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和徐峥挽胳膊（从李翰祥胡金铨）
吴京和徐峥挽胳膊（从李翰祥胡金铨）《党同伐异》之后，这种“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欧美导演所模仿。1924年，乌克兰导演里奥·比林斯基与德国导演保罗·莱尼，携手拍摄了奇幻恐怖片《蜡人馆》。在这部作品中，大卫·格里菲斯将电影的故事分成4段，分别是：“巴比伦的没落”、“耶稣的受难”、“法国的圣巴托罗米宗教大屠杀”、“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劳资冲突”。这4段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却都紧扣“党同伐异”的电影主题。因为“我和我的”系列的影响，当下的观众们，喜欢将这类分段式电影作品叫做“拼盘电影”。其实，在华语大银幕上，这种“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并不罕见。上世纪90年代的恐怖港片作品，就经常使用这种形式。王晶、马伟豪、叶伟民合作的《怪谈协会》，邱礼涛、谭郎昌、郑伟文合作的《阴阳路》系列，都是分段式恐怖港片的代表之作。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最早起源于美国。1916年，影坛巨擘大卫·格里菲斯拍摄了电影《党同伐
今年的国庆档，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手执导了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自从2019年的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票房大卖之后，“我和我的”系列也成为了国庆档的保留节目，每年一部，从不缺席。
可是，随着故事内容的套路化，这种“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也开始让观众们感到排斥。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两部作品，《我和我的父辈》在口碑、票房上的落后，更是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观众们对“我和我的”系列频出续作的抵触情绪。
本期，我们不聊“内容”，只说“形式”。说一说在华语大银幕上，像“我和我的”系列这样的分段式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岁月发展、时代变迁。
因为“我和我的”系列的影响，当下的观众们，喜欢将这类分段式电影作品叫做“拼盘电影”。
其实，在华语大银幕上，这种“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并不罕见。上世纪90年代的恐怖港片作品，就经常使用这种形式。王晶、马伟豪、叶伟民合作的《怪谈协会》，邱礼涛、谭郎昌、郑伟文合作的《阴阳路》系列，都是分段式恐怖港片的代表之作。
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最早起源于美国。1916年，影坛巨擘大卫·格里菲斯拍摄了电影《党同伐异》。
在这部作品中，大卫·格里菲斯将电影的故事分成4段，分别是：“巴比伦的没落”、“耶稣的受难”、“法国的圣巴托罗米宗教大屠杀”、“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劳资冲突”。这4段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却都紧扣“党同伐异”的电影主题。
《党同伐异》之后，这种“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欧美导演所模仿。1924年，乌克兰导演里奥·比林斯基与德国导演保罗·莱尼，携手拍摄了奇幻恐怖片《蜡人馆》。
这部《蜡人馆》讲述了一家“蜡像馆”开业，可是一直没有客人，蜡像馆老板请了一位作家，为蜡像馆里的蜡人，编写一些离奇的故事，希望以此作为噱头，吸引游客。于是，作家编写了3个离奇的恐怖故事。
这部《蜡人馆》的故事结构十分独特，作家笔下的3个恐怖小故事，将电影分成了3个片段。而蜡像馆老板与作家之间的故事，不仅从始至终贯穿全篇，同时还构成了电影里的第4个恐怖小故事。
1996年，王晶、马伟豪、叶伟民合作的《怪谈协会》，在结构上就模仿了1924年的这部《蜡人馆》。
1924年，《蜡人馆》上映之后，获得了口碑、票房的双项好评。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也在其后成为了欧美恐怖片的专利。
1945年的《死亡之夜》、1963年的《黑色安息日》、1968年的《勾魂夺魄》在国际影坛，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分段式恐怖片”创作热潮。
60年代末，在国际电影潮流的影响之下，华语电影人也开始对“分段式电影”进行尝试。1970年，李翰祥、胡金铨、李行、白景瑞四位名导，就联手拍摄了电影《喜怒哀乐》。该片也成为了分段式华语片的先驱。
这部《喜怒哀乐》诞生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60年代初的李翰祥，在“邵氏”的支持之下，拍摄了《倩女幽魂》、《杨贵妃》、《武则天》等经典。这些作品，让李翰祥三度获得“戛纳金棕榈”的提名。其中，《杨贵妃》因富丽堂皇的宫廷布景和服饰设计，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技术大奖”，成为了首部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华语电影。
扬名国际之后，李翰祥离开了“邵氏”，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并成立了电影公司“国联影业”。
1964年，“国联影业”斥巨资拍摄了电影《西施》。这部片子虽然拿了不少奖，但票房却异常惨淡。《西施》之后，“国联影业”又拍摄了《辛十四娘》、《几度夕阳红》、《天之骄女》。
60年代末，李翰祥的“国联影业”陷入了发展危机。此时，电影圈的几个朋友，向李翰祥伸出来援手，他们就是胡金铨、白景瑞、李行。
帮忙的这三位，影坛履历一个比一个生猛。
胡金铨就不用多说了，喜欢看武侠片的观众，对他应该都不陌生。《大醉侠》、《侠女》、《龙门客栈》、《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空山灵雨》、《山中奇缘》，全都是胡老爷子的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胡金铨和李翰祥还是结义兄弟，兄长有难，做弟弟的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观。
除了胡金铨，李行、白景瑞的名字，也都是华语电影一个时代的记忆。作为“台湾文艺片教父”，《哑女深情》、《养鸭的人》、《秋决》、《汪洋中的一条船》、《寂寞的十七岁》、《新娘与我》、《人在天涯》等经典作品，让李行、白景瑞二人，在华语电影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受到国外分段式恐怖片的影响，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李行决定，拍一个中国式的分段恐怖故事。而作为总策划的李翰祥，也将目光聚焦在了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之上。
原本，这部《喜怒哀乐》叫做《聊斋之喜怒哀乐》。可是，来帮忙的胡金铨不配合，他坚持要拍武侠，拍客栈打斗。李翰祥也拿自己这个把兄弟没办法，只好去掉了“聊斋”二字，将电影命名为《喜怒哀乐》。
电影的第一个故事《喜》，由白景瑞执导。在这个故事里，白导对李翰祥进行了一把调侃。
1960年，李翰祥凭借电影《倩女幽魂》，提名了戛纳金棕榈。这个“书生与女鬼”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传世经典。在《喜》里，白景瑞也设计了一个“书生与女鬼”的故事。只不过，这次俊俏的书生，遇到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鬼”。“女鬼”对书生一见钟情，书生却一脸嫌弃。这“一人一鬼”之间，最终没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反倒是上演了一场闹剧。
第二个故事《怒》，由胡金铨执导，拍的是“任堂惠三岔口救焦赞”的故事，也就是京剧《三岔口》里的那段故事。
第三个故事《哀》，由李行执导， 讲述了一个男子想要报仇，结果发现仇人全家早已被“杀”，仇人之女化身“幽灵”，劝诫男子放下仇恨的故事。
第四个故事《乐》，由李翰祥导演拍摄，这段直接影视化了《聊斋志异》里的《王六郎》一章的故事。
《喜怒哀乐》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70年代初的华语影坛，也掀起了一股“分段式电影”的创作热潮。
《喜怒哀乐》之后，李翰祥又对“分段式电影”进行了新的探索。1971年，李导拍摄了以“骗术”为主题的分段式市井喜剧《骗术奇谭》。
分段式的小故事、猎奇的骗术陷阱、喜剧的故事题材，这些元素的汇聚，让《骗术奇谭》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1972年，李翰祥又为该片拍摄了续作——《骗术大观》，上映后再度博得满堂彩。
70年代初，“嘉禾”凭借李小龙的功夫片，在港片市场之上快速崛起。而“邵氏”也在“嘉禾”的市场压力之下，逐渐陷入了被动。
1972年，“邵氏”的张彻、程刚、岳枫三位导演，受到李翰祥的启发，也打算在“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上，搞出一些新花样。于是，三人联手拍摄了分段式武侠片《群英会》，希望用这种全新的创作形式，与李小龙的功夫片，来上一场票房较量。
这部《群英会》由《白水滩》、《胭脂虎》、《铁弓缘》三个武侠故事组成，集结了狄龙、姜大卫、罗烈、岳华、施思、江玲等一大批邵氏当红影星。
“买一张票，看三场电影”也成为了《群英会》上映时的宣传噱头。然而，这部《群英会》的拍摄并不算成功，口碑、票房也都十分一般。
看到张彻、程刚、岳枫三人不行，“邵氏”在1972年，花重金请回了李翰祥，希望借助李翰祥的“分段式电影”，去对抗“嘉禾”的“李小龙功夫片”。
1972年，李翰祥回归“邵氏”，并接连拍摄了《风月奇谭》、《风流韵事》、《牛鬼蛇神》、《骗术奇中奇》、《北地胭脂》5部作品。这5部作品依然延续了“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对一些市井趣事进行表现。
当然，为了迎合市场观众，李翰祥在这些电影作品之中，也设计了不少“风月元素”。虽然《风月奇谭》、《牛鬼蛇神》、《骗术奇中奇》、《北地胭脂》这些作品，没能像李小龙的《精武门》那样，稳居票房排行榜NO.1，但是这些作品高产量、低成本、高票房的制片特色，却让“邵氏”在港片市场之上化险为夷。
70年代前中期，李翰祥陷入了创作瓶颈期，于是开始靠“分段式电影”，稳定自己的市场价值。而70年代初的“邵氏”，因为竞争对手“嘉禾”的压力，陷入了发展困局。为了摆脱窘况，“分段式电影”也成为了“邵氏”驰骋票房市场的主力。
可是，1975年之后，李翰祥找回了创作状态，开始淡出“分段式电影”的拍摄，接连打造了《倾国倾城》、《瀛台泣血》、《乾隆下江南》等经典作品。
而1975年之后的“邵氏”，在“古龙武侠片”的拍摄方面，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于是也减缓了“分段式电影”的拍摄力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段式电影”在商业片市场之上的流行，是某些导演、某些制片厂商创意枯竭、发展困顿的表现。
这层意义，在90年代的港片市场之上，也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90年代初，港片进入了最后的高峰期。《黄飞鸿》、《逃学威龙》、《飞鹰计划》、《辣手神探》、《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警察故事3》、《重案组》、《精武英雄》、《大话西游》等经典作品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经典没有一部是以“分段式”电影的形式出现的。
时间来到90年代末，一片低迷的港片市场环境之下，《夜半一点钟》、《怪谈协会》、《Office有鬼》、《阴阳路》、《三更》这样的“分段式恐怖片”作品开始风靡。
“分段式电影”的创作形式，加上一个极具商业性的故事主题，似乎也成为了不少港片制作人困境图存的惯用手段。
新千年之后，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这股原本弥漫于港片市场的“分段式电影”创作风潮，也一路北上，来到了内地。
2010年，港片导演夏永康 、陈国辉携手，拍摄了电影《全城热恋》。这部电影以分段形式，讲述了6对男女的爱情故事，并汇聚了张学友、刘若英、张曼玉、谢霆锋、吴彦祖、徐若瑄、蔡卓妍等一众大咖。
《全城热恋》之后，内地导演赵天宇也有样学样，在2011年以“分段式电影”的形式，拍摄了一部都市爱情题材的作品《万有引力》。
2011年前后的内地电影市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下沉到四、五线的小城镇。当时的电影院线，主要都集中大城市，而电影的主要消费群体，也都是在大城市上班的打工族。
于是在2011年前后，“都市男女的爱情故”成为了不少电影人的创作焦点。这一时期，古天乐、高圆圆拍摄了《单身男女》，文章、白百合拍摄了《失恋33天》，刘德华、巩俐合作了《我知女人心》，徐静蕾也自导自演了《杜拉拉升职记》。
在泥沙俱下的“都市爱情片”市场之上，这部《万有引力》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市场成绩。而《万有引力》平凡的银幕表现，也成为了彼时“都市爱情片”衰亡的一个缩影。
2011年之后，内地电影市场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2012年的《泰囧》、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让内地电影市场快速进入了“十亿时代”。在市场票房高歌猛进的同时，华语电影的质量，也进入了一个“一言难尽的时期”。
2013年到2015年之间，《小时代》系列的“票房神话”，让越来越多电影人看到了“疼痛爱情故事”的市场潜力。
于是在2016年，张一白 、管虎 、张猛、滕华涛 、高群书5位名导联手，以分段式电影的形式，创作了《奔爱》。
这部《奔爱》通过5段故事，讲述了5对情侣之前的“疼痛爱情故事”，不同的爱情有不同的疼法。
该片虽然汇集了章子怡、彭于晏、佟丽娅、周冬雨、张译、梁静、吴莫愁、王千源这样的豪华阵容，可是上映后的效果却十分一般。可能，这就是人类的疼痛并不相通，观众们只觉得作吧。
《奔爱》之后，这种又作又拧巴的“爱情故事”开始失去观众市场。而随着《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作品的出现，新的“商业片类型”，开始统治内地票房市场。
“我和我的”系列也在这股市场潮流之下，顺利走入观众们的视野。从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到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再到现在的吴京、章子怡、沈腾。
“我和我的”系列“考验”了一批又一批内地导演的业务能力。
70年代初，李翰祥在华语影坛掀起了这股“分段式电影”的创作热潮。半个世纪过去了，这股热潮由南向北，一路蔓延到了内地电影市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港片市场上发生过的故事，似乎又在内地电影市场上演。而当下的吴京、徐峥、沈腾等人，似乎也遭遇了70年代初李翰祥遭遇过的人生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