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发展史特点（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

明清小说发展史特点（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明清江南不仅是小说商品的生产中心，亦为其消费中心。明人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说：“吴中缠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⑥这是在闹市处摆设书摊，贩卖大众通俗读物。胡应麟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⑦此乃据时节变化，在热闹处设摊，以便读者。江南书贾不仅生产小说售卖，还从外地书商手中换取未刊之书销售，如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裕谦告谕中说：“访闻苏城坊肆，每将各种淫书翻刻市买，并与外来书贾私行兑换销售，及钞传出赁，希图射利。”⑧这充分反映出江南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尤为重要的是，明清小说史上的创作和评点大家及其作品，小说版本史上诸多精刊名刊之本，均与江南存在有

清代嘉定钱大昕有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①

钱大昕以小说为诲淫诲盗之书，认为“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受其诱惑而“近于禽兽”，因此刑狱日繁，盗贼日炽，进而主张严加禁毁，“焚而弃之，勿使流播”，此固本末倒置之论。但钱氏察觉到小说可以“尽相穷形，津津乐道”，富有吸引力，拥有广泛的受众，有宗教般的魔力，之于人心风俗影响深巨，则不失其敏感深刻。小说“未尝自以为教也”，名之曰“教”，在钱氏，无非显言之，大言之，欲耸人听闻，以引起当道者高度重视；但从文化层面理解，以小说与儒、释、道抗衡，殊堪注意。钱大昕的时代，在他的家乡江南地区，小说的生产、阅读及其社会影响，已然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并为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小说文化的存在，毋庸置疑。

一、明清江南小说生产与小说消费

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的生产，包括了从编写到出版的整个生产过程。作为文化商品的小说，这里主要指通俗小说。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之前，通俗小说的出版，其时间大体能够确定者，仅寥寥数种：嘉靖元年北京司礼监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年间北京都察院刊《水浒传》；嘉靖二、三十年间(1541-1551)钱塘洪楩刊《六十家小说》；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嘉靖年间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南北宋两传演义》；隆庆三年(1569)四香高斋刊沈孟柈撰《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万历十六年(1588)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杨氏刊佚名《新锲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元末明初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除外，自嘉靖元年(1522)迄于万历十九年(1591)，凡69年时间，新编写作品仅有7部，作者6位(钱塘2位，建阳1位，佚名1位)，刻印地域分布于建阳、钱塘、金陵三地。应该说，这只是通俗小说生产的发轫期。

万历二十年(1592)以后，迄于明朝灭亡，凡52年，去其重复，新刊小说约72种，小说生产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具体分析，万历、泰昌年间新刊小说约40种(建阳刊27种，金陵刊5种，苏州刊4种，其他地区4种)。小说作者(或题评点者)，南直以南京、苏州为主，约9位，编写(或评释)小说9部；江西约6位，编写(或校正)小说8部；浙江约5位，编写小说5部；福建3位，编写小说6部；广州1位，编写小说1部；其他不详。考虑到其中江西、广州等地作者可能为建阳书坊雇佣，并在建阳编写小说，如此，建阳作者有11位。而南直与浙江作者总和约13位。据此可知，万历泰昌时期的通俗小说领域，江南与建阳双峰并峙，皆为中心。天启、崇祯两朝，新刊小说约32种(杭州刊11种，苏州刊11种，建阳刊5种，南京刊4种)，江南已经明显超越建阳，成为小说刻印中心。从作者来看，江南作家分布于苏州、杭州、湖州、扬州、南京，约17位，编写小说24部；其他不详。小说编写队伍，也已集中于江南，江南并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编写中心。

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清刻印通俗小说者金陵约计34家，刻印小说91部，去其重复，刻印通俗小说约50余种；苏州约73家，刻印通俗小说作品226部，去其重复，约160余种；杭州约计34家，刻印作品71部，去其重复，约60种；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小说的书坊、书局、报馆等如雨后春笋，粗略统计，约有180余家。其中刻印出版小说在5种以上者，约30家。如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中说：“在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绝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上海，上海的出版机构以及刊载小说的期刊也最多，而当时的重要作家基本上也都在此地区活动”②。以小说作者及评点者而论，明清两代，大体能够判定江南作者(或在江南创作编写小说者)约210位，其中明代约43位，清代约167位；小说评点家(或在江南评点小说者)约62位，其中明代20位，清代42位，呈现出群星璀璨之繁盛局面。

尤为重要的是，明清小说史上的创作和评点大家及其作品，小说版本史上诸多精刊名刊之本，均与江南存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名著如《三国演义》，其作者罗贯中，或称之为“杭人”③、“钱塘人”④，其籍贯未必杭州，却与杭州关系密切，甚至有可能在此完成了小说创作。该书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华人蒋大器)序中透露，其最初正是在江南流传。有学者推测，此本很可能即刊于江南特别是南京⑤。该书刊本，如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苏州绿荫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苏州《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金陵翼圣堂《李笠翁先生批阅三国志》、李渔序醉耕堂刊《四大奇书第一种》(毛评初刻本)，均为名刊，特别是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本出版后，更成为该书最流行的一个定本。《水浒传》之作者施耐庵，据载曾客居苏州，为张士诚幕僚；其版本如杭州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无锡叶昼评点)、苏州袁无涯刊《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评点)均为名刊，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苏州金圣叹评点删定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出版，成为有清一代最风行的本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南直淮安人，曾读书南京，其最早与最佳刊本，即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外如袁于令题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汪象旭刊《西游证道书》、金陵世德堂刊《西游真诠》，亦《西游记》重要版本。《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否南兰陵人有待确证，但首先披露该书抄本消息者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吴县县令任上，其消息来源，则得之于松江华亭人董其昌；该书之首印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新刻金瓶梅词话》，一般认为刻于苏州；《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刻于杭州；张竹坡评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为有清一代最流行的版本，其与南京、扬州、苏州关系甚密。苏州冯梦龙编辑“三言”、编撰《新列国志》，其“三言”之原刊本：苏州天许斋刊《古今小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苏州叶敬池刊《醒世恒言》，均出之于江南。湖州凌濛初编写“两拍”，其原刊本苏州尚友堂刊《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均在江南。江南杭州陆人龙编写《型世言》，杭州周楫编写《西湖二集》，湖州董说编写《西游补》，金华李渔在杭州编写小说《无声戏》、《十二楼》。文言小说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的最早刻本，为杭州鲍廷博初刻青柯亭本。《醒世姻缘传》“传自武林，取正白下”(东岭学道人识语)，最早在江南流传刻印。吴敬梓在南京创作《儒林外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其“秦淮风月”和“扬州旧梦”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该书成一百二十回全帙，苏州人程伟元居功甚伟。李汝珍《镜花缘》初刻于苏州。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均首刊于上海。其例甚多，不胜枚举。谓江南为通俗小说的生产中心，绝非虚誉。

明清江南不仅是小说商品的生产中心，亦为其消费中心。明人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说：“吴中缠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⑥这是在闹市处摆设书摊，贩卖大众通俗读物。胡应麟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⑦此乃据时节变化，在热闹处设摊，以便读者。江南书贾不仅生产小说售卖，还从外地书商手中换取未刊之书销售，如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裕谦告谕中说：“访闻苏城坊肆，每将各种淫书翻刻市买，并与外来书贾私行兑换销售，及钞传出赁，希图射利。”⑧这充分反映出江南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

小说抄本在江南的流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在江南受欢迎的程度。成化年间昆山叶盛《水东日记》中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骏妇女，尤所酷好。”⑨江南小说抄本的存在由来已久。据钱希言说：“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价五十金。”⑩此重价所购之《金统残唐记》善本，必然也是江南书肆中抄本。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评说：(《三国志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如此“争相誊录”，抄本流传，自然包括了序作者生活的江南地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也集中于江南文人圈(或当时身在江南的文人)，如华亭徐阶、董其昌，浙江鄞县屠本畯、薛冈，浙江秀水沈德符、沈伯远，苏州冯梦龙，以及在江南任职的袁宏道、谢肇淛、马仲良等，都参与了《金瓶梅》的抄本传播。吴敬梓死后十余年，其友人程晋芳撰《文木先生传》云：“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士争传之。”《儒林外史》早期抄本流传阶段，吴敬梓生前所在地南京及其周围，是主要的区域；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以黄小田为先驱，张文虎为中心，还曾经形成了一个研读《儒林外史》的“沙龙”(11)。这都是小说抄本流传江南的记载。

清人郑光祖《销书可慨》中说：“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馀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12)由此图书销售排行，亦可见出当时畅销书之一斑。清刊《功过格》中说：“江南有书贾稽留者，积本三十金，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人多劝止之，不听，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13)此条内容又见《文昌帝君天戒录莲池大师注》中，均印证了郑光祖的说法，反映了小说在彼时彼地之畅销。清李必恒《滥刻》云：“纷纭逮百家，媟亵至稗官，奸贾竞牟利，各各争雕镌。此事江南盛，此风吴会繁，薰莸谁能判，梨枣亦何冤，真堪剡溪吊，翻思瀛秦燔。”(14)清陆文衡《鉴戒》中说：“吴门有惯造小说者，无影之事，平空构撰，务极淫秽，无非迷惑狂徒，争先购买，为取利计，而实伤风败化之尤也。”(15)晚清丁日昌《札饬禁毁淫词小说》“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称：“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又其《山阳县禀遵饬查禁淫书并呈示稿及收买书目由》言收缴此等图书及书板，“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16)。这些记载，都说明小说在江南社会有着巨大的盈利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江南小说文化的繁荣景象。

江南小说消费中心的形成，与明代中期以后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消费能力的提升，商业化的加剧，大众娱乐休闲文化思潮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明清江南戏曲曲艺中的小说故事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是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剧作家宋词先生《一代伶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说周信芳的表演艺术：“京剧的程式似乎被他化掉了，还原于生活真实，却又展现出唱、做、念、打高度完美的功力和技巧，技巧融入人物的感情、血肉、灵魂中，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周是精通程式，不受制约，可以驾驭程式的艺术家。”(17)这对于我们认识经典剧目之所以常演不衰，以及传统戏曲常常据旧有素材改编的特点，富有启示。作为表演艺术，剧本敷演的故事，远不如其表演技艺之重要。换言之，观众首先是欣赏演员的表演，其次才是接受其故事。人所熟知的经典故事，更适宜于演员施展其表演的功夫。

古代小说作品，是古代戏曲据以改编的重要素材领域。在戏剧艺术十分繁荣的明清江南，剧作家们据小说以编写剧本，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白话小说之被改编为例，如纪振伦据《三国志演义》编写传奇《七胜记》(以下凡传奇者不另注)；许自昌据《水浒传》编写《水浒记》；汪廷讷据《七国春秋平话前集》编写《七国记》；凌濛初据《水浒传》编写《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傅一臣据“两拍”有关作品编写《钿盒奇姻》、《蟾蜍佳偶》、《死生冤报》、《人鬼夫妻》、《义妾存孤》、《贤翁激婿》、《错调合璧》、《智赚还珠》、《没头疑案》、《卖情扎囤》、《买笑局金》杂剧；沈璟据“两拍”编写《博笑记》之《巫举人痴心得妾》、《卖脸客擒妖得妇》，据《幻影》编写《恶少年误鬻妻室》，据《水浒传》编写《义侠记》；沈自晋据《醒世恒言》编写《望湖亭》，据《水浒传》编写《翠屏山》；谢国、陈一球各据《警世通言》编写《蝴蝶梦》；李素甫据《水浒传》编写《元宵闹》；邹玉卿据《三国志演义》编写《青虹啸》，据《拍案惊奇》编写《双螭璧》；范文若据《古今小说》编写《鸳鸯棒》；张琦据《禅真逸史》编写《灵犀锦》；路迪据《醒世恒言》编写《鸳鸯绦》；许恒据《醒世恒言》编写《二奇缘》；夏基等据《二刻拍案惊奇》编写《撮盒圆》；范希哲据《三国志演义》编写《补天记》，据《水浒传》编写《偷甲记》，据《载花船》编写《鸳鸯帕》，据《逢人笑》编写《双锤记》；曹寅据《三国志演义》编写《续琵琶》；南山逸史据《三国志演义》编写杂剧《中郎女》，据《古今小说》编写杂剧《翠钿缘》，据《醒世恒言》编写杂剧《长公妹》；邱园据《水浒传》编写《虎囊弹》；史集之据《水浒传》编写《清风寨》；张大复据《西游记》编写《钓鱼船》、《芭蕉井》，据《古今小说》编写《金刚风》，据《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编写《醉菩提》；张照据《西游记》编写《升平宝筏》；刘百章据《封神演义》编写《摘星楼》及杂剧《翻天印》，据《说唐演义》编写《瓦岗寨》；郑小白据《金瓶梅词话》及《水浒传》编写《金瓶梅》；李玉据《古今小说》编写《太平钱》，据《警世通言》编写《人兽关》，据《警世通言》编写《风云会》，据《醒世恒言》编写《占花魁》，据《醒世恒言》编写《眉山秀》，据《隋史遗文》编写《麒麟阁》；朱素臣据《醒世恒言》编写《十五贯》；徐石麒据《古今小说》编写杂剧《大转轮》，据《警世通言》编写杂剧《买花钱》，据《玉娇梨》编写《珊瑚鞭》；李渔将个人小说四种分别改编为传奇；沈君谟据《人中画》编写《风流配》；夏秉衡据《警世通言》编写《八宝箱》，据《金云翘传》编写《双翠圆》；黄图珌据《警世通言》编写《雷峰塔》；毕魏据《警世通言》编写《三报恩》；董达章据《醒世恒言》编写《琵琶侠》；李斗据《金瓶梅词话》编写《奇酸记》；谢宗锡据《拍案惊奇》编写《玉楼春》；叶稚斐据《残唐五代史演义》编写《英雄概》，据《金云翘传》编写《琥珀匙》；陈二白据李渔《无声戏》编写《双冠诰》，据《人中画》编写《称人心》；周稚廉据《无声戏》编写《元宝媒》；刘熙堂据《红楼梦》编写《游仙梦》；万荣恩据《红楼梦》编写《醒石缘》；吴兰征据《红楼梦》编写《绛蘅秋》；石蕴玉据《红楼梦》编写《红楼梦》；陈钟麟据《红楼梦》编写《红楼梦传奇》；徐子冀据《红楼梦》编写《鸳鸯剑》；严保庸据《红楼梦》编写《红楼新曲》；李应桂据《好逑传》编写《小河洲》，据《春柳莺》编写《梅花诗》；高奕据《好逑传》编写《双奇侠》；汪柱据《人中画》编写《诗扇记》；张澜据《载花船》编写《万花台》；石琰据《锦香亭》编写《锦香亭》，据《二度梅全传》编写《两度梅》；周书据《情梦柝》编写《鱼水缘》；朱夰据《平山冷燕》编写《玉尺楼》；顾彩据《平妖传》编写《如意册》；周淦据《薛仁贵征东》编写《定天山》；石子斐据《杨家将演义》编写《正昭阳》。

由上所列举可知，被戏曲改编次数最多的小说，首先是一些深受大众喜爱的名著，如《水浒传》、《红楼梦》、《三国志演义》、“三言两拍”等；其次，世情题材如《无声戏》、《十二楼》、《金瓶梅词话》、《幻影》、《玉娇梨》、《人中画》、《金云翘传》、《好逑传》、《载花船》、《锦香亭》、《情梦柝》、《平山冷燕》、《红楼梦》；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七国春秋平话前集》、《说唐演义》、《隋史遗文》、《残唐五代史演义》、《薛仁贵征东》、《杨家将演义》、《二度梅全传》；神魔题材如《平妖传》、《西游记》、《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封神演义》、《禅真逸史》等，为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内容。热门题材是大众艺术的必然选择。将小说故事演之氍毹，反过来也扩大了小说的影响，为小说开拓了市场，进一步促进了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繁荣。

明清江南曲艺中，小说故事也是重要的取材内容，所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18)；“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慌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19)；“平话一流，已见宋人小说中，此技独盛于苏。业此者多常熟人……所说如《水浒传》、《西游》、《铁冠图》之类，曰大书”(20)；“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21)；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载：“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清初李延罡《南吴旧话录》卷二一《寄托部·莫后光》载：“莫后光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大鼓书始于渔鼓简板说孙猴子。”(22)在在都说明了曲艺与小说故事的关系。

清人金连凯《灵台小补》中说：“余平生最恶，莫甚梨园。……专心留意，无非《扫北》；熟读牢记，尽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传》时时赞羡。《三国志》上慢忠义，《水浒传》下诱强梁……此观剧之患也。”(23)晚清署名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谈旧本戏曲：“其所扮演者，多取材于说部稗史，综其大要，不外寇盗、神怪、男女数端。”(24)徐珂《清稗类钞》谈“徽调戏”：“其时徽班……每日亭午必演《三国》、《水浒》诸剧。”又论戏剧情节：其原本全出于《列国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诸书”(25)。诸多论说，足证戏曲之改编小说故事，乃普遍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传统。

三、明清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小说文化元素

晚明以后，江南小说消费之崛起与小说阅读的流行，戏曲曲艺之多取材于小说故事，均反映出小说在江南社会的深入人心，丰富的小说元素成为江南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则进一步昭示，明清江南小说文化通过对该地域人们思想观念的渗透与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

1.小说与游艺民俗

游艺民俗是流行于民间，为百姓喜闻乐见、自发参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娱乐活动，反映了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社会文化心理。江南游艺中的小说元素，表现了江南民众对于小说文化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载：“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浑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浑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华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潘之恒《叶子谱》云：“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觝戏耳。”(26)钱希言《叶子戏》云：“叶子戏……近又有马吊之名……皆《水浒传》中人，故余尝戏呼戏者曰宋江班。”(27)徐复祚《纸牌》云：“又问：‘今昆山纸牌，必一一缀以宋江诸人名，亦有说欤？’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28)关于水浒叶子，记载甚夥，不复赘引。昆山兴起的斗叶子为什么以《水浒》人物编制，徐复祚所说的“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妇孺皆知，喜闻乐道，乃其原因。

清无锡人俞敦培《酒令丛钞》卷二《四书贯水浒人名令》、《名贤故事令》、《寻唐僧令》分别以《水浒》、《三国》、《西游》人物故事为酒令，应当是在其家乡江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娱乐游戏，而小说元素成为江南日常生活组成部分，足见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2.小说与民俗信仰

民俗信仰即民间信仰，是历史形成的民众神灵崇拜观念和仪式制度，“神灵信仰与鬼灵信仰的区别在于人们信仰态度的差异，前者大都被恭敬与虔诚地奉为正神，乞求神灵福佑；后者人们一般将其视为怪邪进行回避与禳除，以祛灾无祸”(29)。

在明清江南，诸多小说人物成为民俗信仰中的神祇，如清人陆次云《湖堧杂记》载杭州“涌金门金华将军，人以为即张顺归神”(30)；梁绍壬《两般秋雨酓随笔》载：“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祠，凡行窃者祀之。……涌金门外有张顺庙，赤山埠有武松庙，石屋岭有杨雄、石秀庙……”(31)华亭顾禄《清嘉录》载：“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32)

张岱《陶庵梦忆》中还记载其家乡以《水浒传》人物祈雨事：“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季祖南华老人喃喃怪问余曰：‘《水浒》与祷雨有何义味？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耶？’余俯首思之，果诞而无谓。徐应之曰：‘有之。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33)以小说人物为神灵，或祭祀求福，或祈雨禳旱，可见江南民间对于小说的高度认同并影响及于思想灵魂。

3.小说与人物品鉴

如众周知，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为打击东林势力，以《水浒传》人物绰号造《东林点将录》，有“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二员：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34)诸说，值得关注的是，此《点将录》之作者，为浙江归安人韩敬。

如果说以《水浒》人物品鉴东林，是为达逞其诬良为盗，造莫须有之罪名，那么，乾隆朝诗人，江南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则是一种不无自得自许的行为。其《点将录》称：“诗坛都头领三员：托塔天王沈归愚德潜、及时雨袁简斋枚、玉麒麟毕秋帆沅；掌管诗坛头领二员：智多星钱箨石载、入云龙王兰泉昶；参赞诗坛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法梧门式善；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小旋风阮云台元；马军总头领三员：大刀手蒋心馀士铨、豹子头胡稚威天游、霹雳火赵瓯北翼；马军正头领十四员：双枪将邵梦馀无恙、双鞭萧子山抡、没羽箭舒铁云位……”(35)

从江南归安韩敬造《东林点将录》，到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目的不同，其以小说内容品鉴现实人物的做法则一，此颇能说明小说在江南具体影响的演嬗进程及其深入的程度。

4.小说与社会时尚

前揭丁日昌“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云“《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杨懋建《梦华琐簿》记陈森《品花宝鉴》云“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36)；昭梿《啸亭续录》云：“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37)这些记载，均反映了小说在清代社会的风行。《红楼梦》出世，更是风靡一时。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38)苏州吴云在嘉庆十五年(1810)为《从心录》题词云：“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39)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更明确揭示了晚清江南的一个小说阅读现象：《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屐少年以不知此书者为不韵”(40)。以读《红楼梦》为时尚，以不知此书者为失风雅，恰透露出一种观念上的变革。

小说之影响江南社会，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渗透与潜移默化，以及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转移，并进而危及专制统治政权。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布的禁毁令中说明了禁毁小说的原因：“《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41)丁日昌强调了四点内容：其一，小说之类，流传甚广，影响面很大；其二，此等书内容上叙写绿林豪侠、男女恋情，诲淫诲盗；其三，此等书导引了风俗人心的变易；其四，当下社会动荡不安、兵戈扰攘，与此等书之潜移默化，影响风俗人心，有直接关系。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小说禁毁有四次：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呈请，禁毁“淫书”116种；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员仿效江苏，在省城收买、销毁“淫词小说”120种；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淫词小说”122种；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黄彭年禁毁“淫词小说”112种(42)，均在江南，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反映了小说在江南最盛，及其对江南社会产生的影响最烈。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一文中说：“夫小说有绝大隐力焉，即以吾华旧俗论，余向谓自《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寻仇之英雄好汉多；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师多。是以对下等人说法，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巍巍武庙，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说，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从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终成铁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党之争，牵动国政，及于外交，其始举国骚然，神怪之说，支离莫究，尤《西游记》、《封神传》绝大隐力之发见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国家，可不慎哉！”(43)所论未免张皇其辞，但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时代，通俗小说、戏曲演出，以及曲艺表演等，其对于社会的启蒙影响力量绝对不可以低估。自由爱情与父母之命相悖，揭竿起义与君臣伦理相左，小说内容中与封建专制及伦理道德违背的内容，有着大众民主启蒙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专制制度的存在。而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显得更为开放自由，与其大众文化(特别是小说文化)的发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冯保善）

注释：

①[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②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③[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④(18)[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卷二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韩]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0-181页。

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⑦[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⑧[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光绪乙酉宝善堂重刻本。

⑨[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明]钱希言《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松枢十九山》本。

(11)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12)[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四，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刊本。

(13)[清]同治六年重镌《汇纂功过格》卷七《与人格劝化》，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14)[清]李必恒《樗巢诗选》卷二，嘉庆十四年夏氏半舫斋刻本。

(15)[清]陆文衡《啬庵随笔》卷五《鉴戒》，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

(16)(41)[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一、卷七，卷一，光绪丁丑年林达泉校刊本。

(17)宋词《我的歌台文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19)(22)[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7-258、258页。

(20)转引自谭正璧、谭寻辑《评弹通考·论“评弹”》，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21)(26)[明]钱希言《戏瑕》卷一、卷二，丛书集成新编本。

(23)[清]金连凯《灵台小补》，道光原刊本。

(24)见《芝罘报》第七期，光绪三十一年刊印。

(25)徐珂《清稗类钞》卷七十八《戏剧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161页。

(27)[明]潘之恒《叶子谱》，《说郛续编》本。

(28)[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纸牌》，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504页。

(29)萧放等《中国民俗史》(明清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30)[清]陆次云《湖堧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二十二年宛羽斋刻陆云氏杂著本。

(31)[清]梁绍壬《两般秋雨酓随笔》卷一《世俗诞妄》，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十七年汪氏振绮堂刻本。

(32)[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二《门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页。

(33)[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七《及时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

(34)[明]文秉《先拨志始》，丛书集成初编本。

(35)[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光绪丁未九月长沙叶氏刊本。

(36)[清]杨懋建《梦华琐簿》，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本，北平邃雅斋书店1934年版。

(37)[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二《小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抄本。

(38)[清]毛庆臻《一事考古杂记》，光绪十七年石印本。

(39)[清]潘炤《从心录》卷首，嘉庆小百尺楼刊本。

(40)[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庚集下，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

(42)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第六章《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的特殊存在方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9页。

(43)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转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客云庐小说话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11-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