乎皆落地生根。其风云人物为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巴达维的祖父哈书章于民国初年移民马来西亚槟州。哈氏家族是由三亚主体家族蒲姓所改，三亚哈氏开基祖为蒲成松，哈书章为第六代，巴达维为第八代。据说，近些年掌权于马来西亚的哈氏族人多次到三亚寻根问祖，其中包括巴达维本人。这种状况也反衬出三亚羊栏回族的处女族占人与马来人同族同语，实为一段历史渊源。
羊栏回族源出占婆，许多史料方志对此有所记载，屡见不鲜，不绝于书。如《古今图书·集成》载：“（崖州）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事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今编入所三亚里（今三亚）。其人多蒲姓”，“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还对其民俗作了详尽记载。
又如清道光年间的《万州志》：“番来古占城人，元初遭乱，泛舟泊于州境海滨寻迁居城西。多蒲姓，番语”，“不食猪肉，宰牲必见血方食，不供祖先”；再如，《崖州志》载：“番民本占城曰教人，宋之间泛舟而来，散居大旦港，西参梅埔海岸，后聚所三亚里番村。初来蒲姓，今多改易。”“不食猪肉，不供祖先，不祀诸神，惟见清真寺。”
还如《正德琼台志》卷七，记载了海口（琼山）与府城之外州县的“番民”迁徙及有关情况。“在琼山者，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并其属发海口浦，安置之营，籍为南番兵……以番酋麻林为总管，世袭降给四品印信，元末兵乱，今在无几……”；“其外州者，乃守之间，因乱举家笃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一村共设佛堂（实为清真寺）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斋一月，当斋不吞吐诞，见星月方食，以初三日为起止，日集佛堂（经堂）念经诵拜，散后各家往来，即是拜年”，“殁不用棺，布裹以身，向西而葬”。如此等等。
潭门镇古港
上述记载表明，海南岛属地确有回族人群，分布在岛上四周，如琼山、万州（今万宁）、崖州等。而尤以崖州所三亚里，即今三亚羊栏一带最为集中。这些被称作具有“番俗”的人，具有明显的伊斯兰信仰和风俗，如不食猪肉，不祀诸神，不拜祖宗（实际上是礼拜真主和先知），设清真寺，亡者以布裹骸侧身而葬以及缠头裹巾等。并明确指出海南回族皆出自古占城（即占婆），但何时迁琼则说法不一，有宋说，有宋元说，有元初说。前两种说只是泛泛而谈“避乱泛舟”，并未指出具体出处。
仅有元初说，载明为元世祖忽必烈驸马唆都征占城曾纳占人降并安置在海口浦（即今海口市，元时属琼山县），此说应当可信。1280年，忽必烈因占城王子固拘絷元朝派往暹罗等地的使臣，而命唆都率兵驾海船，据说有两千艘之多，由广州出发，入侵占城。曾攻克占人堡垒木城，占领沿海地带。但也受到猛烈抵抗，至1284年撤军至安南，与入侵安南的脱欢会合。
唆都撤军后，元将忽都虎万户率援军抵达占城行省所在的舒眉莲港，占城国主令其孙奉表归款，成为元藩属国。元入占后近四年，应有能力安置纳降占人在“海口浦”。但《琼台志》又说，“元末始乱，今在无几”。现今海口、琼山一带回民几无也是实情。难道搬迁到崖州不成？但无记载音讯可佐证。也可能融入汉族。如明朝名臣海瑞、琼崖纵队著名将领马白山，其祖上皆为回族，这有证可查，且祖居地离海口不远，后因种种原因皆融入汉族。
海南工商学院教授宣正明曾入羊栏采访过多名回族老人，他们异口同声族出占城，还说了许多祖先渡海泛舟的艰辛与奇遇，大多还说是战乱所致。但在何朝代、何地方登临三亚，其祖上在占城的居住地、族源等细节则语焉不详。
近查史书，又发现谈及占婆人迁徙海南等地的信息几段。如《宋史·交趾传》谈到，986年，占城人蒲逻遏等百余人由于不堪越南封建主的压迫，来到海南定居；987年，占城人斯当李娘及其族人150人投奔宋朝，宋将这些人安置到广东的南海和清远；988年，又有忽宣及其族人301人投奔宋朝，在宋定居。
这三个史实，均发生在北宋与安南前黎朝时期，前黎国主黎桓及其子黎龙挺均生性凶狠，多次派兵侵入占国，并于982年攻陷占婆首都因阇罗补罗，占婆于990年被迫向前黎朝称臣纳贡，并以王孙制荄为人质。因而占人受安南所欺，占人逃迁。有其述实背景而三次迁宋者，只有蒲逻遏等人明确言明迁往海南，其他两次，一次说广东，另一次不明。
《明史》中也提到占人来海南事。李、陈朝期间安南多次派兵攻入占国，以至安南国都由会安、岘港一带南迁致宾童龙（今芽庄南）一带。明太祖、成祖曾多次派人调解均未成。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占城国王古来被安南所逼，率王妃及部属千余人来到海南崖州。第二年，明朝遣官兵2000人，海船一千艘，护送古来回国，此次言明占人来到的是崖州，即三亚，但未提及是否有人留下。
还有一条重要信息，即明朝时期处置蒲寿庚、蒲寿晟兄弟及其后裔的情况，也与三亚回民有关。
《广州明志》载：“番愚海獠杂居，其最豪蒲姓。”“本占城人，”“谓之回回教门。”
据史料考证，大陆蒲氏始祖由西域迁至占城，并由占城到大陆广州经商，由于经商得法，资产雄厚，被朝廷封为“番长”。蒲寿庚、蒲寿晟之曾祖父曾重建广州光塔寺。广州光塔寺即怀圣寺，该寺为纪念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第一人宛葛斯所建。宛葛斯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外孙，奉穆旨于唐武德五年（622年）由海路南洋达广州传教。宛葛斯曾于次年派其子率七人渡海赴崖传教。
可见，广州怀圣寺在中国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地位之高。而蒲寿庚之先人主持重建之，更证明蒲氏先人声望甚隆。蒲氏得意于北宋所谓“侨华五世可永住”之政令，便为广州回族大族。后蒲氏一支迁居泉州经商。这可能是南宋开放海禁致中国第一大港由广州转移至泉州的吸引。泉州由此而兴旺近两百年，至明朝中叶后广州恢复其“唯留一口”的地位。
史载，蒲寿晟与其弟寿庚随其父互市至泉州，后因平定海寇有功，被宋朝重用。寿庚历官至广东福建招讨使，并曾提举泉州市舶司30年，官利双丰，名声很大；寿晟先知梅州，后吉州，不从，见元朝势大，劝寿庚投元朝。这是商人习气使然。
1277年，即位于福州的南宋小朝廷端宗欲入泉避乱，蒲氏兄弟闭城拒命，寿庚由水门潜出降元，后尽屠宋朝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和淮兵，备极惨毒。南宋大将张世忠曾攻泉九十日不下，只得携端宗入粤，后宋廷在广东台山被元军所灭，名臣陆秀夫背宋帝投海自尽，留得丹青名节。而寿庚兄弟则被正史所责。当然蒲寿庚在任元朝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时，也曾在提举市舶经商、泉州建设等方面做过一些实事，其家族对东南沿海以至南洋地区的政治、经济、船运等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明太祖朱元璋憎恨蒲氏兄弟反宋降元，在灭元后即下诏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因当时蒲寿庚兄弟早已作古，其后人由此招实祸，纷纷迁途他乡或隐姓埋名，作为在粤闽地区久负盛名的名门望族开始分崩离析。据光绪年间的《南海甘蔗蒲氏宗谱》“宗支图”所说，蒲氏八房的三世伯峨蔓房迁往海南，其中一部分迁居儋县，其后人大部分已汉化、黎化，并改姓，另一部分则迁往三亚羊栏。
羊栏回民的海边墓区（位于三亚湾）
由此可见，两次史料有明确记载的蒲姓占人迁徙，即蒲罗遏与蒲寿庚后人，均有人定居三亚羊栏地区。而羊栏两村蒲姓最大，其余十七姓中，有确切记载的有九姓为蒲姓所改姓而形成的；即便是人数第二的海姓，始氏源于其祖先泛海而来，便以海为姓。自古以来占人便为海上强悍之民族，唐宋时期崖州至占国的航程已达到二三日即抵达之水平，三亚海姓回民多源出占人是有充分理由的。个别小姓，如汪、米等，虽非蒲姓所改，人数较少，已融入占语系统，其出处难以详考。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回民具有“只拜真主”、“不设祖宗牌位”之传统习俗，在历史上对姓氏的观念比较淡薄，没有修撰谱牒的习惯。后受中华文化影响，有的家族也开始修谱，但大多比较简单，其记录时间很短，如蒲氏一些支房的记录仅有八九代传续序次，难以标明与蒲罗遏、蒲寿庚直接传承关系，更遑论与亚当李娘、忽宣、古来等投汉的占人贵族、国王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也要引起人们重视，即海南回民向东南亚的迁移。
清朝中后期海南出现两次外迁高潮。一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英殖民者开发马来半岛的锡业和橡胶业需要大量劳工，仅琼人赴之就超10万人，而回族受海富阔案影响，下南洋的积极性更高，且家住海边，懂航海技术，行动方便，随时可走，还有语言相通之便利，迁居者甚多。
如1870年成立马来槟城琼州会馆就由回民主持，会员人数也以回民居多。二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宣布“除华侨海禁”，据琼海关统计，1902年至1911年10年间海南赴新、马、印尼等地未归者达10万之众，之中不乏回民。琼岛的两次移居南洋大潮，直接导致了回民数量锐减，加剧了剩余回民汉化的趋势，这也势必增加了考证占人在琼的传承关系的难度。
羊栏回民这个群体的赓续及改革开放后的再次复兴，无疑是安南侵占、灭亡占婆国后占人在汉地的硕果仅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