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务有哪些特点（女特务都会接受哪些训练）
女特务有哪些特点（女特务都会接受哪些训练）1938年3月29日，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处。同时，戴笠领导的调查处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被重新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此，戴笠的军统正式成立。军统局刚刚成立时，组织规模并不大，只有四个“处”和两个“室”，共有100多一点的“内勤人员”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员”。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并到了军统的情报、行动、司法和电讯处里。戴笠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许多青年无法坐视民族危亡不顾，想力所能及的为国家做些什么。一些女青年可能会考虑进入国民党特务处，潜入敌人内部或者沦陷区搜集情报、惩治日寇和汉奸。但她们当初可能没想到，除了抗日，还要做些别的工作，当然这是后话。 在1938年3月之前，国民党“军统”还未正式成立，若要成为国民党特工，首先需要加入国民党特务处，表现优秀的则成为戴笠“特工王国”的骨干，下一步很可能是要去杭州。
据向有关部门了解，一个时期以来，台湾间谍情报机关以大陆为目标，大肆加强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有些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台湾女情报人员色诱、拉拢，还好及时被安全部门发现，悬崖勒马才没有铸成大错。谈到女情报人员，我们总会想起谍战剧中的敌方女特工：面容姣好、身手敏捷，文能当学霸，武能搞刺杀……简直是全能手。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国民党女特工潜入沦陷区，搜集日方情报、惩治汉奸，解放战争初期，她们为国民党政权做垂死挣扎，屠杀中国共产党。那么，以军统为例，这些女特工究竟都接受了哪些训练，才能在以男人为主的战场上脱颖而出，构成情报战线上的另一道风景线？文 | 简·妙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文首发于2018年4月26日，原标题为《军统的“特工学院”：女特务都会接受哪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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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训练营：进来就别想轻易出去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许多青年无法坐视民族危亡不顾，想力所能及的为国家做些什么。一些女青年可能会考虑进入国民党特务处，潜入敌人内部或者沦陷区搜集情报、惩治日寇和汉奸。但她们当初可能没想到，除了抗日，还要做些别的工作，当然这是后话。
在1938年3月之前，国民党“军统”还未正式成立，若要成为国民党特工，首先需要加入国民党特务处，表现优秀的则成为戴笠“特工王国”的骨干，下一步很可能是要去杭州。早在1935年的夏天，戴笠就已开始为自己的特工网络做打算，他在杭州警官学校内秘密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学员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这些人会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
戴笠
1938年3月29日，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处。同时，戴笠领导的调查处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被重新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此，戴笠的军统正式成立。军统局刚刚成立时，组织规模并不大，只有四个“处”和两个“室”，共有100多一点的“内勤人员”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员”。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并到了军统的情报、行动、司法和电讯处里。
但日益紧迫的抗战形势，给了戴笠扩张其特务王国的机会。1940年，戴笠正式成为军统正局长，他把军统局扩展到10个处和许多相应的办公室、地区站和小组的机关。实现这些巨大扩张的，正是军统的训练营和间谍学校，戴笠把这些单位看成是建立一个现代间谍系统的关键。我们就以临澧特训班为例，讲一讲军统的特工训练营。
在湖南临澧县的一个旧中学校址内，戴笠筹建了新的训练班。在军统成立之前，戴笠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将这里命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军统局成立后，临澧训练班成为军统局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训练班中还有一个专门的女生中队，直属总队部领导。
临澧与长沙位置示意图
每一个进入到临澧训练班的学员会领到一件灰军服和12元月津贴。戴笠将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都送到临澧训练班当教员，毕业后，这里的学员可以直接成为其他训练单位的骨干。为了提高学员的自豪感，资深老特工余乐醒常把他们的新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相比，他说：
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他不仅在三国之间建立了科学情报网，还采用了最有才华的高级特工人员，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实战统帅。
余乐醒
为了扩大这种优越感，在军统内部，临澧训练班出来的学员会被称为“特训班”成员，仿佛自己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但并不是所有新生都买他们的帐，尤其是女学员。有些人刚进临澧训练班时，还没意识到自己加入了军统，因为他们只是被告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的“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直到发现这里的老大是戴笠时，才知道训练的真相——原来他们进入的是间谍学校。等到接触了搜捕、逮捕、绑架和暗杀等技术课程时，有些女学员变得更加的害怕和后悔。
汤恩伯
戴笠曾让胡宗南从长沙中央军校第七校园招收来一批女学生。这群带着弃笔从戎来抗日的热血女青年到了之后才发现，她们学习的暗杀和绑架，对象不仅有日本人和汉奸，还有中国共产党。这时，她们纷纷抗议，要求返回原校。
戴笠碍于胡宗南的面子，不敢直接胁迫她们就范，只能请政训教官一遍又一遍的做工作，告诉她们军统工作是多么的重要，还许诺给予晋升机会。最后，她们勉强答应留下来。在经历一番思想斗争后，新加入的女学员开始接受间谍课程，甚至逐渐产生兴趣，比如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在街头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在著名女特工吴毓坤、赵世英、彭家萃、安占江的监视下，很多女学员陆续成为新的军统骨干和外勤特工。
但从这以后，戴笠要求所有的新生必须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他说：“只要你从一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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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学院”：女特工都学些什么？
除了临澧特训班，军统还有黔阳特训班、息烽特训班、兰州特训班、东南特训班等。从1939年到1945年，这些训练单位培训了约1.35万名的军统情报、谍报、行动、电讯和游击战专业人员。此外，还有一套军统干部和情报人员的中央培训系统培训了军官、驻外武官、电讯人员、共产党组织和战术的专业人员、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国外的外事专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译。总之，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军统训练机关的核心仍是培训“骨干”的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系统。这些训练点是戴笠“特工王国”的核心。
那么，在这里都会学些什么？
电视剧《伪装者》中的军统间谍学校
首先是基础必修课——特工常识，男女特工都要学，由副主任余乐醒教授一些基础的间谍技术。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部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
必修课结束之后，训练班要根据每个人的才智不同，将其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
特别聪明警觉的会被选入“情报队”，女学员到这里的比较多。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处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
脑力差点但身手不错的会进入“行动队”，身强体壮的男学员一般会来这里。行动队主要教授如何是使用武器，什么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短剑等等。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沈醉，经常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要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无力叫喊或拒捕，但又不把他们打伤致残。
沈醉
在特工训练过程中，教学重点在于实际操作。比如爆破方面，一个秘密特工要成为爆炸专家，得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过程中还会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会产生伤亡。所以，通常情况下，爆破专家是和受训特工分开的，专家先为实地训练的特工制造炸弹，特工则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这些课程都不允许学员做笔记，哪段没理解，直接要求教官重复就行。但这些教官更希望他们在课外提问，因为这样就可以发现谁对这些阴谋暴力的课程感兴趣，以便接下来的重点培养。
此外，受过军事训练的学员会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男学员居多；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
除了“情报队”，还有一些女学员成为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设立了特别小组：通讯组和会计组。从此以后，大多数女生主要参加的是这两项训练，有一些形象不错的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一些大特工去沦陷区工作。堪称“色情间谍”的杨镜如，当初就是由胡宗南介绍进临澧特训班的女学生之一。后来，她作为军统汉口站行动组组长余实的“工作太太”，去汉口窃取日海军舰队情报。抗战胜利后，杨镜如更名换姓，以姿色诱惑进步学生，接近中共地下党，甚至用“苦肉计”秘密打入集中营收集情报，企图破坏监狱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老电影《钢铁战士》中的女特务
所以，为了更好的麻痹敌人，女学员们在接受间谍训练之外，还要求管理好自身形象和言谈举止，并进行一系列洗脑式的心理教导，在执行必要的引诱任务时，不会因情感因素而做出不利于任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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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学员成为女特工
训练营的课程全部学下来，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战争形势不等人，这时，戴笠就会命令一些优秀学生马上参与实际的谍战工作。当这些曾经战战兢兢的姑娘走出训练营时，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另外一副面孔。她们有善于化装的“千面女郎”吴忆梅，有残酷无情的“铁血杀手”武奎元，还有译电技术高超的“谍海娇娃”赵世英等等。这些女特工各个身怀绝技，在血雨腥风的抗日战场上，做了许多积极工作。
比如著名的军统女特务安占江，不但会射击、驾驶，还天生一副娃娃脸，长相漂亮，加上她精通日语，在沦陷区时，日本人和汉奸都没想到她会是间谍。她为此很快弄清了日本特务机关的组织架构和行动规律，还绑架了日本老特务安冈，破获了上海为日军空袭发方位信号的日特团伙。但是，她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安占江与其丈夫金某是军统特工训练班的格斗教官，两人在执行任务时，从工作夫妻转为正式夫妻。高傲冷酷的安占江得知丈夫勾搭训练班女学生后，直接开枪射击正在上课的丈夫，幸好金某逃得快，没能丧命。但这件事情影响十分不好，安占江从此退出训练，留在临澧特训班做起了教官。
人称“铁血杀手”的武奎元，也是一位面容姣好却残酷无情的军统女特工。她喜欢穿男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在腥风血雨的上海滩，她曾只身驾车，在日本海军俱乐部门口，用一支汤姆式冲锋枪射杀数名日寇军官，还装扮成女招待、小茶房，暗杀日伪，惩处叛徒，用一枚毒针让大汉奸毙命于戏院。抗战胜利后，武奎元弃暗投明，投奔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一名出色的谍报工作者。
还有姜毅英，她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从特训班毕业后，姜毅英在军统担任译电员，洋电业务十分娴熟。抗战期间，她及时侦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情报，还因此被嘉奖晋升为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1942年任上校译电科长，后译电科改机要组，晋升少将任机要组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
姜毅英
但是，军统的“特工训练营”从未放弃对学员进行反共教育。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这些女特工开始更加努力地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内部，甚至直接残杀同胞。出身于杭州训练营的彭家萃，自从加入军统后，性情残暴，在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时，手段残忍毒辣，被称为“嗜血女魔”，最后在溃逃时，遭遇中共地下党的护城队，引爆车上炸药而死。
老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图为《寂静的山林》中的李玫英与《羊城暗哨》中的八姑
曾担任过临澧特训班情报专业教官的女特工吴毓坤，生得明眸齿白，娇美如花，人称“蛇蝎美女”。在实际工作中，她主要负责监视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1945年，吴毓坤被戴笠派去接受美国特种训练。戴笠死后，她仍煞费苦心决定渗透进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情报。即使在国民党败局已定之时，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最后逃往中国台湾。
从临澧特训班电讯专业毕业的徐寄鸿，被称为“奸毒女谍”，她仗着一手电讯技术，连连破获中共地下电台，又因善于乔装改扮，打入中共地下党搜集情报。此外，她还参与了重庆大屠杀，不断制造血腥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逃往云南，并负责执行对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密杀令，但这一阴谋被中共地下党及时侦破，最后事发自杀身亡。
电视剧《黎明决战》，刘诗诗扮演国民党军统女特工，王千源饰演哈尔滨公安局局长
一年的训练，一生的噩梦。这些军统女特工，曾因抗日救国的热血聚在一起，是绽放在抗日隐秘战场上的娇媚花朵，也是残杀进步人士的冷血机器，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而各自凋零。
命运，从迈入军统特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不属于她们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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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共地下党外出工作避免坐美女身边？
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文︱徐焰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文刊于《文史参考》2010年11月下，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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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一词系商业炒作
中共地下党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近些年来一些广告式语言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此说并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用语。“间谍”一词带有贬义，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不能将此词冠在自己的隐蔽工作人员头上。当年苏联将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秘密工作。
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中国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起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
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历史事实却大多没有兴趣，结果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主次颠倒的认识错误。
1925年左右，国民党特务正在解码来自南京的密电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
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己。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也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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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色诱、暗杀等行为
都违反地下工作原则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洐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
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
他们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他们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
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五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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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男靓女 豪奢”
镜头更是歪曲
从特科建立起，周恩来等领导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
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迎合社会上追求奢豪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便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
隐蔽工作的纪律还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
如今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违反历史真相，不过若如实反映又不吸引观众，恐怕也是有些编导者的为难之处吧。
1946年，国民党军警机关为监视前来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人员的活动，对代表团工作人员及家属都登记备案，设立集体户口卡和个人户口卡。户口卡上的户主都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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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严酷环境中
形成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则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
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
“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
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特务枪杀进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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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基础、党绝对领导
才是隐蔽斗争的灵魂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
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出现的“地下工作者”，既不谈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人物。真实的历史情况却证明，离开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途，顾顺章叛变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从不参加政治学习而没有应有的觉悟，党组织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监督。
吸取这些教训后，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要及时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像某些影视剧作品那样用哥们儿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
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斗争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便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也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来源：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