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和太平天国有什么区别（义和团的起源）
义和团和太平天国有什么区别（义和团的起源）在刘士端的家中，赵天吉传授了所谓的“金钟罩”，后来离开了烧饼刘庄。刘士端随即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在本村和附近地区招收信徒，成立组织，习练“金钟罩”。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其内部人员称“金钟罩”；因为参加者大都携带刀械，老百姓则称“大刀会”。19世纪90年代初，一个叫赵天吉的人跑到了山东曹县烧饼刘庄。赵天吉是民间秘密教门白莲教的教徒，来自河间府白莲池庄，因为参加造反被清兵追杀，辗转奔逃，从阳谷县来到烧饼刘庄，被一个叫刘士端的人收留了。刘士端出生于1854年前后，家境富裕，是烧饼刘庄的首户，家有一顷多地，年幼时读书，没有能够考取功名，只好捐了个监生。刘士端收留赵天吉，是为了向他学习“金钟罩”功夫。所谓“金钟罩”是指一种传闻已久的武功，据说练成后如“有一金铸之钟覆罩全身”，可以刀枪不入。在经济状况长期贫困的地区，社会状况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百姓困苦，盗贼遍地，秘密组织滋蔓，民变频发。说到底，经
大刀会与教会
保卫身家、敛财、造反
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帝制时代长达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很多个王朝，每个王朝各不相同，但粗略划分，中国社会都可以划分为官、民两大阶层。官僚阶层居于社会上层，为皇权专制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处于强势地位；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则居于社会下层，终日劳作，还要遭受官僚阶层的压榨和欺凌，处于弱势位置。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即使同为下层社会，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经济状况相对富裕的地区，社会相对稳定，读书人多，一些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大部分普通百姓即使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愿意做一个顺民，过一种能够维持温饱、能够看得见一些希望的生活。
在经济状况长期贫困的地区，社会状况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百姓困苦，盗贼遍地，秘密组织滋蔓，民变频发。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状态。百姓生计难以为继，有些人就只好落草为寇；盗匪多了，普通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人只好加入民间秘密组织，以此寻求自保；而民间秘密组织壮大之后，其行动往往出现非理性、暴力化，甚至起来造反，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在晚清，鲁西南地区属于典型的经济贫困地区。此处所说的鲁西南主要指当时黄河以南曹州府部分，即今天的菏泽一带，是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交界地区。受自然、历史、社会等各种因素影响，当时鲁西南地区经济贫困，人口稠密，士绅势力薄弱，而食盐走私、鸦片种植等非法经济活动盛行，盗匪猖獗。1898年，六位美国基督传教士在济宁抱怨说：
直隶南部、鲁西南、苏北和豫东在内的整个地区，简直是恐怖之地。有组织的强盗团伙在夜间拦路袭击，破坏或抢走财富，杀害或伤害反抗之人，严厉拷打强迫交出贵重物品，并绑架儿童、老人和妇女，以此榨取赎金，这几乎都是日常之事。县城衙门甚至连营兵都曾遭到袭击，里面的人遭到杀害或致残，武器、军火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被洗劫一空。（《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19世纪90年代初，一个叫赵天吉的人跑到了山东曹县烧饼刘庄。赵天吉是民间秘密教门白莲教的教徒，来自河间府白莲池庄，因为参加造反被清兵追杀，辗转奔逃，从阳谷县来到烧饼刘庄，被一个叫刘士端的人收留了。刘士端出生于1854年前后，家境富裕，是烧饼刘庄的首户，家有一顷多地，年幼时读书，没有能够考取功名，只好捐了个监生。刘士端收留赵天吉，是为了向他学习“金钟罩”功夫。所谓“金钟罩”是指一种传闻已久的武功，据说练成后如“有一金铸之钟覆罩全身”，可以刀枪不入。
在刘士端的家中，赵天吉传授了所谓的“金钟罩”，后来离开了烧饼刘庄。刘士端随即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在本村和附近地区招收信徒，成立组织，习练“金钟罩”。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其内部人员称“金钟罩”；因为参加者大都携带刀械，老百姓则称“大刀会”。
晚清社会中的底层百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底层百姓生活困苦，缺乏安全感，秘密教门组织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钟罩”的主要特征是排枪、排刀，此处的“枪”是指长矛。大刀会成员往往在晚上练习，练习者首先要念诵咒语，焚烧符纸，符纸的灰烬要用水冲了喝掉；另外有人在灯上吸气，紧接着向练习者身上吹气，“遍吹其体”，然后用砖、棍轮番拍打练习者的身体。据说练习者诵咒三夜就能抵御枪刺、刀砍，时间长了火器也不能伤身。
大刀会活动的时候有一定仪式，要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要在白布上画符箓，布上写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大刀会属于八卦教中的坎门，奉祖师爷，敬真武神。因此说，大刀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练武的组织，它属于民间秘密教门。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秘密教门组织非常多，比如白莲教、弥勒教、八卦教、离卦教、皈一道、一炷香等，广泛存在于民众阶层，对整个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刘士端是烧饼刘庄首户，他成立大刀会最初是为了抵御土匪的袭扰，没想到参加者众多，发展很快，“百姓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于是争相学习……几乎千万户”。不久，大刀会传到邻近的单县，在那里迅速蔓延。单县大刀会的首领是曹楼村的曹得礼。曹得礼家境殷实，有50亩地，全是自己种。
因为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宣扬大刀会能够“保卫身家”，参加大刀会的“日子好过的人居多”，大刀会的组织多半为富户所掌握。参加大刀会的人每天要烧香，要花费十多文钱，很穷的人交不起，没法参加。在富户的带动下，很多佃户也参加了大刀会，他们学习“金钟罩”主要是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从地主那里得到一些吃喝。
在大刀会成立之初，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就开始敛财。对于参加大刀会的富户，刘士端等人要求参加者“以京钱六千为贽”，每天烧香时要交十文钱，唱戏时交钱百文，“过年时，许多人都去曹楼（曹得礼家）拜年，每人送两包馃子（点心），堂屋里大桌上都放不下了，真多”（《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可以想象，成立大刀会后，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已经不是小财主了，逐渐变得有钱有势，可以呼风唤雨了。
1894年前后，大刀会开始打击当地土匪，其中包括岳二米子、段二瞎子、吴杂面等盗匪团伙。在残酷的械斗中，大刀会取得了胜利。“因岳二米子有三千多人没吃没穿的，抢富户的东西，所以大刀会打他们。大刀会把岳二米子平后，岳二米子的人因怕富人捉拿，都信了天主教。”（《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这既是百姓与盗匪的争斗，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冲突。
大刀会是一帮富户组织的，并且专门与盗匪为敌，所以官府最初对大刀会的存在是允许的，甚至是纵容的。大刀会打击盗匪团伙，官府更是乐见其成，徐州道阮祖棠在给上司的禀帖中大赞大刀会：“近年菏泽、城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直无一贼，皆赖大刀会之力。”
与土匪作战屡战屡胜，又加上官府纵容，刘士端和大刀会声名大振，当地百姓中流传“从南摊到北摊，谁不知道刘士端”的民谣。刘士端、曹得礼等人愈发张扬，不断发展会众，壮大组织。1896年农历三月初三，刘士端、曹得礼分别在烧饼刘庄、单县城西火神庙召集会众，为大刀会祖师爷唱戏。参加火神庙唱戏的会众达到五六千人，“到会者除交钱百文外，还要自备伙食费”。义和团运动中著名人物毓贤当时任兖沂曹济道，曾经到火神庙微服私访，认为大刀会势大，有造反的可能，于是加紧防备，准备予以打击。道员是清朝的一级官员，介于布政使与知府之间，相当于分管某些地区的副省长；兖沂曹济道，就是管辖兖州、沂州、曹州、济宁等州府的道员。
势力壮大后，刘士端、曹得礼等人真的产生了造反的想法。1958年，当时参加大刀会的人回忆说：
（1895年）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惶惶，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士端）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因为天旱，饥饿的民众聚集到大刀会旗下准备造反，谋求生路，刘士端也穿上了只有皇帝才穿的黄衣；不料，麦后的几场大雨解决了旱情，让那些要铤而走险的庄稼汉重新找回了生计，他们掉头回家种粮去了。这就是“安陵崮堆”事件的经过和实质。“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这句民谣说明了当时广大底层民众的心态：灾害发生、没有活路的时候，老百姓往往参加秘密组织，参与群体事件以求活路；当灾害减弱、消除的时候，在能够维持最基本生存的时候，他们大都抛弃闹事、起事的心思，重新回到顺民的生活轨道。
几场大雨浇灭了刘士端等人造反的冲动，但是无法浇灭整个大刀会的躁动。不久，大刀会与教会势力发生冲突，刘士端、曹得礼等人也瞬间走上了人生末路。那么，大刀会为什么会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呢？
信了教就不受气了
进入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事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下层社会同样受到很大影响。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随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其信仰的“上帝”就来自西方宗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快速渗透，中国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和对立，普通民众和教会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引发冲突和骚乱，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的爆发。
进入19世纪90年代，外国教会势力在鲁西南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与欧洲天主教机构圣言会的神父安治泰有很大关系。安治泰是德国人，出生于1851年，毕业于雷根斯堡神学院，个头不高却野心不小，圣言会会长詹森曾经把安治泰称为“狂热分子”。他不避艰险，远涉重洋，渴望在中国干出一番大事业。1880年，安治泰在山东阳谷县坡里庄落脚，当时那里有158名基督教信徒。从坡里庄开始，安治泰在鲁西南地区宣教。
安治泰在宣教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危险。1884年2月，他筹备在曹州府建立教堂，遭遇中国民众攻击而身受重伤。安治泰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事业心，他毫不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的宣教事业获得成功。至1896年，安治泰所在的山东南部代牧区成人洗礼者和受洗待机者总数达26459人（《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圣言会势力甚至进入了孔孟故里所在的兖州府，这是圣言会在华扩张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1896年6月，圣言会神父伯义思撰文说：
圣额我略教区含有四县，即单县、成武、定陶和曹县，这是整个修会发展最好的区域，其所属教民，比修会其他所有区域总和还要多。特别是在后三个县，基督教会自去年始便取得了辉煌的进步。在复活节时，单以我在的地区成武县一地，就有2650名新信徒经我手登记在册。在曹县，皈依运动更为辉煌，因为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50个教会拥有了教会先生。（《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安治泰等人在鲁西南的传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传教士的执着和敬业以外，鲁西南地区经济贫困，盗贼猖獗，这也给安治泰等人的传教提供了机会。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底层百姓迫切需要金钱、物质、政治保护，安治泰等人依靠一些“旁门左道”吸引了大量信众。
圣言会神父、德国人安治泰。安治泰不仅是一个传教士，而且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中国的传教与德国在中国的扩张紧密联系。
在传教过程中，外国传教人员常常对中国民众进行物质利诱，主要方式是请人吃饭、送人钱财、赈灾救济等。1960年，巨野县响水口的李信龄老人回忆说：“他们（指教民）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时入教的，教会先给两吊钱，所以当时民谣有：‘我为什么入教，为了铜钱两大吊；不给铜钱两大吊，我不在你的教。’”（《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直隶地区则有这样的民谣：“为什么要入教，为了六块北洋造；花完再往神甫要，神甫不给就退教。”
相比于物质诱惑，教会所提供的政治保护对底层百姓的吸引力更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彻底被英法联军打怕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了强势地位，由列强撑腰的外国传教士有恃无恐。巨野县城关的李瑞堂老人后来回忆说：“神父不把县官看在眼里，县官许廷瑞听说神父要到县衙，手忙脚乱，迎到街心，作揖打躬，装笑奉承。许的下属跪迎跪送，俯首不敢仰视，神父则昂首阔步，毫不理会。”（《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中国地方官害怕的并不是辖区内为数不多的洋神父，害怕的是洋神父身后的列强和清廷。洋神父一旦对中国地方官不满，往往会向法国或者自己国家的驻华公使、领事反映；而列强的驻华公使往往径直前往总理衙门，以开战为要挟，强迫清廷干预地方事务；清廷为了息事宁人，常常饬令地方官按照洋神父的意志行事，甚至会罢免地方官的官职，严重的还要把地方官治罪。
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地方上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一些底层民众愿意入教以寻求庇护。郓城县元庙集的任科立老人后来回忆说：“当时庄稼人要是受了气，就信教。信了教，依靠教会的势力就不受气了。有的人信了教，在年岁好的时候，连地租也少给了。说是淹苗，收成不好。”除了秘密教门和土匪团伙，加入教会成为底层民众寻求庇护的第三个选项。
入教的民众不只是那些“受了气的庄稼人”，一些地痞无赖、秘密教门、盗贼土匪也纷纷入教，以避免打击，或者为虎作伥。圣言会神父弗赖纳迪米茨在给总会的报告中说到，“属于秘密教派的数以千计的成员开始为了自己和家庭而要求加入天主教”。前面讲到，被大刀会打败的土匪“岳二米子的人因怕富人捉拿，都信了天主教”，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当时的教民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但是，教会组织为了发展势力，对愿意加入教会的人来者不拒，为他们撑腰做主。教会对教民的袒护突出表现在司法诉讼事件中，神父常常逼迫地方官做出有利于教民的判决。巨野县夏官屯的夏金聚老人后来回忆说：“教民依仗着洋人，连杀人害命都无妨。某人的姊姊嫁给一个教民，后来这个教民把这个妇女害死了，他的兄弟到府里去控告，不但没有申冤，反而差点被送到狱里去。”（《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这样，列强和教会在中国的强势地位造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分裂，那些没有加入教会的普通民众面临着来自教会势力的新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又难以依靠官府、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得以解决。如何反抗这种压迫？普通民众只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以暴抗暴。这时候，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便出现在了普通民众与教会势力的冲突中。
到了1896年，普通民众与教会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经是泛滥且尖锐，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看清了这一点，在奏折中说：
“自从洋教传入中国，加入教会的人都不是安善良民，教士与教民互相勾结，包揽词讼，欺凌乡里。遇到民教纷争的控案，教士必为教民说话，甚至多方恫吓；而地方官害怕引发中外战争，常常迁就教民一方，草草结案，无法主持公道。民众被压制过久，无法忍受，认为官府是不能依靠的，只好私下里进行械斗以发泄愤怒，于是有了聚众寻衅、烧毁教堂这样的事件。民众之所以敢于作乱，实在是教民逼迫所致啊！”（《义和团档案史料》）
李秉衡，出生于1830年，奉天庄河人，历任知县、知州、广西按察使、山东巡抚等官职。他与翁同龢等人同道，思想守旧，有排外意识，但为官清廉，时有“北直廉吏第一”的名声。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正是圣言会在山东发展最快，也是最猖獗的时期，在与安治泰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受到教会势力的强势，对普通民众遭遇教会势力的压迫抱有同情的态度。
尽管李秉衡同情普通民众的遭遇，但对于列强清廷也不敢得罪，所以他也无可奈何，民众的不平还是要由民众自己解决。1896年2月5日，经营药店的商人郝和升因为与教民的纷争，找到了大刀会首领曹得礼。
一起泄愤型群体事件
1896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日，春节将至，对一些欠债的人来说也是“年关”将至。这一天，在曹县太平集开设药铺的山西客民郝和升向本地一个叫吕登士的人催要所欠药款，两人发生争执。因为吕登士是教民，郝和升指责他“恃教抗欠”。
郝和升和吕登士争吵的时候，吕登士的族人吕菜加入进来，为吕登士帮腔。吕菜原是土匪，后来加入教会寻求庇护。争吵中，吕菜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郝和升骂吕菜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后来，经人劝解，郝和升走了。吕菜不肯罢休，随后找到教会中的教师张连珠，称郝和升辱骂洋教，二人马上带领多名教民前往太平集寻衅，因为没有遇到郝和升只好作罢。
第二天，恰逢单县李海集集日，郝和升到集市上做买卖，张连珠知道后带教民多人前去，执意要教训一下郝和升。郝和升闻讯躲避。碰巧大刀会首领曹得礼也在李海集，郝和升到曹得礼面前求助。因为很多土匪，如岳二米子等人加入了教会，大刀会与教会早已成为仇家，这次又看见教民欺负郝和升，曹得礼一时兴起，当即决定为郝和升主持公道。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两个版本。教会方面称，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带领数千大刀会成员袭击了当地16所教堂，并且掳掠、威吓教会人员；而山东地方官员则称，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被及时化解，没有形成争斗事实，鲁西南地区教堂等设施完好无损，也没有出现教会人员被掳的事情。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教会方面像往常一样向山东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要求惩办大刀会。安治泰为此专门致函山东巡抚李秉衡，德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理论。在种种压力下，李秉衡等地方官员做出妥协，在单县、曹县、成武等地张贴告示，严禁大刀会活动，“不准再行传习”。
在这一事件中，鲁西南地方官同情大刀会，所谓“严禁大刀会活动”只是表面文章，官府并没有对大刀会采取实际镇压行动，因此大刀会没有受到打击。但是，经历了“郝和升”事件，大刀会与教会更加相互仇视，双方更大的冲突如箭在弦上，而最终导致这支“箭”射出去的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人。
庞三杰，1869年出生，江苏砀山县庞林村人，武科生员，其家族在当地非常显赫，家中至少有300亩土地。砀山乃江苏与山东交界之处，从庞林村到山东单县只有五里路。庞三杰曾经到鲁西南加入大刀会。庞三杰加入大刀会，实际是为了争夺东湍一带的一片土地。
东湍临近黄河故道，是一片肥沃的湖地，“有几十顷之多”，这片土地原来属于曲阜孔府，“是喂鹅鸭的地方”，不完粮、不纳税。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东湍逐渐被放置，“附近谁有势力谁可以霸占耕种”。庞氏家族企图霸占东湍，刘堤头村的地主刘荩臣也盯着东湍，想占为己有，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为了壮大各自的势力，庞三杰加入大刀会，刘荩臣则加入了教会。
1896年麦收时候，刘荩臣抢先下手，组织一些人把东湍地里的麦子收了。刘荩臣的行动激怒了庞三杰，6月3日，庞三杰带领60名大刀会会员赶到刘堤头村，攻击了刘荩臣藏身的教堂。刘荩臣和一些教民望风而逃，因此庞三杰等人的行动并未闹大。庞三杰攻打教堂和教民的行为惊动了当地的德国传教士，洋神父随即与砀山知县朱学煌交涉，要求对庞三杰做出处置。朱学煌派人到庞林村寻找庞三杰，而庞三杰担心受到拘捕，悄悄潜往山东单县，向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寻求援助。
在刘士端、曹得礼等人的召集下，一千多大刀会会员在单县黄岗集聚集。一千多人集会，按照今天的话说，这已经是一起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了。当一千多大刀
会会员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新仇旧恨令这支队伍群情激奋，打击刘荩臣、夺回东湍的目标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广泛打击教会和教民成为这支大刀会队伍的行动目的。我们要是给此次事件做一定性的话，此次大刀会集会大体属于泄愤型群体事件。
6月15日，端午节，在黄岗集聚集的大刀会成员开始行动。他们首先袭击了黄岗集的教堂，然后，在大刀会首领彭桂林和刘士端之子刘孔章的率领下向江苏砀山进发。第二天，在庞三杰、彭桂林等人带领下，大刀会攻打了砀山侯家庄教堂，6个小时后撤离。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大刀会袭击了侯家庄附近13个村的礼拜堂和洋学校。
6月20日，庞三杰等人率领大刀会突入徐州地区，攻打了丰县戴套楼教堂。第二天，大刀会撤离侯家庄返回山东境内，在单县焚烧了薛孔楼教堂。在随后几天时间里，大刀会又攻击了单县境内多处教堂及神父、教民宅邸。6月24日，大刀会再次进入砀山，于第二天焚毁戴套楼教堂。
大刀会肆无忌惮的行动最终惊动了官府，江苏方面派出相当数量的官兵向砀山一带运动。而此时，发泄完心中愤恨的庞三杰、彭桂林等人也茫然无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迅速解散队伍呢还是继续攻打教会？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那就是上千人的吃饭问题；甚至还有大刀会会员参加此次行动的补偿问题，他们不能一无所得呀！这时候，大刀会的行动早已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即打击刘荩臣，帮助庞三杰夺回东湍的土地，甚至也不仅限于攻击教会、教民，一千多人的大刀会处于近乎失控的状况。
为了获取粮食、钱财，6月29日，大刀会进入砀山马良集，面向普通民众开始抢劫，抢了盐店、酒店、京货，以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泄愤型群体事件转化为骚乱，而大刀会转化为彻头彻尾的土匪。大刀会在马良集的“打砸抢”招致了当地民众的愤怒，马良集寨主贾克勋带领当地上千民众实施自卫，与大刀会作战。官兵也很快赶到了马良集，发动了对大刀会的攻击。受到攻打的大刀会向山东方面逃窜，又遭遇了来自山东方面的官兵、团练、民众的打击，很快就被打散了。在此次事件中，大刀会死20余人，伤百余人，首领彭桂林被官府抓获，惹事的庞三杰跑了。
因为庞三杰，大刀会把事情闹大了，刘士端、曹得礼迎来了厄运。对于刘、曹二人来说，砀山事件发生后，他们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中，可是他们二人却表现得非常淡定，没有马上逃走，他们自认为与官府关系一直不错，他们又没有亲自参与砀山事件，官府不会把他们治罪。刘士端、曹得礼这一次想错了，因为大刀会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7月7日，曹县知县命令曹县团总曾广寰邀请刘士端到县城赴宴，刘士端毫无防范，到县城后被逮捕。当时已经升任山东按察使的毓贤随后赶到，简单审讯后将刘士端处死。曹得礼同样被诱捕，遭单县知县抓获，被兖沂曹济道锡良所杀。刘士端、曹得礼被杀后，大刀会的活动暂时沉寂下去。
土匪与教民的身份切换
刘士端、曹得礼等人被杀后，大刀会活动暂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曹县、单县等地的大刀会仍然存在，并且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巨野、嘉祥、郓城、菏泽、汶上、济宁、茌平、平原、肥城等各县先后出现大刀会。
1897年11月，山东巨野发生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此案引发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很大。“据调查资料看，参加这次斗争杀死两名外国传教士的有大刀会众，也有非大刀会的一般百姓，另外还有一些是绿林侠客。”（《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1899年10月，神拳头领朱红灯在平原县聚众与官兵作战，参加者有大刀会会众。大刀会与神拳、义和拳等组织相互渗透、融和，最终产生义和团，大刀会所特有的“排刀排枪”也成为义和团的重要特征。
1896年6月的那场骚乱是因为庞三杰引发的，而庞三杰后来的人生经历令人意想不到，耐人寻味。庞三杰逃脱后，他被官府通缉，他的哥哥被抓下狱，他的家产充公，庞氏家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摆脱来自官府的压力，庞氏家族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整个家族加入教会！庞氏家族走了土匪岳二米子的老路，向教会寻求庇护。
1897年4月4日，一些庞氏家族的成员前往侯家庄教堂，向洋神父提交了愿意入教的53个家庭名录。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洋神父的表情一定是又惊又喜。当然，庞氏家族也提出了入教的条件：官府免除庞三杰的死罪，允许他回家与家人生活；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庞氏宗祠应该保留，部分宗祠可以作为教堂或者学校使用。
教会方面随即与当地官员协商，最终的处置结果是：后面两个条件没有问题，而通缉庞三杰是上一级官员的命令，不能明确废止，可以允许庞三杰在本地藏身，官府不会主动抓捕他。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庞氏家族4000余人加入教会，成为教民，包括庞三杰。庞三杰得以回到家乡，不久后公开露面，并且与当地神父成为朋友，时常来往。
在家乡蛰伏一段时间后，庞三杰加入了另外一个秘密教门组织——安清帮。庞氏族谱中记载：“三杰是清帮的首面人物，他收徒弟，摆香堂，发展组织，立众千人，加之族大辈长、受人尊敬，在周围府、县颇有影响。”庞三杰加入安清帮后，仍然在徒弟中传授“金钟罩”，练习排刀、排枪。
作为安清帮的首领，庞三杰四处活动，来往于大江南北，在辛亥革命前夕接触到朱鸿铎等革命党人，他的信仰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带领安清帮从事革命活动，原来一些大刀会会员也加入其中。辛亥革命期间，庞三杰作为革命党人，率众攻打砀山、丰县，然后转入安徽作战。1912年，庞三杰所部在徐州称“淮泗讨虏军”，后改编为黄兴手下将领陈干的第三十九旅。庞三杰由秘密教门的首领变成了革命军的将领。1912年，庞三杰率部攻打虞城途中与土匪遭遇，在作战中负伤，回到砀山家中。
“二次革命”期间，庞三杰率领子侄追随孙中山。1915年8月，他到达上海，准备前往日本面见孙中山，不料被租界当局逮捕，被引渡给袁世凯政府，最终以从事掠夺活动（土匪）的罪名被处决。1936年，早已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想起了庞三杰，颁布嘉奖令，称赞他“赋性豪迈，急公好义”。
by:邢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