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被谁推翻的(谁埋葬了大清王朝)
大清王朝被谁推翻的(谁埋葬了大清王朝)这是对绅士的片面理解,真实的绅士要比这复杂得多。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定义,绅士得符合以下条件:中国自古就有绅士,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里,绅士往往与“土豪”并列,作为“土豪劣绅”,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剥削百姓,横行乡里,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历史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这群人的处境却有些尴尬,他们谈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他们一度走在时代的前面,但还是没能跟上脚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历史教科书给了他们以下名字——立宪派。他们正是本文的主角。1/7 中国的绅士阶层所谓立宪,主要指君主立宪。立宪派,即主张用宪法约束君主的人。他们由一群特殊的人组成,还有个体面的称呼——绅士。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席卷全国。296岁的清王朝,连同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一起,寿终正寝。
作为胜利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收获历史的鲜花与掌声。作为被革命对象的清廷,由于止损及时,得以体面地下台,没有成为下一个路易十六。
当然,在这幕历史大戏中,从不缺少野心家与投机分子,比如袁世凯与张勋,他们中有一代枭雄,也有跳梁小丑,你方唱罢我登场,把若大的舞台搞得一地鸡毛。
不过,在大幕的背后,有一群人却显得格外落寞。他们曾经满怀豪情,积极地推动社会变革,可是当革命真正来临时,他们又被现实拒之门外。
历史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这群人的处境却有些尴尬,他们谈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他们一度走在时代的前面,但还是没能跟上脚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历史教科书给了他们以下名字——立宪派。他们正是本文的主角。
1/7 中国的绅士阶层
所谓立宪,主要指君主立宪。立宪派,即主张用宪法约束君主的人。他们由一群特殊的人组成,还有个体面的称呼——绅士。
中国自古就有绅士,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里,绅士往往与“土豪”并列,作为“土豪劣绅”,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剥削百姓,横行乡里,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这是对绅士的片面理解,真实的绅士要比这复杂得多。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定义,绅士得符合以下条件:
首先,他们得有功名,这里的功名主要指科举。用今天的话说,你起码得有个大学文凭,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
其次,你不能为官。当了官,你就不是绅士了。你要么从官场上退休,要么从来就没当过官。虽有功名,却不在官府任职,具有某种“在野”的身份。用清末一位日本观察家的话说,他们是一群“田间的读书人”。
符合以上条件还不够,你的年纪不能太小,起码四十岁。毛头小伙当不了绅士,你得有文化,有人脉,有阅历,人品也不能差。
为什么要满足这些条件呢?因为绅士绝非摆设,他得干实事。
虽然不在政府做官,但乡里乡间大大小小的事,总不能全让督抚或县太爷亲自过问吧。绅士有文化,就能协助政府参理一些行政事务,混得差一些的,起码也能搞个私塾教教书。绅士的地位虽不及官僚,却仍旧能得到老百姓的尊敬,只因为他们是读书人。
此外,绅士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声望,替官府解决一些基层的矛盾。张三李四打架了,二狗翠花闹离婚了,没必要动不动就对簿公堂,找乡绅来评评理,没准就大事化小了。
所以,我们不妨把绅士视为皇权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那些官府没空搭理的鸡零狗碎,可以交给绅士来管。好一点的绅士,还能成为高级官员的幕僚,替他们出谋划策。作为回报,官员会赋予他们一定的特权,甚至允许中饱私囊,搜刮民脂民膏。
即便如此,绅士的地位仍比较尴尬。毕竟,在一个崇尚“官本位”的社会里,他们充其量只能做二等公民。想做官却做不了,渴望接近权力,却始终在权力的边缘徘徊。
从本质上,他们仍旧是传统秩序下的失败者,就像一群高考的落榜生,只配给那些名校毕业的精英打杂。
绅士们甘心吗?当然不甘心。
2/7 读书人的尴尬处境
清末的政治风云激荡,甲午战败,庚子之乱,让全国的读书人沸腾起来。
无论是谁,哪怕你是个农村的穷秀才,如今也开始琢磨起国家的前途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一介书生,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有一位书生名叫孙中山。他写了封信给李鸿章,提出了好几条改革建议。孙中山甚至希望,李鸿章读了他的信之后,能够邀请他做自己的幕僚。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
谁知李鸿章读了孙中山的信,根本就没当回事。我中堂大人忙着呢,哪有空理会一个无名书生?
还有一位不得志的读书人名叫张謇,这哥们直到四十岁才考上状元,却看不惯官场的勾心斗角。在当了状元的第二年,他决定下海经商。张謇相信,实业可以救国。尽管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读书人经商是丢面子的事。
第三位更是大名鼎鼎,他叫做梁启超,清末举人。和前两位不同,梁启超本有机会做官,但是在接触了西方思想后,他决定当自由撰稿人,从此与朝廷唱反调。
梁启超
以上三位尽管成长背景不同,但皆可视为中国绅士的代表。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希望通过改良实现救国梦。这也是当时中国大多数绅士的精神写照,他们厌倦了蝇营狗苟,不想再充当皇帝的杂役,这次,他们要玩真的了!
时间到了1905年,此时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日俄战争,一件是废除科举。这两件事对读书人的刺激很大。
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中国人看了一肚子气,却只能苦苦忍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律。
然而,这场战争带给中国人真正的刺激,不是东北大地被列强蹂躏,而是日本居然战胜了沙俄。须知自近代以来,黄种人基本上被白人压着打。
这件事给中国人打了鸡血,日本人武器装备不如俄国人,凭啥能赢?总结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家日本搞君主立宪,而俄国却没有。当时,沙俄与清朝是全世界仅剩的两个没有立宪的大国。
所以,要想救国,就得学日本,就得立宪!之前那些维新派不是整天嚷嚷着要立宪吗?如今有了成功案例,连慈禧都心动了。
日俄战争还让中国人醒悟到,科举实在是误人子弟。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在学什么,我们的年轻人还整天之乎者也,还等什么,赶紧废了吧!
科举废除,绅士们拍手之余,又感到茫然若失。
一方面,他们心里很清楚科举该废。而另一方面,他们曾向往的那扇大门,如今被彻底关上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代读书人的梦想,对绅士而言,这不仅是上升通道的关闭,更意味着曾经的信仰已濒临破产。
旧制度的废除,对已经身居高位的老一辈没有多大影响。而年轻的一代,他们将接受新式的教育,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唯独不算老也不算年轻的绅士们,却有些无所适从,他们已经和旧世界无缘,新世界是否会接纳他们呢?
好在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国家的政治改革。
3/7 以日为师
庚子之乱结束后,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除了一心想造反的革命党人,从朝中要员到民间乡绅,上下已达成共识,君主立宪是救亡图存唯一可行的路径。
道理也不难理解,首先,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帝制,想要推翻皇帝是不可能的,历史的惯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保留君主传统。
清末立宪考察团
可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皇权必须受到约束,最好是学欧洲。当然,如果做不到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那就退而求其次,学邻居日本也行。
君主立宪最大的好处,是国家在宪法上保障了皇帝的权威,而皇帝又不必亲自管事,只需要拥有否决权就行。其他事情一并交给内阁处理。
慈禧太后在十年前还无法接受这一套,可八国联军和日俄战争一打,她也彻底没辙了。迫于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不想搞君主立宪也不行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立宪该从何时开始,怎样实施。
答案是:改革官制,地方自治,循序渐进。于是就有了1906年的《宣示预备立宪谕》,中国正式开启了民主化改革。
改革官制,即重新定义中央官员的职能。通俗地讲,就是把大家从过去只对皇上负责的奴才,变成能够独立思考,共同协商的官员。不过,想要实现真正的过渡,地方自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首先,民主改革需要时间与耐心,先从下面做起,最后到上层。若先从中央做起,一旦上面乱起来,下面的人到底听还是不听?
其次,民主改革在地方上先行试点,成本最低,代价最小,万一搞不成,还能够及时收手。
第三,地方自治还能为中央政府培养人才,为最终的民主化提供储备。
原湖北省咨议局旧址
1907年,清廷下令各省设立咨议局。咨议局不仅负责协商政务,还能参与地方政府的日常决策,对政府的失误也可以直言批评。
当然,成为咨议局的议员是有条件的,首先得年满25岁,倘若籍贯不在本地,则需在本地住满10年。有些地区对议员的资产也有规定,你至少得有一万元以上的资本或不动产,才有资格参选。另外,官员、军人、僧道、小学教员等皆无缘参选。
随着各省咨议局的成立,地方绅士们迎来了春天。无论从年龄、资历、人脉还是经验上,他们都是议员的理想人选。正是他们,构成了日后立宪派的主力军。
4/7 地方自治的运行
随着立宪改革的徐徐推进,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也开始对清廷刮目相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慈禧太后终于开窍,他也犯不着再和政府对着干了。如今,他成了君主立宪的积极鼓吹者,为清廷的改革摇旗呐喊。
而此时已经是商界领袖的张謇,对地方自治更是投入了百分百的热情。张謇所在的江苏,是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乡绅云集,精英辈出,张謇不仅一手创办了江苏咨议局,还把影响力扩展到省外。
张謇
梁启超和张謇,一位是理论家,一位是实干家,他们日后都将是立宪派的头面人物。
唯独不太高兴的是革命党人,孙中山的请求被李鸿章拒绝后,对朝廷大失所望,从此认定,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可现在朝廷却开始认认真真搞改革了,革命党人还折腾啥呢?
而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把革命党人推向风口浪尖。那是在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前,1905年,慈禧派大臣赴欧洲考察立宪,考察团刚到火车站,革命党人的炸弹响了。
这件事加速了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步伐,慈禧终于认识到,改革就是与时间赛跑,朝廷必须赶在革命党人煽风点火之前,把社会精英们拉拢到自己这一边。
那么,地方咨议局的运转如何呢?
起初,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选举。投票者多为知识精英。不过,讨论的气氛却很融洽,大伙客客气气,有商有量,根本不像是政治辩论。
总体而言,经济发达如江浙地区,绅士们的参与度较高。而欠发达地区则反应冷漠,选举更像是走走形式。
就议员的构成而言,他们中既有高学历的退休官员,也有普通的生员,当然,也不乏留学海归。职位越高,学历也越高。在议长中间,有50%考取过进士。
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家对流程也渐渐驾轻就熟。参与者越来越多,提出的建议越来越有价值,督抚的权力开始逐渐受到有效抑制,共同参政的氛围正在形成。
绅士们之所以对政治投入如此大的热情,与他们的处境不无关联。从某种程度上,咨议局是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最大的机会,是一条比传统科举更为便捷的康庄大道。
有人做过统计,清末的绅士大约有145万人,而在政府中做官的,仅有15万人,剩下的130万人,实际上处于赋闲状态。看到这个数字,你就明白为何有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咨议局了。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那么假以时日,朝廷的立宪改革定能取得成功。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能改写了。然而,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
5/7 立宪预备期之争
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随着帝国掌舵者的离去,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继承大统的溥仪还是个孩子,权力自然就交到了摄政王载沣的手中。
这个载沣年少气盛,年轻时出过国,算是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从政治立场来看,载沣是个坚定的改革派,上台之初,人们对其颇为看好。毕竟,由年轻人推行的改革,胆子更大,步子也会更快。
摄政王载沣
但载沣有个致命的缺点,他在政治上缺乏谋略,人也过于善良。在波云诡谲的政坛,加之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做个政治上的好人无异于自杀。
载沣上台后的第一个失误,是放走了袁世凯。袁世凯掌握兵权,载沣却天真地以为,只要让对方告老还乡,军队就依然在爱新觉罗氏手里。
但事实我们后来都看到了,袁世凯不仅没有失势,还在武昌起义后捅了清廷一刀子,成了清朝灭亡的掘墓人。
载沣的第二个失误,是向立宪派不断妥协。
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规定立宪当以九年为准备期,给改革一个缓冲期。这个思路原本没有问题,但需满足一个前提,对节奏的把控,必须有强势的领袖为后盾,仅仅靠一张纸是不够的。
但载沣偏偏就不是政治强人,他成长于深宫之中,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而此时的帝国正如一艘驶入充满暗礁与旋涡的航船,随时随地会失控触礁。
果不其然,载沣上台后不久,咨议局的代表们就行动了,他们计划在1909年末发动请愿,敦促政府召开国会。
1910年初,各省的请愿代表抵达北京,并向督察员递交请愿书,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政府要尽早开启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另外,九年的立宪预备期太长了,应当缩短。
载沣一看,这不是胡闹吗?原本说好的九年预备期,你们都同意的呀。再说,组建国会那么大的事,你们总得给政府一点时间吧。
可绅士们却不依不饶,不行!我们等不及,国家正值危难关头,必须缩短预备时间。于是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请愿,动静比第一次更大,但还是被清政府回绝了。
虽然连续两次拒绝请求,载沣的心里却不愿与绅士们为敌。得罪了他们,万一绅士都投向了革命党,谁还替你搞改革呢?想到这,载沣的心软了。
政府的隐忍没能换来绅士们的退让,他们随即采取了更极端的举措。在第三次请愿中,有学生割下自己的一块肉,并写下血书,要求政府立即召开国会。更有甚者以自杀想要挟,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截止到1911年革命爆发前,类似的大规模请愿总共发生了四次,一次比一次动静大。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呼声,载沣妥协了。他答应请愿代表,立即召开国会,把立宪准备期从九年缩短至三年。
6/7 改革变味
平心而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直到1910年初仍很顺利,至少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连革命党人也一度偃旗息鼓,认同君主立宪是更为现实的救国之策。
可是从1910年年中起,情势却急转直下,大大小小的请愿活动层出不穷,手段也越来越极端。动不动就写血书,喊自杀,搞得政府很头疼。
最郁闷的莫过于载沣,我都已经让步了,你们为何还不依不饶?他痛苦地发现,政府对民众越妥协,民众的胃口就越大。
在不情不愿之下,清廷的第一届内阁还是召开了,时间已经到了1911年五月,距离清朝灭亡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谁也没想到,这届由政府主导的责任内阁,竟成了王朝覆亡的导火索。日后,史学家给这届内阁冠以“皇族内阁”的称号。
通常的理解是,清廷组建皇族内阁,是为了继续把持权力,把政治话语权继续留在爱新觉罗氏的手中。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清廷这么做,也有迫不得已之处。
首先,朝中有才干的大臣所剩无几,李鸿章、张之洞那一辈人都走了。而袁世凯这样的得力干将,又被时刻提防着。剩下的要么资历不够,要么经验不足,难堪大任。摄政王想要办大事,还得找靠得住的人,除了自家几个老亲戚,暂时也找不到别人。
皇族内阁成员
更重要的是,此次组阁确实较以往不同。过去的内阁,也就是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现在的内阁成员必须得承担责任,独立决策,就像西方的议员们那样,讨论、决议、投票通过,不再是皇帝的狗腿子。
当然,也有人认为朝廷的组阁换汤不换药。政治本质是实力的博弈,而非法律和文字的游戏。皇族内阁的组建,让立宪派对朝廷彻底失去信心。清王朝开启了灭亡倒计时。
回顾立宪派与政府间的这场博弈,结果是两败俱伤。政府的权力和信用大大受损,绅士们也在频繁的请愿浪费了大把的时间,他们的注意力似乎不再集中于具体事务,而是全部花在了如何争取权利,与政府讨价还价上。
作为君主立宪的热烈拥护者,绅士们不曾想到,正是他们的步步紧逼,使立宪改革最终变了味。政府的一次次疲于应付,让局面不断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他们和清政府联手埋葬了宪政改革。
7/7 总结
1911年清政府倒台,立宪派的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是传统绅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都是忠君爱国的教育。眼下皇帝没了,虽不值得太过惋惜,但内心深处仍不免失落。
相比于革命,他们其实更希望温和的渐进式改革。而君主立宪恰恰兼顾了守旧与创新,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方案。
就以立宪派代表张謇为例,他原本很讨厌革命党人,将其视为“盗匪”一流。当听闻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事不好”。但作为商人,张謇是务实的。当他意识到大势已去时,最终还是转向了共和。
但张謇表面上赞同共和,不代表他支持革命党人。他内心最属意的人选,仍旧是枭雄袁世凯。
张謇的主张,反映了立宪派与革命党人的根本分歧。他们不希望中国立即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他们盼着出现一位弥赛亚式的魅力领袖,救民于水火,而他们则继续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遗憾的是,即便在立宪派内部,也缺乏类似的领袖。梁启超作为理论家,搞搞宣传还可以。张謇虽然有能力有名望,但毕竟缺乏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
作为绅士,立宪派没能取得普罗大众的认同。他们自始至终不曾想过,农民到底要不要皇帝。立宪派有救国理想,却没有枪杆子,这决定了他们只能挑载沣这样的软柿子捏,当遇到真正的流氓时,他们也徒呼奈何。
1911年后,神州大地陷入板荡,各种主义,各路诸侯轮番登场。立宪派的理想,已无施展的余地。君主立宪,很快也成为了保守与落后的代名词,在一片兵荒马乱中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绅士们支持立宪,本可大有作为。奈何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面对革命党人与守旧势力的左右夹攻,立宪派急于求成,集体陷入“中年危机”。
他们拥护皇权,又想挟持皇权;他们希望加快改革步伐,却无力动员更多的群众;他们心急火燎,却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他们的嗓门很大,但权力很小。他们想利用改革契机扩大影响力,最后却演变成一场闹剧,原本君臣一心,初衷良好的改革,也一并为王朝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