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己是普通人（都在说普通人）
为什么自己是普通人（都在说普通人）“普通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我们在其实不明白“普通人”是谁的情况下，还会喜欢经常使用相关的概念？今天，我们就希望和大家一同来探讨，我们对“普通人”的偏爱与困惑。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继续深究，会发现我们对“普通人”这个概念的使用远比我们看到的频繁。“大众”“芸芸众生”“平凡人”……这些大量出现在学术期刊、大众读物、媒体文章中的近义词在被使用时，其实都与“普通人”指向同样的社会观念——而它们也都与“普通人”同样的“面目模糊”，令我们不明具体所指。我们不妨问自己一句：我是“普通人”其中的一员吗？好像是，好像又并不是。实际上，围绕英剧《Normal People》的讨论就十分能说明这种困惑。这部英剧直接以《普通人》为中译名，表面上看，在编剧细腻而真实的剧情构架下，女主角玛丽安和男主角康奈尔一次次甜蜜的相聚和遗憾的分离，的确让每一位普通的观众回想起自己亲密关系中的真实经历，但这段关系却也有许许多多“不
撰文 | 刘亚光
“普通人”在此意味着绝大多数平凡的人，还有生活。声称代言“普通人”即可收获“接地气”的美誉。
在b站与歌手毛不易合作的《入海》MV中，“风催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的歌词配合温柔而有力的旋律，呈现了一个“平凡毕业生”的叙事。
由快手推出的《自己的英雄》更是聚焦于“普通人”，在片尾快手红人冬泳怪鸽就为“普通人”做了一段铿锵有力的代言：“我们是世间的尘埃，却是自己的英雄”，“不要冷漠地走入普通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们不妨问自己一句：我是“普通人”其中的一员吗？好像是，好像又并不是。实际上，围绕英剧《Normal People》的讨论就十分能说明这种困惑。
这部英剧直接以《普通人》为中译名，表面上看，在编剧细腻而真实的剧情构架下，女主角玛丽安和男主角康奈尔一次次甜蜜的相聚和遗憾的分离，的确让每一位普通的观众回想起自己亲密关系中的真实经历，但这段关系却也有许许多多“不普通”的地方。比如，两人都拥有绝非普通的天生聪颖、天赋异禀，两人的相处也远比“普通人”敏感和纠结。玛丽安和康奈尔在选择“normal”还是“abnormal”之间反复挣扎，观众们也在用自己的爱情与剧中进行对照时，产生对“普通人”的爱情究竟是什么的疑惑。
《普通人》（Normal People 2020）剧照。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继续深究，会发现我们对“普通人”这个概念的使用远比我们看到的频繁。“大众”“芸芸众生”“平凡人”……这些大量出现在学术期刊、大众读物、媒体文章中的近义词在被使用时，其实都与“普通人”指向同样的社会观念——而它们也都与“普通人”同样的“面目模糊”，令我们不明具体所指。
“普通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我们在其实不明白“普通人”是谁的情况下，还会喜欢经常使用相关的概念？今天，我们就希望和大家一同来探讨，我们对“普通人”的偏爱与困惑。
1 “精英主义”：
我们与“普通人”不同
如果要在中国导演中找最擅长拍摄“普通人”题材的导演，贾樟柯一定会是被最先想到的之一。在电影《天注定》中，贾科长对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遭遇的四个真实事件进行了改编后的呈现。他对这片土地上最平凡的芸芸众生的同情隐而不发，全部情节的千钧力量都在最后一个镜头里落下、弥散，然后戛然而止。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像镜头构成了一个微妙的隐喻，它揭示着贾樟柯希望讲述的“普通人”的故事，总是一个“群像”的故事。
贾樟柯《天注定》（2013）剧照。
这其实也是一个潜藏于我们日常集体无意识中的思维惯习：普通人总是以“群像”的方式出现，他们是无名的“大众”，是和少数“精英”相对的“沉默的大多数”。正如西班牙政治学者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做出的界定：“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和集合体”。“普通人”被指认为“资质平平”“没有个性”的均质化“群体”。
在人类历史上的“精英”们眼中，作为“群体”的“普通人”经常是一种需要被警惕的危险。这一传统肇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老师苏格拉底被一群“普通人”组成的公民大会赐死，这令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失望至极，在他对理想中的政体划分等级时，他就认为越是偏向于由多数平民掌握权力、施行治理的政体，越是败坏的政体。在柏拉图看来，由拥有理性的“哲人王”治理的精英政体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而到了19世纪，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更是为“普通人”的群体贴上了一个堪称“臭名昭著”的标签：“乌合之众”。在勒庞看来，只要一个人深陷“群体”之中，即使是原本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精英，也会堕入平庸，并变得歇斯底里、神志不清，被裹挟于群体性狂热之中。勒庞的说法在托克维尔那里也获得了回响，托氏所谓“向下的民主”同样强调作为群体的“普通人”掌握权力，会将整个社会的智识水平拉低至平庸的水平。
及至20世纪初，这种精英主义对作为群体的“普通人”的恐慌堪称达到巅峰。加塞特写道：
“20世纪30年代，欧洲正在经历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大众正在把一切优秀的、与众不同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淘汰出局的危险”。
这种恐慌的急剧上升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与观念的更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随着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作为现代化最重要标识之一的城市化大规模推进，使得原本固守乡土中的人民被抛掷到城市中无处容身，贫困、失业问题在这一时期显著上升。著名的群众理论家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指出，这种时代背景造就了在20世纪大量出没的“边缘人”和“失意者”，他们很容易对于当下的生活全然不在意，厌倦当下，渴望改变，因此只需要一个契机，就能形成一呼百应的革命群众，成为不稳定的因素。霍弗指出社会中的失意者和穷人是组成群众的“潜在皈依者”。
其次，现代社会也是一个“解除禁锢的世纪”，宗教的失落一方面让个人的思想空前解放，却也让人的意义感无处安放。尼采的“上帝之死”是现代思想状况重塑的宣言，也宣告着在精神领域人类的流放。在心理学家弗洛姆看来，自由突如其来的降临反倒令人焦虑，因为它意味着人要在缺乏终极指引的情况下承担起自主地规划自己人生的责任，这使得获得自由的人们，诡异地开始“逃避自由”，渴望寻找让自己依附于其中的团体和依靠，让自己随波逐流，免于焦虑。在他看来，这种寻找“免于自由的自由”的心理，最终孕育了纳粹——一个对“大众”的焦虑感达到巅峰的著名表征。
《大众的反叛》，[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刘训练、佟德志译，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0年5月。
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完善使得普通人群体能够从“知识”的角度予以刻画。例如，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发现了人格中“非理性”因素的根本地位，他基于精神分析的方法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提出：“集体暗示是一种不以知觉和推理为基础，而是以爱的联系为基础的确信”，仿佛也进一步验证了勒庞曾经粗糙的断言。然而知识对非理性普通人群体的刻画并非仅仅只是起到批判的作用，以上种种精英主义对“普通人”话语的大量使用刻画出他们作为非理性、平庸的“群体”的形象，也不断强化着“精英主义”自身的合法性。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纵观这些文本，这些精英主义者似乎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客观地界定他们论述的“普通人”“平庸者”“大众”到底是哪些人。
2 “平民主义”：
就能代表“普通人”吗？
如果说精英主义大量使用“普通人”概念是为了通过刻画自己的对立面强化自身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偏向于“平民主义”的立场则恰恰相反，“为普通人代言”反倒成为其自身合法性的象征。
在这种平民主义的视角下，精英们有着不接地气的狭隘，他们执着于精英、大众的二分，因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倨傲而难以容忍多元的价值——这恰恰也是快手短片《自己的英雄》中反复强调的。
然而，与精英主义对“普通人”话语使用所造成的困惑类似，我们似乎也不能从《自己的英雄》中看到它希望代言的“普通人”的面貌。“潜入最深的海底，登上最高的山峰”的人是“普通人”吗？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漠河冬天开水泼出能成雾霜”真的是一种“普通人”的体验吗？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曾用一段精辟的表述道出了我们在此遭遇的这种困惑：“整个‘群众’观念出现了一个难题……我们通常所持的个人观念中的个人，是指‘普通人街道居民’而言，但是没有谁感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普通人是个集体意象，但是我们历来都知道自己与他有所区别”。
或许，在我们使用“普通人”及其相近概念的大多数场合，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指向的是哪群人，其中又是否包含自己，但唯一明确的，是我们使用这些概念的“目的”。
当我们需要像“精英”们一样标榜自我与他人的不同，凸显自己立场的卓越时，我们将“普通人”建构为非理性的“群体”，并将我们自己与其区隔；当我们需要通过证明我们才代表了“多数人”的声音时，我们又将“普通人”建构为“真实”“接地气”“包容多样”的“老铁”，并欣然加入这支队伍。实际所指模糊的“普通人”，就这样成为一个被争夺的“合法性证明”，随时在特定的目的的烛照下，变化它的面孔。
《文化与社会》，[英]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
3 “向正常人靠拢”：
自我与社会的规训
除了用于指认“平庸的群体”和“真实的大多数”，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用到“普通人”一词的场合也与“正常人”和“非正常人”这对范畴的划分相关。在英文中，“Normal”一词同时对应着“普通”和“正常”两个意思，本文引语中提及的英剧《Normal People》的原著同名小说在翻译为中文时就定名为《正常人》而非《普通人》。
《Normal People》中的感情或许纠结到许多人感觉不真实，但玛丽安和康奈尔在陪伴彼此的过程中，反复穿梭于“正常”与“非正常”这对评价范畴界限的种种经历，一定能和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经验产生共振。
剧中，高中时期的康奈尔是全校最受欢迎的明星，而玛丽安则显得孤僻怪异，与所有人都合不来。到了大学，情形似乎突然反转，康奈尔选择远离人群，玛丽安则成为社交圈子中的明星。然而，如果考量到两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就会发现这种反转仅仅是表面的。高中时期的康奈尔表面迎合大家，内心对于歧视女性等自己不认同的行为依然有着独立判断，也正因此他会感受到玛丽安身上的吸引力。而大学时期的玛丽安虽然看起来是一枝交际花，实际也经常感到心灵的空虚，时刻希望回到康奈尔身边。他们都渴望能够做自己，但被评价为“异类”而受到冷落的恐慌时刻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迫使两人不得不在离群索居和随波逐流间徘徊，走一趟平衡“人设”的独木桥。
《普通人》（Normal People 2020）剧照。
如果说玛丽安和康奈尔的经历还是局限在虚拟的故事、小范围的校园中，那么在真实、广阔的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常/非正常”这套评价体系堪称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曾经感受到它的力量的存在。
被评价为“不正常”，意味着遭遇冷落、谴责，甚至是各种隐形的“改造”和“惩罚”。然而，被评价为“不正常”人真的就是不正常的人吗？他们理应被如此对待？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研究院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不正常的人》，探讨了三种“不正常的人”的历史。福柯认为，“不正常”并非一种客观属性，而是一种出于特定需要被社会建构出的类别。例如，在古代，许多身有残疾的人并不被界定为畸形，是因为法律可以对此进行协调和规范。比如在处理“连体兄弟犯法”的问题时，如果要判处其中一人死刑，是否也要处死另一个，这是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畸形对法律提出的难题。于是，包括精神病学在内的一系列知识被发展出来，将“畸形”界定为对社会存在威胁、需要予以矫正的“异类”。
福柯将这种对“正常/非正常”话语范畴的建立称为一种“新种族主义”，将一种事实判断中的“不同”转换为价值判断中的“异类”，它的延伸体现在性别、阶级、种族等方方面面。近日，有言论评价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不生孩子的人生是失败的”，其实恰恰也遵循了这样一种话语范畴。在“正常/非正常”的划分中，“结婚生孩子”成为大多数“正常人”“普通人”的选择，而相对的选择则被视为异类，需要被予以否定并加以“引导”。
《不正常的人》，[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值得注意的是，恰如社会学者伯格和卢克曼所言，一个社会总是会通过发展概念解释“越轨”与“偏离”的方式，来让社会观念维持稳定和一致。从近代的“麻风病人”，到现代的“同性恋”“不婚主义者”“不生育的女性”，“正常/非正常”范畴权力的运作几乎难以摆脱。这更加凸显出我们对“普通人”的话语进行反思的必要：在我们频繁地使用“普通人”
（正常人）
这个概念进行自我评价与评价他者时，我们可能都在有意无意地在参与一场自我和对他人的规训，在这个过程中，“正常/非正常”这对评价范畴的力量也被巩固和加强。
4 超越“普通人”的自我反讽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不论指的是“平凡人”还是“正常人”，“普通人”的话语都往往并不指向具体的群体，而只是作为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策略”。这也使得“普通人”话语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自我反讽：“普通人”的字面意思明明是我们“最熟悉的人”，但在不同话语策略的交错又使得“普通人”的所指实际是我们“最陌生的人”。
这种反讽正是“普通人”话语大量流行的真正风险所在。
相较于对话语背后特定目的的察觉、对话语所施加的社会规训的反思，“普通人”话语最终导致我们无法走近真实的普通人更值得警惕。这种风险其实非常类似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维尔纳·米勒对民粹主义危险性的理解，在米勒看来，批评精英只可算作成为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但这里的“人民”仅仅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纯属虚构的人民”，实际上不了解真实的内心诉求，也无法真正地代表人民。米勒在此援引了哈贝马斯的名言：人民一词，只能以复数形式出现。“普通人”一词又何尝不是如此？
《什么是民粹主义？》，[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
或许，真实地认识每一个普通人的途径恰恰是放弃使用“普通人”的话语。恰如雷蒙·威廉斯的另一段话所言：“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是其他人，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是我们不了解的其他人。实际上，我们只是根据某种方便的公式把他们聚集成群并加以诠释。”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张婷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