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等工作经验（年终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

理论研究等工作经验（年终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跟踪基层治理进展，深化精益治理研究构建政治学“中国学派”。积极寻找中国国家构建的本土资源，从领土空间建设、“中华文明”与“国家形式”互构等极具中国特性的角度，提出大量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现实成果。田野政治学则着力从概念构建走向体系构建，提升研究体系构建。研究者从基层田野经验出发，通过对中国政治实践经验的研究，以基层治理的国家视角将基层治理找回到国家体系中，围绕“国家建构社会”命题形成大量与既有理论对话的研究，成为政治学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形成了鲜明的基于“民众生活”的田野场域、依靠“现场调查”的田野方法、通过“以事实为依据”的田野思维去研究的路径。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者则初步构建了从本体史观、研究方法到研究议程的研究体系。通过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的方法论和史观，更客观、更科学地观察中国政治。在政治合法性、国家论、治体论、政党论和干部制等问题上提供了概念更新与新表述，也尝试为建立中

“中国之治”的独特性广受关注

2021年政治学学者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国家治理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是在长期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领导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内生性、创新性、有效性、正当性和可持续性，形成了坚持实事求是、统一领导、包容多样、以变求通、和平发展等基本经验。这就使得竞争型政党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世界上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功能与使命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是肩负使命责任的使命型政党。因此，要不断推进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的建设，进而推动基于人民利益的“使命、制度、行动”复合的现代化发展新路。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学者指出，作为综合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在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五年规划、试点—扩散等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发展和治理的双重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年，涌现出大量总结中国减贫治理中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

提炼“中国之理”，构建“中国学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治理难题，中国政治学在学术和方法上呈现出更加自觉的主体性构建。这突出表现为，在关注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由中国政治和社会百年来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困境，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如何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中国之理”，政治学研究仍面临超越文本阐释等挑战。有研究者指出，专业素养和价值观决定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质量，历史感、洞察力和现代价值观是中国政治研究者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在此基础上直面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实变局，去确定范畴、提炼疑问、收集证据、做出回答、参与争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能真正实现“自觉”。

构建政治学“中国学派”。积极寻找中国国家构建的本土资源，从领土空间建设、“中华文明”与“国家形式”互构等极具中国特性的角度，提出大量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现实成果。田野政治学则着力从概念构建走向体系构建，提升研究体系构建。研究者从基层田野经验出发，通过对中国政治实践经验的研究，以基层治理的国家视角将基层治理找回到国家体系中，围绕“国家建构社会”命题形成大量与既有理论对话的研究，成为政治学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形成了鲜明的基于“民众生活”的田野场域、依靠“现场调查”的田野方法、通过“以事实为依据”的田野思维去研究的路径。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者则初步构建了从本体史观、研究方法到研究议程的研究体系。通过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的方法论和史观，更客观、更科学地观察中国政治。在政治合法性、国家论、治体论、政党论和干部制等问题上提供了概念更新与新表述，也尝试为建立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提供一定资源。

跟踪基层治理进展，深化精益治理研究

基层治理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普遍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地方特别是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传统上迅速决策和集中力量的治理方式，在面对量多面广、复杂性高、投入大、产出少且具有普遍性、弥散性和基础性作用的事务领域，常常遭遇困难。疫情防控和精准复工复产，要求基层政府以精细化为标尺，而保护性的“反向运动”要求将基层治理拉回“以人民为中心”的视野。面对“数据利维坦”产生的可能，需要牢筑信息安全“防火墙”，通过立法确保信息安全监管高效化。在用户端，确保能够做到追根溯源；在管理端，注重保护公民隐私。一言以蔽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注重引入和使用新兴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技术支撑；同时也要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完善信息安全监管机制，努力实现信息安全法治保障。总体上通过技术促使基层治理逐渐从增强回应性发展到增强治理性，并出现向增强问责性发展的趋向。

学者认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单兵突进”，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上的协同意识与合作机制。有学者认为，纵向维度上，应坚持“重心下移”与“减负增能”原则，整合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与管理力量，畅通执行链条，确保社会问题的及时发现、向上传递与有效解决。横向维度上，构建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完善小组会议、联席会议、合作协议、志愿激励等多样化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促成政府、群团组织、公众、企业等参与主体的有效沟通、相互配合，共同应对跨领域的复杂性和动态化的社会问题，推动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朝着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方向迈进，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整体现代化。

[作者赵洲洋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讲师，张长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