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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国古城风雨凋零(他者笔端下的苏州城)

虞国古城风雨凋零(他者笔端下的苏州城)当外国人士以“他者”的身份踏足这片异域时,他们在见证、记录一段历史的同时,本身也是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或是说是一种历史浪潮的体现,顺着他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切身体验到被置于历史中苏州的变迁,通过他们的观察和略为生硬的笔端,就算是我们都像是遨游在精彩纷呈的异域,这是在我国文人史家的笔端下无法触碰到的。(下)这种基于自身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的想象,当然是杂糅进了苏州某一方面的特性,甚至是放大了这一部分的特性,这也就为我们观察他者眼中的苏州提供了思路。但是,身为一个外来者无疑会和异域有所隔膜,这种隔膜甚至会让他们犯下认识上的错误。例如美国人明美丽就在她的抗战日记中多次提及苏州城建于古巴比伦陷落时期,这大概是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但是实际上苏州城最早只能追溯到阖闾大城兴建时期,大约只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这就足足将苏州的建城时间提前了一千余年。相比之下,亨利·F·威廉姆斯则对苏州的建造时间有着清晰的认识

苏州作为中国闻名遐迩的地貌与文化景观,其钟秀山水和璀璨人文都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当中,其魅影也不断地浮现在众多文人史家的笔下。当外来者持着“他者”的身份来观察这片异域时,其文化背景和眼前的地貌与文化景观相互交织,彼此互动,构成了一幅在我们看来都略显陌生的异域景观。

虞国古城风雨凋零(他者笔端下的苏州城)(1)

英国绘画家托马斯·阿罗姆所绘的苏州虎丘 图片来源:《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

在晚清大量遗留下的外国人士对于苏州的描写中,最为常见的即是将苏州比拟成西方的某个城市,好似这般当其他外国人读到他们的记录时就更能够领略到苏州的风采,在他们的描述中现实、想象和夸大交织在了一起,就算是我们读来也像是经历了一次异域旅行。在诸多比拟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将苏州比拟成“东方的威尼斯”。

苏州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房屋多依河靠水而建,推窗即见小船流水,马可·波罗说苏州有桥六千,虽属夸大之词,但亦可见苏州水系之发达。当外国人踏足这片土地时眼见苏州人家傍水而居,难免就会想到那座西方著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这些外国人于苏州所见河流湖泊印象极为深刻,亨利·F ·威廉姆斯在《大运河纪行》中就谈到苏州的水:“南北长四英里,宽近三英里。让人兴趣盎然的是环绕古城的城墙有13英里长,而且环绕古城13英里的护城河上分布着许多的石桥……苏州,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开放的港口,即使居住在于上海西北七十英里的太湖中的岛屿上,也可以通过溪流、运河和铁路与之相连”,另一位名为弗兰克·G·卡彭特的外国人则说:“苏州被称为全中国花园的湖区中心,需从上海乘火车两个小时。东面有近百个湖泊,西边是群山环抱,远处是太湖,是一条宽六十英里的运河”。美国人查尔斯·M·亨德利在《旅行的琐事》也对苏州河道有着更为生动的描写:“城墙由护城河环绕,水脉充沛并与其他许多河道相接,通往这个城市其他的地方。河流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大小小的河流贯穿整个城市,仅这一点,就足以让西方人着迷”。

我们常言苏州山水滋养了当地的百姓,当然不仅仅是指性格上,苏州位于大运河之畔,发达的水系为苏州沟通外界营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渔民依河而生,密布的水系上也经常可见运货的船只来往,这在近代铁路诞生前可谓是苏州民众的“生命线”。当初李希霍芬就是乘坐船只才得以一睹这座“东方威尼斯”,马可·波罗也很有可能是乘船南下经过的苏州。

苏州被誉为“东方威尼斯”对我们而言可能并不难理解,因为二者的共同性实在是过于明显了。但是,苏州还常常被比拟成“东方的巴黎”和“东方的牛津”,美国人亨利·F·威廉姆斯曾经这样描绘苏州城:“在沪宁铁路上,是一座以文人、美丽的花园(园林)著称的城市,城市建筑和各类艺术都有中国特色,人口50万。苏州,被称为'中国的巴黎’”,另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晏玛太则把苏州视作“中国的牛津”:“离这里(指上海)只有三十英里。而杭州、南京、上海这三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连同数十个村镇,都可以通过水路到达”。两人都可能是依据苏州的浪漫气息和悠久历史而做出的比拟,当不同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的来观察异域时,很容易就会被以往的经验所影响,此时与其说他们所描述的是苏州,倒不如说他们所描述的是他们的过往与现实交织而出的一座新城市。无独有偶,苏州还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例如“中国的阿姆斯特丹”“中国的雅典”等等。就算这些外国人不在两个城市间做出比拟,但也会选择一个参照物,使得读者能够领略到他们笔下的苏州模样,弗兰克·G·卡彭特就曾用“比布法罗还大”来形容苏州。

虞国古城风雨凋零(他者笔端下的苏州城)(2)

苏州沧浪亭是苏州园林的代表之一

这种基于自身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的想象,当然是杂糅进了苏州某一方面的特性,甚至是放大了这一部分的特性,这也就为我们观察他者眼中的苏州提供了思路。但是,身为一个外来者无疑会和异域有所隔膜,这种隔膜甚至会让他们犯下认识上的错误。例如美国人明美丽就在她的抗战日记中多次提及苏州城建于古巴比伦陷落时期,这大概是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但是实际上苏州城最早只能追溯到阖闾大城兴建时期,大约只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这就足足将苏州的建城时间提前了一千余年。相比之下,亨利·F·威廉姆斯则对苏州的建造时间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个城市建造于公元前500年:孔子的时代。整座城市从北到南大约有四英里长,三英里宽。环绕城市的城墙大概有十三英里长。苏州城内能见到七座塔环绕这城市,最雄伟的也是中国最高的塔是虎丘山上的斜塔,已经有1300岁了。”但亨利对虎丘斜塔的存在时长也存在着误解,对于这些误解我们倒也不必吹毛求疵。

当外国人士以“他者”的身份踏足这片异域时,他们在见证、记录一段历史的同时,本身也是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或是说是一种历史浪潮的体现,顺着他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切身体验到被置于历史中苏州的变迁,通过他们的观察和略为生硬的笔端,就算是我们都像是遨游在精彩纷呈的异域,这是在我国文人史家的笔端下无法触碰到的。(下)

愁予

【本文原发吴文化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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