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之商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之商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 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 000人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北渡黄河，陈师商郊牧野。誓师后，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旗”，指挥战斗。激战中，殷军“前徒倒戈”，武王乘机挥兵追击，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姝玉，自燔于火而死”。于是，武王“以黄铖斩约头，悬大白之旗”，纣之嬖妾二女自杀，武王又”斩以玄铖，悬其头小白之旗”，以示众。胜利
原作者：情枭的黎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博物馆了。感觉从历史一点一滴的记忆中，反而能发现和审视自己的内心。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已经连续三年蝉联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排名冠军，上博的软件硬件实力无疑已居国内翘楚。而在上博最引已自豪、藏品最为丰富的青铜、陶瓷、书法、绘画四大展馆中，青铜器馆堪称为首，这除了多年的苦心经营之外，无疑与已故的前馆长马承源先生本身乃是国内资深的青铜器专家有莫大关系，在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一级文物清单中，上海博物馆一共有两件(组)入选：大克鼎和晋侯苏钟，全部为青铜器，由此可见上博青铜器收藏实力之一斑。无论以收藏的广博性、系统性、藏品珍罕度；还是陈列水平、研究深度，上博青铜器馆都堪称国内最佳。
走进上博青铜器馆，在入口处，你会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件有些奇特的青铜器，说它奇特，是因为大多数青铜器陈列馆喜欢将国人最熟悉的鼎，作为开门之宝来呈现，而上博的这开门的第一件，却完全不同，它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夏代的“钺”，这件青铜钺，其价值又何在呢？
钺是古代的兵器或用于杀戮的刑具，而且也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此器方形平刃 阑旁有两方孔 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 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卉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此方钺大而且重 使用不便，还有绿松石作镶嵌 精致秀美。刃部平口无锋，不具备实战功能，当是仪仗用具。
在《苏武牧羊》中提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长柄的武器 头部沉重 青铜斧钺自有一股威猛刚烈之势 力量与霸主的最好象征。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的形成与斧的形成属相同的时代，斧、钺（yuè）通常被联称，二者的形制相似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区别在于钺是一种大斧，刃部宽阔，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礼兵器；斧则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实用工具。据《六韬》记载，周武王军中有大柄斧，刃宽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名曰“天钺”。
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 000人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北渡黄河，陈师商郊牧野。誓师后，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旗”，指挥战斗。激战中，殷军“前徒倒戈”，武王乘机挥兵追击，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姝玉，自燔于火而死”。于是，武王“以黄铖斩约头，悬大白之旗”，纣之嬖妾二女自杀，武王又”斩以玄铖，悬其头小白之旗”，以示众。胜利后的第二天，武王进驻商宫，“除道、修社”，完成接管商王朝政权的典礼。这时，“周公旦把大铖，召公把小钱以夹武王”。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代的斧铖，不仅是用于战阵的白刃兵器，也是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夏代的青铜器本身就不多，上博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夏代铜方钺更是难得之重器，上博将其放在青铜器馆门口，也许是想表达一种在中国文博界号令天下的雄心？这件器物早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之物，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圆形铜器，上面留有较厚的织物痕迹，经过对其X光摄影，可观察到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了十字纹，其排列方式与此器纹饰一致。由此，将这件器物的年代提前到夏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均出自等级较高的遗存里，如湖北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龙纹钺；安阳殷墟M5出土两例妇好钺；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出土两件透雕人面钺，其中一例有亚酗铭文(分藏在山博和)；江西新干大洋洲也发现两例透雕云纹大钺。我们可以发现，大钺的文化属性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
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周弦纹，弦纹中间饰以两周十字纹，外圈12个十字纹，内圈6个十字纹，这样的数字组合似乎似乎有深意。近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太阳火焰有12条，而飞鸟有四只，这样也似乎有所指代。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柲是弹性较好的木柄，表面涂以天然漆，在湖北一带的东周墓葬中有的保存至今。柲的长度一般比较长，“戟，车戟也，长丈六尺。”按汉尺换算，长度为3、69米。从东周铜壶上水陆攻战画像上来看，柲确实很长。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栓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
经科学检测，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件器物的含铅量也高于一般大钺，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第一篇：萌生期青铜器
萌生期青铜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士了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饰件，并发现铸造遗址。青铜礼器造型初具规范，器壁匀薄，铸造技术已达熟练水平。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显示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浩瀚史海，我们溯源而上，来到有朝代纪元的第一章。
夏商周是我国的先秦时代，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和战争是紧密相联的。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历史朝代，而我们祖先冶炼和铸造青铜器的时代比这更早。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古人发现了铜矿，进而学会了采冶，熊熊炉火烧起来，青绿的铜液流淌出中国一个青铜时代。中国青铜器出土年代最早的地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一座夏代的遗址。这里出土的青铜乐器、兵器、容器等，代表着中国文明的进步。在这里还发现了夏代的大型宫殿遗址和青铜器铸造遗址，因此它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
细腰爵 夏 高11.7厘米，流至尾长14.1厘米，重200克。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以前。
爵是古代饮酒器。此爵狭流、束腰、扁体、平底，颈腹间有一阔鋬把手，流和口沿的连接处设有通常所见的柱状物。三足较短，张开，有稳定感。器壁很薄。青铜爵的内部有陶范残留，表明它是用陶质块范法铸造的。
上博收藏的此件细腰爵造型原始，尚带有陶爵的特征，与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的一些青铜爵相同，属夏代晚期的器物，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饮酒器之一。
三足残缺，根据痕迹想象复原。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造型别具一格，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此器鋬特大，平底，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应该加以注意。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比目前状况更长。1965年公布的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管流陶爵与此器相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斝是中国古代用于盛酒或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源自同形陶器。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由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
(刻划)云纹鼎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高18.5厘米，口径16.1厘米 重0.71千克
敛口，厚唇，小立耳，深弧腹，圜底，腹下有3空锥足。腹饰一周粗疏的斜角云纹。器壁薄，为了防止铸造爆裂，口沿处理得比较厚。合范技巧不够成熟，尚未掌握范芯全封闭铸造技术。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铜鼎也为阳文线条。
用三块外范铸成，分范不均匀，间距15.8—13.8—15.9，腹部周长45.5厘米。耳为连铸，一耳与足垂直，足中空，纹饰劲健有力，有多处补铸痕迹
上海博物馆最新定为夏代晚期。也有意见反对上博的断代，意见如下：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收藏和研究水平国际领先。馆藏铜器数量目前已超过7000件，青铜器专业著作也接连出版。在待变上博青铜器研究成果的青铜馆，陈列意见标识为夏代晚期的云纹鼎（以下简称上博鼎），半环状立耳，侈口，饰云纹，圆底，锥足中空，造型古朴，线条劲健。一耳于一足相垂直。这也是育成期青铜器鼎、鬲等三足器的普遍特征。耳足在同一垂直线上的原因，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耳足相垂直在视觉上产生的不平衡感，不会再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不被工匠察觉，况且这在制范工艺上更为繁琐。从一些耳足垂直的器耳残存范线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器的器耳在制贩时候被分割在两块范上。所以，是由于技术意识、手段的落后与原始，是当时的工匠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摸索出新方式去改变这种现实。笔者在对上博鼎进行细致考察后认为在断代上存在可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1、通览二里头文化出土之铜礼器，无论是爵、斝、盉、鼎，皆为平底，唯上博鼎为圆底，且甚为明显。
2、二里头文化出土之铜礼器，大部分为素面，仅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一例铜鼎，铸有粗浅并十分原始的网格纹。而上博鼎铸有更加复杂抽象的云纹，线条流畅有力，绝非信手拈来之作。
3、上博鼎为建国后自冶炼厂拣选，无确切出土地点记录。
综合以上三点疑问，认为上博鼎并非夏代晚期器物。根据其器壁较薄，分范数量少，耳足垂直，三足中空，无垫片，又补铸痕迹的特点，并兼及整体形制风格，定为商代早期是恰当的。
第二篇：育成期青铜器
育成期青铜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於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发展的基础。
育成期青铜器最明显的标志是"兽面纹"的出现。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
商代早期兽面纹最简单的仅有一对兽目，而将其他各部分都省略了。一般的都用横条或直条的复线或单线为主体的末端呈勾曲形的条纹构成，并歧生出简单的雷纹。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斟酒器：
(变形)兽面纹爵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而青铜器在各期的特征，有不同的发展，其间最辉煌与最早当为青铜器“爵”。而透过爵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青铜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可以说，爵是青铜器中不可缺的重要一簇奇葩。从各个不同时期来看爵的表述：
爵可以说是最早的酒器，功能上相当于现代的酒杯。流行于夏、商、周。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的商代早期：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凶楹系囊惶拙破鳎已普遍出现。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这件商代中期的兽面纹爵很有意思，腹部的上下两段，上腹部的纹饰是早商样式的凸线线刻的阳纹；下腹部则是浅浮雕样式的兽面纹（兽面纹的刻划也比早商时仅仅表现一对巨睛的形象要变得复杂、繁缛一些了，有了许多用凹线刻出的纹饰细节上的刻划），兼具早商和晚商的两种纹饰风格，就此最能看出育成期青铜器在纹饰上的这种过渡风格。连珠纹是早期青铜器爱用的一类纹饰，商代中期时仍然流行。但是即便如此，在商代中期时纹饰在器表的覆盖面积也大大扩大了。可以看到这件爵的腹部几乎布满了纹饰，早已不是早商时那种简洁的形式了。
这件爵的底部由早商的平底变成了后来一直沿用到明、清的圜底的样式，流也变成较宽的舌状流（当然宽度还不能和后来的爵相比，还略受早期爵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腹中部的夹在上下两周连珠纹之间的兽面纹，已经具有较复杂的细节纹饰的刻划。虽然仍比较抽象，但相比早期仅有简单的一对突目的兽面纹，已经复杂、具象了许多。柱的个体也显著的变大了，而且顶部铸成蘑菇形，开始具有了装饰效果。
关于柱的功能 上博已故马承源先生认为这样的柱是用于挂滤网用的。用于爵上时，一端挂在两根柱上（有的爵是单柱），另一端挂在爵的尖锐的角状尾部，这样可以过滤酒渣。因为当时还没有蒸馏用的清酒（中国人用蒸馏法制酒，取得纯酒精，然后以低度的酒或水直接勾兑成各种度数的低度酒，据考证是始于宋代），从酒最初产生，直到宋代以前的酒，多是发酵法酿成的浊酒，酒色浑浊，类似于今日的米酒，所以饮用时需要用苞茅的叶子来滤酒，即缩酒
.“觚”是一种饮酒器，盛行于商代，其基本形制为长筒状身，大喇叭形口，斜坡状高圈足。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据专家考证，饮酒时如需温酒而饮则用爵，不需温酒而饮则用觚，所以觚、爵常配对而出，成为当时礼器组合形式的核心。
觚之与觯，古籍记载颇有混淆处，如《考工记》：“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二升，觚三升。“而《韩诗》云“二升曰觚”，因此古籍对于觚的容量解释也不相同。现今考古界所通称之觚，是沿用宋人所制订的旧名，是否即为古籍中的觚，无法证明。因为商周之觚铭中皆无自名，但据形体定为饮酒器，还是可信的。有一商代早期觚，其口部半封顶，并有一流可饮，是为饮器的直接证明。觚与爵是一组配合使用的青铜饮器，常相伴出土，也有觚与斝成组合的。
兽面是古代人们想象中的怪兽的面部，将其刻画在器物上所形成的纹饰称兽面纹。宋代的学者把兽面纹称为饕餮纹。兽面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
敞口，长身，束腰，高圈足。腹饰兽面纹、联珠纹。圈足有十字形镂孔，底有折棱。
从其兽面纹带下方的十字形孔中可以看到觚的下腹部（位于兽面纹带下方的腹部）实际上是假腹，因为真正的器底并不在圈足处，而在上字孔的上方，即兽面纹带下缘的位置。所以兽面纹带下方的觚腹并不是真正的腹部，而只是假腹。这在一些鼎盛期的觚身上能看得更清楚。
关于觚的这种较高的器底，以及十字形的镂孔。有的的解释是铸造工艺不成熟的原因。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上博已故的马承源馆长则认为是为了防潮透气，将器底铸高，使之远离地面，这样就能防潮，防止器底长期接触潮气而锈蚀，而开十字形镂孔之后则可更保持通风，便于潮气排出，故实际上是保持器底干燥的一种保护措施。这种说法亦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不仅早商时的铜器大多带有这种镂孔，晚商时也象征性地保留着这种构造（或用相似的结构进行代替，比如黄觚下腹部的镂空装饰），而西周的许多簋都带有空心的方座，使得簋的圈足远离地面；甚至于有些簋（比如首都博物馆藏的西周穆王时的班簋、上博藏的妊簋）更用四条长足把簋的圈足架空，使之悬空离地。因晚商、西周时青铜铸造工艺早已成熟，故就很难再用铸造工艺上的缺陷来解释这样做器的目的了。
兽面纹觚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顾恺时（1913-2005），江苏启东人。我国著名的胸心外科专家 主任医师、教授。 1938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留校任附属红十字会医院外科医师和外科系助教；1947年赴美国Mayo Clinic（梅育医学研究中心）研修外科和胸外科，1948年转入哈佛大学麻省医院进修，师从R.Sweet教授，1949年回国任南洋医院院长；1957年起任上海市胸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副主任；1985年起任上海市胸科医院名誉院长。1984年被美国胸外科学会聘为终身会员。
1956年，顾恺时将自己所拥有250张病床的私立南洋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7年以他为主筹建了上海市胸科医院。1978年将个人珍藏的历代文物225件(上至商代晚期，下至战国时期)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敞口，粗身联圈足，圈足有十字形镂孔。口沿腹间有一牛首。这件觚的造型较粗而矮胖，早商时多这种矮胖形的觚，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出土的的觚中都可见到。唯这件觚带有用于持握的鋬，似不太常见（但不是没有）。这件觥的造型多少让人联想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那件带鋬的象牙杯。
一组灌酒器 “斝”（音甲）
斝（汉语拼音：jiǎ）是中国古代用於温酒的酒器通常有青铜铸造，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 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
基本造型为侈口，口沿有柱，宽身，下有长足。斝的形制较多，器身有圆形、方形两种，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口沿上有一柱或二柱，柱有蘑菇形、鸟形等不同形式；腹有直筒状、鼓腹状及下腹作分档袋状几种；有的是扁平素面，有的用兽头装饰；底有平底、圆底；足有三足、四足、锥状空足、锥状实足、柱形足等。一般来说，商早期斝多为平底、空锥形足或较瘦的袋状足，胎体轻薄，纹饰简单，一般只有一层花纹。商中期至西周早期，斝多为圆底或肥圆的 袋状腹，柱形足，器体厚重，花纹繁缉， 常用蕉叶纹、饕餮纹、云雷纹等纹样装饰，有的以云雷纹做地，其上饰有多层花纹。斝作为礼器，常与觚、爵等组合成套使用。
关于斝的用途，有种说法认为它是温酒用具，但在礼制方面，据《礼记》 、《左传》等书所载，斝主要是用来行祼礼的酒器。众多青铜斝总体上都纹饰繁缛，穷极富丽，斝当不是寻常的酒器，应是正规祭祀、盛会活动中的用器。
兽面纹斝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不仅锥足明显地粗壮，而且伞状柱上也出现了纹饰，装饰效果渐趋繁缛。
壶 主要作祭祀和禮儀、宴享活動的禮器，也可作盛水器。现在所知最早的壶是商代中期的，直至汉代壶仍然是较常见的青铜器之一。由于壶的使用时间较长，其形制变化也就比较多。
壶的基本形制是圆形或扁圆形，也有方形或椭方形，有盖，肩上有环套接提梁。也有个别壶没有提梁，仅在壶肩设一对环，估计当时是直接用绳索作提梁，由于时间久远，绳索早已朽烂无存。
兽面纹壶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椭圆形壶，长颈，深垂腹，双贯耳、圈足。颈饰弦纹，身饰虎首、牛首二组兽面纹、龙纹，足饰云纹。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张雪庚先生捐赠
这件尊口部侈大，超过肩径，肩部丰圆突起，圈足较低，是商代早中期常见的式样。此尊的肩部有三个牺首，体现了商代中期铸造技术的发展。肩腹部兽面纹精丽工整，结构紧密，兽目及躯体上与方整齐排列的羽状纹饰更见绵密精细的气质。但整个图象仍有强烈的抽象感和神秘感，兽面的主干和地纹没有明显的区别。
下面上一组食器：
鼎 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兽面纹鼎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鼎圆体，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微敛、折沿、大立耳、浅腹。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点。颈部饰兽面纹，无地纹.
扁足鼎被归入异形鼎一类，被认为是温食器，用于温羹，在鼎的大家族中不占多数，但是颇具特色。这件早期的扁足鼎与郑州白家庄、黄陂盘龙城出土的早期扁足鼎在造型、装饰上都差不多，纹饰较简单。其扁足上的纹饰似是由云纹构成的夔纹。早期的扁足鼎都是深腹圜底，进入鼎盛期后鼎腹则显著地变浅，成为钵状的半球体。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这件商代中期的鼎，鼎耳仍然是早商时流行的立耳。此鼎相对于早商的鼎而言最大的变化在于鼎足部分。虽然仍是锥足，但却已有逐渐向柱足演变的趋势，足尖已不象早商的鼎足那样尖锐。
兽面纹鬲(念lì)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口径14.6厘米，高19.2厘米。
鬲腹饰卷角型兽面纹，兽目巨大，图案条纹粗犷，结构复杂，构图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器壁均匀而薄。在商代中前期青铜鬲中以这件器物最为精致。
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可用于炊粥，兼可用于盛放肉食。铜鬲最初是依照新石器时代已有的陶鬲制成的。其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后期口沿上一般两个直耳。
未完待续，后面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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