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毒2的背后：扫毒2天地对决法治社会与罪恶之城
扫毒2的背后：扫毒2天地对决法治社会与罪恶之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功夫电影成功进入香港这座城市，实现了由古装向时装的转型。《A计划》（1983）、《警察故事》（1985）等一系列成龙电影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大批以警察为主角的动作警匪片，把这种对于“人治”社会的高度信任再次推向顶峰。粤语片里的“人治”社会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协作，而八十年代的动作警匪片有所不同。在经过七十年代个人主义的洗礼后，这些警察片强调的是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警察在城市里惩奸除恶，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在这一点上，成龙的《A计划》可以说是一部始作俑者。以辛亥革命前夕作为时代背景的《A计划》重新书写了香港的历史，影片中那个开埠不久的香港似乎“自古以来”就是香港人的香港，清政府无权干涉这里的事，英国人又没有能力管理这里的事，香港社会秩序的维系靠的是“港人治港”，而“港人治港”靠的不是法治，而是普通警察的同情心、正义感以及爱岗敬业的拼搏精神这部《新难兄难弟》（1
注：全文无剧透
《扫毒2：天地对决》应该算是今年制作上最精湛的一部香港警匪片了。即便如此，也很难想象这样一部标准化的类型电影能够吸引到多少人的眼球，甚至这种原汁原味的香港警匪片今后看一部少一部也未可知。看完《扫毒2：天地对决》谈不上有太多激动，但至少它是一部良心之作，人物关系紧张、动作场面火爆、情感戏份细腻、娱乐元素充足、正面价值观自然而不说教，几乎让人不忍再去挑它的毛病。看的时候甚至有点心疼刘德华这位超级劳模。从《风暴》（2013）到《拆弹专家》（2017）再到《扫毒2：天地对决》，刘德华作为监制和主演打造这几部香港警匪片，真的是敬业到可歌可泣了。
《扫毒2：天地对决》电影海报
香港警匪片讲述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爱恨情仇，其魅力远非那类飞来飞去的古装片所能替代，其风格也远超好莱坞同类型的警匪电影。可是要知道，作为监制和主演的刘德华，和作为编剧和导演邱礼涛，这两位都是1961年生人，今年都是已经快要六十岁的人了。再过几年，我们还有《扫毒2》这样的电影可看吗？人才凋零，这还只是香港警匪片的困境之一。香港警匪片目前的创作困境不止于此。那些曾经热血的警匪片缘何热血？近些年的香港警匪片有哪些艰难探索，又有哪些成败得失，咱们试着说道说道。
一、警匪片之“警”：从“人治”到“法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此时的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缺乏一种自上而下的官方意识形态主导；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又日益减少，从大陆输入进香港的社会主义文化毕竟影响有限；与此同时，香港还是一个新的散沙般的移民社会，急需在文化层面建立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形成一种文化凝聚力来维系社会正常运转。恰是在这样一种中西官方意识形态双重缺席的文化语境中，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粤语片建构了为香港这座城市所独有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的精炼表达是这样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看似简单质朴的口号，在一个平民社会众人平等的基础上，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一种相互扶持互助互爱的关系。可以说，这是由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粤语片建构起来的一种香港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延伸和新的演绎，更加适用于英属殖民地性质、并且由大陆移民组成的新的香港社会。当然，这样的文化理念多少带有乌托邦色彩，更何况电影终归只是电影，这些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改变香港社会，自然是相当的有限。但恰是在这些黑白粤语文艺片里，孕育了日后香港电影的本土性。可以说，早在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里便已经奠定了对于“人治”社会的高度认同感。
这部《新难兄难弟》（1993）是一部致敬香港六十年代的影片，片中讲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功夫电影成功进入香港这座城市，实现了由古装向时装的转型。《A计划》（1983）、《警察故事》（1985）等一系列成龙电影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大批以警察为主角的动作警匪片，把这种对于“人治”社会的高度信任再次推向顶峰。粤语片里的“人治”社会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协作，而八十年代的动作警匪片有所不同。在经过七十年代个人主义的洗礼后，这些警察片强调的是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警察在城市里惩奸除恶，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在这一点上，成龙的《A计划》可以说是一部始作俑者。以辛亥革命前夕作为时代背景的《A计划》重新书写了香港的历史，影片中那个开埠不久的香港似乎“自古以来”就是香港人的香港，清政府无权干涉这里的事，英国人又没有能力管理这里的事，香港社会秩序的维系靠的是“港人治港”，而“港人治港”靠的不是法治，而是普通警察的同情心、正义感以及爱岗敬业的拼搏精神
成龙的《A计划》里面树立的是“港人治港”的理念
李修贤主演的《公仆》（1984）同样如此。作为一部香港电影，这个极富内地主旋律色彩的片名容易让人觉得有些怪异，实际上这部影片跟内地主旋律电影里的“公仆”殊途同归，都是在歌颂警察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但表达方式以及影片质感跟内地电影完全不同。《A计划》、《公仆》、《警察故事》这些警察片都有一个极其相似的人物设置，片中的警察局像是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最高等级的英国上司偶尔出现，完全没有能力真正的参与香港事务；等级低一等的主角的上司往往浑浑噩噩昏庸无能，在其位却没有能力谋其政；作为影片主角的普通警察属于香港平民阶层，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凭借一己之力和恶人斗争，除暴安良，保障香港这座城市的安全。
这部《公仆》可以说是一部香港式的“主旋律”电影
可以说，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尤其是《A计划》、《公仆》、《警察故事》这一类的警察片，作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共同构建了香港人的“我城”意识，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文化中对于“人治”社会的自信心和信任感。无论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无论法网如何恢恢，都不可能永远杜绝犯罪的出现。在香港电影里，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稳定，不是靠健全的司法制度，也不是靠果敢英明的领导，而是靠平民阶层的自治。
成龙自导自演的《警察故事》树立的是香港人的“我城”意识
建构之后一般都会出现相应的解构。和这样一种文化意识截然相反的一种香港电影是在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一批奇案片。这批影片以《羔羊医生》（1992）为始作俑者，衍生出《人肉叉烧包》（1993）、《伊波拉病毒》（1996）等一大批低成本制作的讲述犯罪的影片。这些影片描绘的是一个礼崩乐坏、如世界末日般的香港都市，社会制度脆弱不堪，司法体系腐败无能，警察完全失去对犯罪行为的控制……这类奇案片在价值观方面往往只破不立，其中渗透着彼时香港人对于“人治”社会的信心崩溃。有趣的是，这批奇案片里面最著名的两部《人肉叉烧包》和《伊波拉病毒》，其导演正是跟刘德华合作了《拆弹专家》和《扫毒2》的邱礼涛。
邱礼涛和黄秋生合作的“经典”影片《人肉叉烧包》
“九七”前后，成龙的《我是谁》（1998）表达的是香港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迷茫，这份迷茫一直延续到《无间道》系列（2002/2003/2003）。由麦兆辉和庄文强这对黄金组合打造的三部《无间道》以及日后的三部《窃听风云》（2009/2011/2014）、，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于“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二者之间如何选择的困惑。这一矛盾同样渗透在《伤城》（2006）、《门徒》（2007）、《枪王之王》（2010）等一系列香港影人与内地合拍的警匪片里面。刘德华主创的《风暴》更是如此。片中刘德华饰演的警察知法犯法，最后的解决只能是锒铛入狱。《扫毒2》中的矛盾纠结，可以说给这一系列电影又添一笔。
“人治”还是“法治”？——《扫毒2》中的价值观困惑
二、警匪片之“匪”：从兄弟情义到春秋无义战
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市民们充分享受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优越生活的时候。在1984年中英谈判确定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在香港的警匪片里面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倾向，其发轫便是在当年风靡一时的吴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大批黑社会题材的影片。倘若按照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和日常生活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应该是民主、法治等现代观念的确立和普及。然而在八十年代拥有英属殖民地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香港，至少在电影里面走出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历史的看，港英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显然没能把西方意识形态彻底灌注到香港普罗大众的头脑里，于是香港的电影文化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向传统汲取创作资源，并且不断的翻新传统来满足当下。这里的传统既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有着丰厚历史和丰富积淀的过去的香港电影。
在这一点上，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影片本身是翻拍自1967年由龙刚导演的同名粤语片，在翻拍的时候，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由配角改成主角。在情感渲染方面，小马哥和宋子豪之间的友情显然胜过了宋子豪和宋子杰之间的亲情。而继续追本溯源的话，男性之间的兄弟情谊又恰是吴宇森的恩师张彻在七十年代初的《新独臂刀》、《双侠》、《无名英雄》等诸多由姜大卫和狄龙合演的影片中最着力展现的。这样一来，1986年吴宇森导演的这一版的《英雄本色》可以说是香港电影对于传统的一次相当成果的汲取营养和改造翻新。自这部电影之后，香港电影掀起一股黑社会片的热潮。
《英雄本色》的重点不是黑社会，而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兄弟情义
香港的黑社会电影可以分成两类，像《英雄本色》这一类属于浪漫的、非写实的；而像《我在黑社会的日子》（1989）这一类属于写实的。这里所谓的写实和非写实只是一种电影风格的描述，并不针对电影文本和电影之外真实存在的黑社会之间的关系。《英雄本色》这类电影重点在展现男性之间兄弟情谊的崇高之美，而《我在黑社会的日子》这类电影则偏向于展现香港黑社会社团这样一个隐蔽的不为人知的地下社会。在价值观念方面，这两类黑社会片认同的非但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民主和法治，反而与之背道而驰。具体的说，英雄片认同的是经常会和法律秩序相冲突的兄弟情谊，而写实类黑社会片认同的是和民主法治彻底相悖的黑社会这样一个亚社会。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展现兄弟情谊的黑社会电影，片中的黑社会往往是大的犯罪集团；而“写实”风格的黑社会电影，片中的黑社会往往没有强烈到和社会秩序直接对抗的程度，多是处在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正是我倾向于使用“黑社会片”而不是“黑帮片”这个词的主要原因。
黑社会题材的香港警匪片《我在黑社会的日子》
另一方面，这类电影又不断的从香港的民间文化中汲取素材，给片中的黑社会社团组织赋予了日益丰富的细节，比如这些社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当年反清复明的一个叫“洪门”的秘密组织（这类说法实际上大多是牵强附会），社团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有各种隐秘的暗语和传承悠久的规矩仪式等等。当然，这些都属于在不断地创作中被不断编织和丰富的电影文化，观众大可不必当真。
实际上，真实的香港黑社会组织只是源于底层社会的相互倾轧。在黑和白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灰色的地带，港英政府显然没有能力管理到这些细枝末节，于是生活在香港的底层民众因相互倾轧而导致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升级导致社会混乱。久而久之，在这些底层社会中出现了维持这些灰色地带正常秩序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主要靠收取保护费来运营，同时维持底层社会的正常秩序。香港黑社会真实的情形既远不如《英雄本色》那般浪漫，也比不上《我在黑社会的日子》那般神秘。说到底，前一类的黑社会电影只是吴宇森等人用来表达兄弟情谊的一个媒介；而后一类的黑社会电影展现的那个世界无论有多神秘，依旧是一个遵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残酷社会。
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1996年这一年，古惑仔电影骤然大热，由此掀起香港黑社会片的又一次热潮。古惑仔电影可以说是青春片和八十年代两类黑社会片的结合，影片讲述的是青年黑帮成员的奋斗史，片中既有主角们彼此之间的友情和义气，又涉及对黑社会组织的仪式规矩乃至历史文化的描写。这类把古惑仔这样一种社会边缘人描写的风风光光的影片，无论是影片的制作水准还是感人程度，都远不及当年的《英雄本色》这类英雄片。相比之下，在同年出现的像《旺角风云》、《金榜题名》、《龙虎砵兰街》、《旺角揸fit人》、《去吧！揸fit人兵团》这几部影片，以及日后的《野兽刑警》（1998）、《暗花》（1998）、《龙在江湖》（1998）、《江湖告急》（2000）等带有黑色电影气质的影片，都意在反其道而行之，解构过去的香港黑社会电影，水准方面往往更胜一筹。
解构香港黑社会电影的《江湖告急》
这些影片中的黑社会社团既不存在兄弟情谊，也不存在什么江湖道义，相反，无论是社团和社团之间，还是社团大哥和小弟之间，都是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关系。黑社会社团就像是一个原始丛林，人性中的阴暗面在其中被彻底的暴露无遗。像这类黑社会片，创作者自然不是要在电影里还原黑社会的本来面目，也不是要和《英雄本色》或者古惑仔电影叫板。在这些电影里，黑社会片成了香港影人于“九七”前后表达社会情绪的一种媒介。在社会剧变之际，人们不再信任英雄片里浪漫的兄弟情谊，也不再相信古惑仔电影里的成人童话，更愿意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剥去文化伪装之后的社会其实就是一片原始丛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和弱肉强食。
2004年CEPA协议正式开始实行，这为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打开了一扇大门。此后，香港的黑社会片在进入内地电影市场时屡屡受挫，哪怕很多黑社会片讲的其实是主角由“黑入白”的故事，依旧会在电影审查环节折戟。2017年，王晶把已经消失多年的香港警匪片中的枭雄片又重新翻检出来，拍了一部质量尚佳的《追龙》，然而今年很快又凭借《追龙2》把这块牌子砸个稀烂。相比之下，《扫毒2》里面关于“匪”的这一条线已经算是做到极致了。
《扫毒2》中的四大毒贩
三、香港警匪片里的“香港”
由香港警匪片建构的香港城市形象不一而论。198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和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1989）等“英雄片”系列。前者建构的英属殖民地语境中的“我城”自信，后者则描画的是现代都市背景下的悲情江湖。可以说，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造就了电影中的香港这幅迷人图景。及至“九七”，香港警匪片中的叙事空间，或被演绎成“古惑仔”电影中青春躁动、恣意妄为的迷乱都市，或嬗变成《野兽刑警》（1998）、《非常突然》（1998）等黑色电影中的绝望都市。
新世纪以后，《无间道》系列、《伤城》、《门徒》、《窃听风云》系列、《枪王之王》等影片在努力探寻新的叙事可能的同时，有意无意的居然全部都陷入了“迷途”的泥潭。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些电影在叙事层面有着惊人的雷同，大都是讲迷途警察或者迷途罪犯最终被绳之以法的故事。这些影片大都感情冷漠、难以建构正面的价值认同。影片中的香港似乎成为一座迷失之城、困境之城，在新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新的时空坐标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无间道》中的香港新形象
由1980年代的自信或悲情，到1990年代的迷乱或绝望，到新世纪的迷失或困境，以上大体是香港警匪片中香港这座城市的形象变迁。无论这些影片成败与否，它们都已经铭刻在香港这座城市的发展演变之路上。近些年，《寒战》（2012/2016）、《赤道》（2015）、《风暴》、《拆弹专家》等影片，可以说正在树立起一个新的香港形象。在这几部影片中，香港这座城市环境干净整洁，社会法纪森严，政府高效迅捷，警察热血敬业，充满了文明都市的现代美感。曾经的英属殖民地身份已经渐行渐远，香港这座城市应该如何定位自己？这些影片努力建构一个积极正面的答案。在这些影片中，创作者对于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独特身份，通常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和明显的强化意识。创作者似乎是有意想要重新树立香港人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我城”自信，树立积极正面的城市形象，建构回归后香港人新的身份认同。
刘德华和邱礼涛合作的上一部“劳模”电影《拆弹专家》
另一边，将香港演绎成一座犯罪都市的警匪片虽然也依旧存在，如《谜城》（2015）、《冲锋车》（2015）、《树大招风》（2016）、《狂兽》（2017）等，但这几部影片的制作规模及影响力远不及《寒战》、《拆弹专家》这几部。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创作的思路或更多源自于香港警匪片的文化土壤，在创作时未必会有太过明晰的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形象定位。但就全局观，应当说，还是从《寒战》到《拆弹专家》的思路更胜一筹。从《寒战》到《拆弹专家》构成的这个香港警匪片序列，其态度始终是积极正面的。这批影片在将故事立足于香港本土的同时，试图建构一个新的香港人身份，以及把香港这座城市建构成一个新的认同对象。至于这份努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弥合现实之裂隙，眼下自然还无法定论。
《谜城》是林岭东导演的遗珠之作，片中的香港彷如一座“罪恶之城”
犯罪都市，法治社会，这两种风格的香港在《扫毒2》里面恰好都有。香港导演陈可辛在很早一次访谈时曾说，过去的香港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祖国大陆是封闭的；香港的优势不是在1997年以后才失去的，实际上在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的优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这些年，北上神州的香港影人经过多年的反复试水，如今已经在内地创作出了像《毒战》（2012）、《中国合伙人》（2013）、《亲爱的》（2014）这样一些比内地电影还像内地电影的作品。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些电影代表的是香港导演失去本土特色，相反，像《毒战》、《中国合伙人》、《亲爱的》这样的影片恰恰是香港电影“稳、准、狠”的精髓注入进内地的成功案例。而且，这几部电影的成功也不在于和官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博弈，而是源于杜琪峰、陈可辛等香港影人对于内地创作题材的开掘，以及香港电影悠久的商业娱乐传统和深厚的类型积淀。
在《扫毒2》之前，我看到了陈可辛导演新作《中国女排》的预告片，这个预告片竟然全是字幕连一个画面都没舍得放出来。毫无疑问，这是2020年春节最令人期待的一部影片。从早些年的《如果·爱》、《投名状》、《十月围城》，到《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一直到《中国女排》，陈可辛在大陆的电影创作之路可以说是越走越顺。相比之下，香港警匪片却未能有这般幸运。从《无间道》、《窃听风云》一直到《拆弹专家》、《扫毒2》，香港警匪片的路依旧还是越走越难，此情此景，不敢让人奢望更多，惟愿香港警匪片这个火种能够继续燃烧，不要熄灭。
《扫毒2》剧照，希望香港警匪片这个火种不要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