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怎么死的（王贺穆时英首度赴日之行及其余波）

穆时英怎么死的（王贺穆时英首度赴日之行及其余波）二、穆氏首度赴日之行的时间、地点、行程及关系人穆时英手稿穆时英的首度赴日之行，究竟以何缘由、契机而发生？据兴亚院华中连络部调查官增谷达之辅致今日出海一信（1940年7月2日）、松崎启次《上海人文记：电影制片人手记》可知，乃由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所组织。兴亚院设立于1938年12月16日，主席由日本首相担任，各部职务亦由日本政府高官出任，专事对华关系。次年3月10日在中国境内分别成立华北、蒙疆、华中、厦门连络部。其中，华北连络部驻地则在北京，一度扮演着大使馆一般的角色；华中连络部设址上海，起初规模较小，后设官房（办公室）及政务、文化、经一、经二、经三局，人员亦随之扩充数倍。1942年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前一日，兴亚院旋遭裁撤，改组为中国事务局。但增谷并未出现在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成立时公布的主要官员名单、1941年6月1日印刷出版的《兴亚院职员录》之中，至于其何时调入、任职时限（似较短暂）等，俱有

王贺

在现代作家穆时英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中，有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即首度赴日之行。关于其缘起、时间、具体地点、行程、关系人等，向无确说。本来此类谜题，既是学者专攻的课题，一般读者似无缘置喙，亦不必问津，惟以近来定稿《穆时英年谱》一书，颇感对诸如此类问题亦须向读者作一交代，以略尽著者之责，不敢谓为“尽其责而善其事”，欲使之名实相称，似亦难乎其难。虽乎此，仍以“考据癖”时常发作，遂抽暇稍作索隐，草此小文，或可供意者参考，至于所本者，泰半皆手边之“常见书”也。

穆时英

一、穆时英首度赴日之行的缘起

穆时英的首度赴日之行，究竟以何缘由、契机而发生？据兴亚院华中连络部调查官增谷达之辅致今日出海一信（1940年7月2日）、松崎启次《上海人文记：电影制片人手记》可知，乃由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所组织。兴亚院设立于1938年12月16日，主席由日本首相担任，各部职务亦由日本政府高官出任，专事对华关系。次年3月10日在中国境内分别成立华北、蒙疆、华中、厦门连络部。其中，华北连络部驻地则在北京，一度扮演着大使馆一般的角色；华中连络部设址上海，起初规模较小，后设官房（办公室）及政务、文化、经一、经二、经三局，人员亦随之扩充数倍。1942年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前一日，兴亚院旋遭裁撤，改组为中国事务局。

但增谷并未出现在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成立时公布的主要官员名单、1941年6月1日印刷出版的《兴亚院职员录》之中，至于其何时调入、任职时限（似较短暂）等，俱有待考证。不过，在其所服务的华中连络部完成的近五百种秘密调查报告（尚不计由其指导成立的中支那调查机关联合会、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所完成的数百种以各地经济情况为主的调查报告）之中，确乎有不少关于上海电影、戏剧业的专门调查，如第二辑之一《现在上海并奥地活跃中之新剧界主要人物表》、第二辑之二《奥地戏剧运动之概括及上海话剧运动的回顾》、第六辑《电影人名表》、第二十九辑《支那电影的制作倾向》、第三十五辑《京剧改良运动的主张与实际》、第三十七辑《上海剧坛与帮的关系》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不甚引人注意的官员，对于与之接洽的日本影人、中国文人而言，似乎分量很重，也承担了率领穆氏等人首度赴日参访的重责大任。但是，关于是次赴日之行的缘起，主事者增谷，并未多加记述。据松崎所讲，兴亚院华中连络部的目的，是组织中国电影界人士考察日本电影、文艺、文化事业，但按阿部知二所言，是“非正式”访问。有意思的是穆氏对此行的态度，依增谷之回忆，其对于此次出行，并不犹豫，而是立即答应，与之同行。“那时他没有多余的钱，我记得在日旅行他除了书籍以外什么都未购买，至今想起，我仍有些过意不去。他是个举止礼貌性格温顺但内心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

穆时英手稿

二、穆氏首度赴日之行的时间、地点、行程及关系人

关于是次赴日之行的时间，有说是1939年冬者，有说是年秋者，有说是1940年春或2月者，究竟何者为确？其实，增谷在信中明确说，此行是在穆氏自港返沪后不足一星期时间内。而穆氏返沪，时在1939年10月28日，故此，可考定此行始于11月初。而是年立冬在11月8日，已知其在秋季动身无疑，再考虑到当时中日之间多由轮船往返、在日本国内各城市之间则须搭乘火车、旅途中须耗费数日等因素，亦可推定，其由日本返回上海，应在立冬之后。因此，笼统说此行发生于此年秋或冬，似皆无误，但更准确地说，应是11月上旬间事。

另据松崎所记，是次赴日之前，大约穆氏返沪后的第二天，曾与刘呐鸥、松崎餐叙，席间颇羡慕日本有职业作家、艺术家，可以艺术维生，并吐露心声道：

第一，目前，我不知道以什么为主题写怎样的小说。梦一般的恋爱，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我也不会去重庆，像我的同伴们一般高喊抗战、抗日的口号。可是对和平救国的理论我还没搞清楚，总感觉那与艺术表达相去甚远。

其后，松崎等人偶然接到兴亚院华中连络部选拔中国电影界人士赴日参观的通知。新华影业公司、艺华电影公司和国华影业公司各派一名代表参加，穆氏与黄谦（黄天佐）蒙选为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与之一同赴日。含率团访日的增谷在内，此行至少应有六人。但穆氏是此行中唯一的一位作家。

旅日期间，穆氏首先访问了东京文艺会馆。此系菊池宽所办日本文艺家协会所在地，菊池亦常宿此间，故而先为之举行一简单茶会，以事欢迎，且以穆氏之作家身份，决意使之与日本同行见面，扩大交流。据参加茶会的今日出海所记，“穆君像个孩子似的乐了，随后便在纸上开列作家名单：横光利一、片冈铁兵、林房雄……”，请菊池邀请这些同行。

次日晚，在大阪大厦，横光利一、尾琦士郎、片冈铁兵、林房雄、久米正雄等人即出席正式餐会，并与穆氏畅叙。席间，众人先是通过翻译谈话，后用英语交谈，宾主尽欢。其中，曾被无聊小报文人称为“横光利一第三代”的穆氏与横光利一的谈话，从内弟戴望舒、瓦莱里、赛珍珠到新感觉派，范围不出中外文学，而关于新感觉派的部分，殊可注意，横光本人回忆道：

当初穆先生曾冷不防地问过我：日本的新感觉派如今状况怎样？这让我回想起那时的自己也曾是新感觉派的一员，而当时的我也确实是个很怪异的人。由于新感觉派当时一贯主张应当以悟性活动为中心推进文艺活动，而将感觉置于第二位。但是如何将这种构想传达给穆先生，着实让我迟疑了一阵子。最后我对他说，新感觉派目前正致力于从本国的传统中发现新的意义，并对之作出新的诠释。

我个人至今都不打算改变这种努力，所以丝毫不改十几年前作为新感觉派一员的初衷，我依然坚守着个人的信念。对于穆先生的提问我并不感到羞愧，但感到在说明和解释上相当困难，因为中日两国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

作为日本学者，面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我无疑会竭尽全力去寻找新的意义，那么中国学者对本国传统，恐怕同样会这么做的。因为今天无论对于哪一方，这都是头等要紧的大事情，穆时英先生，就是在这两国新传统的差别之中，惨遭杀害了。

穆氏另赠今日出海创作集三本，皆其所作“都市文学作品”。按，穆氏一生出版小说集、中长篇小说单行本不足十种（不计其合著），堪称“都市文学”“创作集”者，则只有《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三种。

此后，今日出海还收到数封穆氏以英文写就的信函，并在其第二次访日时再次得以晤面，“就战争引起的萧条、物价飞涨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依次交谈，一直谈到文学”。从今日出海的记述中，亦可推断出，作为中国电影界人士代表的穆氏，此行参访了日本电影制片厂，惜内情不详。

松崎的回忆还表明，穆氏是次赴日之行中，可能还有一段浪漫插曲：“他又以他特有的表达方式说道，在长崎偶遇的一个名叫‘雪’的少女，她的美貌将他捆在了日本。”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行也使穆氏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与了解。

三、穆氏首度赴日之行的余波

此行穆氏与菊池宽的交流，虽系二人订交之始，但似乎给菊池留下了深刻印象。翌年4月，菊池来沪，与穆氏再次会面。5月，穆氏随汪伪政权答礼使节团访日，乃有第三次晤面。在东京时，二人数次晤谈，颇有知己之感。菊池更欲组织“中日文艺家联盟”，中国方面之领导人选，亦多所寄望于穆氏。孰料6月末，穆氏即遇刺，不及救治而亡。菊池闻讯后，旋即与今日出海二人，发来唁电，谨表哀悼之意，且在不久之后，写下一篇文章，以为纪念。文中，菊池坦承自己并未读过穆氏的作品，而不通日文的穆氏，哪怕读过菊池作品，或并不为多，且得借助于中译本，另一方面，我们不难想见，作为中国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穆时英，在日本作家中，更青睐同属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的小说，而并非菊池等人的作品，乃至于见了片冈，“显出很思慕的样子”，也向友人一再剖白，自己念过不少横光的东西。

穆氏“赍志以殁”后，菊池又将希望寄托在继穆氏之后出任《国民新闻》报社长的刘呐鸥身上。可惜不久，刘呐鸥亦被刺殒命。菊池所构想的“中日文艺家联盟”，终于未能如期实现，继之而起者则有以会议面目出现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2-1944年间，在日本军部情报局第五部三科指导、监督下，“文学报国会”连续三年，操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此会旨趣，借用文学报国会常务理事、事务局长久米正雄的话来说，是“将士之责，是求前线胜利，文化人之责，是求建设文化”。其所“求”“前线”之“胜利”，自是彻底战胜中国、由日本主导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囊括日本、朝鲜、中国内地、台湾、满洲、蒙疆等地；所“建设”之“文化”，亦是“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亲善之文化。前两回均在东京召开。第一回会议召开前，兴亚院再次承担了邀请中国作家的任务，遭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婉言谢绝。会上，久米亦曾在报告中提及菊池（文学报国会理事、也是会议的组织者）“中日文艺家联盟”之理想，向其反复致意。次年举行的第二回会议上，因不满“和平地区的反动的老作家”（暗指周作人）的合作态度、行为，远不能达致其预期，片冈在发言中予以公开批评，提出应将其予以“扫荡”，以致酿成当时华北文坛著名的“反动老作家”事件；菊池亦属望于年轻作家柳雨生、流亡东北的白俄作家拜阔夫，对其他人则只字不提。第三回移师南京，此时南京为汪伪政权所在地，适堪其用。

不过，在中国召开的这次大会，中国作家的表现似乎并不能使主事者、日本同行满意。与会的日本作家高见顺，曾向武田泰淳说：“支那的作家，无论是上海的家伙，还是从北京来的家伙，他们的发言没有一个是顺应日本国策的。他们只是说怎样对待我们文学者的生活呀和日常发愁的事情等等，真是坏透了！他们完全不顾精神方面的问题。……（中为引者略）他们表面上还规矩一点儿，而在背后只有他们一伙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大吃大喝，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简直不明白，对于中国的文学者是喜欢好呢，还是讨厌好呢？我真不明白！因为我抓不住他们的实质。”在当日日记中，高见顺更如此抱怨道：“中国人几乎都心不在焉。时而听一下，更多时候不是看杂志，就是读桌上的报纸。……”

这些无意公开发表的私人谈话、记录，与今天我们可以掌握的、正式的、关于此次大会的报道之间，不啻霄壤之别。如其所言属实，则沦陷区中国作家，乃至一般所谓之“附逆”“落水”者，以耽于饮馔、满腹牢骚、心不在焉、纾解日常生活困厄之提案，抵抗义正辞严、富丽堂皇之殖民宣教策略与“大东亚”意识形态，使之沦为一纸空言。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