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重臣欧阳修为何被贬到滁州（苏轼敬重的广安人）

北宋重臣欧阳修为何被贬到滁州（苏轼敬重的广安人）黎錞墓志（部分截图）据黎錞墓志铭，黎姓始祖为上古时期的黎，官职为北正（《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宋太祖建隆初年，黎嵩自云安（今重庆云阳）入蜀，先居潼川（治地在今绵阳三台），后定居广安，嵩生元祐，元祐生德颖，德颖即黎錞的父亲。按此，黎錞实为黎嵩之曾孙，而《广安州志》与《黎氏族谱》皆说黎錞为黎嵩之孙，误。前锋区观阁镇黎家祠堂近日，笔者在查遍清雍正至宣统多个版本的《广安州志》和相关《黎氏族谱》后，偶获北宋曾任广安军知军的吕陶（为黎錞同时期官员，比黎錞小14岁，晚逝11年）所著《净德集》——尤其是《净德集》收录的黎錞墓志铭，算是对黎錞生平的权威介绍吧！在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斗胆提笔著文，以让今人对这位北宋著名经学大师有所了解。精研《春秋》，中进士前已名满京城

#历史开讲#

在北宋时期，曾有一位举国闻名的儒学大家，大文豪欧阳修亲自将他向皇帝举荐，而其本人与苏东坡（苏轼）也交往甚厚——他就是北宋渠江县（今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和前锋区地域）著名经学家黎錞。

黎錞画像

关于黎錞生平，宋史无传，今人考黎錞，多依据清代《广安州志》和各地清代及民国所修《黎氏族谱》。即便这两种资料，关于黎錞的介绍也极为简短，且语焉不详，甚至同一内容相互冲突，令人不知取舍。而更甚的是，即便是黎氏族人，也常将北宋经学家黎錞与明代状元黎淳混同一人，以致今日，人们还常说北宋黎錞为状元——渠县宋家乡状元村的得名、前锋区观阁镇的黎家祠堂状元坊均是如此。

前锋区观阁镇黎家祠堂

近日，笔者在查遍清雍正至宣统多个版本的《广安州志》和相关《黎氏族谱》后，偶获北宋曾任广安军知军的吕陶（为黎錞同时期官员，比黎錞小14岁，晚逝11年）所著《净德集》——尤其是《净德集》收录的黎錞墓志铭，算是对黎錞生平的权威介绍吧！在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斗胆提笔著文，以让今人对这位北宋著名经学大师有所了解。

精研《春秋》，中进士前已名满京城

据黎錞墓志铭，黎姓始祖为上古时期的黎，官职为北正（《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宋太祖建隆初年，黎嵩自云安（今重庆云阳）入蜀，先居潼川（治地在今绵阳三台），后定居广安，嵩生元祐，元祐生德颖，德颖即黎錞的父亲。按此，黎錞实为黎嵩之曾孙，而《广安州志》与《黎氏族谱》皆说黎錞为黎嵩之孙，误。

黎錞墓志（部分截图）

黎錞生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兄弟三人，长兄黎侁，二哥黎洵。三兄弟均为进士：黎侁何年中进士不详（《宋史会要缉稿》：官至馆阁校勘，卒于熙宁七年【1074】五月）；黎錞于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黎洵于皇祐年间（1049-1054）中进士。《黎氏族谱》说黎錞于庆历三年（1043）中进士，实误——据北宋进士榜，庆历年间仅两次殿试：庆历二年和庆历六年。其中，庆历二年状元为杨寘，庆历六年状元为贾黯。故黎錞也非状元。

然而，黎錞精于经学研究，毫不为过。

所谓经学，即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字词含义、阐发其义理的学问。自汉代开始，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天下文人重点学习的就是《六经》，即《诗经》《书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和《春秋》。后因《乐经》失传，便改称《五经》。

《六经》皆为先秦古籍，由孔子整理而成。但其内容多晦涩难懂，故历史上又出现了许多对经书内容进行解说的书籍。以《春秋》为例，就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为代表，而到宋朝初年，宫中馆藏解释《春秋》的各种传书多达60余家、1000余卷，足见治学《春秋》是多么的艰难！故黎錞墓志铭中竟有“《春秋》之难知，而学者之难论，亦已甚矣”的慨叹。

黎錞对《春秋》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常说：“《春秋》录旧史之文，假圣师之笔，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简严，思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过，则有得。”意思即说：读《春秋》，不必想得太深，也不必理解太过，这样才真正有所收获；否则，要么困于百家纷繁之说而思想难以出脱，要么变成钻牛角尖，这样反而对自己无益。

黎錞自幼苦读经书，颇为勤奋。成年后，他与二哥黎洵同游京城，期间常与文人们就经学内容展开激烈辩论，文人们纷纷赞其为经学奇才，连当时被称为“当代儒宗”的石介和孙复二人对黎錞便很赏识，将黎錞推荐给了朝中重臣韩琦（后成为宰相），黎錞从此成为韩琦的门徒。

此时，黎錞还未考中进士，未能作官，但名声早已传遍京城。

深得欧阳修赏识，被朝中学士视为宗师

庆历四年（1044），韩琦与范仲淹、富弼共同推动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很快遭遇失败。庆历五年(1045)初，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时为谏官）等参与改革的主要人物相继被排斥出朝廷。作为韩琦的门徒，黎錞的人生也陷入了极短暂的低谷。

庆年六年（1046），32岁的黎錞进士及第，已身居朝中多年的他这才真正开启自己的为官之路，始任利州（今广元）节度推官。

任上，其父黎德颖丧，黎錞回乡丁忧三年。服满后，改任成德军（治地在今河北正定县）观察推官，后又监延州（今延安）折博务，后又相继转任大理寺丞、殿中丞、阆州南部县知县。在任南部县知县期间，母亲又丧，黎錞再次回家丁忧，服满后转监在京铸䥱务，不久又转任大常博士、屯田员外郎。

英宗当朝（1063-1067），黎錞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他得到了名冠朝野的大文豪、中书令（首席宰相）欧阳修的举荐。那是治平三年（1066年）初，英宗询问欧阳修：“蜀中有何名士?”欧阳修则回答说：“文学有苏洵，经术有黎錞。二子皆名载一时也。”英宗大悦：“很好！”

由于欧阳修的举荐，黎錞很快转任国子监直讲。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而国子监直讲这一官职级别并不高，约为七品，和一个知县差不多。但其任职条件非常苛刻，因为他必须是国子监数千学员的言行典范，不仅要有精深的经学知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风范。整个国子监所设直讲最多不超过8人，而且年龄也有严格要求：必须年满40岁。

黎錞刚任直讲，便发现一个问题：国子监竟有治平元年（1064）留下的160份监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无人领取。究其原因，乃大中祥符三年（1010）开始就有规定，但凡举人考入国子监后，应交束修礼（学生给老师的见面礼）二千，归国子监公用。而举人考上国子监后所交的费用，说是光监（报考费），而其实只能算是束修礼。为了不交费，便出现了有举人考上国子监后却没有来领监牒入学，而这些人多是占籍开封府的，本就在京城所在地，他们只是随众试一下，看自己考不考得上国子监而已，并不在乎监生这一名分，从而虚占名额，影响了全国真正想考入国子监的那些举人。为此，黎錞特向英宗上疏改制：但凡举人要考监生，必须先纳钱二千，方能进行考试，考中后也不再收光监费——如此，不想成为监生的举人，就不会来考试。英宗最终批准了黎錞这一建议。

在国子监，太学生达数千之众，导师们上课，一般先是拿着讲义，上台后比着讲义慢慢读完就退下来了，不再辨析要领。而黎錞讲课则不同，他不拿讲义，而是直接将经书放在面前，按照经书内容临场发挥，直接阐述含义。于是乎，太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黎錞讲课，纷纷称赞黎錞为经学宗师。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英宗为何要向欧阳修了解蜀中名士？或许，从广安一处遗迹也能找到些许答案。这就是今广安市区内的中桥。

在中桥河滩上，每遇水退滩现时，便能看到几路明显的桥礅礅坑，另有一处完好的曲水流觞古迹。在这里，出现的最早的桥便是欧阳修命名。

欧阳修命名的至喜桥遗址

清光绪版《广安州志·人物志·懿行》记载：“龙光宗，字耀廷，监生，性慷慨……中桥倾圯，（龙光宗）倾囊移建上流，桥极宽敞，费钱三千八百缗，逾年告成，更名致中桥，即古碑书‘至喜桥’”。清光绪版《广安州志》对至喜桥则如此记载：“相传建桥时，欧阳修自吴入蜀，履险至此，途始平，因喜名桥。咸丰间，以中桥倾圯，移建上流，掘土得碑，有‘至喜桥’三字，欧阳公所书也，今尚存。滩盘石上，有曲水流觞遗迹。”宣统版《广安州新志·侨寓志》更是将欧阳修入蜀时间定在了嘉祐（1056-1063）初年，原文记载：“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嘉祐初自吴入蜀，至广安城西溪，适建桥落成，喜途中水险至此始平，因题名‘至喜桥’。今有遗碑。”

中桥河滩曲水流觞古迹

想必，正是嘉祐初年，欧阳修来到蜀中，后回京后，已即帝位的英宗便向他打听蜀中情况，自然也关心起蜀中有哪些名士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欧阳修向帝王的举荐，将黎錞与苏洵并重，黎錞也才在历史上奠定了经学大师的地位。

广安城内西溪河至喜桥遗迹及曲水流觞古迹

性刚而仁，颇令苏轼敬重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宰相王安石进行贡举（科举）改革。此前，朝廷贡举制度承袭唐朝及五代之制，主要有进士、明经、诸科。而王安石改革后，废除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由于明经和诸科都取消了，贡举不再将《春秋》作为考试科目，同时也取消了口头答述经义这一项目，这让黎錞心灰意冷，力求回蜀任职，实有一种回乡归隐的心里。

同样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苏轼也受到了王安石的排挤而离京，相似的命运不觉间加深了苏轼与黎錞之间的感情。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变法失败，被迫辞职，苏东坡在赴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途中，或许是获此消息，兴致之时，便给时任眉州知州的黎錞寄诗一首，题为《寄黎眉州》，其诗云：“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一二句表达的是苏轼的思乡之情，三四句则是在向黎錞推荐家乡的美景，希望黎錞适机去赏瓦屋山的雪景和峨嵋山的雨后美景。五六句看似对黎錞“《春秋》已不纳入贡举，人生再也遇不到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这样的伯乐”的感叹，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能再遇伯乐的悲叹。故而七八句则表达出希望有一天能与黎錞一道，像陶渊明一样，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过着知足常乐的归隐生活。

苏轼寄诗与黎錞，更源于他们之前在京城时结下的友谊。

黎錞比苏轼长23岁，本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的朋友。因黎錞与苏洵同为蜀人，年龄相差仅5岁，同受韩琦的恩惠，又同受欧阳修举荐，又同在京城，故两人关系甚密。久而久之，苏轼也与黎錞熟悉起来，成为友人。在京城期间，黎錞与苏轼也常同游，常与他们同游的，还有一个庆历年间进士及第的刘贡父。有一天，他们又一同外出骑游，听街上有人叫卖黎檬子，而“黎檬子”又是刘贡父给黎錞取的外号——黎錞平常性格质木，反应稍显迟缓。黎錞此前不知黎檬子为何物，听人叫卖黎檬子后，才知这是一种水果，想起刘贡父给他取的“黎檬子”外号，不禁笑得前俯后仰，差点从马背上跌下来。

任眉州知州，已是黎錞离京回蜀后的第三个官职了，此前还先任过雅州（今雅安）知州和蜀州（今崇州）知州，此后又任过简州（今简阳）知州。每执政一方，黎錞都是先德后刑、精政减令，深受百姓爱戴。故而黎錞墓志铭文赞其“君子喜其劝，小人畏其惩，有古循吏之风”。循吏，即指古代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青天大老爷。

特别是任眉州知州期间，眉州百姓对黎錞的爱戴，令同为眉州人的苏轼（此时苏轼还未有“东坡居士”之名号）备受感动，在此前友情的基础上，对黎錞的敬重之情更是油然而生，从苏轼所作《眉州远景楼记》便可看出。

黎錞任眉州知州三年将满时，眉州百姓却不忍让他离去，相率上书朝廷苦苦相留，终获得朝廷准允，继任三年。而“既留三年，民益信”，故有在眉州筑远景楼之举。而此时，苏轼在徐州作知州，已多年未回乡的他只能通过与亲友书信往来的方式，表达浓烈的思乡之情。在往来的书信中，亲友多次赞扬黎錞之善，还多次请苏轼为远景楼作记。由于多年未能回乡，未目睹远景楼之模样，加之官务缠身，更或是苏轼将黎錞视为长辈、更不敢在黎錞面前卖弄才华的心理，他未能及时应允，直到被贬黄州期间，思乡更切的他不禁再次想起好友黎錞，想起家乡亲友反复请他作远景楼记的嘱托，借黎錞已不在眉州任职之机，这才提笔写下《眉州远景楼记》。

眉山市近年复修的远景楼（资料图片）

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盛赞黎錞为政“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意思是说，黎錞在眉州治政，精政减令，严厉而仁慈，明正不乱，百姓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和工作都显得很轻松愉悦。故而，苏轼更是赞叹：“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其意是，远景楼建成后，眉州人都为之喜悦并希望苏轼为之作记，这难道不是官员有治政之良方、而百姓又有易治之良俗的有力见证吗？

记文最后，苏轼希望自己有一天归老还乡，邀约众多乡友登临远景楼，一起饮酒诗赋，再来怀念和颂赞黎錞对眉州人民留下的恩惠，也还不迟。

然而，还乡的愿望，苏轼至死也未能实现。由于刚正而又豪放的文人性格，苏轼后半生起起伏伏，多次被贬于南方，而又多次被起用，最终卒于大赦而北归的途中（卒于常州，葬于汝州），享年65岁。

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期间，为帮补生计，他在工作之余带领家人在黄州城东开垦了一块坡地，并给自己取了“东坡居士”的别号，苏东坡之名便由此而来。而苏轼被贬最远的地方是在儋州（今海南儋县），这已是绍圣四年（1097）的事了，黎錞已去世4年。由于海南盛产柠檬（黎檬子），这让苏轼不禁再次想起黎錞，想起他和黎錞在京城遇见卖黎檬子的事了，便以日记的方式记入了他的小集子《东坡志林》。最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其意是，对故友黎錞的怀念之情在胸中翻涌，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现在已是人鬼分离，怎能再相见啊？

后记：元丰七年（1084），年已70岁的黎錞以朝请大夫之职告老还乡，翌年（1085）哲宗即位，赠黎錞朝议大夫之职。元祐八年（1093）五月二十九日，黎錞卒，享年79岁。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十日，黎錞葬于渠江县（今广安区）敦义乡书台里（原广安县苏台乡，即今前锋区虎城镇境内）书台山下。《荆楚黎氏族志》则载，黎錞还乡后，先归隐于渠江县讲学，后转锡州（今江苏无锡），不久又南迁于常州府（今江苏常州），建经术坊于常州城内。黎錞著作留世，有《春秋解经》十二卷和《校勘荀子》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