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一样吗？孟子与孔子的观点
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一样吗？孟子与孔子的观点统治者爱人亲民，‘敬天保民’，就容易做到‘与民同乐’。”由此看来，“与民偕乐”与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处，意味着社会每个个体独立平等、各安其所，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要求统治者要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又有一定的理想性，可以视之为孟子为君主治国理民提出的一个奋斗目标。而实施这一方法并不难，即使民有固定的产业，并使民组成互助协作的基层单位，‘守望相助，出入扶持’；使‘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名分、地位，节制自己的欲望，勤勉做事，理解他人。统治者管理人民，“仁”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他还说：“仁则荣，不仁则辱。”不能施行仁政的暴君就会遭受国弱丧权的耻辱，因此统治者对人民不施以仁政是万万不能的，而为了更好地施行仁政，君主的行为必须要恪守一些底线，具体来说：与独乐相对，孟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与“与民偕乐”的思想，他曾
孟子身处于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十分悲悯于百姓流离失所的艰难处境，这与孔子的境遇是相似的，但是与孔子重视修身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解决方案不同，孟子认为君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建立和谐的政治局面，君主发挥着主导作用。
因此他更加主张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极力地劝谏各诸侯国的君主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施行仁政。
故而孟子的政治伦理底线思想主要是围绕君主为主体展开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君主对于民众的行为底线、君主对于臣子的行为底线和君主对于自身的行为底线，简言之为君于民、君于臣和君于身。
在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民众是治国安邦的根本，统治者如果不善待民众，民众就会唾弃他，把民众逼到无可退路的境地，民众就会站起来推翻他，因而统治者必须善待民众，孟子将其称之为“仁”。
统治者管理人民，“仁”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他还说：“仁则荣，不仁则辱。”不能施行仁政的暴君就会遭受国弱丧权的耻辱，因此统治者对人民不施以仁政是万万不能的，而为了更好地施行仁政，君主的行为必须要恪守一些底线，具体来说：
第一，不能独乐。与独乐相对，孟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与“与民偕乐”的思想，他曾对梁惠王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他亦对齐宣王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何谓“与民偕乐”，张岱引焦漪园曰：“百姓皆乐而无怨叹之声，然后君心之乐甚。”康有为注：“非地球太平大同，人人独立平等，民智大开，尽除人患，而致人乐，不能致众乐也。”刘兆伟注评：“更为主要的是孟子详细地阐述了达到‘与民同乐’的步骤与方法。
而实施这一方法并不难，即使民有固定的产业，并使民组成互助协作的基层单位，‘守望相助，出入扶持’；使‘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名分、地位，节制自己的欲望，勤勉做事，理解他人。
统治者爱人亲民，‘敬天保民’，就容易做到‘与民同乐’。”由此看来，“与民偕乐”与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处，意味着社会每个个体独立平等、各安其所，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要求统治者要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又有一定的理想性，可以视之为孟子为君主治国理民提出的一个奋斗目标。
与此相对，孟子十分抵制统治者“独乐”的行径，孟子在劝谏梁惠王时曾经以桀“独乐”而失民心，最终自取灭亡作反例，夏代的暴君桀荒淫无道，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享受，以民力建倾宫、瑶台，放饿虎于市中欣赏众人惊恐逃命的样子取乐，“民欲与之皆亡”。
齐宣王喜好音乐，孟子又假借人民之口对齐宣王说：“‘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离子散。’”意思是君主喜好奏乐却使百姓苦到了极点，父母、子女不能相见，兄弟、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有对此注曰：“言王击鼓作乐，发赋徭役，皆出于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孟子力图向齐宣王说明王奏乐得到的快乐以民力为牺牲换取来的，因而王独乐而民愁。
故对孟子来说，“独乐”指的是君主那些只顾自己享乐而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依照孟子的观点，君主应以“与民偕乐”为治国理民的目标，对而求其次也要对自己享乐的欲望有所节制，因为君主享乐就意味着要牺牲民力，对于文王那样贤明的君主，百姓牺牲民力也愿与之同乐，但是又有几位君主能达到文王的贤明程度呢？
这就要求君主要节制自己享乐的欲望，不能过分纵享乐之欲而透支民力，否则就会像桀一样尽失民心，最终自取灭亡。
故此，在孟子看来不能独乐是君于民应该恪守的一条底线。与独乐相对，孟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与“与民偕乐”的思想，他曾对梁惠王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他亦对齐宣王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何谓“与民偕乐”，张岱引焦漪园曰：“百姓皆乐而无怨叹之声，然后君心之乐甚。”康有为注：“非地球太平大同，人人独立平等，民智大开，尽除人患，而致人乐，不能致众乐也。”
历史经验证明，衣食富足，民众便没有作乱的理由，倘若连温饱这样的生活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时，民众就会揭竿而起。
实际上，孟子不仅要求君主要满足民众的温饱，他还希望君主在多方面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他多次向统治者说明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重要性，梁惠王对国内受灾的民众采取移民移粟的措施，却没有达到收归民心的效果，他对此劝谏梁惠王时说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朱熹引杨氏注曰：“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为尽心焉，则末矣。”在孟子看来，倘若让民众在衣食、教育上都能得到满足，就可以收归天下的民心，这是先王之道，梁惠王在民众受灾时的移民移粟只能算是尽力保障民众温饱的救助之举，因而效果甚微，是收归民心的末等之举。
孟子还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使人民忍饥挨饿，无异于率领野兽去吞食人民。历史也证明，那些不顾民众死活的无能昏君，使民众连温饱都难以达到，就会失去民心，最终被民众推向历史的断头台。
因此，君于民至少要保障民众的温饱，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如何能够保障民众的温饱？要使民众不误农时，一是在法令制度上，孟子认为要做到“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减轻刑罚，减少赋税以使民众能够精耕细作，及时除草。二是避免民众因逃避战乱延误农时，“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当敌国侵占农时进行不义之战，君主应当去征伐他们。
能够疆扩土，建立更为广阔的政治版图，是大多数统治者的心愿，但是孟子极为反对统治者发动不义的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的行为。
孟子评价齐宣王攻伐燕国之举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在孟子看来，倘若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对燕国发动战争就如同周武王伐纣一样，是得民心的正义战争，但如果使燕国百姓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王就不应当发动战争。
孟子反对夺人土地、掠人钱财、涂炭生灵的侵略战争，一方面是由于战争本身是劳民而伤财的，不管是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都是以牺牲民力为代价的，因战争而延误农时，百姓的温饱就难以保障，增加赋税徭役，百姓的负担就会加重，造成其正常的休养生息被打乱。
另一方面，不义战争是不得民心的，注定会失败。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是这个道理，发动战争掠夺敌国百姓的钱财，使他们陷于水深火热中，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抗，群起而诛之。
因此，发动不义的侵略战争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轻则造成民声哀怨，重则引火烧身，被百姓推翻政权。故此，在孟子看来，不发动不义的战争也是君于民应当恪守的一条行为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