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为百姓办事的节目（吉林城百姓说起）

吉林省为百姓办事的节目（吉林城百姓说起）吉林城财神庙临街门面，取自《吉林旧影》然而在这一货币混乱时代，却也是商品流通高速发展，金融投机活跃之际。清朝灭亡后，永衡官银钱号被民国存续，属于省立地方银行性质，并代理财政金库事务（《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五辑》）。除一般收储、放贷之类的银行业务外，这家银行仍继续发行官帖（1、2、3、5、10、50、百吊）等流通货币。后来，除了官帖之外，永衡官银钱号还发行了看似成体系，实际上币值杂乱的吉大洋票（5分，1、2、5角，1、5、10元）、吉小洋票（1、2、5角，1、5、10、50元）、吉林哈大洋票（5分，1、2角，1、5、10元）、铜元票（5、10、20、50、百枚）。这些钞票大多为民国时期主政吉林的奉系军阀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而滥发的货币，币值、信誉极差。在民国初期的吉林城，除了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官帖和钞票外，市场上还流通着民国三年（1914年）北平财政部通令各省铸造的“大总统”一元银元（袁大头）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吉林城解放前的民国历史大致分为三段，即以“九一八事变”和“八一五光复”为界限，按时间先后被民间俗称为旧中华国、伪满、解放前。对于熙熙攘攘于天下的吉林百姓，婚丧嫁娶、柴米油盐所动用的货币，在这三段社会动荡、金融混乱的时间里，分别有着各自的奇遇。其中货币芜杂堪为共性特色——金本位、银本位、铜本位“你未唱罢，我便登场”，市面不仅流通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内纸币和铸币，各色外币也参杂其间兴风作浪。五花八门的货币币值差异巨大，即使同一银行发行的纸币也由于种类不同而换算率也有所不同（《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至今回眸历史，不仅唏嘘感慨“怎一个乱字了得”。

吉林城西大街永衡官银钱号总号，取自《吉林旧影》

自己的银行不“硬气”

进入民国后，吉林城流通货币中，最主要的是由清代过度而来的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各种货币。清代的吉林城由于封禁政策，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货币经济更落后于关内各省，流通领域对货币的需求量并不大。然而“自嘉道以来，无业游民相率偕至，垦荒辟土，以故生聚日众”（《吉林通志》），特别是晚清开始，由于封禁政策的破产，吉林的发展加速，城市经济日渐繁荣。由于吉林本地不产银、铜，货币需关内输入，货币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咸丰六年（1854年），几经努力，清廷允许吉林地方成立官钱局这一机构，处理地方通货事宜。官钱局几经变迁，至宣统元年（1909年），终于演化为具有发行货币权力的地方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永衡官银钱号在清代曾发行过铜钱、铜元等铜本位铸币，也发行过包括中国第一套机铸银币——吉林厂平银在内的多种银元。此外，还发行过大量铜本位纸币——永衡官帖。

清朝灭亡后，永衡官银钱号被民国存续，属于省立地方银行性质，并代理财政金库事务（《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五辑》）。除一般收储、放贷之类的银行业务外，这家银行仍继续发行官帖（1、2、3、5、10、50、百吊）等流通货币。后来，除了官帖之外，永衡官银钱号还发行了看似成体系，实际上币值杂乱的吉大洋票（5分，1、2、5角，1、5、10元）、吉小洋票（1、2、5角，1、5、10、50元）、吉林哈大洋票（5分，1、2角，1、5、10元）、铜元票（5、10、20、50、百枚）。这些钞票大多为民国时期主政吉林的奉系军阀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而滥发的货币，币值、信誉极差。

在民国初期的吉林城，除了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官帖和钞票外，市场上还流通着民国三年（1914年）北平财政部通令各省铸造的“大总统”一元银元（袁大头）、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铸的“开国纪念币”（孙币或帆船银元）等银质铸币。以及黑龙江官帖、东三省官银号奉票、中国银行大/小洋兑换券、交通银行银元兑换券等纸币。如果说国内各种纸币泛滥，尚可找出“肥水不流外人田”之类的狡辩之词，那么当时在吉林城还流通着大量掠夺中国财富的外币，就有点让人痛心疾首了。

民国时期，吉林省的区划和现在不同，在吉林省内，中国货币只在吉林城周边勉力维持，哈尔滨以东已成为俄币范围，延吉一带为日币范围，长春等处则成为日币、俄币交替竞争范围（《吉林市发展史略》）。在吉林流通的外币有硬币，也有纸币：1919年之前，产自西班牙的本洋（俗称“站人的”）、墨西哥的鹰洋、日本龙洋等外国银元就是城中的硬通货。同时，金本位的沙俄卢布（俗称羌帖）、银本位的日本正金银行钞票、金本位的朝鲜银行金票（各类日本钞票俗称老头票），竟成为吉林城内比国内钞票更受欢迎的纸币（日本货币比较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官帖”滥发产生的恶果！

然而在这一货币混乱时代，却也是商品流通高速发展，金融投机活跃之际。

吉林城财神庙临街门面，取自《吉林旧影》

吉林城的“帖”时代

吉林城百姓原本愿意囤积私藏金属铸币，不“认”（信赖）纸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用大量货币的情况增多，姑且不说“藏于身、怀于袖”有多不便利，即便把铜钱穿成贯放在细长的钱袋盘缠于腰间（路费被叫做盘缠一词的由来），或者是使用钱褡子（褡裢）背着金属货币，都越来越不方便。于是百姓开始渐渐接受了官府信用——“凭帖取钱”的纸币所带来的便利。纸币的流行也改变了钱袋的式样。一种从俄国传来的帆布挎包在吉林城流行起来（纯俄式的为皮质），这种主要用来装钱的钱袋俄语译音为“戈拉颟[mān]”，作为金钱的象征，这个词汇还与汉语结合，在吉林民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歇后语：“半夜起来烧戈拉颟——受穷不等天亮”。

然而纸币的信用并不牢靠。官帖的滥发导致“凭帖取钱”的数量越来越少，甚至无法兑现。内忧外患的金融状况为汇兑各式货币带来商机，吉林城有许多商人投资从事这项金融活动。城西翠花胡同东北口，始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财神庙也在民国期间由钱商捐资，将正房改建为洋式楼房，辟为钱商营业市场（民国版《永吉县志》）。这座古庙成为吉林省第一家金融交易市场！

从古至今，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民国初年，不仅中国，整个世界的时局也动荡飘摇，对未来发展走势的判断，也由许多突发因素频出而变得难于预料。许多金融投机商经常因信息不灵、判断失误而遭受巨大损失。比如在北京城、吉林城、长春开办有“升”字号钱庄（吉林“源升庆钱柜”、北京“源升庆”、长春的“公升合”和“顺升合）的吉林首富牛子厚，就囤有大量沙俄发行的羌帖（卢布）。谁曾想沙俄政府在一战后并未继续“霸业”，反倒因1917年11月7日一场“十月革命”而覆灭。沙俄政府倒台使得吉林城曾经的硬通货“羌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场变故令牛家元气大伤，直接导致了随后的没落——吉林城史中也有了“老牛家挨枪（羌和枪同音）”之说。卢布的信誉也随之一落千丈，以至于1922年11月，苏联成立国家银行发行新卢布，在新卢布流入东北时，遭到群众抵制，市场拒绝流通（《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八辑》）。

在官帖名义上统领吉林金融业时，在流通领域，还有一种与官帖对应的“私帖”。与石印彩色钞票官帖不同，木板印刷的“私帖”实际上民间信用票据。私帖产生在清代，本位由铜钱逐步发展为小银元。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就被政府限制，但由于其往往代表出帖的油坊、烧锅（酒厂）、粮栈等具有一定信用的商号，所以一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仍在个别流通（《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八辑》）。

由于“帖”渐渐与兑换铜钱脱钩，吉林百姓对此“帖”的情感慢慢变淡，纸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于是帖在旧中华国后期被（钞）票取代。不过，在旧社会，新登场的票子却是更厉辣的角色。

伪满百元钞“大绵羊”

敲骨吸髓的伪满钞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仅仅3天后，代理吉林省政务的熙洽便“请”狼入室，主动向日寇投降。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吉林城后，便迅速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同时也占领了永衡官银钱号在吉林城西大街的总部，劫夺了大量的库银（《吉林市发展史略》）。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永衡官银钱号与东三省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资财被一并侵吞，在永衡官银钱号旧址成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吉林支店，日本人仓崎忠治担任了支店长。随即，十余年针对吉林城百姓的 巧取豪夺就此拉开了大幕。

按日伪当局“统一币制”的规定，府库和民间的旧币要统一收缴兑换。兑换率为：官帖500吊换“新币”1元；小洋票50元换“新币”1元；大洋票1元3角换“新币”1元；哈尔滨大洋票（有监理官印）1元2角5分换“新币”1元。这次强令兑换，日伪当局刻意压低比价，对吉林城百姓进行无情盘剥。以官帖为例，与所谓“新币”兑换时，兑换价与实际币值相比，竟被压低近30%（《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八辑》）。

日伪当局为压榨东北人民财富而推出“新币”是比较仓促的。原本计划1932年7月1日推出的货币，是委托日本东京印刷局印刷的纸币。由于伪满中央银行开业时并未运到，为解燃眉之急，临时采用东三省官银号尚未出库发行的大洋兑换券票料，改印加盖后，于开业之日发行，此套纸币也由此被称为“改造券”（印刷了1、5、10元三种面额，实际只发行了1、10元《伪满洲国的金融》）。

1932年之后，日本承印的伪满货币才投放市场。这批货币面额为5角、1元、5元、10元、100元，虽为伪满《货币法》所规定的银本位，但实际上并不能实现兑换现银。这套“新币”设计和印刷都很精良，可惜纸质很差，极易破损，因而给吉林民间留下“不扛揉搓”的印象。1935年11月，伪满当局发行了伪满中央银行乙号券（1932年发行的为甲号券，除改造券外，伪满期间共发行甲乙丙丁四种纸币和一些硬币），这套货币改进了钞票纸质，图案设计更符合中国传统。不管中国神明、先人愿不愿意，竟将财神、孔子、孟子等中国形象印刷在钞票上。实质上无非是刻意增加新钞对普通百姓的吸引力罢了。值得一提的是乙号券中的百圆券背面印有“羊群”图案，在民间被冠以“大绵羊”的外号。

遗憾的是这个大绵羊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藏富而设！随着1935年伪满币放弃银本位，在所谓“日满货币一体化”的政策下，伪满货币彻底沦为日元的附庸，进而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财富、盘剥东北人民、支持侵略战争的工具。

由于日伪当局对东北社会的各个细节管制严苛，在伪满货币流通的初期，与旧中华国时期杂乱的货币相比，确实给普通百姓制造了币值稳定的假象。随着日寇侵略战争的范围不断扩大，为搜刮更多的物资以保证战争的进行，伪满的货币的发行量一再激增，币值一落千丈。到了1944年8月发行伪满中央银行丁号券时，不仅出现了面额1000元的大额钞票，而且由于战争导致原材料紧张，原有的七色彩印甚至改为五色或三色印刷——小面额的5分和大面额的1000元纸币甚至连水印都没有。

由于1942年以后的货币滥发，导致东北物价飞涨。在这一年，对长春的统计核算显示，物价指数比1932年上升了2.886倍（《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八辑》）。更可怕的是日本侵略者对各类物资的“统制”，使得市场供给锐减，“粮谷出荷”制度把中国农民的收成搜刮得所剩无几，无论城乡，中国人吃大米甚至会被当作“经济犯”……吉林城老百姓对这种敲骨吸髓式的掠夺苦不堪言。在吉林城百姓的眼中，曾经代表富足而印刷在钞票上的大绵羊，业已成为嗜血吃人的怪兽！

面额堪比冥币的旧钞

解放前的钞票为糊墙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吉林百姓欢天喜地迎接“光复”。11月中旬，由东北人民政府控制的东北银行，发行面额为1元、5元、10元的东北流通券，成为东北流通的新货币。1945年13月国民政府在关内又发行了面额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东北九省流通券。1946年4月，吉林省银行发行了面额为5元、10元、50元、100元的吉林省地方流通券，吉东专署控制的吉东银行也发行了10元、100元两种吉东银行券（1946年8月并入吉林省银行）。与此同时，1945年8月进入中国东北后，苏联军队为解决所需，发行了面额为1元、5元、10元、100元的苏联红军票。这样一来，连同未完全退出流通的伪满货币和日本货币，吉林城的货币再次陷入混乱。

由于货币混乱，及全社会对伪满时期汉奸的清算，使得吉林城一些奸猾之徒抓住机会，四处造谣政府禁止伪满货币、日本正金银行的货币的流通，借机混水摸鱼从中渔利。这些人后来又风传苏联占领军撤离后，苏联红军票将成为废纸，使得持有这种货币的吉林百姓惶惶不可终日。鉴于谣言已经对货币流通领域造成了巨大混乱，吉林市政府于是在1946年3月和4月，连续发布政府布告辟谣，告之城内外百姓，敌伪各种纸币于政府纸币尚未公布通用前，均须一律照常通用（《吉林市档案史料丛书——江城曙光》）。

1946年端午节后，国民党政府正式接管了吉林市，各种“接收大员”在城中开始了敛财竞赛。由于侵吞多余投入，破坏猛于建设，很短的时间，就让吉林市的经济出现了崩溃。在货币发行领域，崩溃的迹象最为明显：滥发、超发成为家常便饭，东北九省流通券的最大面额也一路狂奔，超过了万元——币值暴跌，等于废纸（《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八辑》）。直到解放后，这些被印刷得花花绿绿的“废纸”才真正找到了存在价值——被一些人家当作糊天棚的糊墙纸！

而在解放前夕，有些货币连糊墙纸都不如。“吉林市每月政府所需支出的钞票，用飞机送已经来不及，只好异想天开由吉林市中央银行任意的发行本票，每张破纸可任意写上10万元、50万元甚至百万元，正如老百姓所说，这是真正的空头支票”（《吉林市档案史料丛书——江城曙光》）。一些档案资料中记载，某单位在财政厅领款时，只得到两张100万元的中央银行本票，给下属发薪俸破不开，买东西没人要……市内物价也如脱缰野马，以百姓最常食用的高粱米为例，粮价从17、8元一斤，十个月不到就攀升到1100元一斤。纸币的贬值使得银元这种金属货币再次成为民间的硬通货，已经有些变淡的囤储金属货币的旧习竟然悄然回归。

好在吉林人固有的生活习惯一定程度地对冲着物价上涨：吉林人的习惯并不是月月都买柴米，大多数是夏季柴贱时便存下半年或一年的劈柴，就是食米也都能存上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的，月月添补，家中经常保持数月粮食（《吉林市档案史料丛书——江城曙光》）。但是到了吉林解放前夕，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了，许多“体面”人家也开始典卖物品接济生活。正因此，新世纪，一些现代人撰文谈到南北购物差异，把北方人一次买好多物资当作笑点时，殊不知，这种一次买很大数量的购物习惯是来源于应对困苦而生出的无奈之举，更不晓得这种习惯在解放前曾维系过一城百姓的性命。

吉林老城旧影

回望吉林城百姓在民国近四十年时间里使用货币的历史，可谓百味杂陈。毋庸置疑，“乱”对于当事人来说的一种苦难，而对于后来人而言，唏嘘感慨之际，或可以明了何为珍惜，何为历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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