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一百周年纪念袁雪芬谢幕(梨园拾粹袁雪芬)
越剧一百周年纪念袁雪芬谢幕(梨园拾粹袁雪芬)《山河恋》演出轰动了全上海,这更加引起当局的注意,迫害也就随之而来。先是“国军”占场子看白戏,因是预售出票,我们只好与观众商量换日期。接着,在1947年8月23日,即《山河恋》演出后第四天,《大公报》刊登了《越剧女伶义演未经社会局许可——社会局已令补办手续》的报道。文中说,如仍不赶办申请手续,社会局将会同警察局予以取缔。其实这是横生枝节,我们早有义演备案申请书了。8月2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一纸勒令停演书送到了黄金大戏院后台。后台的气氛陡然变了,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等我拿主意。我安慰大家说:“办法总是有的,演出无论如何不能停。”这天天气炎热,日场演出从下午三时起,夜场从晚上八时半起。遗憾的是,在排练中徐天红得病住院,未能参加演出;张桂凤在演《山河恋》下集时,也生病住院,她的角色由徐慧琴替代。这部戏是我与尹桂芳第一次合作演出,因此观众特别感兴趣。《山河恋》引起的风波
文 袁雪芬
越剧十姐妹
越剧“十姐妹”的来历
1946年5月,我们雪声剧团将鲁迅先生的《祝福》改编成《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后,紧接着又演了《洛神》。但越剧改革遭到了恶势力的反对,这年8月27日,我离家去电台播音,刚走到路口,窜出一个人将一包粪对我劈头抛下。之后又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由于一些合作者另有打算,剧团无法按期演出新编剧目,我又不甘屈服于老板走回头路,1946年底雪声剧团只能暂告解散,我也暂停演出,静下心来思考这几年的得失。
《山河恋》引起的风波
正当大家忙碌时,所谓上海大亨之一的王晓籁,要我们送一亿元给他去摆平寄生于越剧界的“同乡人”。经竺水招、傅全香与他们交涉,仍提出要我们送5000万元。我们商量决定,收到预售票款后,送留根的支票,以备后用。王晓籁怕我们留有凭证,揭露他敲诈勒索,不敢收支票,就想法子跟我们过不去。当时,我们正向社会局作演出备案,另一方面向财政局申请义演收入免税。岂料这引起了社会局吴开先局长和财政局专员秋灿芝(秋瑾之女)的注意。在我们联合义演的新闻发布和播音预售订票后,只会模仿秋瑾喝酒的习惯而无革命遗风的秋灿芝曾闯到后台,醉醺醺地问我:“袁雪芬你是共产党员吗?”我马上回击她:“可惜我还不是,否则你可以发财了。”
1947年8月19日,是我们上海越剧界联合公演《山河恋》的日子。早晨我先赶到黄金大戏院观察,只见戏院门口人山人海。因预售票早已售完,那份32开的说明特刊就显得特别抢手。特刊的黄封面上印着三个红色大字“山河恋”;封里是我们十个发起人的合影,我们都穿着旗袍(范瑞娟、张桂凤和我穿的是把长袖卷起的旗袍,这是“雪声”的风格)。第一页上印着《山河恋》公演之动机,文末由我们十人签名,还有《山河恋》人物素描和编导南薇的文章。“特刊”后来成了越剧爱好者们的收藏品。
这天天气炎热,日场演出从下午三时起,夜场从晚上八时半起。遗憾的是,在排练中徐天红得病住院,未能参加演出;张桂凤在演《山河恋》下集时,也生病住院,她的角色由徐慧琴替代。这部戏是我与尹桂芳第一次合作演出,因此观众特别感兴趣。
《山河恋》演出轰动了全上海,这更加引起当局的注意,迫害也就随之而来。先是“国军”占场子看白戏,因是预售出票,我们只好与观众商量换日期。接着,在1947年8月23日,即《山河恋》演出后第四天,《大公报》刊登了《越剧女伶义演未经社会局许可——社会局已令补办手续》的报道。文中说,如仍不赶办申请手续,社会局将会同警察局予以取缔。其实这是横生枝节,我们早有义演备案申请书了。8月2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一纸勒令停演书送到了黄金大戏院后台。后台的气氛陡然变了,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等我拿主意。我安慰大家说:“办法总是有的,演出无论如何不能停。”
演完夜场,我们在化妆室继续商量。我说:“‘勒令停演’是对犯法而言的,我们十个人犯了什么法?找地方讲理去!”尹桂芳、吴小楼等同意我的看法。这时有好心的“过房娘”出点子说:“杜老板(杜月笙)正在轰轰烈烈办六十大寿,袁小姐破例与姐妹们一起为杜老板唱出堂会祝寿,请杜老板对吴开先讲一句话,‘勒令停演’不就取消了么?”此时此刻,我不得不重申自己的原则:自从1942年越剧改革开始,我对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唱堂会,不拜客。即使1946年蒋夫人宋美龄派人邀请我唱堂会,我也同样回答这两句话,她要看戏请到剧场来看。但眼前的问题怎么办?我说找吴开先说理去。也有人提出请王晓籁疏通一下。已是深夜两点多了,大家赶到了王晓籁的住处。这位“王伯伯”冷冷地回绝了。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平律师家。不久,尹桂芳与吴小楼也赶到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吴开先家,他避而不见。这时黄金大戏院已贴上“勒令停演”布告,于是我们四人又赶到社会局。将近下午一点,吴开先总算来了,他头一句话就说:“你们这些小姑娘胆子太大,被共产党利用了。”我说:“我们连共产党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说被共产党利用了呢?”尹桂芳也质问道:“为什么要‘勒令停演’?我们要明白,观众也要晓得。”吴开先听说戏院门口观众人山人海,似乎也意识到众怒难犯,于是拿起电话通知嵩山分局撤销停演令。出来后,尹桂芳怒气未消,边走边说:“如果刚才我有手枪的话,真想一枪打死他!”
理想无法实现
对这次演出,国民党当局仍想加以控制,社会局长吴开先向我们提出了“保管基金”的办法。参与“保管”的名单中,除社会局参加外,还有警备司令宣铁吾的秘书长李铮、警察局长张师、教育局长顾毓、财政税务局专员秋灿芝和所谓社会贤达王晓籁等。我们一场不停地演出,而他们就用这个强加给我们的基金保管委员会来控制我们,这一保管,动用一分钱也得经他们批准。我们怎么甘心任他们来保管我们的血汗钱!在碰了几次头后,大家发现,集资50亿元造剧场、办越剧学校的计划,本来是可以实现的;可是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凡有一点理想和追求,他们就要加给你莫须有的“罪名”!原本我们十人各尽义务一分不取,但现在觉得,应将演出得来的钱,除去一切开支,演出服装也应报销。我不由想到于伶先生事前的预言:“你良好的愿望将来会实现,可不是今天……”于是,我对大家讲明:造剧场、办学校看来已无法实现了,但也得开办一个越剧培训班,不枉我们联合公演的辛劳。大家点头同意,但总有一种无处申诉,也无法去说理的无奈!
被保管的血汗钱一天不如一天地贬值。在请这些老爷们大吃一顿后,我们总算被批准可以买黄金保值了。到这时,那些钱只能买96两金子。后来我们就用这96两金子在新大沽路顶了一幢石库门房子,装修一下后打算办越剧培训班,并在楼下搭了一个小舞台,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同时向教育局提出申请。岂料他们又不批准!后来田汉先生与夫人安娥从剧专出来,无处居住,由南薇建议,就请他们两位在厢房后间住了下来,一直住到1948年下半年田汉先生离开上海。
《山河恋》演毕不久,一天,田汉、洪深、应云卫、于伶先生等陪同启明电影公司老板周振明,到新大沽路越剧学馆找我。周振明拟将洪深先生的《鸡鸣早看天》拍成电影,导演应云卫,演员有张伐、黄宗英等,要我饰大嫂一角。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我不知所措,说:“我不会国语,又不懂电影业务,如参加拍摄,反而会损害这部影片的整体艺术。”他们连连说,你可以演好祥林嫂,相信你也能演好大嫂。至于国语,安娥自告奋勇说:“我负责教你”。我仍设法推辞说:“作为越剧演员,不演越剧而去拍电影,总觉得对不起越剧观众。如果拍的是越剧片《祥林嫂》的话,我一定参加。”岂料周振明一口答应:“好哇!《祥林嫂》在社会上很出名了,拍成电影也一定卖座,我答应你拍越剧片《祥林嫂》。但你得先参加国语片《鸡鸣早看天》的拍摄。”于是我被逼上梁山,两部片子报酬一亿元,就作为越剧学馆日常水电等费用。经我极力要求,电影《祥林嫂》由舞台演出的原班人马参加了拍摄。
一直向往当电影导演的南薇得到了执导电影《祥林嫂》的机会,这也是对南薇参加越剧改革四年辛苦工作的补偿。但南薇有时抓不住戏的关键点,把他的情趣作为自我欣赏用到影片中去了。当演到柳妈向祥林嫂传播灵魂之说时,南薇心血来潮地对我说:“袁小姐,加场‘劈门槛’好吗?”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好啊,让观众出出气也好!”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处理,人为地拔高人物,反而使思想浅露了。这种处理,后来也影响到了解放后拍摄的故事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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