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成名文章三个世界（五年后的范雨素与皮村工友）
范雨素成名文章三个世界（五年后的范雨素与皮村工友）出名给她带来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机会，“推掉的出场费加起来都有3万块了”，但范雨素说，她有自己的打算，不想写那些轻飘飘的东西。“有力量”，是她对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底线般的要求。那时候范雨素正带着两个女儿，从湖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以做育儿嫂为生。《我是范雨素》爆火的那天，范雨素抓着女儿10年前淘汰的旧手机，在窄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年久失修的手机上端已经碎裂成蛛网状，从全国各地而来的消息疯狂挤向这个卡顿得“跟得了偏瘫”似的手机——这是从12岁就开始在老家做乡村小学民办老师的范雨素，她的文学梦第一次被这个世界所看见。范雨素在皮村（图据IC）一如果不是那一篇火遍全网的《我是范雨素》，可能人们很难将“文学”与“育儿嫂”“农民工”这样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人类对抗死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著述和繁衍。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距离《我是范雨素》刷屏已有五年，这篇文章让生活在北京皮村的育儿嫂范雨素成为新闻人物，也让人知道了这里的皮村文学小组。
五年过去，这个文学小组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这些育儿嫂、布展工、地摊小贩、顶棚匠的文字，获得了李敬泽、贾樟柯等人的推荐。
很难说，这些年范雨素或者文学小组的其他人命运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但范雨素觉得，“我这样一个单亲妈妈，每天活得这么苦的人，忽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我突然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只是活着。”
范雨素在皮村（图据IC）
一
如果不是那一篇火遍全网的《我是范雨素》，可能人们很难将“文学”与“育儿嫂”“农民工”这样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范雨素正带着两个女儿，从湖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以做育儿嫂为生。《我是范雨素》爆火的那天，范雨素抓着女儿10年前淘汰的旧手机，在窄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年久失修的手机上端已经碎裂成蛛网状，从全国各地而来的消息疯狂挤向这个卡顿得“跟得了偏瘫”似的手机——这是从12岁就开始在老家做乡村小学民办老师的范雨素，她的文学梦第一次被这个世界所看见。
出名给她带来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机会，“推掉的出场费加起来都有3万块了”，但范雨素说，她有自己的打算，不想写那些轻飘飘的东西。“有力量”，是她对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底线般的要求。
航拍北京东郊皮村（图据东方IC）
所以，出名后，范雨素依然居住在皮村，一面做钟点工维持生计，一面继续文学创作。有记者来采访她，看到记者的艰辛，她也采访记者，写记者的故事作为回报。
她爱写自己身边的故事。就像在《我是范雨素》中，她写自己12岁时满怀着梦想离家远行，却只能在遭遇现实痛打之后一路流浪回家，终于明白世间对一个独自在外的小小女孩的残忍：“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我没脸见人，也没脸上学了。最关键的是，我也没勇气流浪了。怎么活下去？”
在皮村，她写自己做着文学白日梦的大哥哥的故事。在《大哥哥的梦想》中，她的大哥哥因为家里实在太穷，高考落榜后“有良心”地不再复读了，不读书的大哥哥决定搞文学，买了很多杂志和书，于是“因为大哥哥扑通扑通的良心，我们家日子过得更苦了”。
她还写自己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旧货市场飘零辗转见到的众生相。在《“北漂”们的日子》里，她说2008年奥运会那年，北京盛况空前，但一切都与她无关，她没钱也没空去看奥运会，只是她忽然在电视上发现，她以前常去的北沙滩旧货市场，成了现在的鸟巢和水立方。
范雨素经常说，文学为她营造了一个颠沛生活之外的异度空间，让她的生命拥有了多维时空，帮助她度过漫长的、难挨的岁月。她敏感又勇敢，疫情期间，她完成了自己的小说《久别重逢》。范雨素常说“相遇就是缘分”，前世与今生、古人与今人、父母与子女都是命中注定的有缘人。
二
2004年，因为偶然的契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张慧瑜来到北京皮村，与这群喜欢文学、爱好写作的工友们相识。他惊讶地发现，在皮村，还有许多“范雨素”：平日，他们是穿梭在北京城里“学历仅仅初、高中”的育儿嫂、布展工、地摊小贩、顶棚匠；周末，他们相聚在北京东五环外皮村的工友之家，畅谈文学的逐梦人。
张慧瑜（图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于是，自2014年起，张慧瑜开始为文学小组担任指导，每周末为工友开设两个小时的文学课。工友们定期相聚，讨论文学，逐渐形成“皮村文学小组”，并出版双月刊《新工人文学》，刊登文学小组中的优秀作品。这本《劳动者的星辰》，就是选自其中的优秀作品。
皮村文学小组部分成员画像/图据出版社
在这里，与范雨素一样从事着家政工作的还有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她们是文学小组的“半边天”，也是文学创作的骨干。
李文丽（图据皮村工友）
李文丽是个才女，2017年从甘肃来北京打工，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是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工作之余，她积极参与鸿雁之家、文学小组的活动，能歌善舞，还能做晚会主持。城市释放了李文丽的文艺天性和才华，但也在家政工作里让她尝遍歧视、苛刻和心酸。在她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双重空间，一边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边是与家政姐妹周末聚会的畅快和放松。
施洪丽（图据皮村工友）
施洪丽两年前得了大病，做了手术，即便如此，她依然坚韧不拔，用文学书写生命的坚硬和不屈。在文章里，她把自己描述为“按下暂停键的人”。《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是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借个人的视角，展现了民间社会的众生相。
还有王成秀，她的《高楼之下》记述了自己带着雇主家的孩子去宠物店给小狗洗澡的见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带宠物去洗澡已是再常见不过；但在王成秀的眼中，一切都变得陌生甚至不可理解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常年东奔西走的布展大哥郭福来，他的《工棚记狗》和《工棚记鼠》两篇文章，讲述闯入他们生活的小老鼠与流浪狗的故事，以表达背井离乡、过着集体生活时“苦中作乐”的生存境遇。
徐克铎（图据皮村工友）
仅仅小学文化的徐克铎，当农民兼做顶棚二十七年，后来在快递公司看大门、打杂、当库房保管，他将自己的乡村生活记录到《媒人段钢嘴》中，讲乡村媒人为青年男女说媒、促成一段佳缘的故事，富于地域特色和生活趣味。
木匠苑伟写过一篇《曾经睡过的地方》，记述了第一次出远门打工，文中写道“毡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在车厢里，“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
他们的文字，总是表达了一种想获得别人理解、不再遭受怀疑和歧视的渴望。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人们来说，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
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目前有近三亿“新工人”，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但长年在城市打工。这一庞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却因为居于主流文化之外而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
如同皮村文学小组的座右铭那样：“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工友们来说，从事文学创作本身是逃离异化生活、获得生命喘息的方式，在他们笔下，文学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在这世间呼喊和记录“我曾来过”。
近年来，像“范雨素们”一样进行文学叙事的“新工人”们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去年11月初，农民工陈直在网络发帖询问是否能出版自己翻译的理查德·波尔特的哲学专著《海德格尔导论》，引发了一场关于农民工和哲学的讨论；今年8月，“外卖诗人”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途中有感而发的诗作《追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预计今年年底出版……
客观来说，如若将他们的作品与文学大家作品相比较，确实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们的作品拥有独特的朴素、粗粝、鲜活的风格和旺盛的生命力，不仅打破了文学语言与现实的隔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内容丰富，贴近生活，从乡村到城市，从个人经历到家族历史，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紧紧相连。
图据图虫创意
“我们打破他是一个老板、一个育儿嫂、一个做鞋工人的身份，去看他更为开阔的内在，这时候文学才真正出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梁鸿谈到，“大众之所以对农民工翻译海德格尔这件事感到惊讶和好奇，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即这一群体不可能持之以恒地读如此高深的东西。这些观念来自生活内部，只有打破它们，才有可能把每个人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写作者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新的文学元素。”
张慧瑜在给皮村文学小组上过多次课程之后认为，在皮村文学小组中，文学作为相对低成本、廉价的文化媒介，正发挥着媒体功能，“我的这些朋友都不是专业化的作家，甚至也不奢谈能变成职业作家，他们的写作大多来自自己生命中的所见所闻，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实习编辑 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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