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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野生湟鱼(文艺青年之死只有一条湟鱼还活着)

青海野生湟鱼(文艺青年之死只有一条湟鱼还活着)“藏族第二个索南达杰”“藏族安徒生走了”……那几天,藏族文艺青年们的微博、微信被诸如此类的消息刷爆了。青海湖畔,一场场追悼会自发举行,他们从重庆、兰州、西宁赶来围坐在一起,朗诵卡瓦的诗。38天以后,卡瓦走入青海湖,打算去拿掉一张非法盗捕湟鱼的渔网,没有上来。2015年5月20日,女孩容静把自行车停在青海湖环湖自驾的主要干道上,她要去一家打印店拿名片。紫底白字的铭牌上,用藏汉双语写着店名:七月不远工作室。容静紧走几步,推开门,“‘七月不远’是海子的那首诗吗?”店员指指另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同伴,那个人笑笑。这个年轻人叫卡瓦娘吉。从此,他们一起聊天、喝酒、吸烟、畅谈、弹吉他唱歌。有时兴起,勾肩搭背地上街,去湖边。

青海野生湟鱼(文艺青年之死只有一条湟鱼还活着)(1)

卡瓦这个笔名是他自己取的,意为“雪”。他出生那天,山沟里下了一场大雪。 (朋毛供图/图)

为保护青海湖的湟鱼,26岁的卡瓦娘吉死了。

作为一个藏族文艺青年,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了三段职业生涯,按照世俗眼光都不成功。他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无论是事业上的,还是爱情上的,他一生却都活在理想中。

他的死亡没有改变什么。或许,也无需改变。

2015年5月20日,女孩容静把自行车停在青海湖环湖自驾的主要干道上,她要去一家打印店拿名片。

紫底白字的铭牌上,用藏汉双语写着店名:七月不远工作室。容静紧走几步,推开门,“‘七月不远’是海子的那首诗吗?”店员指指另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同伴,那个人笑笑。

这个年轻人叫卡瓦娘吉。从此,他们一起聊天、喝酒、吸烟、畅谈、弹吉他唱歌。有时兴起,勾肩搭背地上街,去湖边。

38天以后,卡瓦走入青海湖,打算去拿掉一张非法盗捕湟鱼的渔网,没有上来。

“藏族第二个索南达杰”“藏族安徒生走了”……那几天,藏族文艺青年们的微博、微信被诸如此类的消息刷爆了。青海湖畔,一场场追悼会自发举行,他们从重庆、兰州、西宁赶来围坐在一起,朗诵卡瓦的诗。

卡瓦,你快回来

“我将在黎明时分离去 带着那些正在破碎的梦想 去草原深处寂静美丽的山坡 安葬,和我年轻的身体 我这年轻而有些颓废的身体”——卡瓦《离歌》

“如果你是国王,毁灭一种文化和杀死一个神经病你会选择哪个?”卡瓦曾问过一个朋友。然后,他自说自话地选择了前一种。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生的权利”。

卡瓦的家乡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西沟乡。海南,取“青海湖之南”的意思。

从江西沟马路拐进一个巷子口,再走三公里土路,就是卡瓦的家。路上,会遇到羊群、牦牛群,还有做赛马用的马匹,地里种着青稞和油菜花。卡瓦给自己做了一本照片册,照片多以此为背景。照片只贴了半本,还有一半空着,他只有26岁。

卡瓦从牧区走出,考入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他出版过一本藏文散文集《飞蛾》,儿童绘本《飞蛾》。在他的笔下,多有动物、自然的意向。

他喜欢看的书很杂。关于星球的、关于科学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时间简史,散文里他喜欢台湾的龙应台,新疆的刘亮程;诗歌是海子、顾城、仓央嘉措。在他眼中,文化没有民族的界限。他的理想是开一个青年旅社,“把孤独的人都聚在一起”。

现实生活中,卡瓦常与朋友自发去青海湖“守护”,怕人偷鱼。

湟鱼——学名裸鲤,是青海湖的特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处于国家规定的第五次“零捕捞”时期。也是在这个时节,青海湖解冻,游人从全国四面八方而来。青海湖旁的小饭店里,四条湟鱼经常可以卖到240元,偷捕的人多了起来。

藏人不吃鱼。“青海湖是我们的左眼,湟鱼是我们的右眼”。一些藏族老人会这样教育儿孙。

6月25日下午,卡瓦与朋友朋毛如常骑摩托车去青海湖。刚到湖边,卡瓦发现一辆皮卡车,“偷捕鱼的人”,跟村支书沟通后,卡瓦又叫来了六个朋友,其间又有一辆偷捕鱼的皮卡开来。

借着夜色的掩护,八人低身挪至湖边,包围了后到的那辆皮卡。用手电筒扫视后备箱:一个打气筒、两个船桨、几件大褂子、几双鞋、一个带灯的帽子,还有望远镜。

“我随便到这里玩的。”车里的司机开口。看到八个人都聚过来,他泄了气,“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们也知道,咱们私了吧。”

卡瓦们把他和皮卡都送到了村委会,随后返回湖边。

凌晨一点,卡瓦们发现几只偷鱼船开始往远处划去。八人随即分为四队,堵住了草原通往马路的四个出口。眼看就要抓到,捕鱼的车突然调转车头,重新往青海湖方向开去。草原上有各村设置的铁丝网,区分不同村的青海湖保护范围。那一晚,偷捕者撞坏了无数铁丝网。

“一开始还能看见偷捕车的刹车灯,后来就看不见了,我们就沿着车痕追。”卡瓦的朋友索旺回忆。追逐中,偷捕车上不断扔下来一条条湟鱼,都死了,几个人停车捡起来放在一边。只有一条湟鱼还活着。卡瓦把它掷回湖中。

一直追到凌晨四点半也没有追上。早上九点,卡瓦被村委会通知,“由于证据不足”,前一晚抓到的皮卡车和人也只得放了。

下午,卡瓦和朋毛等五人再次返回湖边。湖面上漂浮着一个个2.5升的饮料瓶,下面连接的正是一张张绿色渔网。

他们准备返回。走前,卡瓦突然决定,独自下海把渔网撤走。一步、两步……十几米后,他一个踉跄,沉入海里。

身后是朋毛一直的喊叫,“卡瓦,你快回来,快回来”。

北京——西宁——江西沟乡

“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 七月不远 性别的诞生不远 爱情不远——马鼻子下 湖泊含盐 因此青海湖不远”——海子《七月不远》

“七月不远”的名字,是卡瓦取的,出自海子的一首诗。

这首诗被打印出来,完整地贴在工作室窗户的外面。门上贴着工作室的业务范围——“广告设计、铜牌铜字、大型喷绘、速印横幅、名片证卡、展板制作、CD制作、视频会做、系统安装、经书复印”。

四个成员中,卡瓦和阿赤是西北民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朋毛和索旺是西北民大的自考生。阿赤学医,朋毛曾在村里办了9年学校,索旺从和尚还俗。现在,阿赤和索旺负责广告设计,朋毛和卡瓦负责藏汉翻译。

工作室,一楼是工作的地方,约20平方米;二楼是四人的宿舍,上下床,屋子一角放着锅和煤气灶。开店的房租等成本,一人出6000。卡瓦跟家里要了1000,向朋毛借了5000。

四人中,卡瓦更像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一般事我们做,只有给小孩取名字什么的,卡瓦再做;多余的时间他主要写作。”朋毛道。

开张3个月,“七月不远”一共赚了5000块钱。

这是卡瓦的第三段职业生涯。对这种惨淡,他已经习惯了。

北京——西宁——江西沟乡,卡瓦走过了一条与绝大多数同龄人方向迥异的路。

卡瓦的遗物中,有一张象征找到工作的“三方协议”。上面除了学校公章,空无一字。

按照藏族大学生一般的发展轨迹,卡瓦应该进入体制内,从事“稳定的”工作:公务员、老师……跟汉族一样,藏族学生每一类工作起步的层级,与受教育程度形成特定的规律。以公务员为例,一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任意考,二三批本科毕业的考县和乡镇公务员,中专生也可以考到火车站的协警。收入也不错。

卡瓦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走这条路。他是村里第一个本科大学生,父亲是老党员、老村主任。本科毕业一回家,“考公务员”的指望和催促如约落到了他身上。

读大学第一年学费八千,之后每年四五千,生活费是一天三十块。这是父母放牦牛、放羊赚来的。有时候卡瓦回家,会给父母买礼物,但需要向朋友借钱。

但卡瓦最终没有选择这条循规蹈矩的路。

大学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藏文诗;毕业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飞蛾》。内含21篇散文。他本名娘吉本,卡瓦娘吉是他的笔名,“卡瓦”是雪的意思。因为他出生那天,山沟里下了一场大大的雪。

2012年9月,卡瓦还是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听说北京很热,穿上了朋毛多年前在北京买的凉鞋,尽管朋毛的脚要比他的大很多。

不久后,嘎智在QQ上询问卡瓦近况。“找到工作了,在图书馆,可以看书。”

没有一个朋友知道卡瓦所在的图书馆具体名称。只知道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卡瓦负责“给经理倒水、扫地,推销藏文书籍”。下班后,卡瓦坐地铁赶到中央民族大学,晚上挤在朋友宿舍的床上。每月赚1800元,如果推销业绩好,收入会在2200元左右。其间,在新疆当兵的表弟华多杰给卡瓦打过一次钱,1500元。这足以表明他的困窘。

不到一个月,卡瓦萌生了离开北京的想法。“他们节奏太快,我们节奏太慢,跟不上。”嘎智事后回忆。

不能当饭吃

“我想要用一生的时光 在一座石头上刻满我悲伤的诗句 因为诗不能当饭吃 石头也是 从石头上吹过的风也是”——卡瓦《诗不能当饭吃》

当年10月,卡瓦坐上了从北京西站开往西宁的火车,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这段生涯同样失败。

嘎智是卡瓦上两届的大学师哥,他想做藏文童书。这在藏语出版领域里,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领域。他看上了卡瓦写的散文《飞蛾》,和他注重描写动物、自然的文笔。卡瓦答应加入。

叫上另一个伙伴,三人在西宁租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外面挂上“北京雪域天音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牌子,开始了童书创作。公司其实没有在工商局注册。初始投入7万,嘎智一人负担。

三间房,一人一间,客厅里是他们“上班的地方”。上班的内容就是每人一台电脑,写作童书。天天写,写完再讨论。从2012年底到2015年5月份,卡瓦一共写了五本童书:三本与动物有关,分别叫《飞蛾》《小羊羔》与《蚂蚁》;两本人物传记:《仓央嘉措》和《东芝加》。

文艺青年创业谈何容易。五本书只出版了一本,《飞蛾》。卡瓦改了5版,2015年5月出版至今,3个月卖了4000本。平心而论卖得不算少,但要赚钱不现实。

“面对面与儿童讲话还可以,书面写出来却很难,写着写着就写成了大人看的那种。”嘎智叹气,“书钱就是用来交房租,别的我们也没抱希望。”出书的成本很高,长时间创作周期一稀释,所剩无几。嘎智负担住宿、吃饭,一个月仅给卡瓦开1000元的工资。他们曾经一开始说好这个数字是2500元。

在许多人眼中,卡瓦做的一直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卡瓦有一个表哥在青海电视台做主持人。他不止一次劝卡瓦“做点正经事”。家里人也指望卡瓦考公务员,“争光”。“他一直默默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但常常会觉得对不起父母。”容静说。

嘎智觉得卡瓦在学校时有点悲观,但在西宁期间“非常积极”。举出的例子是:卡瓦那段时间很有理想,一心想做两件事:办青旅、结婚。

卡瓦喜欢一个姑娘十年,从高中起。一直没有追上。现在姑娘已经定亲。容静曾问过卡瓦,“如果她回来找你,你娶她吗?”“娶。”“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她失望。”他一直在渴望一个“像三毛一样纯粹的女人”,有一段从一而终的婚姻。

嘎智没有看出,那段时间的卡瓦心情沮丧。“每次我们去看他,感觉他都快哭了,说见到我们才放松。”朋毛说。

在许多藏族人看来,人分为“牧区的人”和“有工作的人”。卡瓦,不算“有工作的人”。

今年5月,嘎智有事要去北京;另一伙伴要回四川准备结婚。他们约定暂时解散,“7月再回来”。但卡瓦让朋毛开车搬走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嘎智事后才知道。

之后,卡瓦回到家乡,成立了“七月不远”。经营同样惨淡。

什么是有意义的呢?从事实判断,他回到家乡,终于找到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保护湟鱼,保护青海湖。他乐此不疲,直至为之而死。

事实上也无需改变什么

“如果有一天 我不辞而别 带着一半的快乐 一半的忧伤 搭上一辆开往任何方向的大巴 或在半路下车,随风而去 请原谅我这颗,躁动不安的心”——卡瓦《如果有一天》

卡瓦的手机里有一段视频。那是他自己死亡的视频。

6月28日晚上8点,取证返回前,卡瓦决定去把渔网收起来。他脱掉上衣,往“海里”走去。在此之前,他特地把手机掏出来交给朋毛,让他给自己的行为拍一段视频,“为了保留证据”。

事后才知道,他下水的地方,没多远就是一个深十几米的水下暗坑。他不会游泳。

朋毛等四人把他救起,“摸一下他的手和脚,不是热的,很凉、很冷”。

坐在卡瓦的床边,朋毛始终觉得,卡瓦走的那天有些征兆、有些诡异。“平时他很爱书,也爱整洁”。但那天,卡瓦把自己大部分的书都送给了朋毛,他的床上罕见的一片狼藉。

卡瓦的手机里,有一些他的诗歌、散文、随笔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来。他告诉过朋毛自己的密码,但在纷乱和哀痛中,朋毛把它忘了。那些文字或许将永远尘封下去。那段记录他死亡的视频,也再没有人看过。

海子当年引起巨大争议的自杀,卡瓦觉得是神圣的。“海子的死,只有同类人才能懂。”

因为海子,汉族女孩容静叩响了工作室的大门。容静在邻乡一家客栈上班,一有时间就往江西沟跑。

这群年轻人的行为总引起邻里的议论纷纷。但卡瓦不在乎,容静也不在乎。

她只在乎一点,“卡瓦似乎常常把‘死’字挂在嘴边”。

卡瓦总在玩得兴起时提起死亡。一次,他送容静去搭车。坐在路边,远望夕阳下的青海湖,他突然说:“我们去死吧”,“死了就可以把现在的美好留到永恒”。

“像海子这样纯粹的人,早早就走了,我觉得我也会这样,不远了。人纯粹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肉体了。”这是卡瓦的话。朋友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天,真的不远。

朋毛没想到,卡瓦对自己的结局一语成谶。数月前,他与卡瓦站在青海湖边,望着海面,“如果我死了就好了,死了就有人关注到非法捕鱼了”。

卡瓦刚出事的几天,在一家环保NGO工作的藏族女孩德吉很受震撼。“不管认识卡瓦还是不认识的,都在讲他的故事,都在转发”。她不知道,是因为卡瓦本身有名还是自媒体的影响力所致,但传播是实实在在的。西藏诗人组成的“藏地诗歌”群里,大家一下子为卡瓦写了三十多首悼诗。各地的追悼会、媒体的报道,纷至沓来。

但她期待的,对青海湖环保的关注热潮没有带来。如所有的热点事件一样,“热热闹闹,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乡政府已向上面报批,希望可以给卡瓦一个荣誉称号,也尚无回音。

嘎智觉得,卡瓦的死,什么都改变不了。事实上也无需改变什么。“环保意识在每一个藏人的骨子里,不需要传播。小的时候我们往青海湖里尿尿,大人告诉我们这样会让妈妈生病。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2015年8月7日晚上,七月不远宿舍的灯开着。地上,交叉放着卡瓦的《飞蛾》散文和儿童绘本。一只飞蛾飞过来,躲在书下再也不出来。容静激动得叫起来,她觉得这是卡瓦回来了。

朋毛们都没有迎合她的激动。“他早去了极乐世界,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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