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丢失孩子慢慢都找到了？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

为什么现在丢失孩子慢慢都找到了？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一天夜里，彭四英哭着拿头撞墙。孙海洋看着她不说话。他们争吵到最后常常这样。彭四英跪到地上，额头往地板敲。家里跟她想象得不一样，家里总是争吵，爸爸和妈妈吵，妈妈和奶奶吵，吵完了妈妈哭，爸爸不说话。有次刚端上饭菜，奶奶苏兆安伸手掀了桌子。那年冬天，2008 年 1 月，孙悦十岁，一个人坐上湖北监利县的大巴。车过长江大桥，窗外的灯光照醒了她。她惊讶地看着发亮的江水。一天一夜，车到深圳，孙海洋接站。到现在她还记得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爸爸的脸很憔悴。走在深圳的路上，拐进一条巷子，站在那堵墨绿色的门前，孙悦心里有一个想法：这就是我家了。她一个人在监利读小学，寄宿，一直想来深圳，现在终于来了。妈妈彭四英已经铺了床，躺下她就睡着了。 醒来，墙上贴着报纸，看到了孙卓的名字，她才想起来昨晚没见到弟弟。报纸上说孙卓被拐卖了。她不明白拐卖是什么，她理解成一种临时事件。她想弟弟很快会回来。

2007 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2009 年，部署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至 2018 年，全国共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 5 万名，解救被拐妇女儿童超过 10 万名。

湖北人孙海洋的孩子孙卓 2007 年在深圳遭到拐卖，多年来他组织被拐家长全国寻子，多次为公安提供有效打拐信息。打拐题材的电影《亲爱的》也有部分故事取材于他。

孙海洋的故事，是众多被拐受害家庭的典型：为了生活过得更好，他们离开农村，却在城市里遭遇悲剧。尽管如此，他仍决定留在城市，希望重建生活。

永失我爱

那年冬天，2008 年 1 月，孙悦十岁，一个人坐上湖北监利县的大巴。车过长江大桥，窗外的灯光照醒了她。她惊讶地看着发亮的江水。

一天一夜，车到深圳，孙海洋接站。到现在她还记得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爸爸的脸很憔悴。走在深圳的路上，拐进一条巷子，站在那堵墨绿色的门前，孙悦心里有一个想法：这就是我家了。她一个人在监利读小学，寄宿，一直想来深圳，现在终于来了。妈妈彭四英已经铺了床，躺下她就睡着了。

醒来，墙上贴着报纸，看到了孙卓的名字，她才想起来昨晚没见到弟弟。报纸上说孙卓被拐卖了。她不明白拐卖是什么，她理解成一种临时事件。她想弟弟很快会回来。

家里跟她想象得不一样，家里总是争吵，爸爸和妈妈吵，妈妈和奶奶吵，吵完了妈妈哭，爸爸不说话。有次刚端上饭菜，奶奶苏兆安伸手掀了桌子。

一天夜里，彭四英哭着拿头撞墙。孙海洋看着她不说话。他们争吵到最后常常这样。彭四英跪到地上，额头往地板敲。

孙悦听见瓷砖地板咚咚直响。孙海洋拉彭四英坐起来，她的额头流血了。

我想死，彭四英说。

是我的错，孙海洋说。

彭四英起身走进厨房，拿起菜刀。孙海洋冲过去，按住她的手，把菜刀夺下来，甩到门外。

我想死，彭四英说。

孙海洋藏了菜刀，一天没敢出门。坐在家里，下白石四坊 28 号，一楼，他看着门外的巷子。他们吵了半年，争论到底错在哪里，有时他们认为错在对方，有时认为错在自己。他一遍遍地回忆孙卓丢的那天。当时彭四英要去剁生姜，让他看着孙卓。他答应了，半躺在沙发上。他是凌晨两点起来揉面的，那天——2007 年 10 月 9 日——是包子店开业第二天，他卖了两千多个包子，一整天没合眼。

是在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孙卓出门的。我去玩一会儿，他说。

都这么晚了，孙海洋闭着眼回答。他记得自己好像伸手拦了一下。

出门后孙卓在巷子口遇到了那个男人。后来在监控录像里，那人将手掌那么大的玩具车摆上井盖，又拿出几颗李子。

录像里孙卓伸出手，被那人牵走了。

彭四英骂孙海洋睡觉。孙海洋后悔睡觉，但他也问她：那你呢？

彭四英当时坐在店里切生姜，她背对门外，包子店离井盖只有三米，或者四米。孙海洋等了几个月接下那家门面，隔着巷子口就是沙河幼儿园。他把孙卓送进去，才去了两天。

是你要来深圳，彭四英说。她认为是丈夫把儿子带进了陷阱。

如果错了，孙海洋问妻子也问自己，是从哪里开始错了？

肯定不是 1994 年。那是在武汉人和路，孙海洋 20 岁，刚学会蒸包子，彭四英 18 岁，在隔壁小吃店当服务员。孙海洋包子卖得快，钱卷起来塞腰带，晚上摘下，一数数很久。他蒸一碗菜吃一天，不爱花钱，只琢磨赚钱，他只读完小学却自信能做生意，就是亏了也不动声色。1994 年包子好卖，年底他攒了两万，1995 年春天开服装店三个月全赔了。彭四英认准了他的勤快，1997 年他们结婚，离开武汉，他说去哪儿她就去哪儿，四川、重庆、湖南，先有了女儿孙悦，几年后，又有了儿子孙卓。2007 年，结婚第十年，他们到了深圳。在深圳，现在，她给他下跪磕头。现在她说她想死。

孙卓是她生的，是的，孙海洋想，她是妈妈，她是应该更痛苦。

吵架下跪那天之后，彭四英写了一封长信给孙海洋，从他们认识那年写起，写了十几页 A4 纸。孙悦也看了那封信，偷偷放回去。寒假过去，她没回湖北，进了白石洲的小学。

你遇到那些真正可怕的事情，你会希望它没发生，你会去想最好的那种情况。第一天，孙海洋想孙卓是贪玩躲了起来，他想小孩都喜欢捉迷藏。他把眼睛看向白石洲的角落：墙角，树桩，垃圾箱，刚摇下的车窗，挂满衣服的阳台，烈日下朦胧的楼顶。他才知道白石洲原来有这么多角落。走在巷子里，脚踩在井盖上他也会想，孙卓会不会就在下面。

沙河派出所，民警说 24 小时才能立案，孙海洋跪下了，跪下没用，他又爬起来。他拉着彭四英回到路上。遇见小孩他们就冲上去，路人往后躲。我小孩子不见了，她哭着向人解释。她拉住那些愿意停下来看他们的人，人一多她就跪下。第一夜他们喊，喊到天亮走回家，巷子口左手是包子店，右手是幼儿园。

孙海洋装了十万块现金，守在派出所。他们想只要找到所长的车就把钱扔进去。他们没找到。他又拉住民警的手，叫他们同志、大哥，也叫师傅、兄弟，有时干脆还是跪下。民警说没有线索。孙海洋找来路口超市的监控，录像里看不清人脸，民警说要是能知道人贩子是谁就好了。就是听到这句他才憋不住大骂他们的。

「下白石新村」五个红字漆在路口的石头上，夜里他就坐在那里。他看着每个路口，思索那个人带着孙卓会往哪儿走，走哪个方向会打车，走哪个方向会坐地铁，接着会去哪里。他拿着中国地图，中国原来有那么多地方，他从来都没觉得中国那么大。

有时他也起身跑起来，跑到路口不停，靠本能拐弯，继续跑，好像那样他就能知道更多，好像跑起来就能得到正确的方向。有一天夜里他跑了很长一段路，起初喘不开气后来忘了喘不开气，想停下来又连停的力气也没有，他记得他是摔倒了才停下，坐在地上，他往四周看，他不知道那是哪里，他就记得到处都是树，一个人都没有。他往那些茂密的树叶里看了很久。

他见了福田一个算命先生，回来照做：他将一只鸡煮到半熟，对准监控录像，朝东下跪磕头，两手捧着那只鸡，绕白石洲走了七圈。他一边走一边喊孙卓。七圈走完回来继续下跪磕头。路人跟着他，他们觉得这个人疯了。他也觉得荒唐，但人家说了他就试。万一是真的呢？楼上小孩哭喊，他总怀疑是孙卓，走上楼，耳朵贴在门上，一直听到哭完。算命先生是说孙卓七天以内回来，他就七天没关门，夜里也亮着灯，他就坐在门口等。

包子店招牌换上了新的：悬赏二十万寻儿子。路人围住了门口，电视台和报纸的人也来了，开始是深圳的，接着是广东的，北京的，后来国外的记者也来了。他想他的希望增加了。他对着他们一遍遍说自己的孩子丢了。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印一万张寻人启事，一家人背包出门贴，白天城管不准，他夜里出门，在深圳的路上走，一路贴到天亮。他也把它们寄到北京和上海。有时是寄给老乡和朋友，有时是随便写一个地址寄过去。拆开包裹的人就算把它们扔在风里也有人捡到，他想。寄完了他觉得荒唐，但他还是寄。

深圳能贴的地方都贴。有天晚上他被追了好久，一路跑，最后是在一个桥洞下被那四个拿棍子的保安围住了。

我小孩丢了，他说。他们不管。他们让他把寻人启事撕了。作为惩罚，他们让他把墙上别的东西也撕了。

他一张一张撕起来，撕自己的也撕别人的。

撕完了，他对他们说，如果看到我儿子，打这个电话，谢谢你们。

15920054088，这个号码他一直没换。不过，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谎？第一个打来电话的人就是骗子，那人对孙卓的事情说不清楚，只说钱。

他数过，最多的那天他接到了四十多个电话，他们说了很多地址，龙华、福田、东莞、厦门、北京、香港，哪里都有。他们说孩子就在那里。他跟他们打交道多了，后来一听语气就知道是骗子。有人用电脑合成了孙卓的假照片传给他。也有人绷不住，干脆承认自己就是骗子，说自己只是想骗点钱。他还是跟他们说好话。他说既然你看到寻人启事了，请帮我留意一下，谢谢你。有骗子在电话里道歉，他们说你这么可怜我不该骗你。他不生气，他希望继续有电话打来，骗子也行。

要是连骗子都不来，他想，那就真没希望了。

有人仅仅是因为无聊，比如上白石村那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没想到孙海洋真来。那天很晚了，他走上去，把几瓶绿茶递给他们。他一看他们就知道不对，但还是说：如果孩子在你们手上的话，钱一定有。他坐下了，他们也坐下。他们支支吾吾半天，最后烦了，说我们是随便拨了电话，你走吧。

还有一次是宝安北路 92 号门口，那个地址他记得清楚。他从电话里就听出来又是骗子。他报了警，两个便衣警察一进去就按住了那个人，搜出一把小臂那么长的刀。那个人姓熊，22 岁，他承认那晚准备抢劫。戴手铐时他耷拉着脑袋。那人后来判了两年，孙海洋又有点懊恼，他想年轻人不过是想搞点钱，为什么要结仇？

有一个骗子最像真的，那人声音特别愤怒：你把我的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你要全撕掉，二十万不够，我要三十万，你不能报警。

他太有底气了，孙海洋觉得一定是他。行，他说，钱也行，撕也行。

孙卓别哭，那人又说。电话里是小孩哭声。

孙海洋紧张地问，孙卓手背有个刀疤，左手还是右手？

现在他忘了那人回答了哪只手。但孙卓手上是没有疤的。那人继续吼，但他不想听了。他挂了电话出门走。那个晚上他也记得清楚，走过包子店，走出白石洲，他一直走。每次看一眼时间都只是过去了五分钟。时间太慢了，你一直走你也走不到天亮。他看着路上那些年轻人，他们也来了深圳，可为什么他们显得那么无所事事？他看着那些路人的脸，那天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骗子。

他又走了一夜，回到白石洲，推门的时候他希望自己悄无声息，希望她们没听见。他知道她们听见了，他不想两手空空回来。

那些官员的脸，他想着他们，有的真，有的假，有的他看不出真假。他记得最近的那个人，在公安局，年轻人脸上很真。年轻人说，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孙海洋说不知道，我要回去了。那人说我是刑警学院出来的。孙海洋还是要回去。那人拉住他，说我要把案子破了。

破了再说，孙海洋说，破了我给你磕头。

那人又要送孙海洋回家。送到楼下，他要上去。我要知道你是住的哪个房，我下次直接带着孩子来，他说。行，孙海洋笑了，上去，上去。

我见过多大的官你知道吗？孙海洋想。他记得他们每一张脸。一开始他找普通的民警，从不出警等到出警；他去找派出所长，他终于见到了领导；他找到分局局长，后来是公安厅长。他记得有一个人拿着喇叭发话孙卓一定能找到。更大的官孙海洋也见过，他去过北京，公安部的打拐会议，他的身份是家长代表，领导握着他的手。

也是在 2007 年，孙卓丢失那年，公安部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简称「打拐办」），第二年，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要求一线公安机关对群众报告儿童失踪、被拐卖的，必须立即立案。第一任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留意到孙卓的案子，列为重点。

贴了半年寻人启事，孙海洋找孩子的方式也变了，他每天盯着公安的打拐信息，也把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长聚在一起，也在网上发消息寻亲、宣传打拐。他外出背着书包，书包里有一本花名册，被拐的孩子有三千多个。有深圳本地的，也有外地赶来的，那些家长找到孙海洋，请他想办法。他自己还没找到孩子，却成了他们要去依靠的人。他知道他们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他。

深圳的家长十几个，去饭馆要把桌子拼起来坐。他了解他们，他们需要那种感觉，人跟人围成了一圈就好像多了一点什么，说它是温暖也行，团结也行，他们看着其他人的脸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同类，孙海洋对他们说，同病相怜。他们租了大巴车去往外地，一起拉着横幅走在街道上，他们印 T 恤，把丢失的孩子印在胸前。从早晨到傍晚，他们走在不同的城市。湛江的陈升宽两腿残疾，儿子陈兆沅 2015 年丢失，他手脚并用在街上爬，一爬也是一天。

还有谢越，他们是在树下认识的。他记得那天，远远地他看见有人在贴寻人启事，走过去，他看见贴的是孙卓。风给你刮掉了，那人说，我儿子谢浩男也丢了，我快放弃了，帮你贴。他记得谢越被人骗了很多钱，最多那次五万，那次他跟着去了。电话里的人说谢浩男在东莞，谢越带钱到了东莞，对方要他把钱扔进垃圾筒，谢越就躲着警察也躲着孙海洋。钱扔进去了，孩子没有。

谢越蹲在路边哭，孙海洋就拍他肩膀。只有他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没人可信的时候，你就会去信那些不该信的人。

如果孩子一直找不到怎么办？如果孩子被致残乞讨怎么办？如果孩子被害死了怎么办？其他人总是这么问孙海洋。这是他们最怕的事情。

孙海洋已经不怕了。他有一套自己的回答。他告诉他们每个孩子都不会有事，孩子就是被人贩子从这里带走，卖到了那里，不会受伤，有吃有穿，买孩子的家庭自然爱孩子，孩子不会乞讨，不会有别的情况。他对每个人都说孩子一定能找到，他自己能，他们也能。他告诉他们世界上好人多。

有时他也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在给自己「洗脑」，也在给他们「洗脑」。这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他现在愿意相信是好人多。他接到那些哭着安慰他的电话。加油，他们说。还有人打电话来一直哭，不说话，他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跟他一样，他安慰他们不要哭，孩子找得到。但电话那边的人说，自己是刚生了孩子，看到他的事情心里难受。要是我的孩子也丢了该怎么办？他们哭着说。

有些人真撑不下去了。他记得那个名字，杨江，2008 年 10 月，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跳出了厕所的窗户。他也记得贵州都匀的张雪霞和宋怀南，儿子宋彦智 1991 年丢失，宋怀南 2006 年春节跳楼，到 2016 年，宋彦智在广州找到，父亲已经离世十年。

国内到底有多少孩子被拐，又有多少找了回来，他不知道数字。他自己统计的三千多个只找到了十几个。比如彭高峰。第一次见面，彭高峰就给他跪下了。他们是湖北老乡，此后一起找孩子，成了朋友。2011 年春节，彭高峰的孩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公安和彭家去江苏带回孩子，孙海洋去接。他真的很高兴，他把母亲苏兆安也带上了。

到了天河机场他才知道不该去。彭高峰抱着儿子，一群记者围住他们。他躲在一边。记者也把摄像机对准他，问他现在怎么想。他知道他们想让他哭。他也想哭，但他越想哭越哭不出。他记得是辽宁的一个记者问了那句话。他记得她的名字。

她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他哭得全身抖，他在凳子上哭得坐不稳了。怎么不是孙卓，他想，我走了那么多路。

他去那些从没去过的省份，最不想去湖北。他有很多次路过老家，一次也没回。就是春节也不回。那里的人一见他就问。你能怎么回答，你的孩子丢了，是，你在找，是，你还没找到。后来不问了他们又说再生一个，别找了。他知道他们真是好心，但他听了心里冒火，他胸口起伏，得使劲吸气他才能把火压下去。他后来也不想跟那些亲戚说话了。

如果理解你的人不多，你就会越来越不想说话。你会宁愿一个人在街上走一天，哪怕那是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宁夏，小神童幼儿园，他记得那个地址，至今最像孙卓的那个孩子就在那里。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孩子，然后他就知道他来错了。那孩子看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去宁夏那次他就记得那孩子陌生的眼神了。他都忘了他在宁夏是怎么坐车回来的。如果不是车票一直留着他就怀疑那是梦。他看着那一堆车票，那个叫孙海洋的人先坐火车到了郑州，又坐大巴到了咸阳，最后才到了宁夏。

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一直留在深圳，名单上，打不通的电话越来越多。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走。他们从外地来广东，做生意，打工，孩子出事了生意做不好，没法上班，最后只有回去。在深圳跟孙卓同年丢失的孩子是八十多个，电话能打通的现在还剩不到二十。

2019 年 3 月一个下午，孙海洋接到莫善敏电话。莫动了癌症手术，要见他一面。莫的儿子莫金昌 2007 年被偷走，第二年在网上发现信息，找了回来。

莫善敏与儿子莫金昌 ( 2007 年被拐，2008 年寻回 )

在径贝新村，孙海洋拎了两袋香蕉，进了莫善敏的出租房。墙上贴着满满的奖状，屋里有二十多个平米，摆了三个架子床，每个都是上中下三层，一家七口住一起。莫善敏 1998 年来了深圳，杀鸡，住在铁棚里，跟妻子林国静生了五个孩子。失而复得的莫金昌读到了四年级，墙上也有他的奖状。

他们说起 2008 年从白石洲赶到宝安来的那一晚。那天孙海洋吃惊地见到莫善敏周围的一群家长。每家都丢了孩子。他们的情况他脱口而出，比如胡俊丢得最早，2007 年 3 月，丢时 4 岁；吴灵妹丢时 2 岁；程明最小，丢时 1 岁半，父母是他湖北老乡，咸宁人；黄桦的女儿已经六岁，午睡时失踪，床上有血，他们怀疑人贩子当时打晕了女儿。

孙海洋就是从莫善敏家开始统计他们，以后两个月，他收集了那份三千多孩子的名单。

孙海洋坐在床沿，一手搭在墙上，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着莫善敏的脸，这个人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同类，但这个人那么幸运。

你的孩子也会找回来，莫善敏说。

他们又聊到人贩子。他已经不恨他们了。就算拐走孙卓的那个人站在面前他也不恨，他只想知道那个人是谁，他一遍遍在录像里打量那个人的脸。在山东做节目那次，主持人让他背着一个人，要他假装背着人贩子。他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背着那人走，一圈，两圈，走了很多圈，走不动，他趴到地上，他背着那人往前爬。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回事，他就是不想把他放下来。他就那么坚持。爬不动了，那人滑下来，他转头看着那人说，来，你把手搭到我背上。那个人先哭了。

他很久没哭过了。再往前一次是 2014 年看电影。《亲爱的》，那么多明星，他记得见到赵薇那天，小燕子，他在电视上见过她，他从来没想过跟她说话。他们拍他的故事，拍完了，那个叫陈可辛的导演问他要求，他提了一个，他们答应了——把电话和孙卓的照片放在了电影末尾。电影是打拐题材，讲的是一群家长寻找孩子的艰辛，其中黄渤饰演的田文军是主角，原型正是找回了孩子的彭高峰。配角张译饰演的韩德忠原型是孙海洋，电影结束，他也没有找到孩子。

外面的电话又打来了，有两个星期，孙海洋手机充着电，一个一个地接。电影都拍了，他想，自己找孩子的事情传播到了顶峰，不会找不到了。他想可能人贩子看到了电影，他又想孙卓也可能看到了电影。

你是孙海洋吗？电话里那些人问。

我是。他说。

你有赵薇的电话吗？你有黄渤的微信吗？电话里那些人说。

那年夏天，2014 年 9 月，孙悦 16 岁，一个人去看电影。电影一开始她就哭，哭了整场，散场了没走，坐着继续哭。出了影院她一个人去了世界之窗，很晚才回家。她本来想叫同学一起，犹豫以后还是不想让他们知道。

为了引人重视，孙海洋一直对外说孙卓是独生子。在深圳七年，孙悦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记者来家里，孙海洋交代她，当众要叫他叔叔，叫彭四英婶婶，不准叫爸爸妈妈。

说不上是理解还是不理解，她 10 岁，她答应了，也真那么叫过。回到自己屋里，她躲着不想出来。

除了记者，有段时间门口还有警察守着，一次三个，三班倒，夜里也不走。据说是怕孙海洋去闹事。她最害怕的那次是孙海洋突然要去抱煤气罐，说要炸死他们。就那一次她吓到了，她觉得不认识爸爸了。

在白石洲，放学后她不想回家，去她们的秘密基地——一个户外楼梯的顶层——现在堵住了，堆了杂物。她们去按附近小区门铃，有一次她被一个女人吼了。那是个富人小区，楼下有湖，湖里有天鹅，几只黑色，只有一只白色。她记得那只白色天鹅脖子很长，她总是看很久。

油炸香蕉，令人震惊的食物。野妹火锅，第一次吃是同学过生日。她也记得她在街上玩滑板，竟然不记得摔过。也记得那家大酒店，凯宾斯基，门口的观赏池养了鱼，她去吐唾沫。现在那鱼被叫作锦鲤。当年的锦鲤游过来抢她的唾沫。再吐它们还来。有个除夕就在深圳过年，人都走了，白石洲空了，她沿着那条最长的路玩摔炮，响声回荡在巷子里。

有时她帮他们看店，坐着看一本盗版哈利·波特，一到七都印在一本书上，很厚，字小，她怀疑就是那本书把她看近视了，她要配眼镜，奶奶苏兆安不信，指着远处招牌上的字考她。苏兆安不讨厌的时候也有，她给她的猫洗澡，但一天夜里野猫在窗外一直叫，第二天她的猫就跟着跑了。她去过一次黑蜘蛛网吧，那次她很忐忑。还有那堵墙，其实省不了多少路，但她们犹豫了很久一直想跳，最终是她第一个翻下去，以后她们就特意走那条路，好像必须翻了它才算是上学。

如果真有最后悔的事情，在白石洲，就是离家出走那次。那天她不想中午在家补课，提前去校门口晃荡，彭四英找到她，揪住耳朵拎回去。那个羞辱的中午很多孩子围着她。她跑出家门，在附近的公园躲了起来。她想永远不回家了，但又不知去哪。天黑她怕了，失败地走回家，门口有两个警察。她走进家门，关上屋门躲在里屋，平躺在床上。弟弟已经丢了，她不该那样吓他们。

在你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忍不住，你会把秘密讲给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他们不理解，从此你就不会再讲给任何人。小学那年孙悦唯一一次讲给了一个同学，她说我有个弟弟，他丢了。那个同学说，怎么不去找？她知道这事情说不清楚，以后再没向任何人说过，包括后来的男朋友，她提也没提过。

没人来的时候她叫他们爸爸妈妈，有人来的时候，按照要求，她叫他们叔叔婶婶，她习惯像个外人那样看着他们。她开始写日记，几年写了十几本。

孙悦日记，2012 年 3 月 12 日

昨夜一如既往地失了眠，

1 点多意识渐渐模糊，

快睡着的时候奶奶的手机响了。

我听见她小心翼翼地接起，怕把我吵醒了， 但电话那大的声音在黑夜里格外清晰。「 生了。」

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道：你的家庭已经变了，不再是从前的家庭了。

2012 年，彭四英生了第二个儿子。孙悦给弟弟起了几个名字，但弟弟最终叫孙辉。 「辉」与「回」谐音，意思是孙卓回来。起这名字的是公安部当时的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她觉得这名字对孙辉不公平。

孙辉总让她想起孙卓。孙卓没丢的时候她其实不喜欢他。她总是告状。她不让弟弟靠近，背着父母把他推开。她甚至抢他的玩具。她睡不着，自责，她不知道孙卓有没有忘了这个不喜欢他的姐姐。

大二，申请到威尼斯一所大学的交换机会，孙悦在欧洲待了一年，她去了十几个国家旅行，在冰岛遇到了一场暴风雪。没去深圳时，她自己在湖北读小学，一个人玩雪，手背和脸颊冻伤了，冻疮结疤，留在手背上，十年过去了，现在看着像雀斑。

大学的假期她也不想回家。一次回到深圳，她忘带钥匙，砰砰敲门，彭四英开了门，她抬头没说话就走了进去。孙海洋在一旁生气了，问，你应该叫她什么？

妈妈，她回答。

她想他们可能已经忘了是那时候他们不让她叫妈妈的。

生孙辉时彭四英 37 岁，高龄产妇，大出血，产后身体很差，几年也没恢复，上楼提不动菜，走一截楼梯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孙辉出生以后她很少出门，从早到晚带儿子。彭四英觉得孙辉特别聪明，读一年级她就给他报了电脑班、跆拳道班、日语班，一天的日程安排很满，早晨带他下楼跑步，晚上下棋，睡前读《三国演义》。

在家里，彭四英看着孙海洋上网，接电话，招呼访客，背包外出，知道他每天找孙卓，但她什么都不说。她只说孙辉的事情，只有春节回湖北，亲戚说起来，对着他们，她才会哭上一场。

孙海洋继续外出，全国各地找，包子店没法做，他试了几种生意，最后专心做二房东。宝安、西乡、石岩、西丽、大康村、丹竹头、横岗、坂田，他在深圳几十个城中村都租过楼，最大的那栋是在横岗，一栋楼整整住了五百户。洗衣机、热水器、冰箱、电磁炉、窗帘，租下空房他就配上他能想到的家具。

跟着生意，孙海洋和彭四英一直搬家，地方没熟悉就搬走，有的只住一个月，住半年都算长。

一次，孙悦还没放学，彭四英发来短信，说今天搬家了，你来这个地址。

读初中时，孙悦习惯了到一个地方就研究怎么坐公交。最远那个地方是石岩，392 路，一个半小时到学校，6 点就得起床。同学每次找她家都不在一个地方。搬家的时候她的东西不停地丢，日记、明信片、贺卡。她最伤心的是一套俄罗斯套娃。有一次搬去东莞她真怕了，要在东莞待下去，深圳的朋友再也没法找她了。幸好一个夏天搬回来了。东莞的租客不好处，有次在那里，她看见孙海洋被人甩了一巴掌。

今年 3 月，一个下午，孙海洋接到通知，岗厦村委催他去防火。他开车到了岗厦，进了一栋小楼。那是他最近租的一套房子。三张铁架床摆在 101 号房，上下铺。

地上什么都有：冰红茶塑料瓶、拖鞋、、口香糖、漂浮着塑料叉的老坛酸菜泡面、瓜子壳、眼镜盒、袜子、各种水迹。孙海洋小心绕过它们，寻找下脚的地方。他弯腰收拢电线，寻找插线板。电线缠绕在一起，有些插线板盖在被子里。

得看见被子晃你才知道床上其实有人。孙海洋拉出电线，被子下的人没动。他了解这些年轻人，有的白天出去有的晚上出去，有的是睡一整天。他们随时消失了，倒是没人欠过房租。

插线板还是别放在床上，孙海洋说，不安全。

没事，被子里一张脸说。

孙海洋把插线板一个一个钉到墙上。那是一座旧楼，起初乌黑，似乎烧过，白天也不敢进人。他拎着涂料刷了墙，布置一遍， 接着转租。城中村房子最怕失火，他小心，没遇到过。他什么都会，钻地线，装开关，五孔电，八孔电，以前不会的现在都会了，半夜停电，他接到电话就赶过来。只要不失火别的都好说。起初他不熟练，有几次线头接错，电路「嘭」地冒火，一整栋楼的电线从楼下烧到楼顶，呲呲冒烟。他站在那里半天不动。

一楼租客都是男孩，出来门口是七辆电动车，外卖箱锁在后座上，箱子有编号，编号 S5716A4 的箱子里是一块充电宝和一盒红双喜牌香烟。几条钢丝上挂着一排隔壁理发店的黄色毛巾，也挂着一条「California」牌牛仔裤、一件「xiuxian」牌 T 恤和一双鞋底刻着「特训」的塑料拖鞋。还有几条内裤。淋着雨没人收。

孙海洋抄了水电，撕下一张贴在门上的 A4 纸。纸上说因为有事回家，转让一台电脑和厨具，纸上强调电脑内存是 4G，厨具很新。

很多人都是匆匆离开深圳的，孙海洋习惯了。他知道他们为什么来深圳，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走。

有时他看他们的脸就知道过得好不好。横岗那对夫妻他记得，女的是去年夏天夜里跳楼的。他赶过去是 3 点，已经蒙了白布。她是广东阳江人，她丈夫是湖南口音。起初他们在工厂，白天一起上班，晚上回来吵架，后来男的开了小吃店。女的跳楼那几天，男的坐在店里，脸上什么都没有。这种关系孙海洋不稀奇，他知道这些来深圳的人，他猜到他们应该是半路夫妻。到现在他也偶尔想起那个男的坐在小吃店的样子，那样子就是事不关己。他也想起那个女人，他记得她的脸。那张脸最后是贴在地面的。

再早一点，2018 年 4 月，他也记得，龙岗那个失恋的广西男孩。一定是真想死那个男孩才把手腕割出那么深的口子，不止一下。血流下来，滴在地上，一直从门缝里流出去。走路的人是看到走廊里的血才给房东打电话的。他记得接电话时他正在打麻将。报警吧，他一边摸牌一边对电话说，让派出所处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后来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催他才开车过去。120 和 110 都在楼下，人们走来走去，但是竟然没人敢进屋。他们说血太多，死了怕不止一个。他无所谓，他推门就进去了，地面是红色，血快铺满了。男孩赤裸上身躺在床上，鼻孔里还有一口气。他的脚踩在血里，拎起两脚，别人才敢跟着动手抬。他记得那个男孩的眼睛，那眼睛一直盯着他。他觉得这孩子死定了，没想到抬进救护车，一晚上他又活了过来。家属从广西赶来，他的姐姐，他的姐夫，他们又要跪下。你真是个大好人，他们说。他反倒不记得那个男孩说了什么，他就记得房间里的血，那可得有 10 个平方米。一个人的身体里竟然能流出那么多的血。

不想了，他跟自己说，不要多想。你不理解的事情太多你就不要去想，就像你不去要求跟你不同的人真理解你。

他和所有那些朋友在一起都不会提起孙卓。他假装自己跟他们是一样的。假装完了他又知道自己跟他们永远不一样。别人会觉得事情过去了，觉得他已经在心里解决了。不可能过去，他想对他们说，那又不是一个东西掉了。但他不说，他知道他们不理解。他们喝酒他就喝酒，他们抽烟他也抽烟，他们吹牛起哄，他也讲一个笑话。要开包子店他们就请他去看，他赶过去分析哪个门面好哪个门面不好。鞭炮一响，新店开了，他说这家店一定赚，他们就说一定赚。只要不去想，他甚至真的跟他们一样了。就有一次，前年春节，他们去拜土地神，他听见那个平时来往很少的兄弟点了一根香说：保佑孙哥找回孩子。就是那次他转身哭了。

现在他哭不出来，也很少有事情让他着急。他整个人慢吞吞的，开车也是，他几乎不鸣笛，也从不抢道。他总是让别人先走。买车那年，规则没摸清楚他就上路了，一开始总是开错，有次在高速公路逆行，迎面的汽车一个个朝他按喇叭。后来熟练了，一个人开车走，他总是开一个通宵去省外的城市找孙卓。最常去的是福建，夜里出发，八百公里，一路不停，进入城市时天就亮了。一般是呆一天，还是夜里出发，天亮就回了深圳。

为什么要来深圳？有一年儿童节，苏兆安跪在地铁口向路人哭喊了这句话。他过去把她拉起来。

也许你真不该来深圳，他告诉自己。他想到父亲，80 年代，孙孝明卖豆芽菜被人举报，拉到村里游行，那些村民朝他吐唾沫。监利县红城乡何赵村，让父亲痛苦一生的村庄，也是让他痛苦的村庄，从小他就要离开那里。15 岁他就走了，他要去城市，也要让孩子成为城市人。所以他来了深圳。

深圳早就没有农民了。1992 年的「农转非」运动，深圳特区的行政村转成居委会，原住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城中村正是这些深圳原住民在聚居区上盖起的村落。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楼房密密麻麻，隔着窗户能握手，因此叫作「握手楼」。到 2018 年，官方统计，深圳的城中村还有一千多个。

他住进城中村，他又在城中村丢了孩子，现在他又是城中村的二房东。十多年了，他不再是湖北的农民了，但生活仍然依靠村落。跟当年一样，他还是爱做生意，看准了就敢干，也不怕亏钱，他买车换车，也有一堆朋友，他们叫他孙哥，也叫他孙老板。

因为上访记录，他的身份证「涉案」，常被警察拦住，有时当场带走。录指纹，左手录完录右手，照相，正面照完侧面照。

他觉得自己像个深圳的犯人。

落日在楼与楼之间的缝隙照进岗厦。孙海洋装了插线板，抄了水表，开车出去。小路人挨着人，车在人流里往前挪，后视镜几乎是贴着行人的肩膀。地上一个井盖连一个井盖，方形，圆形，车轮轧上去咕咚作响。几百米的路走了好久，孙海洋出了岗厦，拐上彩田路。

深圳的下班高峰，晚霞的影子来到了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弯曲，移动，渐渐消散。灯光越来越多，夜晚来了，车窗外的热空气扑在脸上，孙海洋打开了车灯，继续往北，离开福田，进入深圳龙华区。2016 年他们搬到了龙华，离深圳北站几公里，房子窗外就是地铁 4 号线。从早到晚几分钟一班，地铁经过时窗棂震颤，整个阳台嗡嗡作响，屋里空气摇晃，说话听不清楚。他们习惯了。只有读大学的孙悦适应不了，偶尔回家，她在地铁声里很难睡着。

2019 年，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满十年，DNA 入库和人脸比对等技术陆续应用到公安机关，官方统计，全国共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 5 万名，解救被拐妇女儿童超过 10 万名。民间的寻亲组织和志愿者也在持续行动，比如创办了 12 年的宝贝回家网，到今年也已经为 2900 多个家庭找回亲人。为打击买方市场，公安部要求从 2011 年 7 月起，对被拐儿童不允许买主继续抚养，一律送还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由福利院临时安置。刑法修正案(九)在 2015 年施行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孙海洋可能是国内被宣传次数最多的寻子家长，但孙卓仍然没有找到。今年 4 月，家长之间传言有一批深圳被拐儿童被找回，听说有人找到了孩子，孙海洋很高兴，晚上喝了两杯黄酒。喝完酒，跟几个家长通了电话，说了很久，孙卓依然没有确凿的消息。

只要有空，每个月孙海洋都回白石洲。包子店的原址如今是鸭脖店，去年夏天的台风「山竹」刮倒了门口原本遮阴的樟树。修鞋匠林东北是四川达州人，1989 年就来了深圳，靠那樟树遮风挡雨，树没了，艳阳天不敢抬头，大雨就躲到路边屋檐。城管不让他们撑伞。孙卓被人拿玩具哄走时，他和另外几个人都看到了，但那时孙海洋刚搬来，不熟，他们误以为那个男人是孙家亲戚。湖南的补衣工陈阿妹也还在她的位置，她又说起孙卓路过时将水枪喷到了她的衣服上。

孙海洋现在总是说起湖北仙桃的袁先生。袁先生问了他们八字，说孙海洋属虎，孙卓属羊，孙卓离父母很远但是很安全，他说孙卓不会在亲生父母跟前长大。

他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信，孩子就好好的。可他又不想信，要是信了孙卓就只能在别人身边了，这个家就永远失去孙卓了。

没关系，他又想，孙卓如果过得好不愿回来，就让他跟养父母生活。他一年去看一次就行。如果过得不好，他想，他一定带儿子回来。

孙卓生在湖南永顺，那是他们来深圳前最后一个地方。两省交界，永顺治安差，凌晨去店里，为了防身，孙海洋手上拎着砍刀。他在月亮下面走，周围一片漆黑，走过中心市场的小路，拉下卷帘门，放下刀才开始揉面。他一天能做完五袋面粉。那个店位置好，客人多。他晚上九点睡觉，凌晨两点就起来。彭四英看见他累得趴在案板上，肩膀发抖，一坐下就睡着。生意好，本地人几次来闹，把刀摔在他的案板上，是房东向远谊和向元钢父子几次帮他解围。

孙卓在永顺人民医院一生下来孙海洋就考虑离开。他要带家人去安全的地方。先去了一趟北京，太冷，又去了上海，吃得太讲究，恐怕生意不好做，他是最后来了深圳。下了火车，他拎着塑料袋里的牙刷和毛巾在街上走，T 恤湿透了，贴在背上。就是深圳了，他想。他一个人先来，在皇岗口岸接手了水果店，第一次卖榴莲，拿刀横竖地砍，砍不动，客人说这个生意你做不了。他听了客人的话，回头卖包子，等了几个月才盘下了白石洲的那家门面，沙河街 43 号，隔着巷子就是幼儿园。他很高兴。他记得他们来深圳的时候，第一次坐地铁，孙卓一个人跑在前面，来到闸门，灵活地钻了进去，他在后面看得哈哈大笑，他觉得来对了，应该来深圳。

他们一家都记得永顺上游泄洪的那次，水冲进县城，孙海洋把面粉拎到二楼，带着家人往高处跑。水快来到胸口的时候他们爬上了校场路的一块高地，孙海洋把孙悦举到了肩上。身边挤了很多人，有人站，有人坐，远处水里还有更多人，他们正向这里走。

那年夏天，2002 年，孙悦四岁，坐在爸爸的肩膀上，她看着眼前的洪水。她觉得爸爸是个勇敢的人，她抱紧他，她一点也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