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中,王自亮的老家（王自亮为吉利）

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中,王自亮的老家（王自亮为吉利）已经70岁出头的吉利集团前资深副总裁张爱群，当了五十载的“汽车人”，今年才真正从吉利集团“退休”，她在现场侃侃而谈，也让现场的读者们看到了一个精力旺盛、思维开阔的职业女性的样板，她也佐证了《吉利传》中由王自亮传递出来的一种“吉利气质”。“一个沙发四个轮子，拼起来就是汽车。台州人的执拗和硬气就是这样。”在笑声中，我们一起打开了一部《吉利传》，也就是打开一部中国人的汽车梦历史。“李书福写了很多诗，他的‘美丽追求’不是让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而是让中国的汽车跑遍世界。”“两个摩托车合起来不就是一辆汽车?”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上周六的宝石山上，不再只是寻常日子的西湖美景和风花雪月，纯真年代书吧内，钱报读书会的朋友们带着岁末热切的心登山而至。怀着对身先士卒的“汽车人”的好奇心，大家聆听《吉利传》作者、诗人王自亮的讲述，同时曾经的吉利集团资深副总裁张爱群和几位嘉宾也来到现场，给想看到更多“吉利真相”的读者们讲述了一个个民营企业在改开浪潮中迅速崛起、自我成长、涅槃重生的诸多故事。

《吉利传》，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这个时代的狂人狂想曲。

在王自亮眼中，当一个狂人怀揣梦想在台州这样一片水土上上路，李书福的汽车梦就开始了。

在笑声中，我们一起打开了一部《吉利传》，也就是打开一部中国人的汽车梦历史。

“李书福写了很多诗，他的‘美丽追求’不是让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而是让中国的汽车跑遍世界。”

“两个摩托车合起来不就是一辆汽车?”

“一个沙发四个轮子，拼起来就是汽车。台州人的执拗和硬气就是这样。”

已经70岁出头的吉利集团前资深副总裁张爱群，当了五十载的“汽车人”，今年才真正从吉利集团“退休”，她在现场侃侃而谈，也让现场的读者们看到了一个精力旺盛、思维开阔的职业女性的样板，她也佐证了《吉利传》中由王自亮传递出来的一种“吉利气质”。

“写《吉利传》，既有必要，也属可能”。《吉利传》也是一部投入了作者王自亮感情的书。他和李书福都是浙江台州人，很早就相识，都是那个时代走来的人。王自亮在吉利担任副总裁四年时光，也是真正意义上能走进李书福的内心世界的人。王自亮说两人这些年的关系，“我与李书福从朋友关系，变成老板与高管的关系，如今又回到朋友关系。”

“人生即转型，人生即体验。《吉利传》让我的人生体验又增添了一本书的厚度。” 王自亮如是说。

王自亮说到多年来做的功课，“为写好这部《吉利传》，我先后考察、调研吉利十几个整车制造与动力总成基地，行程上万公里。我采访了吉利汽车集团内外各个层面人士200人以上，对几十位集团管理层、基地老总与技术专家（包括退休的前高管、管理层外籍成员）作过深入访谈，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素材，无数图片、音频与视频片段。随机采访与群体交谈，座谈调研与现场参观，试乘试驾与技术咨询，必要的汽车工程与通用技术研究，一应调研手法都用上了。所见研发、技术、营销、现场管理与生产工艺场景，足可以拍一部纪录片。在车间，在试制工厂，在研发中心，在吉利学堂，我充分感受到了商业文明和产业变革的伟大力量。”

谁都想知道一个真实的李书福，想了解吉利到底是怎样的企业，更想探究这些人进入汽车产业的真正动机、转折点与“神奇瞬间”。王自亮说，如果为之“立传”， 就意味着揭示真相、发现逻辑和回归常识。在人与事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建立一种合理而剀切的关联。写作《吉利传》，就是一种抓住历史瞬间的企图，透视内部变化的欲望。

王自亮是诗人，更多的时候，他以诗歌表达对世界的态度。在刚刚公布的2021·北京文艺网诗人奖提名名单中，王自亮和另一位杭州诗人梁晓明一起，获得了年度诗人奖提名。

在钱报读书会后，王自亮又和本报记者做了更深入的对谈，以下是对话实录——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写《李书福传》】

钱江晚报：传记有很多种写法，这些年企业家的传记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阅读载体，浙江又是产出著名企业家比较多的，您的《吉利传》成为今年春风悦读榜的人气榜第一，你作为作者，觉得这本书这么旺盛的人气，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自亮：人的命运，尤其是对传主命运的关切，是很多读者强烈的心理需求。李书福是怎么成功的？他碰到过什么样的坎，怎样跨越的？吉利是个什么样的企业，为什么它能收购沃尔沃，成就“蛇吞象”的神话？站在历史的角度，正是时代、人物与事件的风云际会，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的跌宕起伏，李书福作为中国民间造车第一人的性格、眼光与局量，几次破釜沉舟之后的成败得失，企业内部变革所带来的革命性力量，都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的悬念，读后的快感。这一类的财富榜样、企业家魅力、商业的潜在规则，在战略转型与国际并购问题上的决断，也是读者所关心的。有读者告诉我，看到“一部不可能史”这个副标题就会激起阅读的欲望。人总是好奇的，李书福也是出于对汽车工业的“好奇”开始尝试的。一部传记最吸引人的，可能就是这种“命运的力量”，那些关键时刻的转捩点。因此，作者采用什么样的视角，何种叙事方式和语调，以及如何精准刻画，以唤起当下感与传奇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钱江晚报：您是一个特殊的传记作者，因为您本身是诗人、作家，同时又亲历了吉利集团的辉煌创业史，在吉利集团有过担任副总裁的经历，您能否说说在吉利的哪一部分经历，对这本传记的帮助最大？您是否有这样的自信，由于多重身份的特殊性，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比你更适合来写吉利传了？为写《吉利传》，您是如何做准备做功课的？

王自亮：我在吉利工作经历中，对本书帮助最大的是以下三件事：一是，2007年5月开始在李书福主导下的吉利汽车“战略转型”，结果是告别了“价格战”，注重技术、品质和质量，着力品牌建设和企业文化成型，使吉利不仅起死回生，更有了前行新动力。二是收购沃尔沃，其过程是如此惊心动魄，至今令人梦萦魂牵。这一国际并购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吉利汽车的总体发展格局，从技术、管理和文化上，它站到了世界汽车业的前沿，并从家族企业成为全球型公司，步入全球布局新阶段。对中国汽车工业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一味合资搞汽车转变为融入世界汽车工业的总体格局。三是吉利的工作经历使我对李书福的发展战略、人才观和管理思维，有了非常切近的认识与把握。对吉利的团队精神、技术路线和企业文化，有了深刻的认知。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在公共关系、形象传播、品牌建设和企业文化塑造等方面，奉献了绵薄之力。

写《吉利传》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我也许并不是唯一人选。但我相信自己是个合适的人选：多种身份，亲身经历，共甘苦共患难的感受，都对我的写作很有利。尤其是我与李书福认识较早，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刚开始造摩托车那会儿，对这个时代、经济和社会，都有一些非常契合的感受，有共同语言。我也认识很多当年跟随李书福搞企业的骨干，特别是李书福的老师辈人物——老企业家池幼章先生，还是“忘年交”。那些年，我抽空走访吉利汽车公司，就闻到过吉利的“气息”——机油味、烟草味和油漆味，冲压车间的巨大声响，都混合在一起。经历是一回事，写作又是一回事。写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诗人的激情、作家的构思、媒体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虽然在作品中依然留下不少遗憾，但我几乎是殚精竭虑，怀着一种工匠般的虔诚来写好这部《吉利传》的。

钱江晚报：写《吉利传》的过程中，什么对您来说是最难处理的？因为跟李书福共事多年又是朋友兼老乡，可能您更有可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李书福”，这种与第一主人公的关系，是否会影响到您在写吉利传记时的客观性？

王自亮：最难处理的是，传主（包括李书福和他的伙伴们）在整个三十多年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一部新时期民营汽车业的百科全书，我需要处理的素材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有时多得无从下手！前后三年，数次易稿，几十上百次增删。不是我在写书，而是书在写我。写的过程中，我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沉吟无言。我截取最近四十多年时代变迁中最令人激奋也让人扼腕的影像，发现吉利是个“冲浪者”。既要写惊涛骇浪，又要写出这个冲浪者的精神气质，难乎其难。人，始终是我关注的对象。但这部书又不是人物传记，是一部企业史、企业志类型的传记。人、事件与环境的关系，究竟如何互动、撞击、缠绕，令我几度搁笔，但又重拾信心，继续赶路。

我与李书福从朋友关系，变成老板与高管的关系，如今又回到朋友关系（我离开吉利汽车之后）。作者与第一主人公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写作中有很有利的一面：工作中的零距离，日常生活的幽默感，性格的丰富性，都给了我写作上的很多助益。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我最欣赏的。但他毕竟有不少难处，有内心波动，有喜怒哀乐，我不可能一一审察，写作时只能基于直观的印象感受。我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向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官”学习，尽可能真实与还原。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写《吉利传》是红旗出版社促成的，并非传主的主观愿望，没有人强加于我什么，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至于客观到什么程度，只能留待历史检验和读者评价。

2008年1月，在底特律北美国际车展吉利展台上，《吉利传》作者、时任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的王自亮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左）合影。

钱江晚报：当然您说过，这是《吉利传》而不是《李书福传》，在您看来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您最终定型的，是一部吉利传，而非著名企业家李书福个人的传记呢？您是如何选择取舍的？

王自亮：我的确说过，这是《吉利传》而不是《李书福传》。两者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以企业为中心，一个以企业家个人为中心，前者有更宽泛的聚焦点，虽然也要十分重视企业家的形象塑造，但必须顾及企业的群体，特别是核心团队的群像。没错，李书福是吉利汽车创始人、掌舵者，可《吉利传》是一部企业史，一个特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记录，也是一部团队奋斗史。吉利自有基因、渊源和发展历程。写这本书不等于为企业家立传，尽管吉利每一步都与李书福相关。总之，吉利汽车公司的诞生是人、事物与时势作用的结果，吉利汽车崛起则是一场“造山运动”，经历了类似地壳变动的巨大位移与摩擦，岩层内部的碎裂与熔铸，最后成型、冷却与定格，形成了汽车工业的新高地。我之所以选择《吉利传》而不是《李书福传》，是因为自己觉得写一个企业的成长史，更能认识一个时代，不仅有企业家这一主角可写，还有一个企业群像可供我塑造，具有更多的挑战性。李书福这个人很有个性，也有企业家的魅力，但他依然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汽车业的舞台上，从事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实践，很多未知的挑战等待着他，我们对他的全面认识也有待时日。写出李书福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企业家，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素材的积累，更需要深入思考。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写《李书福传》，但现在只能从《吉利传》开始。

钱江晚报：作为曾经的吉利副总裁，为何书中没有出现第一人称的“我”，您为何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其中的人物放进书中，这样，是不是少了一个近观的视角？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王自亮：写作《吉利传》，应该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写法，我当时确实颇费踌躇。它们各有利弊：第一人称的写法可以增加亲切感，同时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场景、熟悉的人物都可以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第一人称最大的问题，是限制了作者的放开手脚写人物和事件，只能随着作者的逡巡来展开，这正是困难所在。一些跨越时空的故事，难以得到切换与扫描。读者甚至会在阅读中会提出：作为生活在特定空间的当事人，你能成为一个“穿越者”吗？置身于某种场景之中的作者，除了自己的意念与观察视角之外，很难顾及各种人物的表情与行为，以及对事件各种要素的分析。

我还有一个顾虑，这样写很容易将读者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冲淡了其他人物的意识与行动。“近观”当然好，但也有主观性强烈这一弊端，往往以自己的视角与判断取代了客观观察，反而变成了“远看”。不将自己放进去，却可以增加宏观叙事的方便，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边界适度模糊是有好处的，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上调度诸多元素，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趋向于冷静与客观，作家往往将感情色彩置于文字内部，获得“零度写作”的效果。当然，第三人称写法很容易让敏感的读者起了疑心，全景式的、“全知全能”的笔触也带来了新疑惑：作者是上帝吗？为了补救，我在《吉利传》的引言和后记里将写作的初衷与过程和盘托出，希望获得读者的某些谅解。

钱报读书会现场。

【“台州式硬气”在吉利人身上】

钱江晚报：书中写道，20世纪80、90年代的台州非常适合李书福去造车，那么台州人在8-、90年代开启的时代经济大潮中，有没有一种共性的集体性格？也可以说，“台州精神”到底是什么，使李书福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您在书写《吉利传》时，是否想到了要突出这种创业财富、创业实业的性格？

王自亮：台州人的集体性格，就是鲁迅说的“台州式硬气”。当然，鲁迅指的是台州的方孝孺特别是柔石等人。说他们是台州人，因为宁海是1950年代划到宁波去的，此前一直受辖于台州府、台州专署。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州人的“集体性格”是有所发展变化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工业化和“走出去”的影响，台州人在创业与建设过程中变得视野更开阔，襟怀更廓大，也更善于思考。在“硬气”之上，增加了识见与智慧。与此同时也更加敢于闯荡、善于建设了。台州人既有瓯越文化有又移民文化的因子，这两种文化的糅合，恰好与改革开放形成一种高度匹配的“新台州精神”，形成一种义利并举、刚柔兼济的生存-发展，创业-创新的“集体无意识”。台州人面对现实，自强不息，他们相信世上没有救世主，要创造幸福全靠自己。李书福就在这种精神氛围和环境下，白手起家，左右开弓，艰难坎坷地开创造车大业，并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写《吉利传》之前，有一个心底里埋藏了好多年的想法：塑造一个人，一个企业，足以体现台州人的精神气质，真正代表台州人。我最终发现，这个典型人物就是李书福，这样的企业就叫“吉利汽车”。财富也好，实业也罢，与台州人的务实以求生存，直爽而不拘一格的集体性格有极大的关联性。

钱江晚报：大家知道造特斯拉的马斯克是个疯狂的人，李书福在您书中的形象，也是一个疯狂的汽车人，他们都会在重要事情上“豪赌”，甚至押上身家性命，您见过的成功的企业家比较多，在您看来，“疯狂”是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的一种人格吗？那么是否有很多想做同样事情的人，他们也很疯狂，他们却是失败者，但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不是失败者书写的，您如今看待，并且在书中传递这种成与败相关的价值观？

王自亮：“疯狂”也许是企业家与生俱来的人格特征，但我所理解的这种疯狂，与社会上流行的诠释有所不同。企业家会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象，发现普通人一时看不到的产业前景与产品用途，包括时尚特征、消费趋势和市场走向，李书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到了日用商品的流行趋势，九十年度预见了汽车社会的到来，提出“三到五万元，轿车进家庭”的消费模式，毅然进入当时视为禁区的汽车制造业，特别是后来的收购沃尔沃，都被认为是“疯狂”举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行为只是超前了，却很符合市场逻辑和现代化进程。所以我认为，企业家成功与否不在于是否“疯狂”，而是为什么“疯狂”，怎么“疯狂”。成功者总能将想象力的“疯狂”与行动的理性紧密结合，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一次次地收获成功，而很多想做同样事的人，虽然也很“疯狂”，却因为没有获得对市场和社会趋势的洞察力，对各种商机的判断力，如何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凝聚力，仅止于疯狂，甚至为疯狂而疯狂，那只有失败一途了。我在书中，曾经对李书福为何而疯狂做了一些深层次分析，对其他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疯狂也做了一些比较，得出了以上基本结论。

钱江晚报：我们这些年看到，有些国人热衷于歌颂苦难，但李书福认为“苦难从来不是财富，它是伴随着人一生的恶记忆并易使人变形”，李书福出生于1963年，您出生于1958年，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人，能否说说您个人经历过的苦难，对您的人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否认同李书福的苦难观？

王自亮：早在1975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回乡种过田，当过代课教师，学过几门手艺，还在码头干过（瘦小的身体与沉重的货物如此不成比例），“书香”里混合着被认为是庸俗的“商业气息”，饱尝了人间苦乐，深知人性的复杂和生存之艰。对于苦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只要是一个心智圆熟，经过人生历练的人，都有自己的苦难观。

李书福的苦难观，我是部分赞成而不完全同意。说“苦难不是财富，而是伴随着人一生的恶记忆，并易使人变形”，有一定道理。不少人被苦难压倒了，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即使挣扎着站起来，也是被苦难的记忆所折磨，所以这成为一种“恶记忆”（我真佩服李书福的文字斟酌能力）。但苦难有两面性，就看它折磨了哪一类人，不同的人对苦难的反应是各异的，对于海明威这样的硬汉，苦难是无可奈何的；而中国的杜甫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苦难成全了他们。我绝不歌颂苦难，但也不认为苦难是一种恶记忆。对于人类来说，总是在苦难中前行的，而个人承受的苦难有时可以转化为财富（尽管这是一种反面补偿），有时却打垮了一个人。说到底，苦难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苦难对我的人生造成的影响，既不是财富也不是恶记忆，而是一种命运感，一种必须承受之重。再说，我遭受的“苦难”真的是致命的、无法承受的吗？我还真不能夸大自己的苦难。

钱江晚报：因为是企业的传记，略有遗憾的是，感觉本书中以新闻纪实类写法为主，人物和现场似乎少了些，细节似乎少了些，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是，很想看到这些公开的场面背后的东西，比如您写到与福特的谈判限入僵局时，早上5点钟的李书福已经在外面散步很久了，还有李书福眼泪哗哗流出的细节，作为读者，很容易被这些事件中的细节打动。您是诗人也是作家，您是否在把握一部企业传记时，更注重全场的控场而非突出个人情绪？

王自亮：对一个成熟的传记作家来说，必须在注重全场的控场同时，下大力气刻画好细节，特别是节骨眼上的微妙变化，给人以更多的想象空间。写长篇叙事文字，也就是“非虚构作品”，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诗人的长处是意象运用、时空跳跃和韵律节奏，但非虚构作品的作者就不能仅凭这些技术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之所以采用新闻纪实类写法（当然也有叙事框架），与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有关，形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但也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借鉴帕索斯在《美国》三部曲中穿插新闻体的叙事方式。我知道细节的重要性，戏剧性冲突的重要性，混合多种手法叙事的重要性，也作了种种努力。

话得说回来，虽然我自己曾在吉利汽车任职四年，亲历了一些重大事件与场景，在写作本书之前也采访过很多人，运用了不少二手材料，但毕竟对吉利成长史缺乏长时段的直观之感。亲身经历与否，对细节的把握是完全不同的。之前我除了诗歌与随笔、批评文字之外，写作大部头非虚构作品，这还是第一次。加之，我笔下的这些人物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要清晰地认识他们，还有一个“反刍”的过程。一些很吸引人的细节，戏剧性事件，需要更多的佐证，并征得当事人同意才能写出。本书对吉利成长史中的重要场景没有太多遗漏，但在细节描绘与全场控制的有机平衡方面，尤其是细节刻画上有一些欠缺。这，只能留待有机会出增订本时弥补了。

2007年4月18日，北京国际车展期间，时任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的王自亮（右一），与外国客户交谈。

【一个镀金时代和当代英雄】

钱江晚报：你在书中的引言中，提到了李书福和他的伙伴们，是这个“镀金时代”最为奇特、深沉和刚毅的一群人，您也是镀金时代的见证者和弄潮儿，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镀金时代，一部《吉利传》也可以说是为一个时代立传，在您看来，要具备哪些元素，才能成就一个“镀金时代”？

王自亮：要成就一个“镀金时代”，我认为以下几个元素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里的“金”不仅仅是浅层次的金钱或“金玉其表”，它既是社会财富的象征，又是资本活力、劳动分工、技术知识的体现。二是企业家精神得到广泛传播，各种人才包括劳动者都能得到全社会尊重，形成良好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技术进步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成为生产力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今天的新技术革命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和生物工程，跟当年欧美产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力一样，成为一种魔幻般的力量，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和智能化纵深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场景和娱乐模式。

钱江晚报：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吉利传》刻画了一群“当代英雄”，您觉得在一部非虚构作品中写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一个作家写人的时候，会不会带有自己固有的价值观的偏见？比如出身农民会怎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会怎样，等等？

王自亮：最大的挑战来自自身。一个传记作家在写作时，不再是现实生活中那种身份约束下的自我，而要“化身”为传主。写的时候，我既是“李书福”本人，又是他的朋友亲戚，甚至是供应商、经销商。要有同理心和代入感，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作者的立场：尽可能客观、理性和冷峻，不带偏见和好恶地评判一个人，一个企业。偏见来自胸怀的偏狭，执念于兹。

说老实话，我对李书福和吉利汽车公司，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老东家”，在写作《吉利传》前后是有不同认识的。写作可以改变作家的感受与认知，写作也影响了作家对人物的评判，因为写作是一个主动性行为，而非一成不变的语言匠人。完成作品的一刹那，我仿佛完成了对李书福和吉利汽车的再认识。这足以补偿自己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的所有付出。我相信，出身农民或知识分子并不影响我对人物的刻画。事实上我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出身，血缘里流淌着商人与士大夫混合的元素，但我毕竟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洗礼，多少是与时俱进的。我与这些“台州人物”有天然的亲近感，但也有“局外人”的感觉：后来我毕竟到省会城市来谋生了。

钱江晚报：因为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个汽车工业史上的大事件，这本书必须会涉及到中西方文化的一种碰撞和交融，呈现出某种开放性，汽车工业文明的先驱也在西方，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比如书中写，一开始，“国王的千金”沃尔沃根本看不上吉利这么个“农村青年”，后面的书中也谈到了“商业收购中，70%失败于文化整合问题”，你作为书写者对这个方面的问题是否有特别或用力的观察？

王自亮：收购过程中，曾经为企业文化融合问题，李书福与沃尔沃工会领袖之间有一场富有戏剧性的对峙。沃尔沃轿车公司工程师工会负责人麦格纳斯·桑德默

担心吉利是否理解沃尔沃的文化——沃尔沃品牌价值，沃尔沃员工的工作方式，然后才可能在未来做出正确的决定。2009年八九月间，李书福带领团队去了瑞典与比利时，先后拜会了所有工会领袖和相关政府部门。最后，李书福与沃尔沃根特工厂同沃尔沃工会代表对话。2010年1月28日，沃尔沃工会及管理层的近20人专程来到中国，他们一行对吉利宁波北仑基地生产经营状况、生产装备、制造工艺、质量控制、现场管理、产品研发及工会工作等进行考察，沃尔沃工会2月5日就吉利收购沃尔沃发表声明，“如果吉利集团能够遵守此前对于沃尔沃管理团队、公司文化、财务结构等方面的承诺的话，工会将支持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此后，瑞典沃尔沃轿车工会也发出联合声明，表示接受吉利集团成为沃尔沃股东。

那么收购成功之后，究竟如何既保持沃尔沃的工作方式、管理理念，又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和文化氛围呢？我们在台州的亚欧工厂看到，这里的运营模式是混合的，灵活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兼备。在这样非常独特的工厂架构与运营模式下，能够很好地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管理理念、不同的管理风格融合到一起，恐怕是全球少有。这个工厂的意义，还在于塑造了一个吉利与沃尔沃互相学习、全面交流的平台。沃尔沃要向吉利学习控制成本的能力，迅速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吉利向沃尔沃学习技术、工程与体系，包括生产管理流程、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经验。如今沃尔沃采取的是两种管理方式的折中，既要体现精益生产的高效率与减少浪费，也要体现高技术含量、汽车工程的先进性，力求“鱼与熊掌兼得”。正是文化融合，使得吉利收购沃尔沃成为国际并购的一个成功案例。

钱江晚报：如果要跟当下人的年轻人重述一下中国的1986年，您将如今来描述？跟《吉利传》相关的1986年您是否写充分了呢？

王自亮：我会告诉年轻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并非一切都美好，甚至还有物质相对匮乏，物价起落，生活上色彩单调等诸多弊端，但八十年代是个刚开始开放、松动和建设的年代，一切都是未知而充满希望的，值得投身其中为之一搏的时代，一切都调整之中，大家都相信国家和社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商品交换、工业化、翻两番、现代化，成为最令人向往的事物与境界；大都市与霓虹灯，新潮流与高跟鞋，好趋势与家用电器，都进入“流行”阶段。

1986年，是个普通而特殊的年份。这是一个创业的年份：吉利公司诞生了，也许就是一个标志，但当时没有多少知道它。很多企业问世了，包括鲁冠球、宗庆后、马胜利等人开始创业。这是一个群雄纷起的年代，也是一个市场意识觉醒、想象力高扬的时代。变化与开始，是这一个年代的主要特征。当然，跟《吉利传》相关的1986年，我还是没有写充分，不仅是篇幅上，更重要的是分量上，都没有予以足够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吉利诞生前后时代因素的揭示，是个不小的遗憾。

钱江晚报：李书福这样的“钢铁侠”似乎得益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些年，世界似乎走到了全球化的反面去了，特别是疫情开始后，世界潮流不再是向着全球化勇往直前，最后，请您对《吉利传》之后，李书福们的命运交响曲说几句好吗？

王自亮：李书福们的命运，一方面与全球和中国的经济社会趋势密切相关，会有一些与之相伴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无可回避的，甚至会出现一些阵痛与艰险。另一方面，李书福作为一个相当成熟的企业家，中国汽车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战略安排和企业管理方式，也有对大趋势小气候的分析研判，有一种主动出击与化解风险的能力，“化危为机”、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书福的带领下吉利既能抓住新的历史机会乘势而上，继“战略转型”和国际并购成功之后会有更多新的战略安排，直到下一个新的跨越；也更有理由相信，经历创业以来种种风浪的李书福们，会在新的征程上化险为夷，从容应对，直至赢得新机会。

我记得，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来临之际，有些知名企业家提出“猫冬”，躲避严寒以求生存，而李书福却勇敢地提出“冬泳”的口号，意在强健体魄以求未来的发展。从我亲身经历的这个事例说明，李书福们对未来是有建设性的心理准备的，也是“勇立潮头唱大风”的企业家。也许，历史会证明我说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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