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向妻儿的两把菜刀（他挥刀向自己的妻女）

挥向妻儿的两把菜刀（他挥刀向自己的妻女）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例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

天启皇帝朱由校二十三岁正常死亡，没有子嗣，传位其弟朱由检，这就是著名的崇祯皇帝。万岁天启醉心于木匠手艺，本职工作很不称职，其权力常由太监魏忠贤“千岁”代理，然而他却希望其弟能成为“尧舜”，他的另一个要求是希望其弟继续重用魏忠贤。《崇祯长编》卷一记载的原话是：“吾弟当为尧舜。”又曰：“魏忠贤可任也。”对这两句充满内在矛盾的“临终遗言”，崇祯皇帝继承了前一句，抛弃了后一句，还算有政治理想。但是，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思陵”，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及其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视觉中国供图

这个皇帝不享福

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许多人替他抱有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自尽。

那张龙床对于他，如同针毡。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期振惰窳，共尔位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例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明朝就像一间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每一个雇员如今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赶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他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何朝何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是钻空子，偷摸为之而已，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李清，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和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极权帝制，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确，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秉，为东林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秉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清晰，注意力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太祖、成祖以后诸帝，只此一人。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明王朝坐在龙床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看来也并不冤枉。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但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他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他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他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他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他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他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他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他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他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明朝晚近以来难得一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守牧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然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国举朝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夸夸其谈的马稷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甡，而惮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溃散。”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 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崇祯之死

三月以来，谣言纷纷。人们虽不知李自成大军确切位置，却都知道它正在逼近，有力、稳定地逼近。“京师满城汹汹，传贼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京城戒严，不让进，也不让出。接替陈演当上首辅没几天的魏藻德，借口筹饷，想溜之大吉，被崇祯冷冷拒绝。他要成全他们死国的“决心”；这些阻挠南迁的人，不可以立了牌坊，再去当婊子。大家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行尸走肉一般，困在孤城、坐以待毙。

有一个谣言，称十二日闯军即攻下昌平，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还专门辨析这一点，说昌平失守确实在十二日，“载十六（日）者，十六始报上（指崇祯十六日才得到这个消息）耳。”但这的确是个谣言。昌平失于十六日中午，确定无疑。这是闯军一位队长姚奇英亲口告诉羁押之中的赵士锦的：“后予在贼营中，队长姚奇英为予言，初六破宣府，初十破阳和，十六早至居庸关，午间至昌平，而京师茫然罔闻，良可浩叹。”以闯军摧枯拉朽之势，如果十二日打下昌平，绝对无须七天后才抵京城。

崇祯同样无所事事，等死。十六日这天，他居然还有心思接见一批刚刚考试合格、准备提拔到中央任职的县官，“问裕饷、安人（扩大饷额和安定人心的办法）”。此时的崇祯，简直像是搞恶作剧的行为艺术家，存心开士大夫们的玩笑——都这份儿上了，还没事儿人似的裕什么饷、安什么人心？

——“滋阳知县黄国琦对曰：’裕饷不在搜括，在节慎；安人系于圣心，圣心安，则人亦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给事中。”

捧腹之余，不难感受到崇祯的戏弄与刻薄。

考选进行到一半，有人进来，悄悄递给崇祯一件“密封”。

“上览之色变，即起入内。”

何故？

密函报告：昌平失守。

这，就是丧钟真正敲响的那一天。

十七日，两路农民军，一路到达今天大北窑以东的高碑店（不是以产豆腐闻名的河北的那个高碑店），一路到达西直门。“寇已薄城，每二三四里扎一营，游骑络绎相接。自是城上炮声昼夜不绝矣。”

崇祯照常上班，“召文武诸臣商略”。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这时，崇祯悄悄在御案写下“文臣个个可杀”之语，示之近侍，随即抹去。俄顷，守城总指挥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至，汗浃霑衣”，他伏地哭奏道：“守城士兵都已经不肯抵抗，用鞭子把一个人抽起来，另一个人马上又趴下了。”崇祯闻言，大哭回宫。

守军不抵抗，是因为根本无力抵抗。“京军五月无粮”，“率饥疲不堪任”。国家无钱，权贵富人不肯出钱，倒是偶尔有“小民”捐钱；赵士锦亲自经手了这样的捐款：“十七日，厚载门外，有小民捐三百金。又一人，久住彰义门外，今避难城中，年六十余，一生所积，仅四百金，痛哭输之户部。”

十八日，外城破。城破之前，李自成曾派先期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谈判。崇祯召见了杜勋。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地西北，分国而王，并由明朝赔款百万两。不知为何，未能达成协议。此事载于《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甲申纪事》《明季北略》等。但不可信。设若李自成所开条件真的不过尔尔，崇祯没有理由不答应。可能李自成确曾派人入内与崇祯接洽，但内容并非如上。《明季北略》另记一条，似较真确：“（杜勋）盛称’贼众强盛，锋不可当，皇上可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暗示崇祯自绝），上艴然起。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

这是对崇祯施加压力，打心理战。

彼时发生的事，多带有“风传”性质。包括曹化淳开彰义门（又称广宁门，清代以后称广安门）投降事。据说，这并非曹化淳的单独行动，事先在一部分内外臣中间达成了“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彥”。孤证，不可考。另外，开门时间也有两种说法，一为十七日半夜，一为十八日。除彰义门为曹化淳所开，农民军同时攻破其他几处城门。曹化淳开门只对他个人有意义，对北京城不保没有意义。

外城陷落的消息，十八日傍晚传入大内。“上闻外城破，徘徊殿庭。”夜不成眠。初更时分，太监报告内城也被攻破。还剩下皇城和紫禁城最后两道屏障。崇祯领着王承恩，登上万岁山（景山），向远处眺望。夜幕中，京城烽火烛天，逐渐向皇城蔓延。

崇祯在那里踟蹰了约一个时辰，回到乾清宫，发出毕生最后一道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军事事，夹辅东宫。”这道谕旨有无意义、能否送达，都大可疑。

随后，他把全家人——周皇后、袁妃、太子及诸王子、小女儿长平公主——召集起来，做最后的安排。

孩子们来了，仍身着宫服。崇祯叹气：“已经什么时候了，还穿这种衣裳？”

即命人设法找来平民旧衣，亲手替儿子们换上。

“记住。”他这样叮嘱说，“一旦出宫，尔等从此就是小民。将来在外，遇上有身分的人，年长者称’老爷’，年轻的呼人家一声’相公’，对普遍百姓，年纪大的要叫’老爹’，与你们年龄相仿的要叫’兄长’，对读书人以’先生’相称，对军人就尊一声’长官’。”

吩咐内侍把三位皇子分别送到他们的外公周、田两家。

三皇子临去之时，听见父亲在身后大放悲声：“你们为什么会不幸生在我家！”

泪眼送走儿子，崇祯请两个妻子一同坐下，捧酒，痛饮数杯，对她们说：“大事去矣！”相对而泣，左右也都哭作一团。

崇祯挥手，遣散所有宫女，各自逃生。对自己的妻女，令其自尽。

过去，因为已故田妃的缘故，周皇后跟丈夫的关系并不愉洽，但她仍然不假思索返回坤宁宫，遵旨而行；临别前，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嫁给你十八年了，从来不听一句，终有今日。”

袁妃是崇祯所宠爱的女人，因此赐她自尽。而这不幸的女人，自缢，却因为绳索断裂，“坠地复苏”。崇祯发现后，拔剑砍之。据说砍了三下，手软，不能再砍。袁妃最后据说不曾死去，被农民军发现，“令扶去本宫调理”。

其他曾临幸过的嫔妃，“俱亲杀之”。

又遣人逼天启皇帝的懿安皇后“速死”。张氏是夜至晨，两次自缢未果。第一次为宫女解救，第二次又被李岩专门派来保护她的士兵所阻止。李岩对这位品行端正的前国母，一直心存敬意。但是次日晚间，张后仍趁李岩部下不备，悬梁自尽。

最惨一幕，出现在崇祯与长平公主父女间。是岁，公主年方十五，惊吓和恋生，令她啼哭不止。她没有勇气自杀。崇祯素疼此女，五内俱焚，长叹一声，将刚才送别儿子们时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汝奈何生我家！”遂左袖遮面，右手挥刀，砍向公主。公主惧怕用手来挡，左臂应声而断，昏倒于地。崇祯虽欲再补一刀，终因周身颤栗而止。

放儿子们生路，让女性亲属尽死，并非“重男轻女”，而是基于皇家名节不容玷污。在那个年代，这高于生命。所以崇祯杀妻杀女，凄惨无比，但不能视之为灭绝人性。

女眷们一一丧生，崇祯则神秘地从宫中消失。至少，十九日天亮后李自成部队闯入宫时，他们没有找到他。问遍宫人，无人知晓。李自成大不安，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然而，赏金没有能够发出去。

直到二十二日，人们才在后称为景山的皇家后苑的亭中，发现对缢而亡的两具尸体。一具属于近侍王承恩——当初那个将“有”字释为“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的太监，一具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尸体被发现时呈下状：头发披散着并且遮住面孔，普通的蓝袍，白绸裤，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脱落。经检查，在朱由检身上找到了以血写就的遗书，略云：诸臣误朕，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以发覆面，勿伤我百姓一人。

无法确知死亡时间，大致不出于午夜至清晨这二三个时辰之间。是日，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历1644年4月25日，星期一。

文/ 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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