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打工外出（我们心爱的批评家）
刘铮打工外出（我们心爱的批评家）对批评家还有一个常见的指责，就是在批评的职业化、产业化之后，作家们说批评家是个寄生性的身份。海明威就很爱这样说，我们作家写出作品来，养活了批评家这个行当。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的作品来生存的，是寄生性的。那么批评家对自己就只有恭维吗？不是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书信中就对批评家这一身份大放厥词：他说“阉人是第一位现代批评家”，他说“如果我来写一部自传，我会管它叫‘皮条客的自白’”，他说“在我看来有学问的批评家是个畜生”，当然他自己就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位批评家。批评家是阉人，用中国话说，不就是“太监”吗？皮条客，就是拉皮条的，是不是对着普通读者宣布哪本书很好，就像拉皮条一样呢？无论如何，不管是被评论的对象——作家、诗人们，还是批评家自己，对批评家都有很多负面评价的。我们今天来讲“心爱的批评家”，真的就不如先从这被人“深恶痛绝”的批评家形象说
刘铮
编者按：本文为2020年11月7日刘铮于思南文学之家举办的《既有集》新书分享活动上的发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既有集》，刘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288页，48.00元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心爱的批评家”，这个题目公布出来之后，有一位我的朋友在网上转发，她说：如果是作家来谈啊，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的批评家”，在“我们”之后空了两个字，但我们依常理推断，这空白的两个字也许可以填上“不屑”“厌恶”，也就是“我们不屑的批评家”“我们厌恶的批评家”，如果空白的是四个字，那也可能是“深恶痛绝”。
我们今天来讲“心爱的批评家”，真的就不如先从这被人“深恶痛绝”的批评家形象说起，因为批评家的这一倒霉形象也由来已久了。
去年我读了一本美国人文主义者、保守派批评家莫尔（More）的评论集，其中有一篇是谈批评的，莫尔引用了达拉斯（E.S.Dallas）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归纳、总结历代文人对批评家的嘲讽的，其中把批评家比作锅匠、比作屠夫、比作蠢驴、比作毛虫、比作剪径大盗。为什么比作锅匠？大概是想说批评家所做的事无非是修修补补；屠夫，自然意指野蛮、血腥、大开杀戒；蠢驴，人所共喻；毛虫呢，大概是说批评家，“不咬人膈应人”；剪径大盗，也许是说批评家攘夺别人的财富，取之“无道”。
十九世纪法国有位崇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叫尚弗勒里（Champfleury），他说大多数的批评家扮演的是三种角色：cataloguers（编目师）、embalmers（尸体防腐者）、taxidermists（标本剥制师），再无其他。我的理解，那就是原本已经死透了的却要费心加以保存，而原本活蹦乱跳的却要给它弄死，然后心肝内脏统统挖掉，最后剩下一张皮。
那么批评家对自己就只有恭维吗？不是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书信中就对批评家这一身份大放厥词：他说“阉人是第一位现代批评家”，他说“如果我来写一部自传，我会管它叫‘皮条客的自白’”，他说“在我看来有学问的批评家是个畜生”，当然他自己就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位批评家。批评家是阉人，用中国话说，不就是“太监”吗？皮条客，就是拉皮条的，是不是对着普通读者宣布哪本书很好，就像拉皮条一样呢？无论如何，不管是被评论的对象——作家、诗人们，还是批评家自己，对批评家都有很多负面评价的。
对批评家还有一个常见的指责，就是在批评的职业化、产业化之后，作家们说批评家是个寄生性的身份。海明威就很爱这样说，我们作家写出作品来，养活了批评家这个行当。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的作品来生存的，是寄生性的。
对批评家有如此多的责难，有如此多的“差评”，在此我不可能也无须一一加以反击。我就只说这最后一条吧，也就是“寄生性”这个问题。确实，围绕着大作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群体，围绕海明威也的确可能有一个小型的批评产业。不过，说起来，类似这种衍生性的批评或研究，恐怕不是批评的主流，也不是批评最高的体现。我们都知道，作家里面也有很多不入流的、糟糕的人，拿他们来代表作家，可能作家的群体也会觉得不公平。事实上，海明威的作品我已经十几年没有重读过了，当然他也写过很好的东西，比如说早期以尼克·亚当斯为主角的短篇小说，甚至第一个长篇《太阳照常升起》，我都觉得写得不错，但是对我来说，这十几年来没有感到重读的迫切需要，而且这些年也没有改变对他的认识。但好的批评家的作品我是每天都在读的。一个作家自信自己的作品能比批评家的作品更垂诸久远，其实是虚荣心的反映，且未必符合事实。是不是没有作家写出新作品，批评家就没事做了呢？也许有人会这样问。但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这就好像是在问：要是没有农民种植蔬菜，没有养殖场养猪养鸭，是不是厨师就没事做了呢？当然如果真的发生那种情况，厨师就无用武之地了。然而，那样一种假设，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假设的情况不可能发生，总会有人种田、总会有人养鸡养鸭，也总会有人写出新作品。
那么如何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分处产业的上下游？的确，先有作品，后有批评，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先有水泥、钢材，建筑行业就寄生、依附于水泥厂、钢铁厂了。大家其实在各干各的事。通常来说，批评家做的事，不是为诗人、作家服务的——老实说，诗人、作家是个数量非常小的群体，批评家是为读者服务的。读者这一群体至为广大，心胸开阔的诗人、作家自己也属于读者这一群体。
说批评家为读者服务，那他是怎么服务的呢？他做的事又是怎么体现价值的呢？我自己有一个“一道光”的提法。“一道光”是说批评家将一道光投射到古往今来的作品上，让读者注意到那个地方，让读者学会观察进而理解那个地方。所谓“洞烛幽隐”，批评家是把被人忽视的、隐藏在幽黯之中的美和好指给人看。一道光束打上去，你的视线随之转移到那个地方，把它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了，这就是批评。当你越来越多地领受这些光线，你自己的心房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你自己也越来越多地向外投射光线，你变得越来越会领会文学、品鉴作品，你也成为“照射者”之一了。
在我的心目中，好的批评家就是投射光线的人。一个时代越是昏暗、越是朦胧，越是难以看清看透，我们对光线的渴求也就越强烈。
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很不幸，如果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许相当于东罗马帝国时期，相当于拜占庭帝国时期，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一个漫长的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不是针对中国来说的，而是就整个世界而言的。在我看来，如果选择一个标志的话，那么2001年的“9·11”事件可以作为地球文明进入衰败期的一个标志。事实上，自从2004年德里达去世以后，整个世界也就再没有出现过什么“全球性”的思潮了。当然，这种衰败是可以而且应当上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只是我们为了方便、好记起见，把它定在2001年。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文化、文明停滞了，甚至衰退了，乱哄哄的，平庸化了。地球文明进入昏暗朦胧、不清不楚、不尴不尬的时期了，像张爱玲说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着惘惘的威胁”。今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也许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不管我的认识或预期对还是不对，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它都必将影响到一个人的行动——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写评论、喜欢评论的人，我既然抱有如前所云的想法，那我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有意识地沉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文学评论中去，我读了大量今天已被人遗忘了的评论家的著作。一方面，这是“尚友古人”，与古人交朋友，另一方面，我也是试着探寻对抗我们这个时代昏沉症的良方。
我想回到一个热烈的、充满个性的、充满真知灼见的批评氛围中去，我想回避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在我看来经常是虚假的、无关痛痒的命题，我想借古人的一股“真气”。
在我的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忆念的时刻：当时我在顺德出差，半夜十二点，我手边只有一本书，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批评家沃尔特·雷利写的一本小册子The English Novel，一部写到司各特为止的英国小说史。那个晚上，我为他对文学的体会之深刻、判断之透彻所触动，感慨很深。比如在谈到英国十八世纪的女作家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时，雷利说过这么一句话：Romantic Movement may be described in an aspect as an invasion of the realm of prose by the matter of poetry.（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运动是诗的题材闯入了散文的领土）这样一种判断，在我看来，真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它不止把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讲明白了，也把雨果、夏多布里昂讲明白了，同时也把“德国浪漫派”讲明白了。而这种深刻透彻就埋藏在一本1894年出版的旧书里。在那个晚上，我就在想，在中国，我们把时间放长点儿，比如说十年，在十年时间里有没有另一个中国人读了沃尔特·雷利的书，得到深深的触动和共鸣呢？也许都没有。那么这些深刻的话语是不是就躺在黑暗深处，也在等着“一道光”来把自己照亮呢？
我们回头来想雷利的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浪漫主义运动是诗的题材闯入了散文的领土”这样一种判断有个什么特点？这种判断是没法用事实推导出来的，你知道很多关于文学流派的知识，你读了很多作品，你也说不出这句话；这种判断，也不能用事实来证明或者否定。这种判断来自深透的审美体验，来自灵机一动的心理感悟，它只能以“一语道破”的形态存在，它是不可能靠事实性的学问积累来获得的。比如说我的书里，其实我是不做这种判断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所以我还是按事实的方式去论述事情。
《始有集》，刘铮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242页，32.00元
我们今天谈“心爱的批评家”，我想说我心爱的，正是能做出这种判断的批评家，他超越了学问，是只有内行人才会为之击节叹赏的。波德莱尔也说过，实际上最好的批评不是那种貌似合情合理、四平八稳的批评，而是相反，充满激情的、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个人好恶的批评。勒南（Ernest Renan）也说过，“批评即不敬”，批评不承认“尊敬”这回事，批评就是撕去面纱，就是不顾权势，打破神秘，本质上是不敬，是背叛。它是唯一的权威，是只凭自己的权威。勒南说这是一种圣保罗式的精神存在：它判断一切，却不为任何他人所判断。当然，勒南的表达过于激烈了，但我想说，如果有好的批评家，那他一定是一个能做出超越事实层面、超越单纯学问的判断的、充满激情的、在某些时刻能表现为“大不敬”的批评家。
在与这些被遗忘的批评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有一种脱离了当下、脱离了这个俗世的体验：好像这些人就像幻影一般飘荡在我的周围，我的耳朵里似乎听到伊波利特·丹纳怎么说，欧内斯特·勒南怎么说，阿纳托尔·法朗士怎么说，圣伯夫怎么说，布吕纳介怎么说……就这样，我摆脱了我认为已经相当疲沓、相当乏味、相当无所适从的当代。
当然我得承认，当我在这些故纸堆中沉溺、吟味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要寻找什么的。甚至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所获得的东西能够怎样被加以利用。在此之前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我在做这样的阅读，我也没有寻章摘句的企图，打算把它们引用到我今后的文章里，我也没有任何计划，想要把这些阅读变成一种有具体目标的研究……没有，完全没有。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像在荒野中一个人信步走走地读着书。对我来说，可能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就是我选择的，与这个世界对抗、对立的方式。也是像人家说的，在一个人身上，反抗这个时代。
我想感谢那些死去的、已经被人遗忘的了不起的批评家，他们的“潜德幽光”仍然向我投来光线，让我看清文学、看清文明，也看清自己的卑微的存在。这一切是如此之好，于是我决定，今天来谈“我们心爱的批评家”。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