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生也沙丘死也沙丘）兰考的老照片这个时候，整个兰考县的工作，除了发统销粮就是救济棉衣和烧煤，兰考县委实际上成了一个供给部门。只是，这风沙、洪水和盐碱的灾害，从来没有像1962年这么严重，以至于当年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到了寒风呼叫的冬天，兰考大地到处是灾荒的景象，全线有19万人处于饥困挨饿的状态。横贯兰考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上，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还有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以及盐碱地上在寒风中抖动的枯草，除了外出逃荒的人，连一个劳作的人影也不见。
1962年，中原大地的兰考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风沙、洪水和盐碱灾害。
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夏天的洪水淹了30万亩庄稼，秋天的盐碱又碱死了10万亩庄稼苗。
位于黄河南岸的兰考，源自过去的兰封和拷城。1954年，兰封、考城二县合并，这才有了兰考的县名。
可兰封、考城自古以来的风沙、洪水和盐碱，也随之带进了新成立的兰考。
只是，这风沙、洪水和盐碱的灾害，从来没有像1962年这么严重，以至于当年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到了寒风呼叫的冬天，兰考大地到处是灾荒的景象，全线有19万人处于饥困挨饿的状态。
横贯兰考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上，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还有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以及盐碱地上在寒风中抖动的枯草，除了外出逃荒的人，连一个劳作的人影也不见。
这个时候，整个兰考县的工作，除了发统销粮就是救济棉衣和烧煤，兰考县委实际上成了一个供给部门。
兰考的老照片
当时的河南，也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所以一时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救济兰考。
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的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继续工作。他们害怕长此以往下去，改变不了兰考的棉帽而犯错误。
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党员主要领导干部无疑是关键的少数，起着十分重要的中坚作用。
这个时候的河南省委想起了一个人——时任河南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的焦裕禄。
40岁的焦裕禄，山东博山人，7岁上学，10岁那年家乡遭遇灾荒，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除了在家种地，农闲时还到煤窑做工。
而日军占领博山后，家中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焦裕禄19岁那年秋天，因为一年的收入还不够给日伪纳粮交款，而第二年年初焦裕禄还要结婚，终日愁闷的父亲上吊自杀了。
第二年夏天的一天早上，焦裕禄刚出门就被汉奸带领的日军抓了个正着，先是关进了县城的的宪兵队，随后又被送到了当地的煤窑挖煤。
1943年6月，焦裕禄趁机从煤窑逃了出来。而躲避了两个月回到家乡后，村里的汉奸以他没有"良民证"为名，将他抓到了汉奸队。
焦裕禄的母亲卖了半亩地，又买了大烟，委托伪镇长送到汉奸队队长的手中，这才将焦裕禄保释出来。
这时正值伪军招兵，焦裕禄没办法，只好听从伪镇长的话去"卖兵"(替别人当兵)。
可是，在"卖兵"的路上又被日军抓去，被押到辽宁抚顺做苦工。后来，焦裕禄设法逃出来后，一路扒火车流落到了江苏宿迁，乞讨到宿迁一个叫双茶棚村时，给地主胡泰荣家当了雇工。在一头是猪窝一头是牛草的小棚子里，一住就是两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回到还没有解放的家乡博山。因为识字懂得一些道理，不久秘密加入了地下党。作为崮山区武装部的领导人，焦裕禄带领民兵打游击，后来又担任山东渤海地区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的组长。
1948年，山东解放后，焦裕禄随南下干部队来到了中原。因为十分出色的工作能力，新中国成立伊始，被任命为河南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3年，河南省委调焦裕禄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同年的6月，焦裕禄奉命参加了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的基础建设，并担任了临时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
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建成后，担任科长的焦裕禄，相继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总调度长。
1962年6月，因为地方急需领导干部，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书记处的书记。
而此前废寝忘食地学习与通宵达旦的工作，焦裕禄早已经患上了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的肝病。可焦裕禄却没有吭声，省委的组织部门就更不知情了。
焦裕禄从尉氏县乘火车报到时，除了自己的衣物，还带了一本《毛泽东选集》。
在穷苦出身的焦裕禄看来，兰考有36万的人民，有烈士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会杀出条路，彻底改变兰考的旧面貌。
而加强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再没有比《毛泽东选集》说得更清楚的了。
可下了火车的焦裕禄，却一时震惊了。
不大的兰考火车站，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要去外地要饭的百姓。而更多的人连火车票都买不起，准备冒死去扒来回拉运货物的火车。
老百姓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这还是已经解放了整整12年的兰考嘛！
望着扶老携幼逃荒的人群，焦裕禄的心里和肝部一起阵阵的隐痛。
当人们在县委机关等着新来的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经开始下乡实地调查了。
在灾情最重的公社，焦裕禄从这个大队走到那个大队，边走边和同行的干部谈论灾情，出主意想点子。
来到沙丘，焦裕禄说：“栽上梧桐树，这里就是一片绿林了！”
来到涝洼窝，焦裕禄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
来到碱地，焦裕禄说：“深挖沟多灌水，就能治住盐碱，这一片白就变成一片青了！”
转了一大圈，焦裕禄回到了县委，他向迎接自己的几名领导说：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看问题高人一筹，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这让县委一般人有了主心骨。但是对改变兰考眼前的困难，许多人还是一时缺乏信心。
当天夜里，焦裕禄失眠了。
“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想到这里，焦裕禄披上棉衣，来到了县委一位副书记的宿舍。
副书记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焦裕禄说：“对！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领导两个字。眼前的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一直谈到后半夜的两个人，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几天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
而人们到齐后，焦裕禄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
说完，就和副书记领着大家到了火车站。
当夜的兰考车站，也是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
焦裕禄指着人群，沉重地说：
“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焦裕禄讲到这里，县委委员们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他们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领着大家来车站了。
从车站回到机关，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而县委的会议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随后，焦裕禄又组织大家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用来鼓舞大家根治灾荒的干劲。
几天后，焦裕禄又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
战争年代的兰考人民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战斗残酷的岁月，仅兰考一个区一个月内就有9名区长壮烈牺牲。
回忆到这里，焦裕禄敲着桌子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思想通了，所有的问题一通百通。不久，兰考县出台了治沙、治水、治碱的三至五年规划。
规划讨论通过后，报告中共开封地委伤亡那一天，焦裕禄在报告上加了几句话：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焦裕禄
而焦裕禄也深知，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随后，焦裕禄先后组织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而此时，焦裕禄的慢性肝病也已经悄悄发作了。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连连的夏季，调查队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84个大小风口一个个查清，还编了号绘了图；1600个大小沙丘，也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上千条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和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如此规模的调查研究，让兰考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将治理三害的部署放在了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
而兰考的2574个生产队，其治理灾害的程度并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基层的积极性，又成了焦裕禄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自从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临时公路建设总指挥，尤其是担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以来，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叫“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
这个“过电影”，主要是联系兰考的实际来思考问题。用焦裕禄自己的话说，“过电影就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而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每天夜里都闪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焦裕禄更加觉得只有“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是战争兰考自然灾害的唯一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焦裕禄于是发动县委一班人，再次下沉到老百姓中间，询问、倾听、观察治沙、治水、治碱的一些看起来土却行之有效的办法，让技术人员及时总结，县里及时宣传推广。
而在探索治沙、治水、治碱办法的同时，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他更多的是给老百姓树立比任何办法都宝贵的信心。
每到一地，焦裕禄都会说这样的话：“三害压得我们兰考人民抬不起头来，不把这三害彻底制服，我们县委一般人死不瞑名目！”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后，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梁穗。而焦裕禄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们绝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
焦裕禄问韩村的村书记：“那你们怎么办？怎么养活自己？”
村支书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我们自己割草卖草，也要自己养活自己。”
1963年这一年，韩村人割了27万斤草，不仅养活了全体社员，还养活了8头牲口，买了7辆架子车。
1963年夏天，兰考又是一个多余的年份。秦寨村连续9天的暴雨过后，又突遇大旱的天气，厚厚的盐碱又露出了地面。
这时，必须挖掉盐碱的地皮，再从下面翻出好土盖在上面，否则到了秋天的作物将颗粒无收。
这时，秦寨村的村支书站出来说：“焦书记说了，不把三害彻底制服，他和县领导死不瞑目，我们秦寨村也决不能当龟孙！”
接下来的秦寨村，能干一天就不干半天，能挖一铁锨就不挖半铁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地啃，硬是将盐碱全部挖掉，到了秋天的收获基本可以养活自己。
赵垛楼村在夏季基本绝收以后，老百姓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和排水沟，一直苦苦奋斗到秋天，硬是卖了8万斤余粮。
双杨树村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却因为焦裕禄的到来而雷打不散，他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
村里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兰考县老照片
焦裕禄十分感动之余，说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老百姓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向他们学习。”
1963年的深秋，兰考县委在冷冻厂召开了全县生产队干部的会议，焦裕禄将其命名为“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根治三害誓师大会”。
大会伊始，焦裕禄亲自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代表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就坐，让他们在万人的面前介绍经验。
最后，焦裕禄将四个村的经验集中总结为四句话，叫“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
焦裕禄大声喊道：“这就是我们兰考的新道路！”
从此，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
从此，兰考人民也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颁发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而1963年兰考的三害，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袭来了。
这一年的初秋，兰考全境接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
面对仅次于1962年的灾情，劳累和焦急让焦裕禄的病情越发严重起来。
焦裕禄的办公室里有一把藤椅，每当肝痛得厉害的时候，他就用手或硬东西压着肝部继续工作。日子久了，藤椅上生生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有一天，大女儿来看好久不见的父亲。看着父亲一边用墨盒顶着肝部一边工作，大女儿哭了，说父亲这是不要命了。
而焦裕禄却微笑着安慰女儿：“爸爸没事，爸爸不会死，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
焦裕禄的藤椅
秋去冬来。而1963年兰考的第一场大雪就是铺天盖地，十几米外看不清个人影。
这一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也越下越大。
听见风雪声的焦裕禄，看了一会儿门外的风雪，突然对通讯员说：“这大风大雪里，乡下的老百姓住得咋样？牲口咋样？”
随后，焦裕禄喊来县委办公室主任，十分严肃地交待道：“我说，你们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大雪封门的时候，全体党员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当天的夜里，外面的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办公室里的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拂晓前，焦裕禄又将县委机关的人叫起来开会。
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大家的眼睛已经湿润了。随后带着救济粮，分头出发到了乡下的农村。
带领几个年轻小伙子焦裕禄，踏着厚达一尺的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走了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家庭。
走进一个叫许楼的村庄时，得知有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常年卧病，老大娘双目失明，焦裕禄捂着肝部说：“不看别人可以，但这两位老人必须看。”
焦裕禄刚一进屋，就握着老大娘的手问寒问饥。
老大娘问：“恁是谁啊？”
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
老大娘说：“俺无儿无女啊！”
焦裕禄说：“我就是您老人家的儿子。”
老大娘又问：“大雪天的，恁来干啥？”
焦裕禄道：“大雪封门了，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
老大娘顿时感动的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
这时，炕上的老大爷开腔了，说：“恁到底是谁啊！”
焦裕禄道：“我叫焦裕禄，是毛主席派来的！”
老大爷噙着泪说：“是焦书记啊！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
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焦裕禄的这番言行，很快传遍了整个兰考。
不久，焦裕禄得到了报告，说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有许多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听后激动地说：“有了这种精神，兰考人民还有什么灾害不能战胜的！”
从小穷苦的焦裕禄，生活十分简朴。他穿的衣服和袜子，虽然补了又补，还是舍不得扔掉。爱人要给他买新的，他却说：“跟老百姓比一比，我穿得已经不错了。”
到了炎热的夏天，焦裕禄连凉席也不买，只让爱人花四毛钱买了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儿子回家晚了。一问，才知道儿子看戏去了。
焦裕禄问孩子们：“哪里来的票？”
儿子说：“售票的叔叔要票，我们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听后，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
焦裕禄非常生气，当即把全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又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十不准”的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手迹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书记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曾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就连犯过错误受到批评的人也这样说。
因为，焦裕禄的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却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
焦裕禄更是格外关心县里的技术人员。他不止一次地说：“彻底根治兰考的三害，固然需要动员所有的力量，但关键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而技术人员就是科学技术源头。”
可1964年的开春，县里的一名骨干农业技术员因客观原因，要到地委行署的农业科研所工作。而此时，正是兰考急需用人之际。
可焦裕禄得知后，不但交待组织部放人，还亲自到火车站去送行。
焦裕禄对十分年轻的技术员，掏心窝子地说：“你是一名大学生，不简单哪！兰考这地方小啊，又遇到了灾荒，你去地委科研所工作的心情，将来学了更多的本领也是为农业、为农民服务，这我能理解。”
焦裕禄突然说道：“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兰考这个地方的，如果你有一天还想会兰考，我也会像送你一样，来火车站亲自接你。”
说到这里，焦裕禄流泪了，技术员更是泪流满面。
送别技术员的焦裕禄，突然觉得肝部疼得厉害，还没走出几步就蹲在了地上。
而火车汽笛响过之后，技术员却跳下了车厢，出现在了焦裕禄的身边。
焦裕禄猛地站起来，边微笑边含着眼泪说：“我就说嘛，你心里舍不得兰考，我代表县委和全体老百姓谢谢你。”
从此，这名技术员再也没有离开兰考，直至退休后也没有离开兰考。
而不久后的焦裕禄，肝病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人们发现，无论开会还是作报告，焦裕禄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扣子从来不扣，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
而一心扑在根治三害上的焦裕禄，对自己的病却还像以前一样不在意。通讯员报告了副书记后，焦裕禄这才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
焦裕禄到开封地委开会时，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都劝他住院治疗，而焦裕禄却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实在师离不开！”
没有办法，地委书记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并开了药方。但因为药费很贵，焦裕禄没有买。
焦裕禄对随行的通讯员说：“兰考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
通讯员回去后又报告了副书记，于是县委背着焦裕禄去买来三剂，强行焦裕禄服下。可焦裕禄吃了这三三剂，说什么也让再买第四剂了。
一天，县委秘书张思义陪焦裕禄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走到半路时，焦裕禄的肝痛又发作了，疼得连自行车都蹬不动了，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
刚到三义寨公社，大家看焦裕禄气色很难看，于是说：“焦书记，先休息一下吧。”
而焦裕禄却说：“谈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干部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左手按着肝区右手在作笔记。
而焦裕禄肝痛得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公社书记看到这个情形，强忍住了眼泪，可话却说不出来了。
焦裕禄却神情自若地说：“说，往下说吧。”
到了1963年的3月，焦裕禄不光不能骑自行车，连办公室里的藤椅都坐不稳了。
而焦裕禄还是没有停止工作。躺在病床上的焦裕禄，想起他日夜思考的根治三害的斗争，禁不住又心潮汹涌澎湃。
焦裕禄吃力地来到卧室的桌子前，想动手写一篇题目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
焦裕禄铺开了稿纸，很快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可再要提笔写正文时，焦裕禄连钢笔都握不住了，身子也坐不住了。
得到消息的副书记，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送焦裕禄去开封医院治病。
焦裕禄（中）在抗灾现场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焦裕禄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
一年多来，兰考149个生产大队，焦裕禄已经跑遍了120多个大队。
焦裕禄交待送行的副书记说：“还有20多个没走到的大队，同志们替我去看一看。”
焦裕禄几次向送行的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大家都回去忙工作，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和大家一起工作。”
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焦裕禄又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求县委的同志好好工作，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他要详细听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果。
而此时的焦裕禄，却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开封医院诊断后，立即将他转到了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将他转到了北京的医院。
北京的专家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
负责护送焦裕禄的赵文选，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你说什么？”
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20天的时间。”
赵文选先是呆了一回儿，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医生也含着眼泪说：“焦裕禄书记的工作情况，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而癌症现在还是一个大难题。”
随后，焦裕禄又被转到了治疗恶性肿瘤也十分有名的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人赶到郑州去看他。而焦裕禄却不谈自己的病情，却赶紧问根治三害的情况：
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了？
有一次，焦裕禄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说：“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到时将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这一年的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
县委副书记不顾焦裕禄看病前让他坚守岗位指挥抗灾的纪律要求，匆匆赶到了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握着焦裕禄那双干瘦的双手时，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兰考淹了没有？”
副书记道：“没有。”
焦裕禄又问：“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副书记回答说：“真的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
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讲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好消息，安慰焦裕禄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焦裕禄因为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上浸出来。
焦裕禄勉强地擦了擦汗，过了一会，又问道：“我的病咋样了？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而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我明白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焦裕禄从兜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副书记，然后说道：
“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副书记再忍不住了，赶紧离开了病房，而一到走廊的尽头，就嚎嚎大哭起了。
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的主要领导也赶到了医院，昼夜守护着焦裕禄。
一时清醒过来的焦裕禄，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焦裕禄的葬礼现场
1964年的5月14日，焦裕禄不幸逝世了。这一年，焦裕禄年仅42岁。
焦裕禄去世的那一天，护士在他病床的枕头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不久，焦裕禄的遗体运回了兰考。追到会的那一天，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乡下的老百姓但凡是能走路的，也都赶到了下葬的黄河堤岸上。
而正当遗体下葬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突然齐刷刷地跪在了棺材面前，说什么也要再看一眼他们的“焦书记”。
一个名叫戴留柱的年轻人，和他的爷爷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1963年2月的一个雪夜，戴留柱跟随爷爷一道外出逃难，而到了兰考火车站却被冰凌扎破了腿，痛得嚎啕大哭。
正在火车站的焦裕禄，找来医生给他做止血包扎，还送来了棉衣和吃的。
等爷孙俩外流到了洛阳，戴留柱又患了急性肺炎，但当地的卫生院没有治肺炎的特效药红霉素。爷爷讲了在火车站遇到焦裕禄的经过，院长马上给焦裕禄打长途电话。
焦裕禄感谢院长关心灾民的同时，希望他设法找药给戴留柱治病，药费由兰考县负责解决。院长立即去县城找来红霉素，当夜给戴留柱打了吊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戴留柱终于痊愈出院。
半年后，爷爷带着戴留柱回到兰考找到焦裕禄表达谢意，还带来了一家人舍不得吃的柿子饼。焦裕禄实在推辞不过，就当面尝了两个，剩下的又让戴留柱带了回去。
回到家里，戴留柱的爷爷发现装柿饼的兜里竟然有两毛钱。
老人哭泣着说：“焦书记啊，留柱今后就叫戴恩焦了！”
从这一天起，戴留柱正式改名叫戴恩焦。
持续了一天的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因10多万人参加，在当天的日暮时分才结束。
这时，焦裕禄的墓前传来一阵凄楚的哭喊声：“焦书记，俺的亲爹啊！”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戴重孝的妇女，正双手插在坟土里放声恸哭。
哭喊焦裕禄叫“亲爹“的人，是堌阳公社牛场村农民孔令换的妻子。
1963年的春节前，孔令换的妻子生了孩子，可因为家中时时断炊产后却没有奶水。妻子哀求丈夫给她买点红糖冲碗水喝。
孔令换攥着家中仅有的两毛钱跑到供销部，结果红糖都是一斤一包不零卖，堂堂七尺的男子汉只能站在一旁暗自伤心垂泪。
恰好，焦裕禄也来到了供销部，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买了2斤红糖和5尺布，送到了孔令换妻子的面前。
在人们的劝说下，孔令换的妻子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几天后，焦裕禄的母亲李星英，也由孙子用架子车推到了焦裕禄的墓前，因为第二天，老人就要回山东老家博山了。
老人抱着焦裕禄冰冷的墓碑，像是抱住了儿子瘦骨嶙峋的身躯一样，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裕禄，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在一起说话啦！娘老啦，走不动了，以后再也不能来看你啦！”
这是李星英老人在儿子焦裕禄去世之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得知儿子在郑州病逝时，李星英没有哭。
副书记带领兰考县委领导来看她的那一天之前，李星英老人说谁都不许哭。可见面后，县委领导刚齐声喊了一句“老母亲好”，一个个竟呜呜哭出了声来。
李星英老人劝大家：“同志们，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过了几天，县委领导又来集体看李星英。李星英问县领导：“裕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吗？”
副书记说：“完成了，完成得很好，很出色！”
老人又问：“裕禄对得起毛主席吗？”
副书记说说：“对得起啦，焦书记对得起毛主席！”
老人听后，这才点点头，眼圈虽然红了，却没有哭出声来。
事后，有人问李星英老人当初为啥不哭。老人说：“俊雅（焦裕禄的妻子）还年轻，又带着6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都要靠她一个人。我在那里哭，俊雅怎么活呀！”
就这样，李星英老人一直强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
第二天，李星英老人乘车回到了山东老家。等火车到了博山的八陡火车站，老人一下车就趴在了地上，手抠着黄土大声哭道：“裕禄，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可疼死你娘了啊！”
谈起当年奶奶的两次恸哭，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说：“不是奶奶这样的女人，养养育不出父亲这样的儿子。奶奶的刚强、隐忍和处事方式，影响了父亲一生。”
焦裕禄去世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在兰考不能轻易提及焦裕禄的名字，因为这三个字有太多的悲壮，太多的遗憾，太多的伤感。
因为人们一提及焦裕禄的名字，除了彻底制服三害的信心，也有只有兰考人才能体会的悲伤与泪水。
焦裕禄的光辉事迹 ，很快经河南省委报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并批示说：“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革命老人董必武也即兴赋诗《学焦裕禄同志》：长抱肝癌痛，劳累损其躯。不避风雨恶 不作饥寒呼。关心人民事，忘身直若无。
1965年的秋天，焦裕禄生前规划的改造兰考的蓝图，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
这一年，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一直多灾缺粮的县份，粮食初步实现自给。
全县2574个生产队，除300多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实现了粮食自给，许多生产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
而1965年，兰考县连续旱了68天，从1964年冬天到1965春天，也相继刮了72次大风，但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因为19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把风沙给锁住了。
1965年的夏秋，兰考也连续下了384毫米的暴雨，但全县却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兰考，不知从那一年开始的风沙、洪水、盐碱的灾害，终于在焦裕禄曾经领导下的兰考人民面前低头了，兰考人民终于不在四处逃荒要饭了。
丰收后的兰考，人们自然忘不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在焦裕禄目前的老大爷
有位老大爷哭着说：“焦书记把心肝都埋在了盐碱地，埋在沙滩里啦。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焦书记这个共产党的县太爷，自个儿啥都没落下，只落下了两本书。种下的树苗，他没看到它们长大，种下的麦子，他连碗面汤都没喝上。他走后许多年，兰考人看着泡桐树心就发痛，吃口馍都想哭！”
而今，焦裕禄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有《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为证：
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参考资料：纪实文学《焦裕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