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和当代人生试读（人生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
文学经典和当代人生试读（人生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柳青生病期间住在西安陆军医院时，路遥去看望过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去世，使少年时就崇拜这位伟大作家的路遥，心里油然而生无限的悲恸。路遥将这种深深浓浓的痛苦，沉淀了两年之后，饱含对这位坚强的作家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写下了《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第6期）。文中，路遥表现出他对像柳青一样创作宏大生活题材、宏大结构和史诗般艺术作品的向往和追求。对柳青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197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正当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活动，为重建作协机关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时，1978年6月13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于北京病逝。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
《人生》——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
文／黄堡书院
（1981—1982）
路遥的文学创作的转折可以说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其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显露的。路遥并没有因为这次成功而沾沾自喜，他在与资深编辑董得理和作家李小巴的聊天中说，现在返回去再看这个中篇，心里很不安。“为什么那时候写得那么粗糙？可以用笔墨的地方还很多！”
197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正当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活动，为重建作协机关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时，1978年6月13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于北京病逝。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与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对柳青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
柳青生病期间住在西安陆军医院时，路遥去看望过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去世，使少年时就崇拜这位伟大作家的路遥，心里油然而生无限的悲恸。路遥将这种深深浓浓的痛苦，沉淀了两年之后，饱含对这位坚强的作家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写下了《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第6期）。文中，路遥表现出他对像柳青一样创作宏大生活题材、宏大结构和史诗般艺术作品的向往和追求。
1981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28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和路遥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一段感情经历。由于这是自己压抑已久、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一旦打开，情感的波涛就会喷涌而出。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关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题材糟蹋了。
在准备了两年之后，路遥对这篇小说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考虑得备受折磨时，终于感觉穿过了障碍，可以进入实际阶段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当时，甘泉县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建筑，一层是石窑，石窑上面是灰砖薄壳窑。全招待所只有一层的石窑有一套两个窑洞组成的甲级房子，也就是现在说的套房，是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
路遥每次来甘泉，县上都安排他住在这套窑洞，食宿全免。县上领导还特别要求服务员做好服务，尤其是在路遥晚上创作需要加餐时。
时至今日，原来的招待所服务员谈到路遥时，对路遥依然记忆犹新：“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彻夜不睡觉，前后房子里摆的满是书籍和资料，还有写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乱了。他很和气，却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到要用的东西了。可是，当县上的领导来看望路遥，见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训我们不尽责。时间长了，我们感到委屈。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在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昼夜地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
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了，怕要寻“无常”。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
这期间，未能与路遥同时分配进省作协《延河》工作的白描，正在延安大学度假——他的妻子在那里工作。白描得知路遥在距延安市不远的甘泉，专程去看望路遥。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致使路遥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
路遥对白描说，他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拼命。
曾经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弢，时任陕西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与路遥有着极深厚的友谊。张弢对陕北风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讲笑话和故事。张弢在政务间隙，不是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擦擦，就是让路遥放松休息，给路遥讲笑话讲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细节，路遥实行“拿来主义”，经修改加工，后来写进了《人生》当中。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站在崖畔上刷牙，结果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成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情节。
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了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他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后，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他又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比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告诉李小巴，她读原稿时都读哭了。
路遥把原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他肯定了作品中乡村生活部分写得好，主人公进了县城后的生活相对而言逊色一些。他觉得应加强主人公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地缠套在爱情这一情节线中。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认为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10月，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主编王维玲。路遥在信中写道：
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就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生活在任何地方不会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光面的，也有投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
问题还在于写什么，关键是怎么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的灵魂不能破碎。
——王维玲《岁月写真——我和当代作家》
不久，王维玲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路遥被安置在出版社大院内一间高大明亮、条件最好的客房里——这是专门接待老作家的房间。
大约在这间房住了十天左右，其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而那张舒适的大床，就那么白白地空着。路遥的这种对文学事业执着投入、在写作上苦拼苦搏的精神，让出版社熟悉他、认识他、知道他的人无不十分感动和敬佩。
——王维玲《岁月写真——我和当代作家》
小说修改完，路遥没在北京多留，急忙返回西安。他当时是《延河》的小说散文组的副组长，有编刊工作在身。
这部小说修改后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路遥在稿前引用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生。”看到开头的“人生”二字，王维玲感觉，“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也觉得作为书名好，于是初步定下来，并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
路遥很快回信：“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
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在出书前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上做重点稿推出，王维玲想到了《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与出版社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出版。
1982年第3期《收获》发表了路遥酝酿两年、21天写完的13万字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的人生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通过对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高加林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和悲剧。
《人生》的意义，在于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这个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他的全部行为几乎都来自个人出人头地、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又来自历史，来自不合理的现实。他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产物，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产物。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小说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的人，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写了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落下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的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使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
——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始料未及。后来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写道：“原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他。1981年，路遥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鲜花掌声中的清醒——让人们忘记《人生》的作者
（1982—1983）
路遥的《人生》发表并引起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关注后，1982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协）研究决定，将路遥从《延河》编辑部调动到创作组。路遥就此成为省作协专业作家。路遥每月的工资也由1979年行政级别22级的58.5元，调整到创作一级的66元。这是路遥自1976年9月参加工作后，6年之中第三次调资。
虽然工资高于一般专业人员，但是，由于路遥在清涧和延川有两边的老人需要关照，还有弟弟妹妹需要扶持帮衬，自己这边既要满足宝贝女儿的各种需求，还要满足自己抽固定品牌的高档香烟以及熬夜提神时喝咖啡的花费用度，路遥自然就经常感到捉襟见肘，经济拮据。
1983年3月，《人生》当之无愧地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路遥的小说《人生》搬上银幕，由路遥自己执笔改编，吴天明做导演。
因要和吴天明一块儿在延川拍电影《人生》，路遥回到延川。自从大学毕业到西安工作后，因全身心投入创作和工作，路遥回家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回到陕北深入生活，抽时间回郭家沟看看大伯大妈，也是来去匆匆。这次，是路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在家住了20多天。那20多天是大伯大妈老两口最快活、最风光的日子，儿子成了人物，穷山屹崂的村子也跟着风光，村里人看他们老两口的眼神既羡慕又感动……
1984年的秋天，《人生》在全国公映，继小说发表之后，再一次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引发关于电影《人生》的新一轮评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地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人们为“高加林”和“刘巧珍”争吵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学生们，更是争得面红耳赤。一些人把“高加林”当作了“陈世美”骂得狗血喷头，也把愤怒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着周里京，骂他是“没良心的高加林小子”……
电影《人生》，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一举荣获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同年，上海话剧团将《人生》改编成话剧公演；根据小说改编、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持的《人生》广播剧同时播出，同样获得了成功。
那是个处处鲜花绽放的季节，而路遥却陷入困惑和苦恼之中，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他不能停止手中的笔去创作，就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不能误了农时去耕作一样。
路遥在《人生》之前创作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发表在1982年第5期《当代》上，在艺术上不输于《人生》。这篇小说，完全是路遥少年时期那段饥饿的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自传性质。小说成功之处不仅是对饥饿感的真切描写，还有对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穷孩子的成功塑造。在那样的困难时期，在那样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毅不屈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环境互相冲撞，形成了悲壮的基调。这篇小说，获得了当年《当代》优秀作品奖是当之无愧的。可惜，它发表在《人生》之后，《人生》耀眼的光辉完全遮蔽了它，所以它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人生》之后，路遥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散文《柳青的遗产》（《延河》1983年第6期）、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文学家》1984年第1期）、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钟山》1984年第5期）、短篇小说《生活咏叹调》等，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可是，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后，竟然无声无息。要么缺乏《人生》的大气，要么总给人一种思想大于形象、用形象来图解某种先验思想的感觉。因此，受到文学界的冷遇也是必然的。
一方面是鲜花和掌声的包围，另一方面，又无法尽快突破《人生》的影响。此时，评论界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
在人们以为路遥大红大紫、志得意满的时候，路遥的情绪却跌落到谷底，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得到的。这个在创作成绩上远远地跑在许多作家前面的人，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战胜的孤独与绝望。
按说，一个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作家，完全可以安逸地享受鲜花和掌声，而且这个时候的路遥，无论写什么，都不愁发表，何况他的身后，是一拨又一拨的刊物编辑在追着他，向他约稿。只要他按部就班，有兴趣有精力去写作，完全可以连续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而且稿酬也源源不断。
然而，一向将写作视作严肃事业的路遥认为，与其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或取悦于某种时尚的文章，还不如去干其他有益于社会的实事。他从来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作，绝不匆忙从事，粗制滥造。他在写作前或是作品写完后，甚至在取得定评或获得奖励之后，对自己所要写的或已写成的作品都有着较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成为他的原动力，成为他不衰的斗志，也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包袱。因此，路遥的文学事业从来没有轻松过，眉头舒展的日子不多，陷入一种文学的孤独也是必然。
路遥是不是就难以超越《人生》那样轰动全国的作品了？实际上，提出这样的质疑的，首先是路遥自己。
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一天早晨，路遥收拾行李，悄无声息地走出了陕西省作协大院，搭乘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逃离了城市，走向毛乌素沙漠。他要为自己寻找到答案。
沙漠上也是有路的，但是，那是别人踩出来的脚窝，再踏上去，会比走自己的路更艰难，而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既无趣也留不下清晰的足迹。身临其境，路遥愈发明白，只有自己用双脚再踏出一条路，才会留下真正属于自己的印迹。这个发现，令路遥的心情如第一次行走沙漠时一样激动。他一会儿赤脚行走在空寂的沙漠之中，一会儿又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
在沙漠里行走，一个念头，非常清晰地确定下来：
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令自己感动的、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战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下一步将要进行的，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这是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
无疑，要完成这部书，将耗时多年。这期间，必须要在所谓的“文坛”完全消失。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
当走出茫茫的毛乌素沙漠时，路遥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肯定就不时地响起退堂的鼓声。重要的是，自己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路遥的回答是：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中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当得到一种社会荣誉时，自己内心总是很惭愧的。在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是祖国西部黄土高原那些朴素的山峦与河流、开垦和未被开垦的土地、土地上弯腰弓背的父亲兄弟……正是那贫瘠而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他们是最伟大的人，给他们戴上任何荣誉的桂冠都不过分。但是他们要求的从来不是这些，而是默默无闻地、永恒地劳动和创造。
——路遥《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文章节选自《最美奋斗者》为人民而写作——记【最美奋斗者】路遥
作家简介
张艳茜，黑龙江省绥化市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米脂县政府副县长（挂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柳青文学奖、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出版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心中有她就属于你》，长篇小说《貂蝉》，长篇传记《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有作品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和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