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音乐大师贝多芬（英雄之魂漫游东方）

致敬音乐大师贝多芬（英雄之魂漫游东方）1927年春，20岁生日尚未到来的谭抒真一头扎进了只有洋人参加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他起初只是想试试自己的身手，因为当时他的提琴老师刚巧回国休假。他想，“要不去交响乐团拉琴试试”。(小标题）遇见“贝多芬”，他“连滚带爬”这一天是1911年11月12日，按惯例一场“星期日音乐会”在上海市政厅举行。当时的节目单显示，在上半场压轴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最后一个乐章。这场演出距离贝多芬逝世已80多年，当时在现场的中外听众有多少人，反响热不热烈，后人不得而知，但“乐圣”贝多芬那时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被人所知。他的作品，尤其是交响乐作品后来广为流传，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见证这个国度的现代化进程。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其作品在中国的大众传播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这些来自西洋古典乐殿堂的美妙音符，润泽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

日前，国家大剧院“贝多芬生平与艺术展”上，名为《命运之火》的金属丝塑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许晓青)12月11日 《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英雄〉之魂漫游东方，〈命运〉交响融入中华“乐圣”贝多芬与中国》的报道。

110多年前，李叔同称他“比独芬”；鲁迅也提到他，叫“培得诃芬”，把他与康德、拉斐尔并列，还有人翻译成悲多汶、裴德芬、白堤火粉。而最终通过傅雷的经典译作，他在中国才被称为“贝多芬”。

在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内，陈列着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交响音乐会公演节目单，上面恰巧就有“Beethoven”（贝多芬）的曲目。

这一天是1911年11月12日，按惯例一场“星期日音乐会”在上海市政厅举行。当时的节目单显示，在上半场压轴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最后一个乐章。

这场演出距离贝多芬逝世已80多年，当时在现场的中外听众有多少人，反响热不热烈，后人不得而知，但“乐圣”贝多芬那时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被人所知。他的作品，尤其是交响乐作品后来广为流传，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见证这个国度的现代化进程。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其作品在中国的大众传播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这些来自西洋古典乐殿堂的美妙音符，润泽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就好像译者傅雷在《贝多芬传》中所提及的那样，贝多芬和他的作品从“痛苦与斗争中解放了人，扩大了人”。

(小标题）遇见“贝多芬”，他“连滚带爬”

1927年春，20岁生日尚未到来的谭抒真一头扎进了只有洋人参加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他起初只是想试试自己的身手，因为当时他的提琴老师刚巧回国休假。他想，“要不去交响乐团拉琴试试”。

上海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华传播的“母港”，上海工部局乐队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称，而工部局乐队的雏形——上海公共乐队，诞生于1879年，比柏林爱乐乐团的成立还早了3年。

谭抒真的这一试，使他成为第一名跻身西洋交响乐队的中国籍乐手。尽管他只是一名实习生，他第一天进乐队排练，谱架上摆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我父亲就在这机缘巧合下‘遇见’了贝多芬，当时他实际上只有19岁，是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年轻人，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天就要跟着大乐队拉‘贝五’（第五交响曲）。”谭抒真之子谭国璋在上海家中告诉记者。

因为胆子大、敢尝试，19岁的谭抒真敲开了通往西洋交响乐队的演出之门，也敲开了通往贝多芬庞大交响乐体系的门。

“因为之前我父亲就是自己拉拉琴，没有参加这样一个正规的乐队，乐队的巨大的声音，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非常响亮的声音，他过去耳朵里没有听到过。并且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拉交响乐，所以他觉得是‘连滚带爬’，那是没经过个人练习就当场视奏乐谱的状态。”

更让谭抒真没想到的是，第一天练“贝五”，他已是拼命跟着乐队“前进”，晚上回家自然猛练一番，第二天再坐到乐队里，以为还是“贝五”，却看到了“贝九”（第九交响曲，也称“合唱交响曲”）的谱子。谭国璋解释说，原来当时的乐队总是把最需要练习的曲目拿出来练，熟悉的曲目就略过，而对初入乐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就这样谭抒真从拉贝多芬的几大交响名曲开始，“遇见”这位大师，此时距离贝多芬逝世已经100周年了。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1927年，谭抒真在排练后不久，就跟随乐团正式演出。1927年5月28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记载，名叫张若谷的乐评人写道：“乐圣贝多芬百年祭（一）明夜九时一刻在市政厅举行，一九二七年春季末次音乐会，谭抒真君加入乐队合奏提琴。”

这一记载与上海交响乐团现藏的1927年5月29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节目单逐一呼应。当天的演奏包括“贝九”部分选段和“贝五”，以及贝多芬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

“当时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中国人是谁，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讲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全部是外国人的乐队，一个中国人加入。那么也为演出增加了很多中国观众。”谭国璋说。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尽管战乱不断，但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持续传播，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开展各类小规模的室内乐教学和演出，贝多芬的曲目总受到乐队和受众的青睐。

(小标题）见证战争与和平：他的音乐里并非只有“斗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市级交响乐团的建制得以保留，第一任市长陈毅也是交响乐的知音。有口述回忆史料显示，陈毅对贝多芬情有独钟。

南征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懂得欣赏交响乐。不仅是陈毅，贝多芬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被大量演奏。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1949年10月16日，富华指挥乐队上演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次上演贝多芬交响作品。1952年至1953年，贝多芬专场音乐会屡屡出现在上交节目单中，傅聪、沈枚等担任独奏。

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隆重纪念贝多芬逝世130周年，文艺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195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在北京演出，这部鸿篇巨制的合唱交响曲，包括经典的“欢乐颂”，首次全部由中国人演唱，成为贝多芬作品传入中国的一大里程碑事件。同年，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访华，告别演出选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波恩格茨指挥前三乐章，严良堃指挥第四乐章，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广播乐团合唱队和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合唱队登台与德方合作演出。这场中德合演的“贝九”吸引上万人现场聆听，盛况空前。

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韩斌认为，贝多芬在中国得到知识阶层的崇尚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与贝多芬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也与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广为传播有关。贝多芬的作品也象征着“燃烧的革命之火”，通过丰子恺的介绍，“英雄”成为贝多芬的代名词，引发更多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成了革命音乐的代表。韩斌分析：“贝多芬的音乐唤起那种对平等的向往，对斗争的渴求，和对胜利的欢呼，这都得到了充分认可。他的斗争精神，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给人以发愤的精神动力。这是那个时代很难得的一种文艺力量，一种精神上的推进剂。”

“贝多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不是单一的，比如说贝多芬有很强的‘斗争性’，他对命运不公有这种表达。而实际上他的人格是多面的、丰富的。”出生于1940年的谭国璋从小跟随父亲谭抒真学琴，耳濡目染，经历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他的心目中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贝多芬。

身为国家一级演奏员的谭国璋认为，其实贝多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他各种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很丰富。“单看交响曲，除了‘贝五’，我们拉‘贝六’（田园交响曲），他对自然风光的表达，就包含了对大自然的整体性认知，而不仅仅是‘斗争’。”

“固然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最为知名，但同时欣赏他要从多面切入，比如奏鸣曲、协奏曲等，懂贝多芬的人逐渐增多，是与中国不断发展的音乐教育有关，这也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过程。”他说。

谭国璋在对父亲生平的研究中还发现，父亲曾师从多位老师，最后一位是二战时期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音乐家卫登堡，卫登堡又是音乐家约阿希姆的学生，师徒一脉相承，把欧洲演奏传统，特别是对贝多芬作品的见解和演奏风格传授到中国。谭国璋还收藏着父亲留下的一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乐谱，上面修改、添加的弓法、指法，都是卫登堡根据他的老师约阿希姆的演奏标注记录下来的。

“卫登堡把演奏技巧传给了我的父亲，还传给了陈宗晖、马思宏等在上海的提琴家。这样口传心授，贝多芬的作品自然从欧洲逐步进入中国、融入中国，主要的‘登陆点’，就是上海。”谭国璋说。

谭国璋还记得，父亲在90多岁高龄时仍不满足于一个人拉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还约了弹钢琴的朋友，一起到友人家中合奏，老人们为了贝多芬不辞辛苦，追求心灵上的满足。

(小标题）“吃”音乐“包子”的爱乐青年：贝多芬就是大海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幅增加，交响乐重新回到广播里、舞台上。新一波“贝多芬热”很快来临了，音乐界认为，这是中国交响乐的一次“再觉醒”，堪称“复兴”。

据记载，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上演第五交响曲《命运》，标志着西方交响音乐重新回到中国内地舞台。1978年，著名指挥家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1982年，法国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来华，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第九交响曲，异常轰动。1983年，中央乐团在北京，由李德伦、严良堃、陈燮阳、韩中杰等分工指挥，探索在短时间内集中演奏贝多芬的“九大交响”。

1985年，贝多芬诞辰215周年之际，上海交响乐团筹划了盛大的纪念音乐会，演出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底，3个多月里上演了贝多芬“九大交响”，这也是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第一次完整地呈现于上海舞台。

上海观众通宵排长队购票，队伍把上海音乐厅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一系列音乐会共8场，分别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接力指挥。排队人群中就有“60后”乐迷刘蔚，当时他还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

“我没有通宵排队，是选择一个中午去的，也排了很久。”如今已是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副会长、译文出版社营销部负责人的刘蔚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外国文艺处于饥渴状态。上海交响乐团1985年的三大指挥接力执棒贝多芬全套交响曲，是乐坛罕见的盛宴，让大家真正‘解渴’。”

20世纪80年代，唱片市场仍未完全复苏，刘蔚这样的青年爱乐者主要依靠录音盒带和广播听贝多芬。“当时感觉贝多芬的作品，神秘而又有些难以亲近，但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田园交响曲，很好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988年6月至7月间，陈燮阳携上海交响乐团上演贝多芬全套交响曲，此后直至新世纪，贝多芬变成青年乐迷的“老友”了。同时贝多芬也成为中国各地交响乐团迈向成熟的“见证者”，包括上海交响乐团在内，更多中国乐团通过演绎贝多芬的曲目，走向世界。

2007年上海交响乐团又策划演出“完全贝多芬”系列，再次重现经典，完整地献上了贝多芬的“九大交响”，并录音发行。这一类成套的作品，就被乐迷称作“包子”。刘蔚幸运地得到了陈燮阳赠送的、他亲手执棒指挥的这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音乐“包子”。

音乐“包子”，指的是各大唱片公司以某个专题，或以某个音乐家为系列而制作的套装唱片集。这些唱片少的四五张，多则五六十张，乃至上百张。它们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形似“包子”，乐迷们昵称其为音乐“包子”。

刘蔚那时已是古典音乐的资深乐迷，他自称是爱“吃”音乐“包子”的老青年，认为听贝多芬只听“九大交响”是不够的，最好是认真听“全本”，那才是“骨灰级”乐迷。

在刘蔚手里有几个特别令他自豪的贝多芬“包子”，比如，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由克路易坦指挥法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刘蔚早年在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节目中听过，非常喜欢。后来在唱片店也看见了CD，但一犹豫没买，后来却走遍上海各家唱片店没了踪影。“直到20多年后，我才从一家英国古典音乐网站上发现一个音乐‘包子’——EMI的50CD贝多芬全集，其中就有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克路易坦指挥柏林爱乐演出的贝多芬全套交响曲，这成为我收藏的贝多芬‘包子’里最珍贵的一部分。”

刘蔚说，贝多芬曾赞美巴赫“他不是小溪（Bach，德语的另一层意思，即小溪），是大海”，那么贝多芬本身又何尝不是大海，贝多芬的音乐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斑斓美丽，风光无限。

2020年，全球各地隆重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考验，上海交响乐团通过“云直播”再度奏响贝多芬，包括室内乐、奏鸣曲等，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又多次上演贝多芬作品。

当上交推出的贝多芬文创衍生品出现在B站和抖音上，刘蔚等古典音乐爱好者也会关注。他说：“贝多芬在这个时代的传播，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人性的光芒，面对疫情，我们更需要这种尊重生命，又超越生活的精神追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