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历史（文明太后冯氏之八）

冯太后历史（文明太后冯氏之八）道武帝之后，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受先皇的影响颇深，他对佛教的痴迷，与道武帝比起来不差分毫。明元帝封法果为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被法果一一拒绝，遂对法果更加尊重。他下令在平城四周塑造佛像，并且亲自拜访高僧，请求佛教沙门要担负起教化民俗、稳定民心的责任。北魏早期，朝廷操办佛教自然增加了财政的压力，用于宗教支出庞大，必然会压缩其他的正常支出，比如军队支出受到了影响，用于教育办学的开支也无奈减缩等等。朝廷的威望和号召力，因佛教的陡然兴盛，而与之平分秋色。许多效忠皇上和朝廷的官吏和百姓，如今拜倒在某个高僧的门下，或者不渴求朝廷的呵护，以为遇到天灾人祸时，寺庙和佛祖才是他们的保护神。太武帝一生犯过几个大的错误，第一个就是灭佛。应当承认，在北魏政权刚刚诞生时期，道武帝拓跋珪对佛教事业支持和推广的力度是罕见的。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办佛教，皇帝亲自参与佛教活动，给僧侣以极高的礼遇，寄教化

第四章 祸起萧墙

第一节 宗爱逆行

公元451年和452年，北魏王朝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忘记的事情。

太武帝拓跋焘一世英武，他以巨大的魄力和举国的势力一举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以来的乱世，南北对峙的格局基本形成。然而太武帝的性格也有弱点，他有时固执，谁的话也不听；他有时轻信，几句浅薄的话，也会让他怒火中烧；还有的时候他多疑，连自己做出的决定都不相信，为此懊悔不已。

太武帝一生犯过几个大的错误，第一个就是灭佛。

应当承认，在北魏政权刚刚诞生时期，道武帝拓跋珪对佛教事业支持和推广的力度是罕见的。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办佛教，皇帝亲自参与佛教活动，给僧侣以极高的礼遇，寄教化民风之希望于佛教，以此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二是从财力、物力和朝廷法度上保证佛教事业之根本，使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以得天独厚的条件纵横于天下。三是佛教推广的深度和广度，民众和官吏的参与面之大都前所未有。四是允许道教、巫祝、神咒混合共存，一些地方的原始宗教，如神异、灵验、咒术等也比较活跃。这样做的意义，无疑极大刺激了佛教这一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的普及和生根开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其实宗教的概念，是从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才逐渐形成。佛教是从公元前后由民间逐渐渗透，流入中国的，汉朝时期佛教则正式进入华夏大地。在这之前，中国的宗教，从形式上比较淡化和随意，最为强大的道教，也以方仙道、黄老道和天神信仰为主，在民间随波逐流，老百姓和朝廷之所以接受之，主要是他们有关“神机妙算”和“养生长寿”的玄妙被其吸引。而佛教传入中国，它首先以一种程式化很强的感觉，把自己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高高在上，颇受尊重。于是道教这种过去教义大于模式，内容重于形式的宗教，颇受启发，亦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强化和发展。佛教有佛寺，他们有道庙、道庵，佛教供佛，他们供神，供老子，佛教出家人称作比丘僧、比丘尼，他们也开始有出家人，称作道人、道姑等等。但是儒教，却执意不肯向佛教和道教学习，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发扬光大，源远流长，为世世代代统治者服务，也被千千万万华夏子孙传承，却从未像佛教和道教一样，讲究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只有道教认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在个别道教圣地居然有佛、儒、道三教合一、三教并存的寺庙，比如举世闻名的北岳恒山悬空寺里，就有一处三教殿。

北魏早期，朝廷操办佛教自然增加了财政的压力，用于宗教支出庞大，必然会压缩其他的正常支出，比如军队支出受到了影响，用于教育办学的开支也无奈减缩等等。朝廷的威望和号召力，因佛教的陡然兴盛，而与之平分秋色。许多效忠皇上和朝廷的官吏和百姓，如今拜倒在某个高僧的门下，或者不渴求朝廷的呵护，以为遇到天灾人祸时，寺庙和佛祖才是他们的保护神。

道武帝之后，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受先皇的影响颇深，他对佛教的痴迷，与道武帝比起来不差分毫。明元帝封法果为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被法果一一拒绝，遂对法果更加尊重。他下令在平城四周塑造佛像，并且亲自拜访高僧，请求佛教沙门要担负起教化民俗、稳定民心的责任。

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的第三任皇帝，是个极为强势、极具个性，又极度自负的皇帝。拓跋焘自幼对佛教并不排斥，当然也谈不上十分喜欢。史学界认为他即位后之后，受两个人的影响，对佛教产生了疑问，并最终做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灭佛之决定。这两个人，一是寇谦之，二是崔浩。寇谦之是太武帝十分器重的道教大师，此人，出生官宦家庭，从小对为官之道毫无兴趣，一心研究道教，常年打坐修行，最终自称是太上老君亲封的“天师”。崔浩则是太武帝身边无话不谈的宠臣、重臣。此人乃山东士族“清河崔氏”的后代，少喜道教之阴阳五行之说，辗转被太武帝请来加以重用，随时请教国家大事。应当说，寇氏与崔氏，都是少之又少的大才子，而且他们都为大魏朝创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崔浩在受到太武帝长期重礼厚待之后，内心有了变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不再考虑为皇上做事要掌握的分寸，更多地体现自己的喜恶和意愿。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他犯下了大错。

寇谦之与崔浩都信奉道教，但观念却不同。寇谦之认为道教无所不包含，它可以与宇宙万物共存，而崔浩却认为有道不能有佛，道教与佛教水火不容。崔浩反佛，是铁了心的。首先他自幼喜道，对佛教一直排斥，他认为道教是唯一的天教，不需要佛教和其他宗教与之并存，或者是互为补充；其次，他在辅政期间，多番遭遇反对派，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痴迷佛教的势力，这让他很是不快。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佛教，佛教不灭，他不罢休。正值顶峰时期的他，策划了一整套的计划。他多次向皇帝进言，说佛教势力越来越大，将来必成大祸；佛教僧侣打着教化民俗的招牌，干着反朝廷的勾当，号召皇帝的子民诚服于佛教、诚服于沙门，与朝廷分庭抗衡；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不愿服兵役，而愿意出家为僧，耗费国家财力，致使许多国之大业因国库羞涩而搁浅，云云。公元438年，计划初见成效，太武帝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充兵役。六年之后，太武帝再次下令，禁止官吏和百姓资助或供养沙门，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此时，拓跋焘对佛教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崔浩多年的“苦心经营”，没有“付之东流”。公元446年，崔浩跟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路过一处寺庙，发现里面设有暗室，并有大量兵器与财物。崔浩当即断定，此乃佛教组织密谋反叛之罪证也。皇上大怒，颁诏天下，所有寺庙之佛像、经书，一概焚烧，所有沙门一概活埋。此令非同小可，一旦昭告天下，那将是冤魂无数。太子拓跋晃，有意拖延诏令颁布的时间，暗自通知有关高僧快速逃匿。他深知此为风险之大，但他一意孤行，坚持大义，致使许多僧侣和佛经得到了保护。但是此次灭佛，的确使佛教在中国北方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动摇。

太武帝灭佛，多一半是相信了崔浩的蛊惑。时过境迁，太武帝感觉做得有些过分，这让太武帝在心目中，给与崔浩的评价大大地打了折扣。然而紧接着有另外一件事，却真正惹怒了太武帝。几年前皇上把撰写《国史》的重任交给了崔浩等人，崔浩又向太武帝推荐了文学大家高允，结果在崔浩的主持下，由高允等人主撰，大魏《国史》的修编进展很快。崔浩与高允坚持如实反映拓跋皇族一统北方的历史，涉及到皇族秘史也一概不能篡改的原则。《国史》完稿，许多皇家丑行或私密之事，也在《国史》中一并暴露。春风得意、一路顺风的崔浩并没有感到编撰之事有何不妥，他居然在未经太武帝审阅的情况下，把《国史》原稿刻于石碑之上，供众人观看。一时间《国史》碑林吸引了文武大臣和黎民百姓，整个平城议论纷纷。

朝堂之上，拓跋焘把《国史》书稿重重地摔在地上，大怒：“岂有此理，大逆不道！寡人重用崔浩，相信崔浩，崔浩却与寡人背道而驰！此等逆贼罪该万死，灭其三族！”。崔浩立刻跪倒在地，喊冤道：“皇上息怒，微臣冤枉啊！再说了，参与《国史》编撰一百多人啊，岂能由微臣一人顶罪？”

太武帝怒斥：“有何冤枉？既然参与者一百多人，让他们与你一起死了吧！”

此时，高允跪倒，三叩头之后：“崔浩所言不假，有损皇家威严的部分，都是微臣一人所写，并非崔浩之罪，其他人等只是参与而已，请皇上只杀了微臣一人吧！”

此时太子拓跋晃站出，为高允求情，他说：“高允乃一代大儒也，若是杀了高允，恐怕会伤了天下文人志士的心啊！”

许多大臣也跪倒在地，为高允求情。

太武帝拓跋焘非但没杀高允，反而认为如此替人受难、敢于担当、高风亮节之人，是大魏难得的忠臣。太武帝免除了其他人的罪行，唯独没有念及崔浩曾经有过的丰功伟绩，更没有顾及多年的君臣之情。公元450年7月5日，崔浩被太武帝诛杀。同时，“清河崔氏”无论远近，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太武帝做的另一件糊涂事，就是相信了太监宗爱。

中国古代的宫廷里，有一个奇怪的群体，即宦官。宦官，太监也，是专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的奴才。天下太监，凡是“青史留名”的，多半都是下作无耻，奸诈的小人。他们作恶多端，祸乱朝廷和后宫，被世人唾弃。太武帝拓跋焘身边有个叫作宗爱的太监。宗爱此人年少时因犯罪被阉，成为宫里的一名太监。由于他有心机、善钻营，很快被太武帝赏识。拓跋焘是特别爱慕虚荣的皇帝，宗爱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感谢上天给了自己一个思维敏捷的大脑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宗爱的大脑，旋转得非常快，他每天都在想：皇上喜欢谁？皇上讨厌谁？说什么样的话，皇上会开心？什么样的话，皇上会生气？献上什么样的礼物，皇上会高兴？宗爱的心里都盘算得清清楚楚。在他眼里，皇上没有半点秘密，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心机没有白费，他被太武帝留在了身边。然而，太武帝拓跋焘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欣赏他、依靠他的同时，他却给大魏朝酿造了一杯又一杯的苦酒。

太子拓跋晃是个思维缜密、做事严谨的人，他在太武帝出巡期间都按照父皇的安排，严格履行监国的职责，这让宗爱十分不悦。宗爱生来阴险狡诈，品格卑劣，他一直以为每逢皇帝外出，正是他在京城可以胡作非为的时候，可偏偏受到太子的阻挠，于是他怀恨在心。宗爱在太武帝拓跋焘的面前，常常说太子趁皇上不在京城，便耀武扬威，出言不逊，有损皇上的威严，也有愧于皇上的隆恩。虽然皇上很生气，但也不全相信他的话。直到有一天，太子与两个好友在一起饮酒，酒过三巡，他们免不了慷慨激昂，为国家大事抒发情感，被宗爱的眼线发现。宗爱立刻又向皇上报告，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番。宗爱还说当年皇上关于灭佛的指令，太子有意推迟执行，导致有不少僧人远逃，将来也必定给大魏国留下后患。这下拓跋焘忍不住了，下令马上将与太子一起饮酒的两位臣子杀死。这两位是太子最好的知音，他们平时形影不离，是太子的左膀右臂，他们被杀，严重地刺激了太子，吓得当场昏倒。不出两天，太子自己认为大势已去，皇上也不再相信自己了，大喊“父皇保重，莫上小人的当”，口吐鲜血而死。时间是公元451年六月。

太子死后，身边忽然冷清了许多，仿佛皇宫变成了地狱，平时话语颇多的大臣们忽然齐刷刷地闭住了口，不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烦皇上，宗爱出出进进也是不言不语。一天夜里，太武帝从噩梦里醒来，太子晃两只眼睛发直，口里反复地说着那句话：“父皇保重，莫上小人的当。父皇保重，莫上小人的当。------”这样的梦境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拓跋焘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愚蠢之极的事儿，太子这些年一直都受到自己的器重和培养，他怎么会有反心？太子的性情内向稳重，做事严谨，为人低调，怎么会忽然变得狂妄自大？太子几次监国期间都表现得非常好，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难道说，是宗爱他……？宗爱所报告的事情，都是他一人所言，自己又没亲眼所见，宗爱他要做什么？他已经做了些什么？

拓跋焘大呼：“寡人糊涂！寡人糊涂啊！”顿时泪如雨下，在场人吓得不敢言语。

太武帝看看站在身边的宗爱，这个自己一向信赖的人。宗爱低着头弯着腰，还如过去一般，恭恭敬敬地在那里站着。停了半响，太武帝拭去眼泪，慢慢地说：“对太子，寡人做得是否过分了？”宗爱正要说话，太武帝又说：“崔浩活着的时候，寡人是不是听他的话听得太多了，他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宗爱颤颤巍巍地说：“皇上节节节哀。皇上不不不要自责。”他看看皇上的反应，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又说：“那崔浩的话是有些过分，崔浩虽死，可是崔浩说过的话，皇上也不可全不信。再说了，皇上并没有治太子的罪，只是杀了他的两个同谋，太子的死是他自己的心胸狭隘想不开。堂堂大魏国的太子这样，以后江山交给他又怎么能行？”

皇上一听，把桌子一拍，一脚把宗爱踢翻，说：“满口胡言！什么同谋？你有证据吗？”他高高举起的右手，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桌上的一个盛酒的器皿跳了起来滚到了地上。

宗爱跪倒在地，额头紧贴在地面，连连说：“奴才死罪！奴才死罪！”不敢起来。这个宗爱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另下决心。他在想：看来皇上已经后悔了。皇上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有错，一旦生气必将降罪于我。我该怎么办？太武帝虽然因太子之死，对宗爱不再那么信任了，但是他还一时没想到要除掉宗爱，而宗爱的内心却在谋划着一场政变。

宗爱在想，皇上真的翻脸了，崔浩已死，下一个就该是我了。想到这里，他的头上立刻有冷冰冰的汗水流下。崔浩对于皇上那是立国汗马功劳的，说死就得死，我一个卑微的太监，哪里还有活头？

太子死后不出半年，太武帝封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为高阳王。这既是对太子的一种告慰，也是向朝廷上下表白，太子之死，丝毫不影响皇上对皇孙的宠爱和信赖。太子死后每每见到皇孙拓跋濬，就如同见到太子一样。他感觉皇孙濬儿比以前更加懂事了，太子的死，皇孙一点儿也没露出对皇爷爷的不满情绪来。太武帝忽然又觉得给濬儿的安排不妥，拓跋濬是要继承自己江山的储君，把他放在边藩不好，一则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安全怎么保障？再则一旦离开，不能天天在一起，想他的时候怎么办？于是又把给拓跋濬的高阳王之封取消了，诏说：“封皇孙濬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藩，乃止。”同时给拓跋濬的几个叔叔辈的皇子封了藩王，安抚他们的心。拓跋焘这样做，是要保护拓跋濬，同时进一步培养他，让他将来成为强过皇爷爷的一代国君。

太武帝渐渐地感到宗爱没有了往日的可爱，甚至有些可恨，有些阴险。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宗爱之坏，坏到何种程度？公元452年春，英武一世的太武帝拓跋焘被宗爱所害，死在自己的寝宫里。

皇上暴崩，引起许多大臣的怀疑，平日里早对宗爱小人得势、为非作歹恨之入骨的大臣们大都认为，皇上之死，一定与宗爱有关。但是迫于宗爱的淫威，人们暂时还没有对付他的证据和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太武帝在世时早已明确表白过，将来要皇孙拓跋濬来继承皇位，然而面对这个问题，有三位重臣意见不一致。有两位考虑到拓跋濬才十三岁，不是宗爱的对手，如若拓跋濬继位，势必让宗爱把持朝廷，到时必是国之不幸。另一位则坚持按先帝的遗愿来办，让拓跋濬继位。一时僵持不下，所以暂时决定对皇上之死秘不发丧。宗爱知道拓跋焘已死，这些老臣们一定在商议谁来继位的事，此时他并没有闲着，他也在考虑如何能够左右他们，让事情的结果最终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老臣们考虑到太武帝的儿子里，三皇子东平王拓跋翰年龄适中，能力亦强，且能征善战，在皇孙拓跋濬之外，最佳人选应该是他。这是朝廷上下明理人都能够看出来的，所以他们立即把拓跋翰暗中藏了起来，担心被宗爱所害。宗爱的确非常明白，老臣们无非是在拓跋翰与拓跋濬之间考虑问题，而这两个人选上位，都是宗爱所不愿意看到的，宗爱密谋害死太子，拓跋濬上来一定对自己不利，而拓跋翰上来更是英武难挡。怎么办？宗爱知道，把皇权直接从太武帝手里接过来，那是痴人说梦。于是他在皇帝的儿子里，选择了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身上，他就是纨绔不羁的六皇子，不学无术的拓跋余。他了解拓跋余有三大爱好，女人、财宝和狩猎。于是他平时变着法儿地满足拓跋余这三方面的欲望，让拓跋余成为他急来可以抱住的“佛脚”。一次太武帝南征回来，宗爱添油加醋地述说了六皇子留守京城期间的“功劳”。太武帝就加封拓跋余为南安王。拓跋余不成大器，也不傻，他认识到了宗爱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他觉得宗爱比父皇更可爱，父皇这些年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而宗爱不但给了他美女、财宝和花天酒地的日子，还给了他一个南安王。他在心里感谢宗爱。

拓跋余从来没有做过当皇帝的梦，但是一张刚出锅的馅饼，晃晃悠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把他着着实实地烫了一下，随后而来的便是洋洋得意。宗爱他把拓跋余秘密地召进宫来，然后以皇后的名义，宣兰延、薛提、和匹三位重臣进宫议事。可怜三位重臣自以为做事小心谨慎，对付宗爱绰绰有余，然而他们想不到中了宗爱的奸计，当他们忙赶来要与皇后商议大事时，却让宗爱早已埋伏下的杀手，进一个杀一个，全部杀死。被藏匿起来的三皇子拓跋翰也很快被宗爱的人找到，秘密杀死。第二天上朝，宗爱即矫皇后诏书，把拓跋余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这段时间里，冯昭仪在做什么？

太武帝拓跋焘之死，对冯昭仪来讲，如天塌地陷，她怎么也想不到，身体硬朗、说话声大如雷、做事来历风行的太武帝会忽然因病而亡。悲痛之余，她在暗自思考。许多情况表明，正如大臣们所怀疑的，拓跋焘必然是被那奸臣宗爱所害。冯昭仪是个大喜大怒都不会乱了方寸的人，她很快想明白了，眼下是危机四伏，如若宗爱害死了太武帝，必是为了篡夺大魏的江山。那么，太武帝死了，三位老臣死了，拓跋翰也死了，宗爱要害的人，下一个恐怕就是皇孙拓跋濬了。所以她立刻安排拓跋濬和常氏、冯女，转移到宫外她个人的一个秘密住处。她反复叮嘱冯女，眼下是最危急的关头，意气用事必然会毁了大局，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千万不要露面，尤其是提醒拓跋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不要绝望，不要懈怠，要做好准备，等待机会。

昭仪还在想，如果宗爱要杀她，怎么办？她分析的结果，是宗爱的目标暂时还不是她，因为她的上面还有皇后，看来皇后眼下已经被控制起来了。宗爱几次都是以皇后诏书为名，来行事的。再加上冯昭仪平时做事非常低调，从不随皇上招摇，更不过问政事，不可能惹得别人的忌恨。所以昭仪自认为暂时是安全的。她吩咐宫里的人尽量不出门，闭门度日。有人打听，只说昭仪悲痛伤身，卧床养病。

冯女与常氏、拓跋濬在深夜里，一起住到了昭仪的一处外宅。这个院子在城东比较偏僻的一个角落，周围有两家店铺，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鲜卑平民的住宅。门口有几棵大树，茂密的枝叶遮挡住半个院门，使得这处院子更显得平平常常，不显山不露水。这处院子是昭仪悄悄置办下来，准备自己在出现特殊情况时避难用的，结果今日给皇孙派上了用场。日常除一两个平民打扮的下人出来买菜购物，就不再有人出出进进。常氏这几天显得有些紧张，吃饭睡觉都不踏实，她在为濬儿担心，更在为自己担心。自从和濬儿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她一直以为将来的生活随着濬儿的发达，不会再出现风风雨雨了，谁曾想风云突变，大家的命运一下子变得无法判断。拓跋濬少年气盛，时不时地会桌子一拍，大骂几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冯女了解拓跋濬的性情，也很清楚眼下的情况，跟当年父亲被传，全家人被杀那天的气氛差不多。那时的冯女岁数太小，她只有害怕，只有紧紧地抱住母亲，用自己的脸贴着母亲的脸，以求得一时的安全。而今天的冯女，虽然年龄并不算大，可是她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考验，而且姑妈冯氏昭仪对她的教诲已经在她的身上和心里发挥了作用。冯女稳稳地坐在一旁，说：“皇孙千万息怒，气坏了身子最不值得。”拓跋濬停下脚步，看着冯女，心想这种情况下，能不急吗？

冯女接着又说：“宗爱邪恶，作恶多端，眼下对付他的，是昭仪，皇孙的责任就是保护自己，保住自己就是保住了大魏江山。切不可忘了昭仪的话，安下心来，等待时机。”濬儿长叹一口气，坐下了。冯女把一杯茶端了过来。

作者简介

任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委员，大同市传统文化促进会顾问，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散文集《未必出行》、随笔集《一叶菩提》和《家长里短》，长篇传记文学《冯太后传》，小说《黄花女人》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拍摄并上线，系列历史散文集《这就是北魏》由商务国际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