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见证70年我的名字叫建国（影像见证70年我的名字叫建国）

影像见证70年我的名字叫建国（影像见证70年我的名字叫建国）1974年，在村办小学任教5年后，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新乡地区师范学校开办的首期音美班进修学习。同班同学四十多人，大家分别学习二胡、古筝、笛子等各种民族乐器，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笛子。除了专业课，我们那会儿也要进行大量的政治学习。从物资匮乏的乡村来到城市，食堂里供给充足、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抚慰了课业重压下的我。有一天，我看到校园里停着一台新汽车，觉得新鲜极了，就叫来一位爱拍照的同学帮我拍了这张。十年间，教育系统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学，农村小学的规矩没有被破坏，依旧是学生上学，老师教书。当时的村校是包办制，我们的学校由寺庙改建而来，一个老师什么都教。上学的时间跟现在差不多，只是没有双休日。老师的工资就是工分，干一天挣一天的工分，拿着工分可以优先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这是1972年，参加工作后，我第一次跟毕业生拍合影。学生时代，最特别的记忆是高中走出大山，去上海住了半个多月，长了很多见识。回到家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0华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7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群有理想的摄影人，用最真切的镜头，定格永恒的历史瞬间，诉说宏大历史中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他们用影像记录着国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历史性变化。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即日起，中国摄影家协会开辟“影像见证70年”专栏，推送优秀摄影师作品，并征集长期关注某一个领域的有温度、有深度的影像故事。通过影像反映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辉煌历程，讲述“中国故事”，充分反映新中国70年来各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现人民幸福、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愿景。作品及相关文字资料请打包发送至邮箱：327149147@qq.com

我叫申建国，1949年10月1日出生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农村。那一天正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俺爹俺娘给我起名建国。这张照片是1949年我出生没多久拍的，前排左一是俺娘，她怀里抱着的小娃是我，后排右一是俺爹。爹说，当时在太行山下的农村，拍张照是很奢侈的，可是新中国成立了，社会在进步，我们要跟着社会进步走，于是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家庭最珍贵的影像。

我家兄妹五人，我是老大。爹说，新中国成立前，很多人过得像乞丐。我们一大家子人没地方住，就在一座寺庙里栖身，一住就是十多年。比起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父亲，我的童年要安稳得多。建国后，我的家族离开破庙，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两张照片是我从当时的证件上摘下来的，上面还有公章的戳。左边是我上初中时的照片（1962-1965），右面是我上高中时的照片（1965-1968）。

学生时代，最特别的记忆是高中走出大山，去上海住了半个多月，长了很多见识。回到家里，别人都说我长胖长高了。1968年我顺利读完高中，这是我（后排右一）与同学们在辉县著名景点百泉拍的纪念照。那个年代，手拿红宝书照相是种风尚。毕业后，我和照片中的好几位同学都当了老师。66年开始，人们都忙着参加运动。身处大山之中，我的职业选择很实际：当时老师的地位虽然很低，但是待遇相对于在家种田还是要好的多。

1969年，作为乡里仅有的两名高中毕业生之一，我进入村办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一年后，为了送别去参军的堂兄（后排左三），我们全家又拍了一张合影。时隔20年，这次合影的背景变成了一家人合住的房子，可是有些亲人已经去世了。

1970年12月29日，送别堂兄两天后，21岁的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句子："人的一生中，生活方式是非常复杂的。有时遇事则苦闷，有时则兴奋，兴奋则以'狂热'之。悲欢的事情也很多。现在的我才初步觉得做一个人不容易，既得考虑事情的正面，也得考虑反面。"

十年间，教育系统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学，农村小学的规矩没有被破坏，依旧是学生上学，老师教书。当时的村校是包办制，我们的学校由寺庙改建而来，一个老师什么都教。上学的时间跟现在差不多，只是没有双休日。老师的工资就是工分，干一天挣一天的工分，拿着工分可以优先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这是1972年，参加工作后，我第一次跟毕业生拍合影。

1974年，在村办小学任教5年后，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新乡地区师范学校开办的首期音美班进修学习。同班同学四十多人，大家分别学习二胡、古筝、笛子等各种民族乐器，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笛子。除了专业课，我们那会儿也要进行大量的政治学习。从物资匮乏的乡村来到城市，食堂里供给充足、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抚慰了课业重压下的我。有一天，我看到校园里停着一台新汽车，觉得新鲜极了，就叫来一位爱拍照的同学帮我拍了这张。

进修期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21岁，是南寨乡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谈恋爱期间，她经常会到新乡市区来看我。几十公里的路程，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却要坐大半天的公交汽车。进修期间，虽然每月有十几元的生活费，但我的经济状况还是很紧张。妻子可能看出了我的窘迫，有一次见面她塞给我几十元钱，这些钱，我不知道她攒了多久。这是1975年，我们在新乡市人民公园约会，在同一个地方各自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图为我给妻子拍的照片。

1976年7月6日，我完成全部进修课程，正式毕业。毕业前，我和同学们拿着各自学习的乐器，在师范学院的院子里"拉开架势"，留下了这张特别的毕业照。

1976年12月16日，我和妻子领证了。她家什么彩礼都没要，我们去照相馆拍了张几毛钱的合影，就是结婚仪式。这张我们珍藏多年的结婚证，现在看，还是颇具时代色彩。

婚后的日子，平淡又紧张。那时，我已是南寨镇中心学校的初中老师，一天的工作安排得密密麻麻：早上5点半起床，6点出操，然后是一天的课，晚上9点放自习后才能回家。我从没觉得辛苦，因为身边人都是这样，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艰苦奋斗、刻苦拼搏。这是1978年，我在南寨中心学校旁的小山岗上留影。当时，国家恢复高考已近一年，作为教师的我能明显感觉到身边人对学习知识文化的渴求。我暗下决心，立志当好老师，教好学生。

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喜欢上了拍照，很想买台相机，但100多元的价格让我望而却步。当时我虽然已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但月工资只有29.5元，一年后工资也才涨到35元。1977年，妻子向岳母借了120元，给我买了一台牡丹牌120双反相机。刚拿到相机，我兴奋得很，立马在老房子的厨房前给妻子拍了一张她穿着工作服的照片。

上世纪70年代，一台单反相机绝对算是家里的大件，也是大部分人不曾接触过的稀罕物。有了相机，我不仅给自家拍，也免费给很多老师和学生拍照。白天拍了照片，晚上回家自己调制显影液。没有专业的工具，就用家里的碗，然后用被子蒙着避光，在被窝里冲洗胶卷。这是我给三位同事拍的合影照，左一同事穿的是两个兜的士兵装，右边两位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官装，这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打扮。

1978年8月，不到29岁的我做了父亲。遵照"中国人民香花开，社会主义永如海"的起名顺序，我给儿子取名"红义"。初为人父，除了满心的喜悦外，也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些。家里添丁进口，为了补贴家用，工作之余，我和妻子养了几头猪。当时，一头猪养一年出栏，一斤可以卖8毛钱，这让家里每年可以多几百块钱的收入。这张照片是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拍的。

儿子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小家红红火火。可是噩耗突然传来，1981年妻子长了个很大的肿瘤，去医院，医生说是癌症，估计剩余的生命不会超过两年。听了这个结论，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她才28岁啊。幸运的是，在新乡中心医院治疗半年后，妻子竟然慢慢好转，最终康复出院了，一直到现在，身体都很健康。这是1982年5月，在新乡第二招待所门口，我为刚出院的妻子拍下的照片。大病初愈，妻子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很好，也很开心。

1989年7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爷爷给女儿起名"红垚"，家里的女孩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取名，她的堂姊妹和表姊妹，有叫鑫和淼的。这是红垚（左一）两岁多时和她二表姐在姥姥家里拍的照片，后面是养鸡的笼子。

我的一双儿女后来陆续就读于我曾经执教过的村小。说来惭愧，我虽是老师，但基本没时间管他们兄妹俩的学习。好在两个孩子自学能力很强，也热爱读书，在学习方面也没让我费过心。这是女儿（右列二）读三年级时，在村校课堂上和同学的合影，那时的村校学生还很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是个比较温和的父亲，只有一次，发了大火。

1996年高考前夕，老师对儿子的高考成绩预估不理想。想到妻子专门租房子，辛苦陪读一年，我对他撂下狠话："学习不好能干啥，以后我不管你了。"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早上，妻子去学校看黑板上公布的成绩，找了好久没找到。旁边的人告诉她，儿子考得很好，"在黄线上面，分数好的都在黄线上面呢，你家红义考了690多分"。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在退租前，到县里的照相馆拍了这张全家福。儿子因为挨骂有情绪，拍照时也不开心。

1996年，儿子入读陕西师范大学。一年学费5000多元，但那时我的月工资才400多元，为了凑足他的学费生活费，我们向亲戚借了钱。结果这小子挺争气，本科毕业后，又考了本校硕士，硕士毕业后，又考取了四川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和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博士。

当时，我们都想让他读中大，但中大一年一万多的学费，我们的家庭实在承担不起。最后，儿子选择了学费相对便宜的川大。直到现在，看到这张通知书，想到这件事情，妻子就会念叨说都怪我们没本事，无法供孩子就读理想的学校，感觉很对不起他。如今儿子已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在重庆定居。女儿从小受哥哥的影响，学习也很刻苦，如今硕士毕业没多长时间，还在为找工作犯愁。用妻子的话说，现在硕士都一抓一大把了，工作不好找了。其实，我想说，只要有书读就是很幸福的事，工作总会有的。

2004年父亲已八旬高龄，家里人张罗着给父亲一起祝寿，时隔55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家庭人口也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从那座破庙里走出的家庭如今已是数十口人的大家庭了。照片的背景也变成了簇新的砖房。

如今，父亲已是95岁高龄，依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他至今记得，抗战时期共产党八路军的工作队来到太行山下，工作队有这么一段描写未来社会主义的宣传语："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父亲连连感叹，现在一看，这些描述全实现了，普通家庭的生活都比解放前地主家的生活要好，那个时候地主家也不敢天天白面大米。

2009年11月，我从干了一辈子的教师岗位上退休，退休前，我一直在一线授课。校领导说，有时间了常回来看看，但说实话，我真不想回去了，当老师，身上的担子太沉重，你的工作是否认真负责，直接影响众多孩子的一生。现在担子卸下了，一身轻松的我想干点儿别的，写写毛笔字，吹吹笛子，拍拍照，把以前放下的爱好都捡起来。

计划赶不上变化，退休后，我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通过几次手术，病情有了改观，但还是需要每天吃药维持。儿子不放心我和老伴，把我们接到重庆生活了几年，但我们实在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和饮食习惯。这张照片是2015年冬天，在重庆儿子家拍的，因为南方没暖气，所以在室内我也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

孩子的孝心我们理解，他希望我们能跟着他在大城市里享享福，可是我觉得老家才是我的根，这里有我熟悉的邻里亲朋，有熟悉的山山水水。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有六千多块钱，平时如果有个病痛吃药的，国家还会报销一部分，这在农村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幸福了。

老家的屋子里，留着我们曾经拼搏奋斗过的痕迹。这辆自行车，是我和妻子花168元买的，墙上的挂钟花了60元，这些钱都是我们养猪挣的。桌子上的电风扇，是千禧年前我们家最主要的家用电器。桌子上的小黑白电视，是2000年之后别人淘汰不要，我捡回来的。

这台"飞人牌"缝纫机，承担了家里几十年来的缝补、制衣工作。它不但是一台缝纫机，还充当了儿子的书桌。读大学之前，他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是在这台缝纫机上写完的。可以说，他能读到博士后，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也有这台缝纫机的功劳。

妻子现在对啥都不感兴趣，每天就希望看到她的大孙子，家里到处都是挂着她大孙子的照片，妻子说，每天看看孙子的照片就特别开心。我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康复，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琢磨自己的身体，看看吃什么药能把自己的身体改善得更好一些，让孩子们少操些心。

这就是我和我的家庭珍藏了近70年的时光和记忆。回首我的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是无愧于心。我叫申建国，我和祖国共成长。

整理编辑：焦暘、李国庆、薄高鹏

本组照片由申建国提供

影像表现的内容可大可小，申建国用影像记录着自己家庭的变化，这只是亿万家庭中的一个普通家庭，但是恰恰又是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家庭，反映出70年来祖国的变化。如果你也有对某一个领域持续记录的影像作品，欢迎分享给我们。投稿邮箱：3271491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