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林涛金瓶梅西游记（齐林涛金瓶梅西游记）
齐林涛金瓶梅西游记（齐林涛金瓶梅西游记）1939年，有两种《金》的英译本在伦敦面世，一是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全译本The Golden Lotus (金莲)，另外一个是伯纳德•米奥尔(Bernard Miall)的节译本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men and his Six Wives (金瓶梅; 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两个译本对原书的性描写均进行了特殊的处理。◆伦敦登陆：《金莲》奇遇拉丁文◆▲已知最早《金瓶梅》英译本，1927年出版于纽约《西门庆传奇》是《金》在英语世界的首秀，由之引起的法律冲突是20世纪初期英美社会风尚的缩影：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审查制度延续了19世纪以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风气，视文学作品中的涉性描写为洪水猛兽，审查势力猖獗，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曾深受其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
（作者：齐林涛）
引言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以下简称《金》)可谓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作品虽语涉淫秽，“而在当时，实亦时尚”。小说作者大笔如椽、巧夺天工，在他笔下，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个个栩栩如生，市井闲言、闺房碎语莫不跃然纸上。鲁迅赞之曰：“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自康熙朝始，《金》长期被列入禁书目录，但却屡禁不止，不仅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还极具讽刺意味地被满清重臣译为满文。事实上，相较《金》在本土的传播，其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界限、远播海外的历史同样曲折有趣。
早在明代，《金》就传到了亚洲邻邦如日本、韩国等，时至今日，已经出现了英、法、德、意、俄、日、朝、越等数十种译本。近年来金学研究如火如荼，但是对《金》的海外传播史，特别是英译史的梳理、更新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学界使用的英译本信息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学人整理的数据，不仅存有讹误，而且多有遗漏，与《金》丰富多彩的英译史殊不相符。本文拟依据笔者近年在英、美等国的实地考察所得，结合英美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号称第一奇书的《金》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进行重新梳理。
▲已知最早《金瓶梅》英译本，1927年出版于纽约
《西门庆传奇》是《金》在英语世界的首秀，由之引起的法律冲突是20世纪初期英美社会风尚的缩影：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审查制度延续了19世纪以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风气，视文学作品中的涉性描写为洪水猛兽，审查势力猖獗，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曾深受其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佛洛依德心理分析学的广为人知，以及文学领域现代主义的崛起，呼吁出版自由、反对审查制度的力量不断壮大，审查官的诉讼结果日益凸显出不确定性特征。1929年被判为淫秽作品的《西门庆传奇》在1931年旋即摘去了色情的帽子，这种不确定性可见一斑。
当然，如果据此断定《金》在英语世界从此便可自由传播，未免为时过早：英美对涉性文学作品的审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寿终正寝。但是对于《金》来说，它的首秀也正是它与英美审查制度较量的高潮，此后围绕《金》的其他英译本，仍有冲突，却再未达到诉诸法律的高度。这其中，部分原因便是译者和出版商的自觉审查。
◆伦敦登陆：《金莲》奇遇拉丁文◆
1939年，有两种《金》的英译本在伦敦面世，一是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全译本The Golden Lotus (金莲)，另外一个是伯纳德•米奥尔(Bernard Miall)的节译本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men and his Six Wives (金瓶梅; 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两个译本对原书的性描写均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金瓶梅》克莱门特•埃杰顿译本
埃杰顿在他的译本前言中说，翻译《金》的最初目的是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服务，但是在翻译过程中逐渐为原著的魅力所折服，开始致力于传达原作的文学艺术成就。为了翻译《金》，埃杰顿报名到伦敦东方学院学习汉语，并在那里认识了时任汉语讲师的老舍。两人商定合租住所以便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在此期间埃杰顿开始着手翻译工作。笔耕五载，润色十年，译本《金莲》于1939年7月10日正式面世。正文之前赫然印有译者的题献：“献给舒庆春，我的朋友”。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老舍其实是该英译本的真正译者，埃杰顿只是参与了修改、润色和出版工作。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我们无法验证这种推论；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老舍在该书翻译工作中功不可没。除了辅导埃杰顿学习汉语，老舍至少还对《金》的翻译进行了直接的指导、协助——在《金莲》的《译者说明》中，埃杰顿满含深情地写道：“没有舒庆春先生慷慨、不倦相助，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勇气翻译此书。翻译工作开始时，他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对于他的帮助，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译文由罗特莱基(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出版，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共分四卷，凡1523页。虽然号称全译本，但埃杰顿认为 原著中大量的诗歌质量低下，若照译成英文，读者将不知所云，因此将其略去未译。此外，鉴于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露骨的性描写一律以拉丁文译出。译者在前言中不无遗憾地解释道：“我对此深表歉意，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拉丁文在《金》英译本中的使用，虽然是时代的产物，却也使《金莲》成为一个复杂的畸形儿：一方面，原著全书用汉语一种语言写成，对应的译本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符号，文本的完整性应当如何看待？另一方面，《金莲》的顺利出版和反复重印说明拉丁文的使用赢得了审查制度的认可，但是这种认可也派生出了译本读者的层次性——拉丁文在20世纪初期仍然是英美精英教育体制中的必修课程，这就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者可以轻松理解其中的色情描写，而一般读者则被剥夺了阅读全书的权利。如果审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免受淫秽读物的毒害，使用拉丁文背后的假设将是一种无耻的偏见：读者有优劣高下之分，一般读者比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读者更容易受到色情描写的负面影响。
此外，色情描写本来只占全书字数的2%左右，读者要想专找这些片段颇费精力。译成拉丁文后，却将原本淹没于原著中的涉性描写凸现于读者面前，把隐形影响转变成为显性影响。事实上，译本出版不久，就有人将其中的所有拉丁文片段悉数挑出，一一译为英文，专门印成一个小册子，题名为《<金莲>的秘密》。该册子并未公开发行，只在小范围流传。笔者迄今所知只有两份存世，一份藏于伦敦大学，由著名色情文学专家亚力克•克雷格(Alec Craig)的遗孀在其死后捐献，另一份藏于大英图书馆，捐献人不详。
埃杰顿的翻译自然、流畅，可读性强，且“甚少严重错误”，译本面世后广受欢迎，在英、美、新加坡等国十数次重印，并于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英对照本。实际上，1972年以后的版本都不是初版的简单重印，因为随着色情文学审查制度的终结，罗特莱基出版社在1972年重印时已延请专人将初版中的拉丁文译为英文。如今包含拉丁文的英译本已难觅其踪，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风尚的文本记忆，《金莲》英译本中拉丁文的历史学意义值得永远铭记。
◆天路历程：莱比锡到伦敦的距离◆
如前所述，1939年，在伦敦还有一个《金》的节译本面世。该译本由鲍利海(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共49章，前言由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撰写，介绍了小说的版本、作者、时代背景和文学价值，为全书增色不少。韦利声名卓著，汉学成就鲜有人堪与之比肩，以至于很多学者引用该译本时都误将韦利当做译者。而真正的译者伯纳德•米奥尔并非汉学家，其译文也并非译自汉语，而是从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的德译本转译而来。
▲1939年伦敦版伯纳德•米奥尔节译本
库恩的德文节译本193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所据原本为1695年版张竹坡第一奇书本。韦利认为，“就文学性而言，库恩的翻译堪称一流”。但库恩对原作性描写的处理却颇受诟病，法国学者艾琼伯(Etiemble)和上述《金》全译本译者埃杰顿都曾对其作出批评。比如，埃杰顿认为库恩的德文译本令人愤慨：译者专门把其中的色情描写挑选出来呈献给读者，让人误以为原著就是一部纯粹的淫秽作品。更为致命的是，德国汉学家卢茨•毕格证实，库恩译本中的色情细节，有些并非原作固有。虽然如此，库恩的翻译影响深远，很多其他欧洲国家，如英、法、瑞典、芬兰、匈牙利等，都有根据库恩译本转译的版本。
但是，米奥尔的英文转译本在色情描写方面却无法给人同样的印象。对照原著，不厌其详的性描写在英译中几乎荡然无存：猥亵的语句被换为概括的说法，露骨的性场面被一笔带过，很多淫秽的细节则被完全删除。尽管遭到多重阉割，米奥尔的英文节译本在英语世界却大行其道。第二年便由纽约普特南父子公司(G. P. Putnam’s Sons)引进美国，并多次重印，经久不衰。米奥尔的译本不仅将原著的汉字书名植入封面，还借用其他世界名著的标题来宣传自己。
▲伯纳德•米奥尔译本美国重印本
比如，60年代初普特南父子公司的重印本封面上就有“The Chinese Decameron” (中国的《十日谈》)的字样。《十日谈》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包含颇多色情描写；而且作为意大利经典，英文读者接触到的也多为译本，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使用这个类比来吸引读者都恰如其分。
但是，为什么从德文转译的文本会与德文原本差别如此悬殊？其直接原因同埃杰顿使用拉丁文翻译性描写一样，仍需联系当时的文学审查制度。要更好地了解这种审查制度对文学作品的压制程度，可以联系其他名著的遭遇：从1928年诞生，一直到60年代初，《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一直被列为禁书。1960年，企鹅丛书冒天下之大不韪，欲公开出版该书，旋即被告上法庭，控辩双方围绕作品中性器官的指称、性行为的描写展开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尽管企鹅丛书最终获胜，但其在60年代仍遭诉讼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在30年代的英国，忠实于原著的《金》译本是不可能行世的。文学审查制度就像卫道士手中的道德过滤网，使得一部文学作品从莱比锡出发，一路朝圣到达伦敦，却已面目全非，无法以真实身份生存。而这一切，对《金》来说都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证明，米奥尔译本及其诸多化身，将推动英美文学审查制度的终结，见证其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