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危机对宏观的影响：默西T.穆萨科瓦

信用危机对宏观的影响：默西T.穆萨科瓦关于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参见Goschin 2014; Atanda and Charles 2014; Meyer and Shera 2017; Makun 2018）可供利用。然而，关于汇款对贫困的影响的文献很少（参见Adam Jr. and Page 2005; Gupta et al. 2009; Adam Jr. and Cuecuecha 2013; Azam et al. 2016; Vacaflores 2018; Tsaurai 2018; Wangle and Devkota 2018）。这些研究并未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根据所使用的贫困代用指标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关于汇款对减贫影响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一个看不清的领域，尽管这对政府的政策优先次序非常重要（例如，参见Abdulnasser and Gazi-S

内容提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1980—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国际汇款流入与南非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此项研究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汇款在减贫和人类发展中日益增大的作用，二是汇款流入量的迅速增长。自1998年以来，南非的汇款流入量呈现出程度不同的上升趋势。以1998年为例，该国的汇款流入量增长了18.5%，在随后的1999—2017年间汇款流入保持稳定增长，平均增幅为25.3%。我们通过使用多元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得出的结果显示，当使用婴儿死亡率作为贫困的代理变量时，在短期内存在明显的从贫困到汇款的单向因果流动。然而，当家庭消费支出被用作代理变量时，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没有发现普遍存在因果关系。本文讨论了政策含义。〔李光辉译〕

作者：默西·T.穆萨科瓦（Mercy T. Musakwa），南非大学经济学系。联系地址：P.O Box 392 UNISA 0003 Pretoria South Africa. Email: tsile.musa@gmail.com

尼古拉斯·M.奥希安博（Nicholas M. Odhiambo），南非大学经济学系。联系地址：P.O Box 392 UNISA 0003 Pretoria South Africa. Email: odhianm@unisa.ac.za; nmbaya99@yahoo.com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4期P75—P86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引 言

南非政府与其他国家携手与贫困作斗争，于2000年签订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United Nations 2000）。这是表明南非承诺消除贫困所迈出的一步。虽然南非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的部分内容，但该国仍在与贫困和不平等作斗争（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2015 p.19）。这也促使南非参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些目标是于2015年完成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后续政策（United Nations 2018）。由联合国带头的这两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包容性经济发展。这项政策，与各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最近的汇款流入等渠道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利用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汇款作为经济发展特别是扶贫的资金来源，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也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0.7项当中（United Nations 2017）。尽管联合国指出了汇款在扶贫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是在南非，关于汇款与贫困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

根据拉塔等人（Ratha et al. 2018）的说法，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流入量在近期大幅增加，在2018年达到5.28亿美元大关。这比2017年的汇款流入量增长了10.8%（Ratha et al. 2018）。因此，汇款已经成为中低收入国家与外国直接投资等其他外部收入流竞争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根据拉塔等人（Ratha et al. 2018）的研究，如果将中国排除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之外，汇款流入量已经增长到官方发展援助（ODA）的3倍以上，并大于外国直接投资。更重要的是，汇款在家庭层面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国家层面产生了间接的益处。

关于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参见Goschin 2014; Atanda and Charles 2014; Meyer and Shera 2017; Makun 2018）可供利用。然而，关于汇款对贫困的影响的文献很少（参见Adam Jr. and Page 2005; Gupta et al. 2009; Adam Jr. and Cuecuecha 2013; Azam et al. 2016; Vacaflores 2018; Tsaurai 2018; Wangle and Devkota 2018）。这些研究并未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根据所使用的贫困代用指标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关于汇款对减贫影响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一个看不清的领域，尽管这对政府的政策优先次序非常重要（例如，参见Abdulnasser and Gazi-Salah 2014; Gaaliche and Gaaliche 2014; Muhammad et al. 2016）。鉴于南非政府在减贫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汇款的流入也越来越多，有关贫困与汇款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将让政策制定者对目标宏观经济（诸）变量有深入的见解，从而获得希望达到的扶贫结果。

鉴于最近汇款流入量激增，一项新的探索汇款与南非贫困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作出明智的政策选择，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利用好汇款。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南非的贫困与汇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调研。

本研究与以往的研究不同，采用了两个贫困代用指标，即家庭消费支出（衡量贫困的收入指标）和婴儿死亡率（衡量贫困的非收入指标）。首先，选择这两个代用指标，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特别是考虑到关于最全面的贫困衡量标准的辩论仍在激烈进行。其次，其他贫困衡量标准，如贫困人数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可用，这也是选择贫困代用指标的原因。拉瓦雷翁（Ravallion 2001）、雷曼和沙贝斯（Rehman and Shahbaz 2014）也采用了家庭消费支出作为贫困代用指标，而阿波塞德拉等人（Abosedra et al. 2016）和奥希安博（Odhiambo 2011）则采用了婴儿死亡率作为贫困代理指标。

就我们所知，本研究可能是第一个此类使用协整并基于 ECM（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ARDL（自回归分部滞后）边界检验法来研究南非汇款与减贫之间动态因果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汇款和南非的贫困趋势”一节讨论了文献综述；“相关文献综述”概述了估算方法；“估算方法和实证结果”介绍并讨论了结果；“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本项研究作了总结。

汇款和南非的贫困趋势

汇款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来源，在近期才受到关注，这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旨相符。近年来，在其他国家寻找更好前程的南非人越来越多，尽管与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相比，南非的这一人数仍然很低迷（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18）。这些南非移民的首要目的地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新西兰（Businesstech 2018）。南非接收了相当数量的移民，大部分来自非洲国家。因此，政府出台的政策更倾向于对汇款外流的监管。

从1980年开始，南非的汇款流入量逐渐回升，尽管数量仍然很少（UNCTAD 2018）。1980年，南非登记的汇款占GDP的3%，然后在1984年流入量略微增加到GDP的3.5%（UNCTAD 2018）。从1989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增长，登记流入量为6.5%（UNCTAD 2018）。尽管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1992年，但南非在1993—1996年间经历了一次滑坡（UNCTAD 2018）。1998年则出现了18.5%的激增，1999—2017年间保持稳定增长，平均为25.3%（UNCTAD 2018）。同期收到的汇款流入量也最高，2009年为29.1%（UNCTAD 2018）。

南非已经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推出了扶贫政策，让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发挥重要作用。大力减轻贫困的举措被写入了该国的国家经济政策——《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此外，在政府的计划和预算编制过程中，政府的扶贫倡议也刻意变成了简单的流程（South Africa Government 2008）。该国的减贫战略以八个支柱为中心，即：人力资本投资；收入保障；创造经济机会；改善医疗保健；获得资产；环境可持续性；善治；社会包容和社会资本倡议；以及基本服务和其他非财政转移支付，如补贴住房、卫生设施和垃圾清理等（South Africa Government 2008）。在经济赋能的总框架之下，贸易和工业部（DTI）已经推出了一些计划，旨在支持以前的弱势群体获得生产资料。这些计划包括：广泛的黑人经济赋权（B-BBEE）；产业创新支持计划（SPII）；黑人产业计划；农业加工支持计划；以及Seda技术计划（DTI 2020; SME South Africa 2019）。政府的扶贫政策考虑到了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儿童、老人、失业者、残疾人、妇女和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2008）。除了着眼于长期的经济赋能之外，政府还利用社会安全网来满足贫困人口的即时需求，这是在需求评估基础上进行的。南非政府通过南非社会保障局（SASSA）支付的一些补助金包括：子女抚养补助金、老年人补助金、社会救济金、退伍军人补助金、护理依赖补助金、残疾补助金和援助补助金（SASSA 2020）。

为响应这些政策举措，南非经历了逐步减少贫困的过程，尽管贫困数字仍然很高，并且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World Bank 2019）。1993年，贫困人数和贫困差距（poverty gap）分别为29.3%和9.5%，然后在1996年贫困人数激增至33.8%，贫困差距为12.9%（World Bank 2019）。从2000年到2010年，贫困人数和贫困差距都出现了持续下降（World Bank 2019）。2014年，该国的贫困人数为18.9%，比2010年增加了2.4%（World Bank 2019）。贫困差距也从2010年的4.9%激增到2014年的6.2%（World Bank 2019）。“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提高了0.081，从1990年的0.618提高到2017年的0.699（UNDP 2018）。与1990年和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为0.39和0.537的“人类发展指数”相比，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UNDP 2018）。

相关文献综述

联合国将汇款确定为实现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发展资金来源。这导致汇款被列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清单的第10节（United Nations 2018），其中强调要制定支持国家之间的汇款政策。汇款被定义为由移民向其故乡的家人发起的一项交易（United Nations 2018）。关于移民为什么愿意将他们的部分收入汇回国内，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根据卢卡斯和斯塔克(Lucas and Stark 1985）的说法，移民汇款有以下原因：利他主义、共同保险和储蓄。利他主义动机的核心是对落后者的同情，以及在经济上提供援助的需要；共同保险则是需要在国内进行投资，这样，如果他们在外国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就可以回家；储蓄动机是基于这样一种驱动力：移民把汇款作为一种储蓄方式，以备未来投资或在外国的收入流动减缓或停止时出现困境之需。汇款可以是现金或实物（Hagen-Zanker and Himmelstine 2016）。汇款对消费（参见Adam Jr. and Page 2005; Bui et al. 2015）和投资——房地产和小企业（参见Ratha 2007）有着直接影响。

尽管本研究的重点是家庭层面的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汇款的间接影响是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而乘数效应是由家庭消费和投资的初步增长启动的。因此，汇款对贫困的间接影响是在国家层面上感受到的，因为它使经济产出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此外，汇款的反周期性使其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困难时期成为良好的减震器（Kapur 2004）。汇款的好处可以归纳为减轻贫困、刺激经济增长、储蓄、刺激部门增长以及投资（De Vries 2011）。

关于贫困与汇款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虽然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极其匮乏。考察贫困与汇款之间关系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汇款对贫困的影响上。关于汇款对贫困的影响的研究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发现了积极影响的研究（Adam Jr. and Page 2005; Gupta et al. 2009; Tsaurai 2018; Musakwa and Odhiambo 2019），另一种是发现了由所使用贫困代用指标来决定关系是否敏感的研究（Azam et al. 2016; Wangle and Devkota 2018）。总的来说，调查汇款对贫困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均支持贫困缓解效应。为数不多的考察贫困与汇款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发现双向因果关系的研究（Abdulnasser and Gazi-Salah 2014; Gaaliche and Gaaliche 2014; Sanchez-Loor and Zambrano-Monserrate 2015; Muhammad et al. 2016; Musakwa and Odhiambo 2020）；单向因果关系的研究（SanchezLoor and Zambrano-Monserrate 2015; Musakwa and Odhiambo 2020）；以及无因果关系的研究（Muhammad et al. 2016; Sanchez-Loor and Zambrano-Monserrate 2015）。对研究贫困和汇款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评述，使人们了解到其他国家因果流动的性质，并为另一项集中关注南非的研究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项研究的结果将指导南非在扶贫方面的政策。

M.G.伽力切和M.伽力切（Gaaliche and Gaaliche 2014）使用了1980—2012年的数据对14个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贫困与汇款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得到了证实。阿卜杜纳赛尔和加齐-萨拉赫（Abdulnasser and Gazi-Salah 2014）也使用了1976—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孟加拉国的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与M.G.伽力切和M.伽力切（Gaaliche and Gaaliche 2014）一致，均证实了双向因果关系。

桑切斯-洛尔和赞布拉诺-蒙塞拉特（Sanchez-Loor and Zambrano-Monserrate 2015）使用1980—2012年的数据研究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流动情况。在哥伦比亚发现了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墨西哥证实了从“人类发展指数”（HDI）到汇款的单向因果流动，而在厄瓜多尔则发现没有因果关系。同样，穆罕默德等人（Muhammad et al. 2016）使用1990—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39个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采用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他们发现，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外国汇款与贫困之间存在单向因果流动。然而，在高收入国家的贫困和外国汇款之间没有发现因果关系。

穆萨科瓦和奥希安博（Musakwa and Odhiambo 2020）使用1980—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博茨瓦纳的汇款和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该研究使用了两个贫困代用指标，即家庭消费支出和婴儿死亡率。通过使用自回归分布式滞后（ARDL）方法和基于误差矫正模型（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长期和短期内从贫困到汇款存在单向的因果流动。在同一研究中，当家庭消费支出被用作贫困代用指标时，汇款与贫困之间被证实存在着双向因果流动。

穆罕默德等人（Muhammad et al. 2016）、桑切斯-洛尔和赞布拉诺-蒙塞拉特（Sanchez-Loor and Zambrano-Monserrate 2015）的研究，证实了不一致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对所研究国家的敏感性。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结论：将一个国家的结果归纳到另一个国家是不合适的。鉴于结论不确定的结果，只有对南非的贫困与汇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才能提供更多的见解。

估算方法和实证结果

估算方法

本研究以ARDL边界检验法和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检验为基础。选择ARDL检验法，是因为它有多种优点。首先，ARDL方法对模型中包含的变量的积分整合顺序没有限制。该方法允许将0阶、1阶或部分整合的变量结合起来（Pesaran et al. 2001）。然而，该方法在协整2阶及以上的变量时会失效。第二，该方法即使在小样本中也是稳健的（Solarin and Shahbaz 2013）。第三，其他传统的协整方法采用的是方程组，而ARDL方法采用的是一个简化的、容易处理的单方程（Pesaran and Shin 1999）。

协整的确证，表明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关系。协整的存在只表明长期关系的存在和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的存在（Narayan and Smyth 2008）。在确认协整的模型中，误差修正模型被用来估计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那些没有证实协整关系的模型，只估计短期因果关系。贫困与汇款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在一个多变量框架内使用基于ECM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除了汇款和贫困，模型中包含的另外两个变量是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C）和教育（EDU）。这两个因子对汇款流入和贫困都很重要。鉴于双变量框架的弱点是模型可能因变量偏差的遗漏而受到影响，纳入这两个变量可以将影响降到最低（Odhiambo 2008）。一个包含两个以上变量的框架可以提高结果的幅度（Odhiambo 2009a）。

本研究已经使用的一些贫困代用指标包括家庭消费支出、人均GDP、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以及其他贫困代用指标。鉴于时间序列数据有限，本研究采用家庭消费支出（Pov1）和婴儿死亡率（Pov2）作为贫困的代用指标，分别反映的是贫困的收入层面和非收入层面。使用的两个模型是：模型1表示为Pov1|REM GDPC EDU；模型2表示为Pov2|REM GDPC EDU。

变量的定义

本研究采用了两个贫困代用指标：家庭消费支出和婴儿死亡率。家庭消费支出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来衡量的。这一贫困代用指标在一些研究中被用作贫困衡量标准（参见Rehman and Shahbaz 2014; Magombeyi and Odhiambo 2017; Kaidi et al. 2018; Musakwa and Odhiambo 2020）。本研究选择了家庭消费支出来反映贫困的收入层面。使用支出衡量标准而不是纯粹的收入衡量标准的好处是，支出衡量标准对收入变化的敏感度较低，当这些变化只是暂时出现的时候尤为如此（Warr 2006）。从贫困（家庭消费支出）到汇款的单向因果流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水平高，会导致更多的汇款流入。如果存在从汇款到贫困的单向因果流，则情况正好相反。因此，汇款的流入会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并随之减少贫困。婴儿死亡率的衡量标准是每 1000 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World Bank 2019）。在一些研究中，这一代用指标已被用于衡量贫困（例如，参见Abosedra et al. 2016; Van Multzahn and Durrheim 2008）。根据卡瓦略和霍华德（Carvalho and Horward 1996）的健康措施分类，婴儿死亡率是用于衡量健康状况的社会指标之一。婴儿死亡率高说明国家健康状况不佳，而婴儿死亡率低的国家则意味着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从婴儿死亡率到汇款的单向因果流意味着贫困导致汇款流入，而从汇款到婴儿死亡率的单向因果流则意味着汇款有助于减贫。

汇款是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国家幅员纳入考虑。实际人均GDP衡量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考虑到人口规模。假设收入分配公平，这可以更好地衡量一个国家人口普遍享有的生活水平。假设收入分配公平，人均收入越高，该国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就越好。教育的衡量标准是小学阶段的毛入学率。鉴于1980年以来中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数据有限，本研究使用了小学毛入学率来衡量人力资本的水平。文献中已经使用了一些人力资本代用指标，包括小学毛入学率、中学毛入学率和总入学率（例如，参见Boreinzstein et al. 1998; Jalilian and Weiss 2002; Gohou and Soumare 2012）。预计高入学率会产生高质量的劳动力，同时也会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这种收入会转化为较高的生活水平，使贫困人口改善经济状况。

按照纳拉扬和史密斯（Narayan and Smyth 2008）的说法，模型1和模型2的ARDL边界的具体说明，如公式1—4所示：

一般协整模型（Povm、REM、GDPC、EDU）

其中，当m=1时，Povm在模型1中的位置为Pov1（家庭消费支出）；当m=2时，Povm在模型2中的位置为Pov2（婴儿死亡率）；它们一次一个进入方程，REM为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EDU为教育，GDPC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α0、μ0、π0、β0为常数，范围是：

和β1—β8为回归系数；μ1—μ4为误差项。

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具体说明

在协整检验之后，下一步是检验因果关系的方向。这是通过基于ECM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Granger-causality model）完成的。模型1和模型2是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模型的具体说明，如公式5—8所示。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测试允许对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短期因果关系用变量缺失检验得出的F统计量进行检验，而长期因果关系则从滞后误差修正项中的t统计量中获得。

基于通用ECM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的具体说明，如公式5—8所示。

其中，

为常数；

为回归系数；所有其他变量，如公式1—4所述。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1980—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教育、婴儿死亡率、家庭消费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取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汇款数据取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数据分析采用了Microfit 5.0软件。

实证结果

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对Pov1、Pov2、汇款（REM）、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C）和教育（EDU）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虽然在使用自回归分布式滞后（ARDL）界限检验方法时不需要进行预检验，但检验的目的是确定变量是阶积分[I(1)]还是阶积分[I(0)]。只有在变量为[I (0)]或[I (1)]或部分整合时，才能采用ARDL（Pesaran et al. 2001）。迪奇—富勒通用最小二乘检验（DF-GLS）和菲利普—佩龙检验（PP）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的结果证实，所有的变量在第一阶差分时都是平稳的。下一步是检验协整关系。纳入协整函数的变量是Pov1、Pov2、REM、GDPC和EDU。在模型1中，Pov1被用作贫困代用指标，而在模型2中，Pov2被用作贫困代用指标。这两个模型中的其余变量保持不变。协整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证实了模型1和模型2中一些函数的协整性。计算出的F统计量与派萨兰等人（Pesaran et al. 2001）提供的临界值进行了比较。如果计算出的F统计量大于上临界值，则证实了协整关系，而如果F统计量低于下临界值，则不证实协整关系。当F统计量介于派萨兰等人（Pesaran et al. 2001）提供的下限和上限之间时，该检验结果为不确定。在模型1中，仅在Pov1函数中确认了协整的存在，而在模型2中，在Pov2和EDU函数中均确认了协整性。协整性在以下函数中得到了确认：模型1，F（Pov1|REM，GDPC，EDU）；模型2，F（Pov2|REM，GDPC，EDU）和F（EDU|REM，GDPC，Pov2）。协整性的存在表明了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参见Narayan and Smyth 2008）。为了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本研究采用了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基于ECM的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见表3。

表3中的结果证实了短期内从Pov2（婴儿死亡率）到汇款的单向因果流。短期因果流的F统计量证实了这一点，该统计量的显著性为5%。这些结果表明，在南非，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是婴儿死亡率导致汇款流入。在南非，对这种关系的可能解释是，移民必须帮助家乡的家人，特别是当他们贫穷的时候。根据汇款的利他主义和共同保险动机，家庭越困难，移民就越有可能汇款回国，以缓解经济困难（Lucas and Stark 1985 p.94; Depoo 2014 p.203）。这些发现表明，贫困水平在利用汇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家庭消费支出被用作代用指标时，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没有证实因果关系。因此，贫困与汇款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所考察的代用指标是敏感的。与其他研究如穆罕默德等人（Muhammad et al. 2016）、桑切斯-洛尔和赞布拉诺-蒙塞拉特（Sanchez-Loor and Zambrano-Monserrate 2015）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结果具有优势。

表3中A组的其他实证结果显示，在南非存在着以下情况。（1）短期内从教育到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C）的单向因果流。这可能归因于受过教育的个人具有很高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对GDPC产生了积极影响。（2）短期内教育与家庭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内教育与家庭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单向因果流。这些结果分别通过滞后ECM的F统计量和t统计量得到了证实。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报酬较好工作的机会就越大，从而增加收入并对消费产生积极影响。（3）短期内GDPC与汇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4）短期内和长期内家庭消费支出（HHC）与GDPC之间均未确认因果关系。（5）短期内汇款与教育之间存在单向因果流。这些发现得到了以下理论主张的支持：汇款会导致消费以及对教育及资产投资的增加（参见Adam Jr and Page 2005; Ratha 2007; Bui et al. 2015）。

表3中B组的实证结果显示，在南非存在以下情况：（1）短期和长期内，在汇款与教育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2）GDPC在短期内会引发汇款，这一点在显著性为10%的F统计量中得到证实；（3）在短期内，GDPC与Pov2（婴儿死亡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内存在从GDPC到婴儿死亡率的单向因果流；（4）短期内，GDPC与教育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内GDPC与教育之间存在单向因果流；（5）短期内和长期内，Pov2（婴儿死亡率）与教育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些关于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结果，与奥希安博（Odhiambo 2009b）和普拉丹（Pradhan 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后者发现经济增长是格兰杰因果关系减贫因素。

表4给出了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果总结。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1980—2017年的数据，对南非的汇款流入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调研。研究的动机是，一方面，汇款在减贫和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汇款的流入量急剧增加。本研究采用了基于ECM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来考察这种联系。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以前一些研究中发现的变量遗漏偏差，实际人均GDP和教育变量被用作控制变量，从而形成一个多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为了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两个贫困代用指标，即家庭消费支出和婴儿死亡率。研究结果显示，当婴儿死亡率被用作贫困的代用指标时，结果显示贫困在短期内会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导致的汇款流入。然而，当家庭消费支出被用作代用指标时，在南非的贫困与汇款之间没有发现因果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评估，这一点都适用。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是，在南非，汇款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对用于衡量贫困水平的代用指标是敏感的。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建议南非应继续推进降低移民成本的政策，以此作为鼓励移民的一种方式。因此，这种政策立场将鼓励移民并增加汇款流入量。此外，南非应与主要移民目的地国家进行合作，让政策合理化，以减少移民向南非汇回款项的成本和时间。这有助于增加扣除汇款成本后的汇款量，使收款人能及时收到汇款，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并鼓励汇款人使用正规渠道，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更容易收集用于报告目的的统计数据。然而，家庭消费支出与汇款之间的中性因果关系表明，与收入贫困相比，汇款对健康贫困更为敏感。鉴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性质和复杂性，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因此，建议南非考虑采取多管齐下的减贫方法，充分应对贫困问题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