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韩愈事迹（韩愈寓居宣城求学经历）

早春韩愈事迹（韩愈寓居宣城求学经历）进而言之，若以贞元二年（786）韩愈离开宣城进京求官为界，其读书生活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游之乎《诗》《书》之源”，以儒家经典为主，后期则泛读百家，博彩众长，并不仅拘于儒家。各地韩愈纪念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韩愈自14岁寓居宣城前后时起，直到25岁中第，他的学习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件事：一是经心前古之兴亡，二是留意当世之得失。这是一个心存大志的读书人必做的功课。差不多十年后，即贞元十七年（801），34岁的国子博士韩愈给门生李翊写了一封回信，即有名的《答李翊书》，着重叙述了自己学习古文的过程和经验，他回忆说：“学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为非笑也。如是者也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

陈虎山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133期

韩愈一生宦海沉浮，晚年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自己也比较满意，其在《示儿》诗中，流露出颇为自得的心理：“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总结韩愈的一生行止，其在宣城度过的青春岁月，占了他57年人生的八分之一，不可谓短矣。宣城对于韩愈的重要性，是他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比拟的。正如朱熹所说：“公之为学，正在就食江南时也。”

但韩愈在宣城的求学情形，新旧《唐书》均无确载，只说他离开宣城进京应试时已“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至于韩愈如何读书，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思想主张，语焉不详。倒是韩愈自己后来写作的书简里，再三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如写于贞元八至十年间（792—794）的《与凤翔邢尚书书》，韩愈自述“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宫，以文名于四方，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与意也”。是时也，韩愈考中进士但未获官职，西游凤翔，给凤翔陇州观察使、加检校工部尚书邢君牙写了这封自荐信，意在请求邢君牙用己或荐己。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韩愈自14岁寓居宣城前后时起，直到25岁中第，他的学习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件事：一是经心前古之兴亡，二是留意当世之得失。这是一个心存大志的读书人必做的功课。差不多十年后，即贞元十七年（801），34岁的国子博士韩愈给门生李翊写了一封回信，即有名的《答李翊书》，着重叙述了自己学习古文的过程和经验，他回忆说：“学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为非笑也。如是者也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这是一篇研究韩愈在宣城学习生活的重要文章，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韩愈在信中说“学之二十年矣”，由写作此信的贞元十七年年（801）上溯20年，恰是韩愈到宣城的大历十六年年（781），这是韩愈观两汉之书、存圣人之志的开始，其宣城读书生活，概括起来，就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细分之，韩愈十分生动形象描绘了自己在宣城读书生活的三个阶段，即：一是“戛戛乎其难”阶段。韩愈是个读书自觉而用功的人，并非生而知之，初学“三代两汉之书”苦并快乐着。他学习时的状态，坐下来就像忘掉了自己，走路时也若有所失，显其入迷之深；严肃认真像在思考，茫然的样子如同迷路，是其读书之苦。由于学习用功，透支过度，影响了身体健康，以致“年未四十，视而茫茫，发而苍苍，牙齿摇脱”，真是戛戛乎其难哉！

但在学习和实践中，韩愈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蹈袭前人，“惟陈言之务去”，这是韩愈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对后人作文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汩汩然来矣”阶段。韩愈是个读书勤奋并善于思考的人，学习中“取于心而注于手”，手眼并用，重视实践操作，能从古人浩瀚繁杂的思想学术观点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归类梳理出传统儒学之精髓，达到文思如泉，“汩汩然来矣”之化境。三是“浩乎其沛然矣”阶段。韩愈是个持之以恒信念坚定的人，虽学有成绩，仍注意培养和充实自己，在“如是者有年”的坚持中，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学问纯粹，气盛言宜，浩乎其沛然矣，养成一身浩然正气。宣城的读书生活，对韩愈的最大影响，就是服膺孔孟，崇信儒经。这是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大旗，力排佛老“异端”的思想基础。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鄙时文而尚古文，显然也是青少年时期在宣城读书求学的重要成果。

各地韩愈纪念馆

进而言之，若以贞元二年（786）韩愈离开宣城进京求官为界，其读书生活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游之乎《诗》《书》之源”，以儒家经典为主，后期则泛读百家，博彩众长，并不仅拘于儒家。

据韩愈永贞元年（805）十二月《上兵部李侍郎书》自称：“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写这封信时，韩愈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是时，江西观察使李巽入京为兵部侍郎。韩愈献诗文于李巽，希望他能向朝廷推荐自己。而此时，韩愈离开宣城也正好是他所说的20年。

20年前的青少年时期，韩愈在宣城所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应举觅官二十年来，“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靡不通达。”两相对照，明显可看出韩愈学问思想奠基于前，繁富于后，这既是心境使然，也是形势所迫。即是说，没有前期的奠基，就没有后来的创造。韩愈成为唐宋古文运动的旗手，成为新儒学形成过程中的转捩人物，其思想和学术基础，都是在宣城求学时奠定的。

另外，韩愈在宣城求学，也不同于孟郊 “诗囚” 式的闭门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很注重交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据韩愈写给自己的同榜好友、宣州观察判官崔群的书信《与崔群书》说：“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于已已厚，虽欲悔之不可。”

此信写于贞元十八年（802），对其交友之情形介绍详备。时韩愈35岁，在京城任四门博士。从韩愈自述“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中可知，早在他离开宣城前的几年里，就已经开始“往还朋友间”了。 而且所交之友，既多且杂，“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如此等等。韩愈通过所交朋友，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文学主张，这是他后来得以领导古文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令人高兴的是，笔者的这一发现，在学界研究成果中多有佐证。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查屏球先生的《韩愈寓居宣城修业考论——兼论江南移民文化环境与韩愈古文文学观念的形成》，从“家族文化传统”和“江南文化环境”两方面考证了韩愈形成古文知识结构的过程，认为韩愈早年从学于兄长韩会，依其父传授的古文传统自学，形成专习先秦古汉的知识观念；同时，避难江南的中原士族传承了天宝年间以萧李 为代表的文学复古之风，不仅频繁筹办声系相连的文学活动，还以推奖互助之举引领好古之风。韩愈在宣城苦读期间，受到孙逖、萧李、独孤及一系古文派和地方官文化导向的影响，从而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自我身份认定，形成了改革文风的使命意识 。此外，景遐东先生也撰文指出“韩愈在江南开始系统为学 并结交文士。与此相关 韩愈柳宗元两家的交谊也源于避乱江南时期。韩愈身边的江南文友圈则说明了其青少年时代的江南生活对其日后文学生活的潜在影响。”上述两先生的分析论证，对我们于混沌中弄清韩愈在宣城求学的历史真相，很有启迪。

韩愈在宣城的求学生活，不仅体现在他的文章里，也反映在他同一时期创作于宣城的诗歌中。韩愈存诗不多，只有180多首，但他仅在宣城郊游、结友，就留下诗作24首。他游城南，看赛神，“暂出城门蹋青草，远于林下见春山。应须韦杜家家到，只有今朝一日闲。”（《游城南十六首•出城》）“亲交既许来，子侄亦可从。”（《九日城南登高》）“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麦苗含遂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赛神》）他游峡石，上北楼，“居然鳞介不能容，石眼环环水一钟。”（《峡石西泉》）“郡楼乘晚上，尽日不能回。”（《北楼》）。这些诗歌多方面反映了韩愈在宣生活的细节，说明韩愈在宣城读书之余，不仅钟情于这里的秀丽山水，还参与当地社会实践，以身投入，了解民情。显然，宣城的这段生活对韩愈以后的文学创作和做官为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韩愈去世后，各地纷纷建祠纪念。其出生地“南阳祠之”，任职地“山阳祠之，潮（州）祠之，袁（州）祠之”。宣城，作为韩愈避难读书成长之地，这里的人民更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明清时期，不仅在敬亭山下先后建“五贤祠”、“七贤祠”，在祠内将韩愈和谢朓、李白、晏殊、范仲淹等人一起列为宣城前贤，立像祭祀，还专门在州学内建立“昌黎祠”，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

清康熙五十一年，著名的宁国府知府佟赋伟感叹韩愈等前贤“率耽情于丘壑之邃美，寄兴于风泉云树之幽奇，所谓千秋万岁魂魄犹应恋此者，故祀之敬亭云尔” ，乃捐俸重修“七贤祠”，“三阅月而竣工，榱桷顿新，馨香增肃”，并亲自作记，希望“用告来兹，庶常葺之，以期于永久” 。有清一代，宣城（宁国府）地方官员对七贤祠多次重修，可见其重视。

宣城人民纪念韩愈最具深意的一次，应是明嘉靖年间在敬亭山南麓修建的“唐昌黎伯韩先生之祠”，时人记载“祠左一径，夹竹而行，窅然出祠，后构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门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许，设绰楔于桥，大书曰‘昌黎别业’。郡之人士来游来歌，恍然若韩子之复见也。”其影响正如明代教育家邹守益《韩公别业碑记》所言：“师善而齐，师恶而省……昌黎子也，故师其忠可以报主矣，师其惠可以拊民矣，师其信可以交友矣，师其文可以翼典诰矣，师其学术可以辟异端而闲圣道矣”。当然时过境迁，今日看邹守益纪念韩愈之言论，未必允当，但当年宣城人民纪念韩愈所寄托之深，确是很明显的。

（作者系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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