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反映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吗（访谈李维明国博对司母戊鼎的改名）

司母戊鼎反映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吗（访谈李维明国博对司母戊鼎的改名）李维明创作的司母戊鼎水墨画 70厘米×135厘米此外，对具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文物更名，除学术意义外还应兼顾社会影响。比如国博将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但社会对司母戊鼎称名并未因此终结，司母戊鼎称名仍多见于学术刊物、大学教材和相关展览。近年来，我曾多次驻足观察这件大鼎，亲闻有观众议论“这是后母戊鼎，还不是司母戊鼎。”“还有后母戊鼎！以为只有司母戊鼎。”“后母戊鼎，最近才挖出来的。”“司母戊鼎应该比这个大。”“后母戊鼎在这儿，司母戊鼎在哪儿？”“后母戊鼎，那不是镇馆之宝”……从而印证了一位主“后”的甲骨学者（王宇信先生）曾经的告诫：“称‘司母戊鼎’已多年，约定俗成，一仍其旧，不改也可以，以免造成新发现一件‘后母戊鼎’之误。”我认为，如果确证文物原称名有误，又能够确证其正确的称名，就应当按照程序实施更名，更名时应向主管部门备案，向社会说明原因。如果暂时拿不出确证，就应当把认识分歧留在学术范畴内继续研

2013-2016年，李维明研究司母戊鼎部分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博物馆如果想对一件文物改名，尤其是像司母戊鼎名头这么大的文物，它的正规流程应该是什么？要怎样改才是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李维明：文物称名，一般依据自身文字自铭，或参照文献记载，或采用约定俗成等方法。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以国博藏文物为例，文字自铭可能有不同的释读方案，比如司母戊与后母戊；对文献记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玉衣与玉匣；约定俗成有时难免有随意性，比如一件称名“偶方彝”的商代青铜器，据说就是两位专家，一人认为像两件方彝连为一体，另外一人随口说那可不可以叫偶方彝呢？就这样得名了。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踏下心来，板凳坐得十年冷，通过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寻出确证，以判断原称名的正误。根据新材料或新的研究成果矫正以往文物称名，是学术意义所在。

我认为对一件文物改名，应先后把握三个程序：更名前，应充分掌握相关文物信息，深入分析，取得前期学术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提出更名理由。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门的学术论证，在形成共识或主流意见后，决定是否实施学术意义上对文物的更名。对一级文物更名，应报请文物管理部门核准备案。更名时，应公布相关学术论证报告或论文说明理由。更名后，应对来自社会（学界）的不同见解有所回应。

此外，对具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文物更名，除学术意义外还应兼顾社会影响。比如国博将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但社会对司母戊鼎称名并未因此终结，司母戊鼎称名仍多见于学术刊物、大学教材和相关展览。近年来，我曾多次驻足观察这件大鼎，亲闻有观众议论“这是后母戊鼎，还不是司母戊鼎。”“还有后母戊鼎！以为只有司母戊鼎。”“后母戊鼎，最近才挖出来的。”“司母戊鼎应该比这个大。”“后母戊鼎在这儿，司母戊鼎在哪儿？”“后母戊鼎，那不是镇馆之宝”……从而印证了一位主“后”的甲骨学者（王宇信先生）曾经的告诫：“称‘司母戊鼎’已多年，约定俗成，一仍其旧，不改也可以，以免造成新发现一件‘后母戊鼎’之误。”

我认为，如果确证文物原称名有误，又能够确证其正确的称名，就应当按照程序实施更名，更名时应向主管部门备案，向社会说明原因。如果暂时拿不出确证，就应当把认识分歧留在学术范畴内继续研讨，将原称名看作是一个约定俗成具有统一意义的指代符号，以免引起社会观众将同一件文物误解为两件不同器物。这样做才是对学术负责、对社会负责。

其实，以铭文作为指代性元素称名这件商代大鼎的初衷是区别于其他商代大鼎。迄今已沿用数十年的“司母戊鼎”称名，作为一种限制性指示符号，广见于历史教科书、工具书、学术刊物、科普读物、旅游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甚至用作商标和公司（厂家）名称，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为避免同一件商代大鼎因不同称名而导致社会误以为指代不同器物的现象发生，除正常的学术探讨外，在学界对其铭文释读决出正误并形成共识之前，对这件商代大鼎还是统一沿用社会（学界）认知度相对较高的称名为妥。

李维明创作的司母戊鼎水墨画 70厘米×135厘米

澎湃新闻：您就司母戊鼎更名现象提出的认识与国博主张不同，您在国博工作，会不会有所顾虑？

李维明：我一直认为如何称名这件大鼎属于学术问题，学术研讨中出现不同的认识实属正常现象。学者求真，这是真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我的老师邹衡先生是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名家，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名人、不畏人多势众、不计个人得失、重视基础工作、善于汲取前人成果、勇于校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勇于开拓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坎坷的学术道路上前行。我倒觉得如果有不同认识不敢表达，患得患失，甚至没有研究就随声附和才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李维明著《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