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称帝及其失败,袁世凯复辟称帝及其失败
袁世凯复辟称帝及其失败,袁世凯复辟称帝及其失败“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各地人民纷纷集会,示威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反日爱国团体纷纷涌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3月,上海绅、商、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爱国储金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致使日货在华销售下降。各地学界也纷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海外华侨也发动了宣传反日、抵制日货和捐款资助国内反日救国斗争的爱国运动。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使“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激进的反日运动怀有恐惧。5月26日,袁世凯命令各省长官认真查禁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行动,如“遇有匪徒借故暴动”,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默许。日本与英、俄达成协议:英、俄在华利权,日本按约尽力保护;和英、俄利权无关之中国各地,任日本自由行动,不
洪宪帝制的建立
袁世凯取得总统之位后,开始酝酿建立立宪帝制。为此他对内大搞尊孔读经以制造舆论,对外竭力争取列强支持。
袁世凯临时大总统
1913年6月23日和9月26日,袁世凯先后颁布《尊崇孔圣文》、《祭孔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孔教”。1914年1月,政治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恢复祀孔、祭孔典礼,规定“夏正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规定学校恢复尊孔读经,恢复和保护孔孟后裔的荣典和特权。9月28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头戴平天冠,身着绣有四簇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文庙,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掀起全国性的尊孔复古逆流。12月,袁世凯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并亲自到天坛祭天。1915年2月,袁世凯进一步通令全国一律恢复早被废止了的“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为教育宗旨。袁世凯的一系列尊孔祭天活动使人们感到复辟已为期不远,当时《北京日报》一篇文章说“祀孔祭天是‘帝制复活’之先声”。
前清的遗老遗少和封建文人虽然并不愿意袁世凯当皇帝而希望清廷复辟,但袁世凯的尊孔读经毕竟符合他们的复古倾向,因而也纷纷跻身于尊孔复古活动中来。各地各种名目的“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纷纷成立;各种尊孔刊物如《孔教会杂志》、《宗圣学报》、《国是杂志》充塞思想界。大肆宣传封建伦理纲常,攻击民主共和,要求速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发表《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等文劝袁世凯还政清廷,定国名为“中华国”,以“共和”纪年。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及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分别在北京、上海公开演说,呼吁袁世凯还政清朝。而列强则支持袁世凯称帝。1914年前后,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以图通过袁世凯来扩大在华势力。英国公使朱尔典、德国公使穆默、美国顾问古德诺,皆“对袁的帝制怂恿推动,催促得很厉害。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国家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则乘机扩张在华势力,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袁世凯无力应付,宣布“局外中立”。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示意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主要内容是: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两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潮州铁路建筑权给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山的优先权。
袁世凯看到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在华势力相对减弱,而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于是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其间,日本不断以武力威胁、最后以通牒的方式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政府于5月9日与日本达成妥协,签订二十一条,但搁置了条件苛刻的第五部分。
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默许。日本与英、俄达成协议:英、俄在华利权,日本按约尽力保护;和英、俄利权无关之中国各地,任日本自由行动,不加干涉。美国一面劝告中国不要拒绝日本的侵略要求,一面声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
“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各地人民纷纷集会,示威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反日爱国团体纷纷涌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3月,上海绅、商、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爱国储金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致使日货在华销售下降。各地学界也纷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海外华侨也发动了宣传反日、抵制日货和捐款资助国内反日救国斗争的爱国运动。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使“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激进的反日运动怀有恐惧。5月26日,袁世凯命令各省长官认真查禁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行动,如“遇有匪徒借故暴动”,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
洪宪帝制的建立
1915年8月,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和美国人古德诺炮制的《共和与君主论》发表,成为袁世凯帝制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君宪救国论》以法理研究的形式反复向袁世凯论述了“共和绝不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的理由。古德诺则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诬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并由此得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的结论。袁的另一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也出面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更大肆地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
袁世凯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是从成立“筹安会”开始的。在其授意下,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五人在北京组织了“筹安会”,史称“筹安六君子”。“筹安会”援引古德诺之论,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通电全国,要各地官员和商会团体来京商讨国体问题。六天后,将讨论结果公之于众,声称“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其他鼓吹复辟帝制者,或向袁提出恢复科举、谥法,开设经筵讲馆;或上表称颂袁的“圣德”,“谓天下太平,为唐虞以来所未有。
9月,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袁世凯还指使亲信收买各方,组成各种形式的请愿团,如商界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等。其亲信梁士诒于9月19日出面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另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公选”新王朝的大皇帝,妄图在专制龙袍上点缀一点“民意”的花边。这些请愿团和“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起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立宪的高潮。
官僚在前台作舆论宣传,军阀则在幕后以武力为复辟开道。“筹安会”的讨论还没结束,段芝贵就联合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等19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密呈袁世凯,请“速正大位”,表示当以武力为后盾,拥袁登基。
有了如此“民意”,参政院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各省军政长官监督“选举”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袁世凯为皇帝。投票在军警监控下进行,结果,各省“代表”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制。参政院总结投票结果,向袁世凯上预先拟定的“推戴书”。12月11日,参政院上“总推戴书”。袁世凯故作“谦让”,参政院又再度“劝进”。12日,袁世凯宣布尊重“民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了文武百官朝贺,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又封龙济光、冯国璋等128人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加封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为“郡王”,改民国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
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总结“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既“非战之罪”,亦“非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同党人心之涣散。还指出了同盟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领导方面的不足。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主持召开大会,创建了中华革命党,并被推为总理,会上还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
新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它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它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组织纪律较前更为严密。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中华革命党再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但是,由于孙中山把党的性质定为“秘密团体”,决定了它在以后的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会太大。同时,该党党员按入党先后顺序被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等,所享权利不同;一切党员对孙中山个人绝对服从,人为地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这些对该党开展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黄兴在中华革命党成立之时便表示不赞成以“附和孙先生革命”为誓词而拒绝参加。其他一些同盟会、国民党骨干也因反对手模宣誓的入党方式而未加入。他们于1914年8月在东京另成立“欧事研究会”,采取较为“缓进”的方针进行反袁斗争,力图通过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逐步壮大反袁力量,以实现倒袁的目的。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党人分赴全国各地和华侨中发展力量,并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刊载时论文章,揭露袁世凯独裁卖国罪行。在袁世凯破坏《约法》图谋复辟之时,孙中山于1915年底、1916年三次发布《讨袁檄文》和《宣言》,历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的罪恶,要求铲除帝制,维护约法,恢复国会,重建共和。
中华革命党在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还强调以武力维护约法,重建共和。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该党策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上海肇和兵舰起义。1915年12月5日,陈其美策动肇和兵舰起义,攻打江南制造局、警察总局,曾一度占领电话局。由于事机泄露,起义失败。该党还在广东几十个州县先后发动起义,使广东军阀龙济光东奔西讨,顾此失彼。居正在山东组建了一支拥有数千人的东北军,于1916年2月发动起义,一周内连克数城。5月,又占领十余县,震动华北地区。此外,中华革命党还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奉天等省发动了一些零星起义,并在广东、上海等地策划了一些暗杀活动。这些武装起义和暗杀事件,打击了袁世凯的复辟势力。但由于起义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缺乏必要的联系和声援,单纯依靠革命党人、会党和军队进行军事冒险活动,结果都失败了。
云南独立和讨袁战争的发动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原希望通过袁世凯这样的“铁腕人物”,将中国逐步引向宪政的道路。当袁复辟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审时度势,转而反袁。1915年9月3日,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威胁和利诱,在《京报》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指责筹安会鼓吹帝制乃“阴谋家之所为,并以大量篇幅反对变更国体。该文发表后,相继被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报刊全文转载,引起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震动,在动员人们起来反袁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的反袁,对他的弟子蔡锷有相当大的影响。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受梁启超熏陶,不久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13年10月,被袁世凯剥夺兵权,调入北京,一直处于袁世凯的监视之下。筹安会发表宣言的次日,蔡锷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他一面与旧部唐继尧暗中联系,密派亲信分赴滇、湘、鄂各省接洽;一面以养病为名到天津,于12月中旬潜回云南。
早在袁世凯复辟之初,云南革命党人就进行了反袁的准备工作。蔡锷抵滇后,与各军政要员召开军事会议商议部署讨袁计划。12月23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声称军民痛恨帝制,“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无以消除军民之愤怒。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联名发布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组成了讨袁的“护国军”。蔡锷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自己担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的胜利进军 洪宪帝制覆灭
护国军起兵讨袁后,先由蔡锷兵分东西两路进攻四川和贵州。袁世凯则于1916年1月5日命令曹锟率领北洋军两路迎击护国军。战争开始,护国军斗志昂扬,节节胜利。东路军一部进抵贵阳。西路军占领四川叙府,然后大举入川,刘存厚率川军一师宣布起义,改称四川护国军总司令。讨袁护国之举,得到了各省响应。云南独立后,贵州于1月27日首先响应,宣布独立。接着,广西等省相继独立。广东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也被迫独立;中华革命党以居正为总司令,在山东攻克十余县城;其他如湖北、安徽、湖南、江苏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在举国的声讨下,袁世凯不得不在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
讨袁护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云南昆明城内“遍悬国旗”,“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逆”。海外华侨也热烈支援。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100余万左右。护国军军纪较为严明,深得人心。“军队所经,壶浆箪食欢迎道左,给养供应,救护,皆得极大之顺利补助。”人心向背决定了护国战争的胜利。
在讨袁日益高涨,护国战争逐渐扩及全国之时,列强特别是日本对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曾得到列强的支持或默认。但复辟引起人民的普遍反抗,社会一时呈现混乱状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列强在华的利益。1915年10月28日,在各省区国体投票时,日本就联合英俄向袁发出警告:“决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固远东和平之基础。对此,袁世凯表示:“各省皆可负地方治安之职”,“断不致发生事端”,“断无可虑之事。列强对袁的答复深为不满,一再要求袁世凯延期复辟帝制。此时,日本已获悉云南正在酝酿起义,遂于12月15日,联合英、俄、法等国向袁世凯发出警告。形势的骤变使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感到帝制前途无望。他们不愿跟袁同归于尽,开始各谋出路。许多军政大员也逐渐与袁貌合神离,北洋集团逐渐分崩离析。袁世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
帝制撤销后,袁世凯企图还继续当大总统,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总参谋长。但大势逆转,江河日下,袁世凯继续控制局面的努力已毫无效果。其部下大将段祺瑞亦效法其当年逼清帝退位的手段,以组织责任内阁为条件,一步步从袁手中夺取军政大权。另一大将冯国璋则施展两面手法,企图造成中央与反袁力量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南方护国军也坚持要袁下台。随着反袁形势的发展,南方各省的反袁力量走向了联合。5月8日,滇、黔、桂四省在肇庆举行联席会议,共组中华民国军务院,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李烈钧和其他都督、护国军总司令为抚军,梁启超为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军务院“权作西南临时政府”,指挥全国军事。军务院的成立,推动了全国性讨袁运动的发展。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广大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护国运动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就这一点而言,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政权又落入段祺瑞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