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口流动新趋势（全球视角下的人口结构变迁与国际资本流动）

未来人口流动新趋势（全球视角下的人口结构变迁与国际资本流动）根据上述理论，如果以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来代表人口结构的话，三种比例将与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成反比，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那么在国别国情各异、经济体制不同的现实世界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总体上能得到验证吗？具体来说，从静态角度来看，当一国总抚养比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偏高时，该国是否表现为资本流入或经常账户赤字？而当一国总抚养比偏低时，是否又倾向于资本流出或经常账户盈余？从动态角度来讲，当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从高到低的变迁时，该国是否表现出逐渐摆脱外国资本依赖抑或资本输出量的增加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果这一规律能够得到验证的话，给定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中国的外部均衡或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格局就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和应对。人口结构会改变一国的生产率进而影响外部均衡。当一国特别年轻或特别年老时，工作人口比例降低，或工作人

朱超、林博、张林杰， 朱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选取了世界190个国家过去60年的面板数据及21世纪的预测数据，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关系得到支持。对应着各国人口结构的阶梯性变动，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总体上呈现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的局面。从梯队来看，继上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梯队美国、欧洲，第二梯队日本、中国、东南亚，第三梯队中亚、南亚、西亚、非洲依次向世界输出资本。欧、美、澳、新等国家或地区在21世纪会持续进口资本，中国会在21世纪30年代，东南亚将在50年代开始由资本输出国转向资本输入国。给定世界和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未来世界国际资本流动格局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和应对。

JEL分类号：C33; F32; F41; J10

一、引言

在过去100多年间，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了数次转移。19世纪，资本从欧洲流向了年少的新世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也同样流向了比欧洲“更老”的国家俄罗斯。20世纪中期资本又从美国流回到了由于二战而劳动人口比例偏低的欧洲和日本。二战后，亚非拉大量新兴国家生育率提高，婴儿夭折率降低，面临着年经的家庭和年轻的政府（部分源于二战后大量新政府成立），形成外部资本依赖(Foreign Capital Dependency)，国际资本主要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Coale and Hoover，1958）。最近20年，成熟的亚洲开始向相对衰老的欧美输出资本。

生命周期理论将储蓄与消费行为与人口结构紧密联系起来。人们会为自己一生的消费平衡，年轻时和年老时会负储蓄进行消费，中年时储蓄大于消费，在生命周期内，会形成驼峰的储蓄曲线。消费和储蓄行为直接决定于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这样，人口年龄结构的系统性变化将会影响到国民的储蓄行为。其基本路径可归结为：第一，当老年和少年人口比例大，在抚养负担大的情况下，储蓄率会相应下降以应付抚养需求。第二，当劳动人口比例小时，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投资回报下降，同时劳动人口自身的就业需求也较小，二者均引起投资需求下降。第三，封闭经济条件下，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随之下降；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账户就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缓冲工具(Sachs，1982；Obstfeld and Rogoff，1995)，国内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完全的联系将会被打破，储蓄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当经常账户表现为赤字时，代表着资本流入；经常账户表现为盈余时，代表着资本流出。人口结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取决于储蓄投资下降的相对幅度大小。实际上，随后的经验证据更多支持人口结构效应对储蓄的影响要大于对投资的影响。所以，人口结构如果趋向于成年，储蓄增加幅度要大于投资增加幅度，经常账户将上升；人口结构如果趋向于老年，储蓄下降幅度也要大于投资下降幅度，经常账户将随之下降(Higgins，1998； Kim and Lee，2008)。对于中国的情况，随着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储蓄率降低将会导致资本输出减少（简永军和周继忠，2011）。

人口结构会改变一国的生产率进而影响外部均衡。当一国特别年轻或特别年老时，工作人口比例降低，或工作人口年龄向老年推移，这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Feyrer，2008），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能生产更少的产品和服务，推高国内价格，本国产品在世界竞争中会逐渐失去价格优势，消费增加和供给减少促使大量产品依赖进口，经常账户余额会减少。

根据上述理论，如果以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来代表人口结构的话，三种比例将与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成反比，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那么在国别国情各异、经济体制不同的现实世界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总体上能得到验证吗？具体来说，从静态角度来看，当一国总抚养比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偏高时，该国是否表现为资本流入或经常账户赤字？而当一国总抚养比偏低时，是否又倾向于资本流出或经常账户盈余？从动态角度来讲，当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从高到低的变迁时，该国是否表现出逐渐摆脱外国资本依赖抑或资本输出量的增加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果这一规律能够得到验证的话，给定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中国的外部均衡或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格局就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和应对。

本文目的就是通过全球历史数据来验证和考察现实世界中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我们选取了世界上190个国家过去60年的面板数据及21世纪的预测数据，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我们发现，对应着各国人口结构的阶梯性变动，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总体上呈现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的局面，就一国自身而言，其经常账户与人口抚养比逆向而行。我们还利用前文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未来50年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对未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作出初步预测。21世纪，中国、东南亚、印度、非洲将依次成为输出资本的主体，而欧美发达国家会持续输入资本。随着中国的快速老龄化，在2030年左右中国将由资本输出国转入资本输入国。

本文的结构如下：论文第二部分描述世界人口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第三部分为数据说明与样本分组；第四、五部分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验证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逆向关系；第六部分预测未来世界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世界人口结构变迁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地区经历了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突出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世界总抚养比总体下降，但国家间差异较大。

世界总抚养比总体下降，由1960年的73，下降到2010年的53，下降了20个百分点。全球整体享受人口红利。但结构上国家间差异较大。同期高收入国家从60降到49，降幅较小；而中等收入国家从77降到51，降幅为16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从84降到75，降幅为9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降幅较慢，且仍处于较高的抚养比水平。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降幅最为明显，同期从78剧降到39，降幅达一半，是世界上享受人口红利最为明显的国家。拉丁美洲已摆脱二战后沉重的少年抚养负担，人口年龄结构缓慢的走向成熟；亚洲在过去50年虽然有跟拉丁美洲相似的趋势，但亚洲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更剧烈，尤其是东亚，迅速走出年轻家庭阶段。非洲国家受政局不稳、经济发展阶段和医疗条件的限制，仍然表现为高出生率、低预期寿命，目前拥有全球明显畸高的少年抚养比（2010年非洲少年抚养比为78，而世界水平为42，中国为28）。

抚养比的高低变换，那么，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是否本国的资本流动也会相随而动呢？为了保证自变量的变动程度和合适的样本量，我们设定的具体标准是总抚养比变动标准差大于14，这样得到44个国家样本。

为了更完整的考察动态角度下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防止考察对象过于极端（第二组样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最为剧烈）而使得出的结论过于局限，我们选取了人口年龄结构在样本期内波动并不如第二个样本群剧烈，但仍有波幅的国家作为第三组样本，即总抚养比的标准差处于7-10的35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

四、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静态考察

本节将首先从静态角度来考察人口结构基本不变的第一类国家。缓慢的人口结构变化方便我们验证：是否总抚养比高的国家倾向于进口资本、抚养比较低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我们形象的称之为静态考察。

图4为总抚养比变动趋势（标准差小于5的国家）。总抚养比标准差小于5的48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较为明显分布在40~60和80~100两个区域里。进一步，为更准确的分析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水平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我们根据各个国家总抚养比的平均值，把48个国家更加细分为6组。划分之后，总抚养比均值处于41~50水平的有17个国家，51~60的有9个国家，61~70有1个国家，71~80有2个国家，81~90有9个国家，90以上有10个国家。

总抚养比均值处于61~80的有3个国家，分别为以色列、尼泊尔和曼岛，鉴于样本数过少，不能准确的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但三个国家仍较多的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三个国家总体均值为(-4.2%)。

图5-c为总抚养比处于均值处于50~60的9国经常账户余额。随着抚养比均值的下降，相比前述国家，经常账户余额已上移至正负5%且接近零均值（-0.2%）上下起伏变化，这表明总抚养比均值处于50~60的国家已开始摆脱外部资本依赖。近些年来，经常账户最高的为挪威，石油出口及价格上升为其赢得了顺差，而经常账户最低的为希腊。过多的债务尤其是财政赤字通过财政国际收支双赤字效应导致了资本流动的恶化。

图5-d表现总抚养比均值稳定处于40~50的国家为16个低抚养比国家的经常账户。根据理论假设，相对较低的总抚养比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图5-d显示，拥有一直保持稳定低抚养比均值的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经常账户余额在样本期基本为正的国家，有卢森堡(9.5%)，瑞士(6.5%)，日本(2.5%)，德国(1.6%)，芬兰(1.1%)。这是恰恰是传统的主要资本流出国。第二，经常账户余额基本平衡的国家，有丹麦(-0.1%)，乌克兰(0.6%)。第三，经常账户逆差趋势明显的国家，有塞尔维亚（-13.4%），爱沙尼亚(-7.3%)，立陶宛(-7.2%)，拉脱维亚(-6.5%)，保加利亚(-5.2%)，克罗地亚(-4.9%)，罗马尼亚(-4.9%)，匈牙利(-4.7%)，斯洛文尼亚(-0.9%)。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低抚养比的情况下没有向外输出资本却反而进口资本的无一例外均是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在东欧剧变以来，逆差趋势更为明显。此组的经常账户余额均值-1%。如果我们不考虑中东欧国家的特殊情况，剔除这部分样本，均值将由负转正，达到2.7%。

那为什么中东欧国家系统性地违背了抚养比与经常账户反向而行的假说呢？或者说中东欧的情况是不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呢？关于这一点，前有学者的分析可以作为借鉴。第一，经济转型衰退及恢复与私有化进程中，失业问题严重（庄起善、吴玮丽，2010）。第二，大量人才外流至欧盟（Zaiceva，2004）预测从2004年到2014年仅欧盟东扩已吸纳的国家的移民总量将在350~500万之间，占中东欧国家总人口的3~5%。第三，本地区能源匮乏，受进口能源价格影响太大（邢广程，2007）。第四，采取进口替代型战略，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邢广程，2007）。第五，东欧国家金融发展程度不高也是资本流入的原因之一（苏飞，2012）。

图6中，我们以不同的抚养比区间作为横坐标，对上述五组国家的经常账户样本期简单均值描点。我们可以看出实线部分很明显是表现出下行曲线。虚线部分是包含了中东欧国家的情况，与假说有一点偏差。

本组28个国家近50年的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的关系。我们同样以计量软件stata11.0估计出二者非平衡面板数据之间的关系，结果见图10。

势；而当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不太明显的时候，资本流动更容易受人口年龄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之间的反向关系虽然显著，但影响将变得相对微弱。

六、国际资本流动：一个简单的趋势预测

既然人口结构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基础力量，在看未来国际资本流动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世界人口结构的预测。

（一）主要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预测

前50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少年抚养比的快速下降，进而表现为总抚养比的下降；在接下来的21世纪，世界各国基本表现为总抚养比的上升。图14分析了2015~2100年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及中国的抚养比预测数据。在21世纪40年代前，欠发达地区抚养比仍然将继续缓慢下降。但由于21世纪前半叶中国及发达地区的快速拉升，世界平均水平仍在缓慢上升，到2100年达到67，比2015年增长15个百分点。

人口结构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系统性影响。据联合国预测，未来90年里全球各国的年龄结构将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和速度。根据经典理论，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梯型变迁，有可能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呈阶梯型的改变。本文则试图去发现并验证人口结构对于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效应。无疑探明这一规律对于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有着广泛的意义。

本文相较于已有文献有以下的不同：第一，数据区间长。本文选取了人口年龄结构1960~2010年长达50年的历史数据及到2100年的90年预测数据，以及尽可能长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有记录的经常账户数据。第二，本文样本覆盖世界上190个国家或地区。以往研究中，样本大多数集中为某个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南美洲）以及特定国家，尽管某个地区数据可能能得出更好的实证结果，但这样的研究仍不免有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延伸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可以得出更一般的结论。第三，本文作了非常详细的分组验证与讨论，从静态和动态分别考察了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二者的联系，对于各国人口结构趋势的有效分组也是论文的贡献之一。

我们发现，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关系得到支持。当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是同步演进时，资本就可能在国家间进行相应的转移。从静态上看，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倾向于流出资本，而高抚养比的人口结构倾向于进口资本。从动态上看，一国自身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资本流动的逆向过程，如果变化足够大的话，甚至逆转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但是，当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较缓慢时，资本流动更容易受人口年龄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之间的反向关系虽然显著，但影响将变得相对微弱。

基于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欧、美、澳、新等国家或地区在21世纪仍会持续进口资本，中国会在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将在50年代开始由资本输出国转向资本输入国。中亚、西亚、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将在30年代将陆续开始出口资本。随后，50年代，非洲地区将从一个世纪以来的资本输入国转向输出资本。从梯队来看，继上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梯队美国、欧洲，第二梯队日本、中国、东南亚，第三梯队中亚、南亚、西亚、非洲相继接过接力棒向世界输出资本，同时，过去的输出资本国包括中国也依次加入进口资本的行列。

上述结论有助于我们对于一些现象和政策赋予新的理解和参考。（1）世界贸易最终可以理解为在不同年龄段人口之间的跨期贸易。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现在正享受人口红利时，贸易对象为较老的欧美，那么当未来人口红利消失时，贸易对象也许将是届时更年轻的印度和非洲。（2）如果经常账户顺差作为储蓄的国际缓存池和中转地，顺差国目前出口资本其实是为应付未来的消费，可以理解为为应付老年化而存放在国外的储蓄。长时期来看，现在出口的资本届时将会以逆差的形式回流。长期外部均衡依然存在。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关注跨期最优化，不必急于花掉这笔“海外储蓄”，以免透支未来。（3）中国在未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中的角色需要关注。人口结构的变迁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但由于中国上世纪70 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迁，这类似于一个自然实验。中国将成为全球进入老年化最为迅速的国家。未来最有可能向中国提供资本的可能是只有非洲。这种格局不能过于依赖。在劳动数量不可避免要下降的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应成为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专注于分析人口结构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是大势所趋，文中的结论与政策含义可以提供一些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还包括很多其他很重要的因素，如经济发展阶段、资源出口、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等经济的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及政策性因素。为抽象出人口结构的研究角度，本文只能忽略了这些因素。另外，我们也很难去预测移民、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这些，将是进一步研究的参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