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同胞以命相搏（为救亡图强而呼号）
为救同胞以命相搏（为救亡图强而呼号）在“旁观者”的六种人中 作者认为“浑沌派”是不知责任之人 其余五派 是不行责任之人。在这些不行责任之人中 除“为我派”外 大抵都是社会上不居权要地位的人 他们面对着国家危亡 面对着政事兴废 都站在“客位”的位置上。有的是“名士”者流 他们关心国事 也好言时务 但只是挂在口头上 并不付诸行动 他们唯一的能耐只会“咨嗟太息”、“痛哭流涕” 一切皆以“无可奈何”来搪塞。有的则以算账派的面目出现 他们对什么事都看不惯 这些人既骂守旧 亦骂维新 既骂小人 亦骂君子 而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 什么事也不愿干 唯一的本领是笑骂而已。有的则自暴自弃 凡事推诿责任 自称为“国民之一阿屯”。有的是见风驶舵的风派人物 他们随俗沉浮 投机钻营 从中渔利 所谓“向于东则随之而东 向于西则随之而西” 是典型的伪善欺世的“乡愿”本色。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 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 但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 始终贯穿
一一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析
在近代作家中 梁启超是位佼佼者。他不仅倡导了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促进了近代文学的发展 而且还是近代散文领域的大师。他的散文 议论纵横 文笔优美流畅 结束了有清一代桐城派散文统治的局面 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创造了一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新文体”(又称“新民体”、“报章体”) 使近代散文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梁启超散文的发皇时期是维新变法前后 大约是在他主编《时务报》到主办《新民丛报》时期(1896-1904) 他在这时期写的散文 大多围绕着反帝、救亡和振兴中华这样的主题 或强烈遭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或愤怒抨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投降卖国的行径 或为兴民权、启民智 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
面貌而呼号 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变法通议》、《瓜分危言》、《爱国论》、《少年中国说》等是这时期写的、当时朝野上下争相传颂的名篇
《呵旁观者文》也是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
《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 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高屋建瓴 突兀而起 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 莫过于旁观者” 倾注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 给文章定下了基调。
所谓“旁观者” 作者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因此 文章的立论就紧紧同国家的盛衰兴亡 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文章将“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已主义者 他们隔岸观火 或隔船观彼船沉溺 斥之为“人类之蟊贼 世界之仇敌”;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 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文章明确指出:“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 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 国人无一旁观者 国虽小而必兴 国人尽为旁观者 国虽大而必亡。”作者无限感慨:“济人利物非吾事 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虽大 竟无一主人 问诸百姓 百姓说“此官吏之事” 问诸官吏 官吏尸位素歹 只知威势利欲 其余茫无所知。梁启超曾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说过 “国也者 吾之国也。吾爱之 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今既无救之之权 则不能不望于有权者 吾一人之力不能救 则不能不望于众人之与吾同心者。”这也正是梁启超写此文的本旨所在。所以文章的结语 作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以“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 一针见血地指出比猛虎、大火尤为惨烈的“国亡种灭的惨酷” 希翼震醒“举国的旁观者” 更寄希望于青年 要做爱国者 做国家的主人 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作者那“闳割通切 感人殊深”的优国之思 也在字里行间得到形象的体现。
《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的六种人的描写 也堪称传神妙笔。作者将“旁观者”的六种人分别称为浑沌派、为我派、鸣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典型的利已主义者 他们只顾一己的荣辱得失 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 竟置诸脑后。但作者在为这六种人画像时 除了注意他们的共同特点外 又非常注意突现他们不同的特性 细致地刻画他们阴暗的心理和他们魑魅魍魉的情状。例如“浑沌派” 作者指的是京外的官吏、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士子和满天下的商人。作者称他们为“无脑筋之动物” 旁观派中之“天民”。这些人不知有所谓国 不知何者为可忧 也不知何者为可惧 他们饥而食 饱而游 困而睡 觉而起 鼠目寸光 思想迟钝 尸位素餐 无所作为 浑浑噩噩。但对于一己之私利 却斤斤计较 寸步不让 所谓“户以内即其小天地 争一钱可以 陨身命”。作者在写他们麻木不仁的特性时 用了很形象的比喻 说:“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 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 犹疑为照屋之出日。”寥寥几笔 就展示了这类人所特有的性格特征。同样是写政府官吏 “为我派”中的官员又不同于“浑沌派”官员的性格特征。“为我派”中的官员和“浑沌派”的官员所处的地位不同 他们都是“据要津握重权”的人物 因此 他们“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 他们也不是没觉察国家之将亡 没判断出国家政事之兴废 但是 他们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他们“以老聃为先圣” 一切以无为处之；“以杨朱为先师” 一切以是否有益于我为准绳 只要“亡此国而无损于我” 则泰然处之 还希翼在国亡之后 做“小朝延大臣”。一个投降卖国的丑恶脸谱 就唯妙唯肖地呈现出来。
在“旁观者”的六种人中 作者认为“浑沌派”是不知责任之人 其余五派 是不行责任之人。在这些不行责任之人中 除“为我派”外 大抵都是社会上不居权要地位的人 他们面对着国家危亡 面对着政事兴废 都站在“客位”的位置上。有的是“名士”者流 他们关心国事 也好言时务 但只是挂在口头上 并不付诸行动 他们唯一的能耐只会“咨嗟太息”、“痛哭流涕” 一切皆以“无可奈何”来搪塞。有的则以算账派的面目出现 他们对什么事都看不惯 这些人既骂守旧 亦骂维新 既骂小人 亦骂君子 而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 什么事也不愿干 唯一的本领是笑骂而已。有的则自暴自弃 凡事推诿责任 自称为“国民之一阿屯”。有的是见风驶舵的风派人物 他们随俗沉浮 投机钻营 从中渔利 所谓“向于东则随之而东 向于西则随之而西” 是典型的伪善欺世的“乡愿”本色。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 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 但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 始终贯穿其中 使人读后汗颜 也催人觉醒 发人深省。
近代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散文有过颇高的评价:“惊心动魄 一字千金 人人笔下所无 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 无过于此矣。”(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致饮冰主人书》)梁启超的散文 确实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 不仅当时的文人学子竞相仿效 而且影响到“五四”以后的散文创作。奠定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地位及影响的 散文的成就也是其中很主要的方面。他的文章 冲破了桐城派古文的散文套式与格调 “文不中律” 恣肆议论 纵横捭阖 波澜起伏 舒卷自如 而且在行文中很注意通过形象化的修辞手段 使抽象的议论形象化 这些特色在《呵旁观者文》中也可见一斑。作者在文中 一下笔就破题 纵横议论 从人必须具有的“血性”到人对国家社会应尽之责任 从国势兴衰的原委到中国的现状 中间插进对“旁观者”六种人的形象描绘 进而抒写作者对改变中国的现状的厚望与信念 这样的布局 无疑有利于作者驰骋思绪 言尽其意 逐步展示作者所要阐发的反帝救国的主题 显示出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风貌 而且也使议论性与形象性紧密结合 增加文章以情感人的艺术效果。文章语言流畅 形象生动 伸合自如 特别是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 更显出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如对”呜呼派“的描绘：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 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 彼则曰诚当办也 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 彼则曰
诚极危也 奈已无可教何!再穷诘之 彼则曰:国运而已 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 東手待斃一语是其真传 如见火之起 不务扑灭 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 不思拯救 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此派者 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 然他人之务旁观也以目 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 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 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此派似无补于世界 亦无害于世界者。虽然 灰国民之志气 阻将来之进步 其罪实不薄也。”
有外表的描写 有内心的刻画 有形象的比喻;再加上行文上杂以排比、重选 就使“鸣呼派”的脸谱非常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而作者对这类人物的论议 也就具有令人叹服的笔力。
作者写此文时 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在祖国的北方兴起 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浪潮已漫延到大江南北。但文章中却缺乏这代表中国人民觉醒的时代气息 而且作者把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统统归之于“旁观者”之列 这是错误的 也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看不到人民力量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作者反帝爱国的热忧 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希望与信念 却是值得大为称道的。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今天 作者的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更是弥足珍贵。在伟大的时代潮流面前 是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促进派 还是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 成为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问题。读一下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 或许有助于人们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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