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开启智慧的诀窍心得（阳明心学的理欲观）
阳明心学开启智慧的诀窍心得（阳明心学的理欲观）（二）欲与人欲概念辨析第三，“天理”天然含有仁、义、礼、智，是非知识性的、纯粹道德理性的，王阳明更加强调“天理”德性的一面，批判朱熹求“天理”于外事外物的知识性解决方案，这一点相对于程朱“天理”观有着鲜明的区别。“理”的概念和内涵不断获得深化，在后来成为一种重要哲学概念“天理”在宋儒中，张载率先提出了“天理”的概念，而真正得到充分重视和阐发的，是从二程开始。总之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天理”并未得到明确的划分。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其各种否定性的表述中，一窥“天理”内涵之一斑。首先，“天理”先于人的生活经验而存在，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宋明理学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天理”是即内向即超越的，无论是“此心纯乎天理”抑或“良知即是天理”，都是对“天理”的某种程度的界定，这是在心学的体系内自然形成的观念。
天理人欲之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关键问题。某种程度上来看，“理欲”范畴在宋明理学众多范畴中使用最多，也最为广泛。从心性的逻辑来看，也可以说“理欲观”是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上的核心范畴。
“理”“天理”和“欲”“人欲”的内涵纠缠不清，着实有些难以理解。其实理欲之辨与儒学道心人心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发展到阳明心学，理欲之辨基本涵有了道心人心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等儒学重要问题，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一）与天理概念辨析
“理”的概念和内涵不断获得深化，在后来成为一种重要哲学概念“天理”在宋儒中，张载率先提出了“天理”的概念，而真正得到充分重视和阐发的，是从二程开始。总之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天理”并未得到明确的划分。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其各种否定性的表述中，一窥“天理”内涵之一斑。
首先，“天理”先于人的生活经验而存在，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宋明理学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天理”是即内向即超越的，无论是“此心纯乎天理”抑或“良知即是天理”，都是对“天理”的某种程度的界定，这是在心学的体系内自然形成的观念。
第三，“天理”天然含有仁、义、礼、智，是非知识性的、纯粹道德理性的，王阳明更加强调“天理”德性的一面，批判朱熹求“天理”于外事外物的知识性解决方案，这一点相对于程朱“天理”观有着鲜明的区别。
（二）欲与人欲概念辨析
“欲”，又作“慾”。“慾”在宋明理学的文本中，使用也比较广泛，其义与“欲”基本相同，只是理学家们在涉及到内心欲望表述的时候，使用“慾”更加频繁。
“人欲”又有着三层涵义，首先是与“公”“正”相反的私欲、邪念；其次是指那些错误的、过当的需要抑制的欲望；第三师指认本身正常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有时候也指最低限度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
“理欲”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宋代以前，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附着在其“理欲”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宋代以前，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附着在其他范畴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多范畴都与“理欲”有关，并对理欲关系的探讨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其中包括义与利、道心与人心、未发与已发、公与私、善与恶、性与情等等。
根据宋明理学的“殿军”蕺山先生刘宗周及其弟子黄宗羲的看法，阳明心学的进路是从“存天理去人欲”发端，到“知行合一”，最后以“致良知”收束，此三言，为阳明心学提纲契领之“教法”，阳明心学虽著述宏富，皆此三言之注脚。
阳明后学，摒弃天理而一味只求良知，是阳明心学走偏的关键。嶯山之说，固有其自身的理论立场，多借阳明而发己意，但亦未必不算恳切之言
理欲观在阳明心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亦可窥斑知豹。而王阳明之所以如此重视天理人欲之辨，主要基于其一贯追求成圣之道使然。“存天理，去人欲”，正是成圣之根本工夫。阳明心学所具有的内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存理去欲的作圣之功。细究王阳明追求成圣之道的深层动机，则从“人之为人”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阐释。圣人可学而至，这是自孟子以来儒学的基本信念，然而如何学却是这一理想是否能使学者广泛获得鼓励的区别。
王阳明认为，圣性本自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显隐无差，思学无碍，虽上智与下愚无别。思与不思，都是吾性自足，只是人不信之，自信不及，故要外求。即便是盗贼，心中原也有个道德标准，知道做盗贼是不道德的。意即若条件合适，盗贼自然也可选择做个好人。他解释“上智与下愚不移”时，便指出：“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这即是人的本善之圣性，也是圣人可学而至的基础。总的来说，王阳明之心学，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充分实现自我之圣性，成就一个真正的“人”的途径。
二是天理人欲不并立的纯粹心体。王阳明对“天理人欲”关系的集中阐述大部分是在其中年时期，龙场悟道以后，而在“宸濠忠泰之变”前。此时王阳明属意事功，以政事学问原非两道为宗旨，积极入世。他提出了“此心即理”的学说，将程朱的超越于人之上的客观天理，内化于心中，成内在超越的德性，使天理人心，不析而为二。
王阳明认为，学做圣人，不是先有个抽象的圣人模板，然后邯郸学步，学者应当就自己的良知去真切体认，发明本心，本心良知明了了，圣人气象就出来了。所以是圣人气象不在于“圣人”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在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我”这一个体。
为了充分阐述“此心纯乎天理”，王阳明提倡“精一”之功。“精一”即古文尚书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三是知理遏欲的良知本体。王阳明对其学说体系一以贯之的追求是由来已久的，他主张为学须先有个头脑，明一个本原，有了头脑与本原，即可发用流行，应之于万事万物而无一毫差爽。
然而，他虽然很早便意识到这个本原虽有，却无法以一个合适的概念来点将出来：“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
“良知”便是阳明心学的头脑和本原，江右以后，王阳明遂专提“致良知”之说。“良知”作为概念，从现象学来理解应当涵有三层内涵：第一，向善的秉性，即本原能力；第二，对本己意向中的伦理价值的直接意识，即本原意识、良心；第三，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
这三个概念不是良知的一分为三，而是阳明在不同场合对“良知”不同侧面与层次的阐述。
四是阳明理欲观的工夫论。工夫论又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诚意”工夫、“克己”工夫、“静坐”工夫、“穷理”工夫、“日减”工夫等。归根结底也都是为了成就圣人之道而对自身心性的一种打磨。
总的来说，王阳明在不同时期对理欲观的工夫论在具体提法上有所区别，方向也有所侧重，但总体不离“存天理、去人欲”这一核心。存理去欲，亦不离“作圣工夫”之根基。
可见，王阳明的“教法”虽是随时就教，因事提点，却是主线分明，并未因诸门人弟子请益不同、求学先后而生出支离之病。然而，王学毕竟有个发展脉络在，其论学骨骼虽无大异，而言语之血肉却因时而异，这仍然对王阳明身后的阳明学分裂造成了深刻影响。
王阳明的成圣成德的理欲观，对当时固然是振聋发聩，虽经明清之变，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今天看来，非学之罪，是人之罪。
以今准古，容易产生历史经验的优越感，从而也容易有着对前人理论的盲目批判。阳明的理欲观，既在当下直指本心，又有着工夫实践的具体要求，对于构建现代理欲观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促使每一个体通过道德实践，明悟其自性本具的内在超越的德性，达到道德立法者与遵守者的内在统一，或许就能从而实现个体道德的圆满和群体秩序的和谐。
这是一条成就“真正的人”，实现人的本质的路径。在这里，超越德性（天理）因其内在于我心，不需要经历道德与利益的冲突与博弈即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执行。而非自然欲求（人欲）在内在道德标准的衡量下，当下便能呈现其非法性而遭到取消。
坚持内向超越的立场，则自然会与“异化”“物化”绝缘。如“好货、好色、好名”，都是对人本身的异化，使人努力的方向不在自己的德性，而在于对外物的追逐。只要坚持向自身的德性努力，声色货利之心自然难以获得内心的共鸣。
进一步可以说，理欲观与个体的生活有关而与社会无关。生活的本质目的是追求人的德性的圆满，而社会的本质目的是消除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稳定秩序，二者在目的上有着根本区别。真正符合现代精神的理欲观，必然是有助于个体道德完善，而无关利益考量。
当然，这一构建现代理欲观的可能路径并不拒斥“底线伦理”的技术化处理手段。所谓“底线伦理”，其实质仍然是一种利益的权衡，从提高社会伦理底线最低人群的道德水平入手，从而达到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目的。
底线伦理思维着眼于对一个社会人群特定部分行为的规范，如文明公约等，以促进个体行为的优化，实际上是社会整体利益考量的结果，重视的是结果而非动机，规范的是行为而非完整的人。
严格意义上仍然不能算是道德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其有助于促进个体“自明诚”，也可以说，尽管其本身并不构成道德，但和一切社会科学一样，都有助于社会进步，因而对现实生活仍然是有价值的。
构建现代理欲观，首先必须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进行探讨。符合道德要求的必然是目的善而非结果善，结果无论如何优越，都是人们站在自身立场对利益进行评价的呈现。
同时，一切伦理规范都是相对的，是对个体行为进行优化，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提升。伦理规范当且仅当其有益于卓越德性时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规范必须遵循道德的逻辑并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