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为什么嫁给留情的男人（那个为钱嫁入豪门的女孩）
张爱玲为什么嫁给留情的男人（那个为钱嫁入豪门的女孩）银娣所处的那个时代，女性只有通过婚姻获得合法生存途径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银娣也不例外。于是很简单的逻辑，金钱战胜了对爱情的渴望。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妇女被牢固地束缚在家庭里，她们的社会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她们必须依附男性而存在。若非如此，女子便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与《金锁记》不同的是，《怨女》中银娣的哥嫂并没有意识拿她赚钱。直到姚家派人给二少爷提亲，提亲的由头是娶姨太太，嫂子迟疑，“要是过去做大，那是再好也没有。”但是因为二少爷多病，名义上是娶姨太太，但实际上过去就是正房。当然，哥嫂倒也觉得做二房不用陪嫁挺好的。银娣起初是拒绝的，“自从有这给瞎子作妾的话，她看见街上的瞎子就有种异样的感觉，又讨厌又有点怕。”“又哭又闹，哭她的爹娘，闹得要寻死。”但是后来她就想明白了：“漂亮有什么用处，像是身边带着珠宝逃命，更加危险，又是没有市价的东西，没法子变钱。”最终，银娣决定
《金锁记》发表二十年后，张爱玲将其改编成《怨女》重新发表。“怨女”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长期压抑的结果。男权社会对女性进行控制，使得她们必须依赖男人才能生存，并且对女性进行全方面的规范，即三从四德。
张爱玲她对“怨女”反复挖掘，充分洞察到封建礼教与男权文化下女性的悲剧，也塑造了银娣这个拥有复杂性格的女性形象。
银娣的出身不好。很早没有父母，跟着哥嫂生活，她的房间窗户的劣质玻璃四角黄浊，黯旧的木屋热得像蒸笼；她的衣服，领口的黑缎阔滚条洗得都快破了。银娣是不甘于沉浸在贫困状态下的，因为她的相貌是美丽的，“短短的脸配着长颈项与削肩，前刘海剪成人字式、黑鸦鸦连着鬓角披下来，眼梢往上扫，油灯照着，像个金面具，眉心竖着个棱形的紫红痕。”
而漂亮女孩是有婚嫁资本的。
与《金锁记》不同的是，《怨女》中银娣的哥嫂并没有意识拿她赚钱。直到姚家派人给二少爷提亲，提亲的由头是娶姨太太，嫂子迟疑，“要是过去做大，那是再好也没有。”但是因为二少爷多病，名义上是娶姨太太，但实际上过去就是正房。当然，哥嫂倒也觉得做二房不用陪嫁挺好的。
银娣起初是拒绝的，“自从有这给瞎子作妾的话，她看见街上的瞎子就有种异样的感觉，又讨厌又有点怕。”“又哭又闹，哭她的爹娘，闹得要寻死。”但是后来她就想明白了：“漂亮有什么用处，像是身边带着珠宝逃命，更加危险，又是没有市价的东西，没法子变钱。”
最终，银娣决定铤而走险进行一搏。但是银娣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她嫁的人永远不会看见她。她这样想着，已经一个人死了大半个。”这里不仅是银娣的预言，已经感知到命运的伏线。也是张爱玲想写这部小说表达的：用婚姻来改变命运、改变经济状况是造成女性不幸悲剧的原因之一。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妇女被牢固地束缚在家庭里，她们的社会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她们必须依附男性而存在。若非如此，女子便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
银娣所处的那个时代，女性只有通过婚姻获得合法生存途径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银娣也不例外。于是很简单的逻辑，金钱战胜了对爱情的渴望。
银娣虽然隐约对嫁入姚家有不好的预感，但是想象却远不如现实那般惨烈。银娣的婚姻困境有：
对于出身贫寒的银娣，姚老太太所给的嫁妆并不丰厚，聘礼中没有贵重的首饰，喜事也办得冷冷清清的。银娣气得要死，“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就当他们这样没见过世面，没个比较。”姚家对银娣不是十分重视的，匆匆忙忙打发了事。
银娣在姚家的佣人也是凑数的，“新二奶奶和别的少奶奶一样有四个老妈子，两个丫头，所以添上她凑足数目。”银娣的佣人老夏也常常被欺负。
银娣因为攀高枝，受到姚家全家人歧视。大太太、三太太在一起时有说有笑，却连话也不愿和她说。偶尔说那么两句，也是挖苦她的。甚至，三太太还要污蔑银娣偷了东西。
其二，不健全的夫妻关系。小说通过银娣哥哥炳发所见表现出二少爷的病态：“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可以瞥见两眼空空，有点像洋人奇异的浅色眼睛”。
银娣和新郎官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对新人坐在上首，新郎坐不直，直塌下去，相形之下，新娘子在旁边高坐堂皇，像一尊神像，上身特别长”。
男性身体上的残疾往往会带来精神上的残疾，种种的缺陷，暗示着银娣未来的婚姻生活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感情上都会遇到挫折。
但是银娣在这场婚姻中并不是一无所获的。正如银娣嫂子所说，“姑奶奶不要难过。姑爷虽然身体不好，又不靠他出去挣饭吃，他们那样的人家还愁什么？姑爷样样事靠你照应他，更比平常夫妻不同。姑奶奶向来最要强的，别人眼红你还来不及，你不要傻。”
其实，以健康之躯和美丽的形象换来的生活上的物质的无忧，对于像银娣这样身份出身的姑娘来说，却是令左邻右舍眼红的。这给银娣些许安慰。
银娣选择这场婚姻的初衷，就是奔着钱去的。
十六年了，二爷死了，银娣挺过来了。随后不久老太太也去世了，就等分家了。
在分家现场，银娣却一改平时的受气模样，又哭又闹，气得主持分家产的九老太爷踢翻了红木椅子。最终没有怎么吃亏。
钱到手之后，便捂得紧了。省钱是银娣唯一的乐趣与生存快意。
分了家出来第一次过年，样样都要新立个例子，照老规矩还是酌减。迄今她连教书先生的饭菜几荤几素，都照老公馆一样。不过楼上楼下每桌的菜钱都减少了，口味当然彻差些。她是没办法，只好省在看不见的地方。
与省钱相映衬的是银娣一眼望不到头的孤寂。姚家人的结局都相当凄凉，然而，现在把仇人去掉了，世界上忽然没有人了。
也许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是可以支撑人活下去的，她曾经憎恨的人都没有了，银娣却感到巨大的孤独。
她很无聊，越是没事干的人，越是性子急。一到腊月，她就忙着叫佣人掸尘，办年货，连天竹腊梅都提前买，不等年底涨价。
说到底还是要省钱。
银娣甚至逐渐形成了草木皆兵的性格，似乎人人都在惦记着她的钱。
与《金锁记》中七巧有一双儿女不同，银娣只有一个儿子，玉熹。银娣自然是防着嫂子把女儿塞给玉熹作媳妇的。
即便是曾经暧昧过的三爷分家产后经常到银娣这里跟她调情，她总能脑子很清醒：骗她的心可以，但是骗她的钱不行。
造成银娣悲剧的表面看来是那个残疾的丈夫，那个男人存在感很低：
即便二爷死后，亲戚们议论儿子长得瘦小，都只怪银娣的菜太咸，“吼”住了。而不会说是遗传二爷怎样怎样，那是他们家向来的忌讳，亲戚们早被训练到把他忘记的地步。
我们需要明确，婚嫁对象往往就是造成女性不幸的最直接的因素。
当然，前文也提到说，在当时的社会中，婚姻是一个女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女人必须要依赖男人，即便那个男人形同虚设。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银娣本身也有很多弱点。
首先，她心比天高，爱慕虚荣。银娣的兄嫂并没有指望通过她赚钱，而她本来也是有选择空间的。
未出嫁前的那段青春岁月，是银娣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候，但也是她最纠结的时候，面临嫁人这个女人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复地追问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
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作者着重写了两个：一个是热烈的木匠，一个是斯文的小刘。
“我想死你了，大姑娘。”年轻的木匠是个火热的追求者，甚至半夜三更敲银娣的门。但是木匠穿的是一路敞开到底的短衫，裸露着胸脯，身上有“一股子刺鼻的刨花味夹着汗酸味”。木匠是个下层的劳动者，银娣见到木匠后“露了露脸又缩回去，”银娣对于这个热烈的追求者是半喜欢半拒绝的，木匠的仰慕给年轻姑娘带来极大的自信，但是他的出身实在是太低。
药店小刘的形象比较好，“高高的个子”“长得漂亮”，生活得干净、精致，“白布袜子上一点灰尘都没有”且“穿着件藏青长衫”。小刘的物质生活条件要比木匠好得多，但小刘的生活还是劳顿的，而且“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这是银娣犹豫的。小说还交代了如果嫁给小刘，饭是有的吃，而且“他娘好说话”，可以不受婆婆的气。
即便如此，但是银娣还是不太愿意嫁给小刘。银娣自恃貌美可以为她换得后半生的指盼，嫁给小刘总归是有些不甘心。
姚家因为看不起银娣，因此婚事办得不是很气派。而银娣哥哥家的喜事办得也十分的简陋。周边邻居包括木匠、小刘都去看热闹，银娣感觉他们的目光不怀好意，恨不能拿一桶开水，统统烧死他们。
做了姚二太太的银娣，便自然学会了演戏，演得很高兴，扮演着一个被人尊敬爱护的女人。甚至可以说，这种演戏行为，也是银娣在苦闷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支撑。
分了家之后的银娣，又不敢大肆布置自己的新家，不光是为了省钱，也是不愿意露出自己喜欢什么，怕别人笑她是爆发户。
亲戚间的新闻永远是夫妻吵架，男人狂嫖滥赌，宠妾灭妻。“还是你好。”女太太们对她说。现在倒是真话了。
可以说，一举一动，银娣都十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因此她活得很拘束、很辛苦。
再者，贪心。明明为钱嫁给残废的姚家二少爷，但银娣却很不安分。得了钱之后，又期待着爱情。
在封闭的家庭中，银娣只有机会认识小叔子姚三爷，自然，姚三爷是情商老手，但像银娣这种漂亮自信的女人起初还是认为在姚老三心中分量与别人不同。
是遵循内心欲望的呼唤，还是遵循社会伦理道德，银娣左右徘徊，痛苦不堪。在浴佛寺里二人险些偷情。两人似乎心有灵犀，都在期待着什么，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中，姚老三的一句“你比我小”，传递出对二嫂的关注，让银娣红了脸，不禁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起来。
银娣对姚三爷述起苦来，“可以让我死了”“还说呢，自从到你们家受了多少罪，别的不说，碰见这前世冤家，忘又忘不了，躲又没处躲，牵肠挂肚，真恨不得死了。今天当着佛爷，你给我句真话，我死也甘心。”女人只有在心上人面前才会诉说苦恼，以期得到安慰。
一潭死水的婚姻，与姚三爷的暧昧成了银娣生活的调味剂。
即便在丈夫死后，分了家之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阔太太的银娣，却还依然惦记着年轻时候追求过她的小伙子，尤其是儒雅的小刘，在银娣心中更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银娣似乎在云淡风轻地听嫂子讲这些家长里短，顺嘴问了小刘、木匠的情况，殊不知她内心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与意难平。
说到底，银娣还是太贪心了。难道嫁给小刘或木匠，银娣就不会成为怨女吗？嫁入姚家的银娣只是变成了尖酸刻薄的老太太，嫁入普通人家银娣会变成又没钱又尖酸刻薄的老太太。
银娣的性格当然是复杂的，既为了钱嫁入豪门，但又不愿过得太憋屈。
她有反抗。她直接对导致她最大不幸的丈夫无情残忍，骂他“眼睛瞎，耳朵也聋”。丈夫最心爱的核桃念珠找不到了，她看见了却不告诉他，而是拿出核桃钳子，把念珠一只一只夹破。
与三少爷的暧昧，既是银娣的一种本能需要，又何尝不是对丑陋无能的丈夫的报复呢？甚至可以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大胆挑战。
但是这种反抗却逐渐呈现病态。
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分得了不菲的家产，自立门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经济独立。梦寐以求的日子终于来了，而此时的银娣却变得非常可怕。
为了控制儿子，让儿子沾染上鸦片，许诺等他娶亲后，花钱买女戏子做妾，用腐朽的生活方式把儿子和自己一起埋进坟墓。或许可以说，银娣通过对儿子的控制实现了对男权社会的报复。
但逐渐，银娣也变成了封建男权的帮凶。
她欺负媳妇，甚至生生磨死了年轻的媳妇；为了省钱省事，直接把伺候她的冬梅给了儿子，即便冬梅生了许多孩子依旧不给名分。
做媳妇时受尽了委屈，做了婆婆便也学会了对媳妇和丫鬟百般刁难。封建社会中生活的女性，是找不到解放所有女性的出路的，她们只会轮回着做被欺压者与欺压者。
年老的银娣身上似乎有姚老太太的影子：世故精明、守旧封闭、以自我为中心。
正如贾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从宝珠到死珠子再到鱼眼睛，银娣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银娣身上其实有更多人的影子，心比天高、爱慕虚荣、在意别人的看法、又很贪心，这些性格上的弱点是具有普遍性的。你的身边一定有类似银娣的人。
以前的大家子妯娌之间就是喜欢凑在一起搬弄是非，也不独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如此。
小说接近尾声时，有这么一段：“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逼死媳妇更叫人批评。虐待媳妇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细品这个三观，不续弦竟然比虐待媳妇更能招致批评。可见，银娣周围的人中也有许多愚昧、残忍的人。
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即便不是银娣，也有其他姑娘心甘情愿嫁入姚家；即便姚家二太太和三太太换了两个人，她们还是会排挤银娣；银娣的儿子，即便投胎到其他富贵家庭，也会大概率成为纨绔子弟；冯家姑娘，即便不是给银娣做媳妇，也会很容易遇到恶婆婆；冬梅，即便不是银娣的丫鬟，命运也不会好很多……
封建文化与历史糟粕影响下的人物性格与命运，往往具有普遍性。而银娣，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这，才是更可怕的。
拓展阅读：
张爱玲《倾城之恋》：成年人的恋爱就该相互折磨
从原生家庭角度看巴金《寒夜》婚姻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