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贡院（明清为国取士的）

历史上真实的贡院（明清为国取士的）清代时，北京贡院又得到了改扩建。这次维修，贡院增建南围墙两个砖门，扩充了大门、二门等建筑。到了光绪年间，由于考生太多，北京贡院已显得格外拥挤，于是再次扩建，最终考棚数量达到1.5万间。明经取士 为国求贤考棚号房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生吃住的场所。考棚纵横排列，留出号巷通道，号房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饮水之用。这种简单的建筑很不安全，考生用炭火做饭取暖，用蜡烛照明，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虽然贡院内安放了不少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贡院内火灾屡有发生。明正统三年(1438年)秋闱，第一天开考就着起了大火。天顺七年(1463年)春闱，也是第一天的夜里，发生了一起最为严重的火灾，竟然烧死了90多个考生。贡院屡屡失火，大学士张居正建议重建，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正德六年（1511年）在贡院旧址上拓宽改建，改为坐北朝南方向，使用砖瓦结构，防火性能得到了加强。狭小的考棚号房万历二

贡院是科举时代考试士子的场所，即开科取士的地方。明清时期，全国会试和顺天府乡试都在北京举行，北京贡院功能不断完善，开考规模居全国之首。

因陋就简引发火灾

明代全国共设15个贡院。据明末清初《朱舜水集·答源光国问十一条》中记载：“（明制）分天下为十五国，南、北两京为天子京畿，故不言省。而十三省乃中书省之分署，故曰省。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云南、贵州为十三省，合南、北二京，为十五国。三年一大比……大集举子于省会。”明代的这一规制，为明清两代乡试提供了制度和考场基础，此后几百年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成为“永制”。这15个贡院分散于各省省会，成为各地士子参加乡试的场所，故而又称为乡闱。

北京贡院最早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是在元代礼部衙门旧址上修建而成的。整个建筑群大门五楹，往里有二门五楹，有龙门、明远楼、致公堂、内龙门、聚奎堂、会经堂等多处建筑。明初，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建设，财力物力捉襟见肘，所以贡院的建设因陋就简，大多是用木板和苇席等廉价材料搭盖成考棚，四周用荆棘围成外墙。前来北京参加考试的举子逐年增加，简陋的贡院显得拥挤不堪，北京贡院只得不断扩建。

考棚号房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生吃住的场所。考棚纵横排列，留出号巷通道，号房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饮水之用。这种简单的建筑很不安全，考生用炭火做饭取暖，用蜡烛照明，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虽然贡院内安放了不少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贡院内火灾屡有发生。明正统三年(1438年)秋闱，第一天开考就着起了大火。天顺七年(1463年)春闱，也是第一天的夜里，发生了一起最为严重的火灾，竟然烧死了90多个考生。贡院屡屡失火，大学士张居正建议重建，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正德六年（1511年）在贡院旧址上拓宽改建，改为坐北朝南方向，使用砖瓦结构，防火性能得到了加强。

狭小的考棚号房

万历二年（1574年），北京贡院再次扩建改造，考棚增加到了1.3万间。同时外建高墙，四周各建角楼用以监考瞭望，正门分左、中、右三路，各立牌坊三座，左面牌坊题为“虞门”，右面牌坊题为“周俊”，中间牌坊题为“天下文明”。牌坊后为贡院两座正门，每座大门两侧都配有小厅。

明经取士 为国求贤

清代时，北京贡院又得到了改扩建。这次维修，贡院增建南围墙两个砖门，扩充了大门、二门等建筑。到了光绪年间，由于考生太多，北京贡院已显得格外拥挤，于是再次扩建，最终考棚数量达到1.5万间。

经过多次改扩建，清代北京贡院整体更为壮观，院墙十分高大，贡院正南大门五楹，正中悬挂黑字匾额“贡院”，大门前三座牌坊分别更名为，东“明经取士”坊，西“为国求贤”坊，中间“天开文运”坊。贡院四周增建一道围墙，将原来的贡院全部包围在内，并在东西南北各开一门，称作“砖门”。东西砖门内分别增建点名厅、守备厅、监视厅等建筑。其它建筑还有考试官、御史等官员的公堂、居室及刷印刻字、誊录、受卷、弥封等处所。院内四角还有瞭望楼，用于监督贡院内外，避免作弊。

清初大体沿用明朝的体制不变，府州县设试舍，京师及各省城则设贡院，按旧制依然分为15个贡院。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因洞庭水患又增设了湖南贡院：“雍正元年谕，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甚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才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至此，清代就有了16个贡院。

考棚旁备有水缸

为了避免留驻京师的人员长途跋涉回本省考试，朝廷特允许各省的考生都可在京师参加考试，北京贡院既是顺天府的乡试考场，也是全国会试的场地，因此房屋很多，规模极大。

大学士亲自担任主考

明清顺天府乡试，于农历子、卯、午、酉年举行。由于北京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只有春秋温度比较宜人，所以乡试的考期定在该年度的秋季八月，分三场举行考试，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故乡试又称秋闱。

顺天府乡试，不仅考场——北京贡院的规格高，而且主考的规格也高于其他省。据清代末科探花、翰林院编修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考官……明初由监临、提词等官延聘，或为教职，或为儒士，其用京官典试自嘉靖戊子始，参用翰林自万历乙酉始……康熙十年从御史何元英之请，考官专用进士出身之员，然举人出身者尚间有之。雍正三年颁考试典试官之令，始限翰林及进士出身部院官。自是以后，顺天主考用一二品大员，各省主考分大、中、小省，用侍郎、阁学、翰詹科道及编修检讨不等，亦有用内阁与各部之进士出身者。”

清后期，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的甚至是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尚书等朝廷大员。尤其是在乡试期间，京城各部衙门几乎倾巢出动，一起参与贡院内外的各类服务，如此盛况只有在京师才会出现。

英国摄影师拍摄的北京贡院远景

直隶省地处京畿地区，根据清行政区划直隶省包括顺天府、保定府、承德府、永平府、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遵化州、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等六州十一府，并于康熙八年（1669年）将保定府定为省会治所。按制度，直隶乡试应在保定府举行，然而因直隶省朝廷不设贡院，不派主考，所以直隶省的生员都在顺天府参加乡试，直隶乡试也就变成了顺天府乡试。

顺天府乡试的考生除了有直隶各府、州、县官学生员和东北奉天府学生员外，还有八旗生员、国子监贡监生、规定品级以上的在京官员亲属生员，以及大量的书院生员，所以，其开考规模全国最大。

“冒籍渊薮”

由于地处京畿，顺天府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始终是全国第一。乾隆九年（1744年），顺天府乡试录取举人达213人，而江南贡院乡试包括江苏、安徽一共才录取举人114人，浙江贡院乡试录取举人94人。江浙一带乡试举人录取比例为145：1，而顺天府的录取比例则是20：1。

一些不安分的廪生，为贪图蝇利，将外省无籍之人假认作自己的弟侄姻亲，迁入本人户籍之下，等于获得了顺天府乡试的入场券。结果使得顺天府冒籍之风泛滥成灾，被称为“冒籍渊薮”。

每届大兴和宛平二县有75个名额，可是本地人每年只能考上二三十人，这令本地人不高兴了。一方面是冒籍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来京冒籍的人，江浙地区成绩好的人多，所以本地人考不过他们，这自然引发了本地士民强烈不满，“众论沸然，本籍之人，甚不心服”，甚至举报到了朝廷。

清朝廷不得不出面干预，拿出了一套稽查冒籍现象的对策。尤其是加大了审查应试者口音的力度，“该县及该府尹于府县考之前详加审音”，即大兴、宛平二县考试童生必须接受五品审音御史的测试，京腔京韵无事，若操江浙吴地口音的，即是冒籍无疑。清廷还制订了审音御史严格的回避制度，大兴、宛平户籍的官员不能参加审音，南方省籍的官员也须回避，就是为了防止因乡情“明知而故隐之”。甚至还要把“审音”的对象扩大到顺天、天津二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规定：“凡顺天所属州县及天津府属，均将应考童生，照大兴、宛平两县之例，严加审音具结，申送学政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