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山老林捡到古董陶瓷碗（70年农村老太拿茅坑挖出的破碗当鸡食碗）
在深山老林捡到古董陶瓷碗（70年农村老太拿茅坑挖出的破碗当鸡食碗）整体看来，店员觉着这支大碗品相并不是很好。尽管这碗在造型上确实有独到的地方，但是外壁配色不均匀，釉面凹凸不平，做工粗糙，似乎是民间土窑的作品。不过看这碗“磨损”严重，甚至连釉面都磨损得坑坑洼洼，也算是上年头的东西。店员接过器物后，发现这“大碗”外部的釉面以蓝色为主，但釉面的上色给人感觉不佳。因为通过观察，店员发现这大碗外部色彩不协调，有些地方色浓，有些地方色淡，颜色斑驳不齐。仔细触摸后，店员也觉察到碗外釉面上有不少“坑洼”，不是十分光滑。此时一位衣着简朴，甚至有些邋遢的农村老妇走进店来，怯生生地表示她有古旧的东西要出售，问问商店是否有兴趣购买。店员一听，以为“又来活了儿”，较为自然地接待起这位老妇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旧中国常年战乱，致使不少国宝遗失民间。当时新中国考古队伍实力有限，不足以在全国进行大范围的文物搜集工作。所以当时政府是鼓励民众将手中“古物”出售给国营文物商店的，以这种“曲线
我国文明悠远漫长，历代先贤也给我们留下无数国宝。每一件国宝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背景，它们的现世也都有自己的传奇经历，有些做了20年尿壶，有些充当10多年腌缸，有些沦落田野，风吹雨晒多年等。
然而有这样一件国家一级国宝，它的现世经历更为离谱。
它竟然是从农户家中的茅坑中被取出的。而后一经辨认就被文物专家定位稀世孤品，10年间价值增加六百余万倍。它就是现存于首都博物馆的明宣德洒蓝釉钵。
1973年的一天，北京文物商店如常开门迎客，却不想随着一位农妇的到来，打破了沉静已久的气氛。据当值的店员回忆，事件发生时商店中所有人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日常工作，不断从日常收购而来的器物中寻找着有价值的文物瑰宝。
此时一位衣着简朴，甚至有些邋遢的农村老妇走进店来，怯生生地表示她有古旧的东西要出售，问问商店是否有兴趣购买。店员一听，以为“又来活了儿”，较为自然地接待起这位老妇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旧中国常年战乱，致使不少国宝遗失民间。当时新中国考古队伍实力有限，不足以在全国进行大范围的文物搜集工作。所以当时政府是鼓励民众将手中“古物”出售给国营文物商店的，以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我们收集并拯救了不少国宝。
当老妇人从包袱里拿出要出售的物件时，店员才发现原来她想卖掉的是一个大碗。只见这碗的尺寸很大，碗口直径足足有25厘米多长，比普通篮球还要大上一圈。而且这个大碗造型十分“厚重”，碗壁有0.5厘米厚。整体看来这器物比碗大，比盆小，十分独特。
店员接过器物后，发现这“大碗”外部的釉面以蓝色为主，但釉面的上色给人感觉不佳。因为通过观察，店员发现这大碗外部色彩不协调，有些地方色浓，有些地方色淡，颜色斑驳不齐。仔细触摸后，店员也觉察到碗外釉面上有不少“坑洼”，不是十分光滑。
整体看来，店员觉着这支大碗品相并不是很好。尽管这碗在造型上确实有独到的地方，但是外壁配色不均匀，釉面凹凸不平，做工粗糙，似乎是民间土窑的作品。不过看这碗“磨损”严重，甚至连釉面都磨损得坑坑洼洼，也算是上年头的东西。
当店员仔细研究大碗内部时，除却发现碗中有大量污垢残留之外，还隐约间嗅到一丝腐臭难闻的味道。通过询问，店员这才了解到，原来这些年来老妇人家拿这碗当“活鸡食”的鸡食碗。
话说当年这老妇人发现这碗的经历也是颇为传奇。老妇人是生活在北京周边农村的普通村民，过去祖上也有些房屋和田产，但因为战乱都丢掉了。所以到老妇人这辈，她们一家生活得十分辛苦。虽说不上是家徒四壁，但家里像样的器物都没有几个。
前些年在修缮老房子旱厕的时候，老妇人一家从茅坑中摸出这么一个大碗出来。原想着这碗浸泡在秽物中这么多年，老妇人一家是打算将这碗丢掉的。但看着碗它又大又圆，倒像是个结实耐用的东西，索性就留在家里使用起来。
最开始，他们用着大碗来装盐。可是后来发现这碗实在是太大，这一个碗要占着老大的地方，使用起来确实是不方便，便将其放在一边。一天老太太在喂鸡的时候突发奇想，她觉得这碗摆在家里确实碍事，但用来盛食喂鸡倒是正合适。
所以这只从茅坑里捞出来的大碗就成为老妇人家中的“鸡食碗”，一当就是好多年。多年来老妇人一家也无数次端详过这个大碗，他们普遍觉得这碗在家中茅房里这么久，应该是有些年头的老物件。
但是这碗外面颜色都有浓有淡，表面也是“坑坑洼洼”，是正所谓的“麻麻赖赖，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圆润”，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值钱的货。正巧老妇人听说城里有商店专门花钱收购这些东西，索性就拿着“鸡食碗”卖掉换钱。
听完了老妇人的讲述，店员心中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看出来这妇人生活条件也不是太好，便动了恻隐之心，提议用80元来收购这个大碗。一直怀揣着“这碗不值钱”想法的老妇人听到后十分高兴，欣然同意。
毕竟在上世纪70年代，除却北京上海这种发达城市外，民众年平均收入也就300到400元的水平。可见那时的80元，相当于城市工人3个月的工资，对农民那是笔不小的收入。看着老妇人喜笑颜开地离开，店员开始着手清理新收购的大碗。
可当店员将水倒入碗中，开始清理里面的污垢时，映入眼帘的几个大字将店员吓出一身冷汗，只见碗中央赫然写着“大明宣德年制”。明朝宣德年间，那可是500多年前啊！而且绝大部分明代瓷器都将年款写在碗底，极少写在碗中，难道这是个御窑的皇室用品？
“我这是捡漏了？”店员感到有点头晕，他急忙跑出商店，希望能找到那位老妇人，可是人海茫茫，卖家早已失去迹象。回到商店定了定神，店员决定将此事上报，请文物专家前来鉴定大碗的来历。
当天下午，活跃在北京，著名的瓷器专家耿宝昌、傅大卣等人就来到这家文物商店，研究新收购的大碗。专家们对刚清洗好的大碗好一阵研究，他们时而表情严肃，时而窃窃私语，看得旁人一头雾水。
当听到围观者关于釉面颜色都涂不均匀，这碗也值不了多少钱的议论后，两位专家相视而笑，之后坦然说道，这大碗颜色斑驳不一就对了！因为这碗是明代著名的“洒蓝釉”瓷器，是万中无一的国家瑰宝。
帝王之好催生洒蓝技法所谓“洒蓝釉”指的是我国瓷器工匠在元代蓝釉工艺基础上，在明代宣德年间改良演变的一种烧瓷技法。纵观古代中国漫长的制瓷历史，洒蓝釉工艺仅出现在明清两代，而且存世的作品极少。
“洒蓝釉”指的是通过吹彩吹青的方式烧制蓝釉。工匠先是在瓷胎上粉刷白釉并入窑烧成白瓷，之后用竹管蘸取含有氧化钴的青花釉料，通过口向管中吹气，进而将青花釉吹到瓷胎表面。最后将上了两层釉的瓷胎送入1300度高温的窖中烧制而成。
明代青花釉选用的是郑和下西洋时从南洋和非洲索马里带回来的“苏泥勃青”染料，本身就十分稀有。且因为经过两次烧制，瓷胎上附有两层釉，所以洒蓝釉瓷器颜色格外鲜艳靓丽，色点明快。
此外青花釉通过吹气的方式泼洒在瓷胎上，颜色有浓有淡，色块大小不一。白釉仿佛是飘落的雪花，从蓝釉中隐约显露出来，又像是鱼籽泛于釉中，极富美感。釉料浓郁处往往会形成蓝黑色的结晶斑，这就造成洒蓝釉瓷器表面“坑洼不平”的效果，反而更添独特靓丽。
得益于特有的艺术造诣，洒蓝釉瓷器一经问世就受到皇室和瓷器界的追捧。不过很可惜洒蓝釉瓷器的高峰阶段仅存在于明宣德和清康熙年间。后来的明清匠人虽然也有模仿，但由于原料的缺失和制瓷水平的退步，烧制的洒蓝釉瓷器水平大不如前。
可以说明代宣德年间的器皿就代表着我国洒蓝釉瓷器的最高水平。而之所以会诞生出如此富有特色和艺术水平的瓷器技法，即明宣宗朱瞻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宣宗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年号宣德，所以又称宣德皇帝。他是个有较高艺术造诣的皇帝，平日喜欢舞文弄墨，现在北京故宫中就收藏有宣德皇帝亲笔绘制的《武侯高卧图》、《瓜鼠图》等作品。当时御窑主要依据皇帝的喜好烧制器皿，朱瞻基挑剔的审美眼光客观上推动洒蓝釉技法的出现。
众所周知，明代瓷器素以青花闻名于世。但想烧制出新意，烧制出淡薄高雅的艺术水准就需要格外的创新。洒蓝釉瓷器颜色斑驳，表面坑洼却不失美感，正好暗合宣德皇帝的审美。所以在朱瞻基在位期间，御窑烧制出不少高水平的洒蓝釉作品。
可是一只比篮球还大的大碗在皇宫里能做什么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宣德皇帝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爱玩。朱瞻基是一个酷爱游戏的皇帝。他喜欢斗蟋蟀，不仅让地方上贡蟋蟀游戏，还专门让御窑厂烧制青花云龙纹蟋蟀罐。以至于宣德皇帝有了“蟋蟀皇帝”的外号。
后来，宣德皇帝沉迷掷色子的赌博游戏。于是，他下旨让御窑厂烧制一种专门玩色子用的瓷器。工匠们借鉴赌坊中器具的模样，用皇帝最喜欢的洒蓝釉技法烧制出方便皇帝扔色子的瓷器。根据专家考证，老妇人以80元卖出的洒蓝釉大碗实际上就是宣德皇帝的“赌具”。
而赌具也并不是所谓的“大碗”，而是有更为具体的名字，那就是“钵”。所谓的“钵”比碗大，比盆小。在后宫里，朱瞻基就经常拿着这些“洒蓝釉钵”和贵人、妃嫔一起掷骰游戏。
可是洒蓝釉钵即便是皇帝的御用之物，也不过是一个“赌具”。那么瓷器专家们为何称这支“宣德洒蓝釉钵”是万中无一的国宝呢？这还和洒蓝釉技法和洒蓝釉瓷器坎坷的命运有一定关系。
多方因素造就稀有国宝我国古代素以盛产先进精美的瓷器闻名于世，我国英文国名“China”就来源于英语的瓷器“china”一词，可见我国瓷制器皿的精美与知名度。而宣德洒蓝釉钵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古代瓷器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主要是因为数量太少，背后也有多方面原因。
其一，洒蓝釉制作工艺复杂，流程繁琐，失败率高，制成器皿少。
如上文介绍，制作洒蓝釉瓷器时，工匠需要对器皿母胎进行两次上釉和烧制，最终才能成型。因为生产力和科技的落后，在古代烧制瓷器时，人们无法依仗温度计和秒表等计量工具精确控制生产流程。
制瓷烧陶往往只能跟着熟练工匠的“感觉”走，这导致二次烧制的瓷器在质量上极难达到统一。由于烧制时间过长或温度过高，上了两层釉的器皿釉面可能会产生裂纹，甚至是釉面破碎的情况，成品率极低。正是洒蓝釉瓷器烧制的工艺，本身就决定其存世作品的稀少。
即便是如今，很多陶瓷工厂拥有电脑控制的烧窑，工匠们可以轻松地掌握瓷器烧制的时间和温度，但行业平均烧制成功率也仅有95%。更可想见古人制作洒蓝釉瓷器的艰难，几乎每一件洒蓝釉成品都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的精品。
其二，明代洒蓝釉瓷器生产时间短，仅仅在宣德一代生产，也加剧洒蓝釉器皿的稀少。
由于自身较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洒蓝釉瓷器在明宣宗朱瞻基一代产生，却也因为宣德帝的英年早逝而暂别历史舞台。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历史上每个皇帝都有个人特有的兴趣与偏好。作为服务于皇室贵族的官窑，他们也需要根据“新主子”的喜好生产御品。
朱瞻基在1425年登基，十年后的1435年逝世，享年36岁。宣宗死后，宫廷中摇骰子的风气便逐渐消弭。继位的明英宗朱祁镇，也因为洒蓝釉瓷器过于高昂的制作成本而逐渐减少洒蓝釉器皿的订单，这都导致洒蓝釉器皿逐渐被御窑抛弃，最后彻底停烧。
如上文所讲，后世景德镇匠人也想模仿这样的技艺，但成品质量普遍不高，不足以重现宣德洒蓝釉瓷器的荣光。可以说明代洒蓝釉瓷器的烧制高峰期仅仅出现在明宣德的十年之间。以洒蓝釉极低的成品率，想必这十年内成品总数是极少的。这也进一步加剧明宣德洒蓝釉瓷器的稀缺性。
其三，洒蓝釉器皿容易产生“瓷器疾病”，作品损毁严重，保存完好的存品极少。
釉面粉碎和剥离是瓷器最为惧怕的“疾病”。一旦瓷器的釉面发生破损，不仅会极大破坏作品整体的品相，胎体结构也有可能因为失去釉面的“保护”而发生破损，进而导致更大的缺失。而洒蓝釉瓷器在制成后极容易发生釉面破损剥离的情况。
洒蓝釉，顾名思义，瓷器釉面的主体颜色是蓝色。为呈现蓝色，瓷釉中成分以铜、钴、锰元素为主，釉面中碱性金属的总和含量达到20%，属于典型的碱性釉。在瓷器行业中，附有碱性釉面的瓷器，本身抗化学侵蚀的能力就较差，釉面硬度低，容易破损。
古代在上釉前，工匠会将器皿上涂上薄薄的一层泥浆，用来调节器皿的颜色并保护瓷胎，这就是所谓的“化妆土”或“护胎釉”。因为洒蓝釉是前后两次烧制两次上釉，所以器皿上有两层“化妆土”。
由于“化妆土”铝含量较高，与釉面结合强度低。两层“化妆土”的存在更导致釉面和瓷胎无法较好的结合，存放时间一长便容易导致釉面剥离的情况。这造成洒蓝釉瓷器保存难度大，存世且品相完好的器皿数量非常少。
综上，洒蓝釉瓷器本身的制作难度，历史机遇和工艺特点就导致其作品数量的稀少。所谓“物以稀为贵”，保存相对完好的宣德洒蓝釉钵就显得格外难得。
自新中国建立后，现存于世的洒蓝釉瓷器便极其罕有。除却北京文物商店收购的这支宣德洒蓝釉钵外，我们仅仅了解到1981年11月时，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中曾现世过一只明代洒蓝釉大碗，当时以370万港币被香港赵氏拍得。
所以直到上世纪80 90年代，这支现存于首都博物馆的宣德洒蓝釉钵都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一只明洒蓝釉存品。故而蓝釉钵一经面世就被我国文物专家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当时文物专家对“蓝色大碗”的估值就已经高达整整5亿元。
直到近些年来不断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寻找，我国陆续发现几个品相相对较好的宣德洒蓝釉瓷器，但整体数量依然极少。如现今天津博物馆就保留有一只明宣德款洒蓝釉暗花云龙纹钵，现居住在瑞士的仇焱之老先生手中也持有一只保存完好宣德洒蓝釉瓷器。
因为极其稀少的数量，明代洒蓝釉瓷器已经成为收藏界的一个传说，每每有作品现世都会引发巨大的讨论热潮。
虽然时事变迁流转，但每一件国宝都是先贤为我们保留的宝藏。追索遗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重现文明的荣光时刻，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忘却的责任与重担。愿更多的国宝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