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男生文化差异（工人男同是不被看见的大多数）
中日男生文化差异（工人男同是不被看见的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群，内部的信息流通相当顺畅。“工人阶级男同志并不像我们一些人想的那样‘原子化’。他们相当有活力、有创造力，而且他们甚至某种程度上比中产男同更加需要这样一个社群。”比例在这个田野里前后认识了约80名同志，其中约30名同志的生命故事进入他的论文。工人同志在社群里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交流各自的日常，也可以展演和在流水线上迥然不同的性别气质，形成一种集体赋权。除此之外，比例还注意到，这一代年轻的工人同志，他们处理来自传统家庭异性恋婚姻的压力，已经与上一代有所不同。而更多时候，男同性恋中的工人阶级群体，都是“不可见”的。“仿佛除了大城市的同志社群以外，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在中小城市里，同志社群是什么样的，也无法想象在大城市里，那些非中产的同志社群。”这些“不可见的大多数男同”，便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为了找到N市符合调研条件的社群，他使用了网络社交软件
几乎没有工人“同志”会在打工场所出柜。在工厂中，性别气质规范相当严格，也就是“男的得像个男的，女的得像个女的”。强调的是你应该努力工作，挣了钱“回家娶个老婆"。
在广东珠三角地区N市，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比例重新认识了工业区的男同社群。
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社群？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组建自己的社群？带着种种相关问题，2018~2019年，历时12个月，他在这里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在工业区打工的男同群体，并试图看见这群人的真实面貌。
田野调查打破了他许多以往对基层打工男同的想象，并成为比例撰写博士论文的基础。比例出生于1992年，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以同志身份参加大大小小的性别活动。但他逐渐意识到，他参加的这些活动，或者同志社团、小组，面向的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在大城市里的中产和白领——他们是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更加容易被“看到”的同性恋。
而更多时候，男同性恋中的工人阶级群体，都是“不可见”的。“仿佛除了大城市的同志社群以外，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在中小城市里，同志社群是什么样的，也无法想象在大城市里，那些非中产的同志社群。”
这些“不可见的大多数男同”，便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为了找到N市符合调研条件的社群，他使用了网络社交软件。在一个群组里，有人告诉他，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里，从工厂下班的男同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朋友、做活动。而这个公园恰好离他当时住的地方不远 ，他决定立即动身去看看。
“但我去了三、四次，也没有找对地方。公园很大，我不能马上找到同志们。”最后，一个网友给他指了路，带着他去到同志们的聚集点。“就这样，我才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子。”
比例在这个田野里前后认识了约80名同志，其中约30名同志的生命故事进入他的论文。工人同志在社群里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交流各自的日常，也可以展演和在流水线上迥然不同的性别气质，形成一种集体赋权。除此之外，比例还注意到，这一代年轻的工人同志，他们处理来自传统家庭异性恋婚姻的压力，已经与上一代有所不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群，内部的信息流通相当顺畅。“工人阶级男同志并不像我们一些人想的那样‘原子化’。他们相当有活力、有创造力，而且他们甚至某种程度上比中产男同更加需要这样一个社群。”
目前，比例的论文进入最后修改阶段，将在本月底发表。全现在和比例聊了聊这项研究的相关内容，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体验和观察。
比例
Q=全现在
B=比例
Q：什么促使你想要做这样一个研究？
B：我的专业是社会学，主要方向是性别研究、女权主义，以及工人和阶级相关领域。在做学术的过程中，我发现同志中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在大学的社团活动、城市中产的同志社群里，都难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且我感到城市中的同志运动可能把占人群大多数的他们，都排除在外了。
我在大学时还接触过一些服务工人的组织，而它们也大多缺乏性别维度，只有极少数服务女工的组织。当时，我还有一些在这些劳工组织里服务的性少数朋友。他们告诉我，自己在工作中几乎没有碰到过其他性少数。
这些经历让我开始考虑阶级的问题，想要了解这些工人同志的生活处境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但是我以前很少能看到相关的研究。
Q：你提到劳工组织缺乏性别维度，是不是意味着对于这些基层同志来说，他们彼此也是“隐形”的？
B：不是的。我也是通过研究才发现一个跟我以往生活圈子不同的同志社群。
一开始我也想象过，他们可能是分散的、原子化的，彼此不认识的一群人。但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社群，而且这种社群的声音、心态以及相互联结的方式，和中产同志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个平行宇宙。
相比中产同志，他们其实可能更加需要一个社群。想象一下，一些在城市的中产白领，他们很多来在工作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城市拥有亲属或同学网络，并且能从这些网络里得到支撑的。但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来到大城市打工，就是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
所以，社群相当于是给这些人一个认识其他朋友、建立网络的渠道。
Q：这种现实和想象的差异是否让你反思以往对基层同志社群的认识？
B：是。以往，我在生活里接触的大多数是中产或白领同志，或者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志，在他们之外，我仿佛对更多同志缺乏真正的了解。
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就有一个那种非常有名的“渔场”，你可以理解为同性恋的据点或者基地，就是男同志会在里面聚会、相互交友的一个公园。
但我整个大学时代从没想要去认识这些人。当时我会觉得，我跟他们好像是“不一样”的人，我是否不应该进去？我甚至会觉得，如果进去以后，好像不符合一个所谓的大学生同性恋的身份。
直到我开始调研以后，我才发现，这些工人同志，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碰到过他们，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从你身边经过的打工者，可能就是同志。
比例做田野调查的“渔场”
Q：工人阶级同志社群难以被“看见”，是目前中国主流同性恋研究领域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吗？
B：不光是中国，应该说是世界范围内关于他们的研究，都非常少，而且少有突破。所以我能参考的研究是也比较有限，而且它们在各国的同志研究中，都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
对这个群体比较多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共卫生和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他们被认为是一个高危群体，流动性较高，或者说相对于中产男同性恋，他们没有那么多防艾的知识和资源，所以学者和机构会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干预和研究对象。
Q：以往的研究比较少，最后它们当中哪些给了你启发？
B：一些工人阶级的口述史，还有国外学者做的钢铁工人中的同志研究，卡车司机里的跨性别和同志研究，以及对都市中流浪人口同志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是做得相当优秀的，很扎实。但在整个学术话语里面，它们又多半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对于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我还参考了我的导师江绍祺（Travis Kong）的研究。江老师做了大量关于两岸三地男同志的研究，以及对香港老年男同志的、对内地和香港两地男男性工作者的研究。
Q：既然他们难以被“看见”，你又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B：我借助了网络社交软件。我当时去了N市的一个工业区附近，打开男同社交软件，周围都是工人。我还加入了一些QQ群，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他们。
我以为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但是比较幻灭的是，我大概花了两个月，我没有见到一个人——我会告诉他们我在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但你很难把他们约出来见面。
后来，我在社交软件的群组功能里，了解到就在我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渔场”，是一个公园，工人们下班以后会去那里聚会。但是我去了三四次都没找到。后来是一个网友领着我去，我才真正进入他们的社交圈。
比例做田野调查的“渔场”
Q：他们在“渔场”里都做些什么事情？他们都在这里交流什么内容？
B：很多人想象的“渔场”可能是一个性场所，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同志社交场合。工人们下班后就过来聊天，每天都有人过来。
他们聊的话题包括自己的同志身份，同志的情欲和情感经历，自己的性经历等等。这些话题，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的其他地方，可能不太能找到人去聊。但这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别人也能够理解跟你类似的经历和体验。
还有一部分话题是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这里面有的人可能结了婚，有的人可能面临一些来自家庭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在这里说一说。
打工也占了聊天内容相当大的比重。他们相互之间会聊自己的打工经历，抱怨“黑工厂”和自己的老板或上级，也会彼此分享行情、岗位相关的信息。
这和中产同志社群的聊天内容有很大不同。中产同志下班以后如果去夜店等社交场所，你会发现他们很少会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就是去那里释放和玩乐的。
Q：这些工人同志怎么处理来自传统异性恋婚姻制度的压力？他们是否面临比中产同志更大的传统婚恋压力？
B：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突破我原有想象的。我本来以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地区，肯定会面临很大的“传宗接代”的压力。但是经过实际调研，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对于二三十岁的这一代工人来说，情况已经和上一辈不同了。随着中国“彩礼经济”、房价上涨等现象，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了。我们发现，很多劳务输出的大省，结婚彩礼也比较高。这就是说，中国年轻一代的男性工人，越来越难结婚。
这给打工的同志带来一个理直气壮“打光棍”的理由——他们可以不用向家人出柜，直接告诉后者，自己结不起婚。
Q：他们在工厂里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B：工厂的规训是全方位的。它不光在性别气质上要求你“像个男的”，还要求你非常卖力地工作，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劳动，而且它会不允许你有自己作为人的需求，甚至严格规定上厕所的时间。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他们还会面临来自管理者对其人格的贬低——稍微有些差池，可能就会被辱骂。
这种程度的996，和城市中产或白领的996，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办公室里上班，总有时间摸摸鱼、找人聊聊天吧。但工人进入流水线的时候，你不能带手机和个人物品，你面对的就是生产线和一堆产品，你要不停地做，你也没有时间和人聊天。
Q：在他们打工或求职的过程中，同志身份会成为一个阻碍吗？
B：几乎没有工人同志会在打工场所出柜。在工厂中，性别气质规范相当严格，也就是“男的得像个男的，女的得像个女的”。在这些996的工厂里，还存在着一种话语，强调你应该努力工作，挣了钱就可以“回家娶个老婆”，这些都可以让工人更加“听话”。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这些工人同志是没有机会展示更多元的性别气质的，如果你“娘”一点，可能就会被嘲笑。
但是在“渔场”里，他们可以展演非主流的性别气质，能够得到其他人的肯定。而且我发现，“娘炮”是他们的一种集体赋权。
Q：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B：对，这是一个他们自己的空间。他们不用在这里去展示跟自己身份认同不符的气质，不用讨好谁——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得“装”得阳刚，但下班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和“姐妹”们嬉闹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解压，同时也是一个赋权的过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在这里待着特别满足，很多人哪怕工厂里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他也会来这里走一圈、看一看，就仿佛每天充电一样。
Q：除了“充电”，展演非主流性别气质对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B：在工厂里受压抑，而在这里，他们可以“撕逼”，甚至形成一种“撕逼文化”。在公园里碰到一些恐同现象的时候，他们会一起跟对方吵架，大家会自发地团结起来，相互提供一种支撑。平时，女性气质在他们工作的环境里是被贬低的，但在这里他们拥抱女性气质。
他们拥抱女性气质，但并不是三从四德的女性气质，而是坚强、独立，并且有战斗性的女性气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男同志喜欢《甄嬛传》《新白娘子传奇》这类作品的原因，它们提供的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性形象。
公园里也会有同志扮演上述两部作品里的角色。当你进入到角色里，你也是在拥抱阴柔的特质，拥抱“娘”或者“母”的气质，同时它们还变成了一种武器——你可以借用娘娘、白娘子等文化符码，让自己感觉非常强大。
所以他们在“撕逼”的时候，也非常幽默、自信、毒舌。
男同们的“家庭会所”
Q：除了“渔场”，这些男同休闲娱乐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B：一个很重要的场所是“家庭会所”。这些“家庭会所”在很多城市都大量存在，主要在工业区或者市郊，这些地方一般相当隐秘，常常藏在城中村之类的地方，装修也比较简单，里面有大通铺、几把椅子或者沙发，再放点麻将桌，条件更好一点的还有家庭KTV。
这些场所的租金都相当便宜，门票一般就是20~30元的样子，里面可以过夜，工人们可以在里面社交、娱乐。但是这些地方都经常面临被清理的问题，所以经常被关闭，又另外换一个地方。想要知道新地点换到哪里了，也是靠社群里的信息流通。
在这些“家庭会所”之外，几乎整个外面的世界都是属于异性恋的——异性恋想要找一个休闲娱乐会所，比同性恋容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