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费里尼（费德里科费里尼）
现实中的费里尼（费德里科费里尼）“生活就是马戏团”，用这句话来形容费里尼再合适不过了。在他的电影里，除了小丑角色外，许多主角也都卑微普通如小丑一般，可悲可叹又可笑可怜。他们总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却一无所获，浮华奢靡的享乐背后，是对人生的迷茫和痛苦，而想要打破这种虚无的现状，又总是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费里尼的早期写实风格还包括对娱乐，爱情或成长的描述。电影《浪荡儿》讲述了生活在小城市的摩拉德、浮士德等年近30岁却终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尝试摆脱无所事事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成长的故事。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就像一场聚会，是无休止的晚餐，无休止的饮酒。它必须在某个时间点结束，那便是成长。今年是费里尼的百年诞辰。正在进行中的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的重磅主角之一，就是他。他仿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留在意大利拍电影因为费里尼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影片居多，我们很容易忘记他最初是一个纪录片风格的现实主义者，曾为意大利导演罗伯托·
作者：陈熙涵
他是造梦大师，也是许多电影大师背后的那个人。
以前曾经有媒体采访《现代启示录》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问及“你是否拍出了足够伟大的电影”时，科波拉说“并没有”。他说自己迄今还没能拍出像《甜蜜的生活》《八部半》这样划时代的伟大电影，因为这两部电影“名副其实地提出了一套对事物持有广泛不同见解的个人观点”。而好莱坞喜剧巨匠比利·怀德则说：“我能比费里尼更有名，完全是胜在我用英语拍片，而他故事里的人说的是意大利语。即便如此，他伟大的创意足以令所有导演甘拜下风。没有了费里尼，世界变得更无趣了。”
意大利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是值得这一切夸赞的一位顶级电影作者，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一批重量级的拥趸，因对其作品元素的挪用，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电影大师们的作品，才构成了一个当代的经典序列。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令人揪心的红衣小女孩有他；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里，男女主角那段著名的双人舞有他；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疯妈在树上大喊“阿廖沙，你别怕，火车在上面停下了”的激情一幕里也有他；库斯图里卡的毕业短片《格尔尼卡》更是从看了十几遍的《阿玛柯德》中长出来的……
今年是费里尼的百年诞辰。正在进行中的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的重磅主角之一，就是他。
他仿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留在意大利拍电影
因为费里尼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影片居多，我们很容易忘记他最初是一个纪录片风格的现实主义者，曾为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编写脚本。那部著名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描绘了二战结束时罗马街头生活的匮乏，编剧便是年轻的费里尼，这部影片当时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其中专注于写实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如今在意大利电影中蓬勃发展。
费里尼的早期写实风格还包括对娱乐，爱情或成长的描述。电影《浪荡儿》讲述了生活在小城市的摩拉德、浮士德等年近30岁却终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尝试摆脱无所事事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成长的故事。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就像一场聚会，是无休止的晚餐，无休止的饮酒。它必须在某个时间点结束，那便是成长。
“生活就是马戏团”，用这句话来形容费里尼再合适不过了。在他的电影里，除了小丑角色外，许多主角也都卑微普通如小丑一般，可悲可叹又可笑可怜。他们总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却一无所获，浮华奢靡的享乐背后，是对人生的迷茫和痛苦，而想要打破这种虚无的现状，又总是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马戏团总是要不断收拾行囊继续去往下一站的，但当现实没法改变的时候，为什么不玩得开心些呢？费里尼在著名的《八部半》高潮中停顿，让马戏团的音乐人将演员们拉到舞池中间。这个场景似乎是对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结尾处的回答，但是费里尼无疑是在庆祝，这无疑是对生命的庆祝。
费里尼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完全放弃了叙事结构，整部电影往往都在制造脱离现实的梦境。与其说这个变化是他接触了荣格的潜意识理论并颇受其影响，倒不如说费里尼是在荣格的理论中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梦就是现实。
费里尼仿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留在意大利拍电影。直到他诞辰100周年的今天，有关他和他的电影争议仍然是业内常说常新的话题。他的电影像人生一样没有戏剧性的机关，你即使一遍又一遍地看也无法完整地转述它，你最多只可以讲出一些片段、一些情绪，一些无可指代的象征意味，拼凑起来每个人心中一定都有不一样的费里尼。
在他的代表作《甜蜜的生活》中，费里尼以冷峻的姿态来拍摄潜藏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意大利所谓的“经济奇迹”背后的“一种复杂的精神错乱症”，通过男主角马切罗的主观视点，看到了现代社会无可救药的堕落。影片由12个独立成章的段落组成，这些段落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相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实际上，每一个段落和全片的主旨都有联系。如费里尼所说，《甜蜜的生活》是一部描写罗马的电影，罗马是永恒之城，内心之城。而事实上，罗马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有太多像马切罗一样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被梦想遗弃的浪荡子，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名目繁多的欲求，有庸俗市井的妥协，但又似乎尚存一丝赤子之心的纯真向往。他们从未长大，却已老去，像野草一样疯长，生生不息。
在费里尼看来，片名中的“甜蜜”不过是醉生梦死的戏称。《甜蜜的生活》中的罗马，被费里尼塑造成豪华而又颓丧的银幕造型，仿佛是但丁《神曲·地狱》的现代壁画，而影片的开端和结尾，则构成了这幅“壁画”的画框。影片开场堪称现代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之一：一架直升飞机吊着一尊巨大的耶稣像飞向圣彼得堡教堂。这个充满隐喻的镜头在电影上映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与此同时却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
同样进入影史的经典场景还有饰演女主角西尔维娅的安妮塔·埃克伯格，身着一袭黑色拖地晚礼服，与男主角扮演者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踏入特莱维喷泉里那段充满幻想的戏水场面。据说初进组时，马斯楚安尼并不知自己要扮演青年时的费里尼，他要求看剧本大纲，递给他的文件夹里却是费里尼画的一幅漫画——一个裸体游泳的男孩，令他哭笑不得。可是，令马斯楚安尼都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了：《甜蜜的生活》缔造了罗马电影的票房奇迹。观众唯恐此片被禁，在电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队。电影出口到美国后，立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卖座的外国电影。1960年，第13届戛纳电影节将金棕榈大奖颁给了《甜蜜的生活》。评委会主席乔治·西默农给出的理由是，“我看到一个异常有生命力的作品，在电影史上留下空前的、活生生的东西，费里尼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罕见的真诚、从不妥协、忠于自己。他不属于任何一种流派，他创造了自己的方式”。
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评论界认为，从《甜蜜的生活》开始，费里尼告别了早期的写实主义，进入了新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时期，费里尼的兴趣从表现物质世界进入了精神领域。但在这出奇的喧闹背后，费里尼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即使在个人自传中，他也鲜少提及《甜蜜的生活》。
“我要将想象保留到最后一刻，直到再也无能为力”
纵观费里尼的电影，故事总是从他一生的某个阶段开始，然后在某种幻想与现实的结合中自然流淌。他从不看样片，只跟随头脑中的东西走下去，“我要将想象保留到最后一刻，直到再也无能为力”。这是费里尼推崇的拍片方式，他相信，最能表达作者的是最不易知觉的东西，那些最不受现实和概念化过程支配的东西。
在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观众们有机会在他人生最后一部作品《月吟》中，感受到这一点。这部拍摄于1989年的影片改编自卡瓦佐尼的小说《月亮之诗》，说的是人到中年却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傻瓜”维诺拼命地想要倾听月亮的声音。但他听到的不是一群偷窥男子的欢呼声，就是墓地里的奇怪声响，抑或是沙沙的风声。当他爬上屋顶想要抓住月亮时，地面上一阵骚动。最后，月亮仍然平平无奇地高挂天上，维诺对着月亮侃侃而谈……这部荒唐无稽、纯粹以意念与影像取胜的电影，浪漫而又带有世纪末的味道。《美丽人生》的主演、喜剧天才罗伯特·贝尼尼在其中表现出惊人的演技。据说，当时已缠绵病榻的费里尼总在夜间醒来，寂静的夜空给了他非常多的灵感和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改变着他对世界的看法。《月吟》在喜剧的外壳下，充斥着费里尼式的悲伤调调。这些充满忧思的思想与这个现代世界是如此格格不入。诗化的控诉被淹没在了高音电视广告和流行歌曲中，他或许是想告诉人们，选择沉默或倾听月亮的声音，才是在这个喧闹世界自处的方法。
据说，费里尼在剧本完成后，经历了几周的治疗，便开始物色拍摄地点，最终确定了罗马和拉齐奥。他访问天才的意大利漫画家俄尔尼诺——费里尼青少年时代的偶像，并回到家乡去回忆他的童年和早期的电影理想。但影片的拍摄远没有那么顺利，赞助商换了又换，大师的天鹅之翅几近折断。在这个费里尼晚年为我们打开的门里，洗尽铅华，月色无声。那是属于一代电影大师对其身处时代的长吟，“如果有一点宁静的话，如果我们允许一点宁静的话，人们就会懂得一点道理了!”
其实早在1988年，《阿玛柯德》之后，费里尼的电影便不再具有稳定的上座率。与此同时，意大利电影也在短暂的辉煌后迅速淡出国际舞台。《月吟》在拍摄完成后，也并没有形成什么热点话题，反而是迅速归于寂静。眼看着见证他毕生心血的电影事业走向衰弱，费里尼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衰老降临在自己身上。1992年，奥斯卡将那一年的终身成就奖颁发给费里尼，他开始显得很高兴，但心情迅速变得复杂起来。“为什么要给我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我又不是快要死了！”他认为“终身成就”奖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的生命终结了，但可能意味着你的成就终结了，或至少是被看成这样。他的脑子里飞速转过三个念头：一是这个奖会给我的下一部作品带来钱吗；二是希望它想肯定的是我的上一部作品《月吟》；三是希望自己能过个25年再来得这个奖。但是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另一个你！”
不同于希区柯克和英格丽·褒曼、格蕾丝·凯莉的关系，比利·怀德和玛丽莲·梦露的关系，伯格曼和毕比·安德松、丽芙·乌曼的关系，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缪斯是位男神——亲爱的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费里尼曾赞其为“在英国作家的故事中才见得到的忠诚又睿智的朋友”。虽然两人之间除了拍片很少往来，但却维持了罕见而漫长的友谊。
马斯楚安尼遇到费里尼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巨星就此升起。费里尼凭“导演的任务不是为演员找到角色，而是为角色找到演员”的信条，给马斯楚安尼挂了第一次电话，请当时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小马哥”在《甜蜜的生活》中出演男主角马切罗。他毫不婉转地说，“我找你是因为你有张没有个性的脸。”多年以后，当两人已成莫逆之交，费里尼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我是欣赏保罗·纽曼，但从乡下来的年轻记者马切罗不能长了张大明星的脸”。在口述自传《我，费里尼》里，这位大导如此评价和马斯楚安尼的合作，“他是个敏锐而有主见的演员，天生具备演戏的才能。他像孩子一样，跟片子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像小时候，我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当一个人说‘预备，开始’，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当我告诉他你要怎么做时，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一切非常自然，他只有上电视谈怎么塑造角色时才会紧张”。
《甜蜜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马斯楚安尼。这部表现罗马夜间骄奢淫逸且荒凉无边的电影诋毁了罗马的上流社会，使费里尼成了整个罗马的公敌，但使马斯楚安尼成了整个欧洲最著名的男子，他开跑车、戴墨镜游走在街头的形象深入人心，成千上万少女写信给他，找不到他就找索菲亚·罗兰（唯一一个与马斯楚安尼合作却没有发生爱情的女演员）。
之后，费里尼的《八部半》又一次找马斯楚安尼，与其说要他扮演一个迷失在现实与幻觉中的人，不如说找他扮演费里尼自己。马斯楚安尼这张昔日没有性格的脸，在里面具有了多重含义，他后来反复告诉大家，遇见费里尼，他才知道，演员是不需要脸的，他把脸给了导演和女演员去雕刻，有人给他眼睛，有人给他鼻子，也有人给他嘴巴，最终的表情，则是费里尼给他的。1990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领奖的时候，费里尼为他颁奖，两人都很激动，费里尼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另一个你。”曾听人戏谑地说起，盯着马斯楚安尼的脸看久了，就会发现他的长相其实就是费里尼的加强版，难怪费里尼喜欢找他演戏。
两年之后，奥斯卡请费里尼去洛杉矶领终身成就奖，颁奖嘉宾就是他的两位老友：马斯楚安尼和索菲亚·罗兰。像以前每一次那样，制片方锲而不舍地向费里尼推荐当时正当红的好莱坞明星，这样电影才能多卖钱。但和前面无数次一样，费里尼永远只用他中意的人选。
毫无疑问，他选择马斯楚安尼是对的，后者从不会多问他一句关于电影的非必要问题，甚至不需要看费里尼的剧本，就能钻进那些角色的灵魂里。上世纪70年代末和凯瑟琳·德纳芙的关系难以为继的马斯楚安尼，正处在人生的低潮期，市面上流行Et on Cr op的一首歌，名字干脆就叫《我和凯瑟琳·德纳芙分手了》，直戳这对超级明星的私生活。终于有一天，马斯楚安尼搬出德纳芙在巴黎的寓所，上飞机前恶狠狠地告诉法国记者：“法国电影真的很落后，我要回意大利去！”只是回到意大利后，他拍了几部电影，事业却再无起色。55岁的马斯楚安尼，看着自己昔日“银幕第一拉丁情人”的招牌即将倒下，恰逢费里尼要拍《女人城》，他自当义无反顾。
“《女人城》是怎样的?”马斯楚安尼问。
“一个自以为了解了女人的男人的故事。”费里尼答。
导演并未明确地发出邀请，演员也没有强烈表示愿意出演，只有两句对白的时间，默契已经达成，一个月之后，第五摄影棚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筹拍《女人城》，马斯楚安尼胳膊上搭着一件风衣就来了，坐在导演椅上的费里尼整了整头顶的礼帽，朝着话筒大喊一声：“开机！”（陈熙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