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新教材的课文（课文作者冯至表里的生物）

冯至新教材的课文（课文作者冯至表里的生物）也因此，比起名胜，冯至更喜欢置身、观看和书写的是那些无名山水，那未被人类历史点染过的自然。“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后记中这一自陈，让人想起冯至向所服膺和推崇的文学导师里尔克在其著名的《论“山水”》一文中写到的，“人不应物质地去感受它（山水）为我们所含有的意义，却是要对象地看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连同这篇文章在内的诸多里尔克作品都曾由冯至译成中文，或也可说，“山水”这一书名就直接与里尔克此文“明”通款曲。对无名山水的倾心，主观的风景审美背后，是一种人与自然相离亦相和的自然观，启自冯至所钟情的德国浪漫主义给予的思想资源，终在昆明朴素山水环绕的林间茅屋中豁然开朗。种种处处“灵魂里的山川”，于昆明结为一体，在与现实的对照中，从具象的风景抽象升华为一种“理想”。作为冯至生命中最重要的遇合之一，冯至写道，“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

1938年，冯至携家随同济大学师生历经跋涉，辗转大半个中国迁徙至昆明，次年起开始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抗战八年，他在昆明住了七年半。战事危急之际，一度还迁往郊外的杨家山林场。在远离中心、远离尘嚣的一隅，上世纪20年代就成名、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真正进入了沉思的中年阶段，迎来了一个创作的勃发期。从1941年到1943年，就在杨家山林场一间小小的茅屋里，“像开了闸的湖水一般”，冯至接连写出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中篇小说《伍子胥》中的诸多篇章，文体各异，沉潜入自然和生命的内核却交相辉映，纯净，剔透，和谐，成就了钱理群所称赞的冯至的“三绝”，并下启了《杜甫传》等作品的写作。

大家小辑·冯至四种

《山水》《伍子胥》《杜甫传》《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北京出版社

《山水》：沉思的绝品

《山水》中的篇章，时间跨度十多年，有的写于冯至1930年赴德前夕的北平，有的写于欧洲留学时，有的写于回国后在上海同济任教时，其余一半写于昆明，多为行纪、追忆之作，优美、隽永而极富沉思性，冯至在集录时认为它们“性质相近”。《山水》初版于1942年，此后因现实政治局势下关注点的转移，冯至不再写这类散文，而转向现实批判性的杂文，因而在此意义上《山水》可以说是绝品。

《山水》1947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时附有一则后记，彼时冯至已回到北平，他在结尾不无留恋地写道：“如今回到北平，眼前的种种陷入比战时更为纷纭的状况，终日坐在城圈子里，再也没有原野的风流栉我的心灵，而昆明的山水竟好像成为我理想中的山水了。这时我觉得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纪念过去走过的许多地方，倒不如说是纪念昆明。”

种种处处“灵魂里的山川”，于昆明结为一体，在与现实的对照中，从具象的风景抽象升华为一种“理想”。作为冯至生命中最重要的遇合之一，冯至写道，“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战争与流亡本是惨痛哀事，但不幸中也幸的，冯至因这时命的偶然来到昆明、置身林场，与最纯粹无染的自然亲近，仰观宇宙，俯察品类，在“原野的风”的荡涤中，或者说是在两种极端世界的对照中，获得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观照。

也因此，比起名胜，冯至更喜欢置身、观看和书写的是那些无名山水，那未被人类历史点染过的自然。“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后记中这一自陈，让人想起冯至向所服膺和推崇的文学导师里尔克在其著名的《论“山水”》一文中写到的，“人不应物质地去感受它（山水）为我们所含有的意义，却是要对象地看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连同这篇文章在内的诸多里尔克作品都曾由冯至译成中文，或也可说，“山水”这一书名就直接与里尔克此文“明”通款曲。对无名山水的倾心，主观的风景审美背后，是一种人与自然相离亦相和的自然观，启自冯至所钟情的德国浪漫主义给予的思想资源，终在昆明朴素山水环绕的林间茅屋中豁然开朗。

《山水》显现了这一思想痕迹。早在海德堡（冯至作海岱山）大学读书时，常去山林中独自散步的冯至，就从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两句诗中体会到“在无人的自然里独行人的无限的境界”（《两句诗》），不过这尚近于灵光乍现的片段式顿悟，到八年后写于昆明的美文名作《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变得更为臻熟、从容和悠远。那不闻历史、不知缘故消逝了的村庄，却在溪水、草木和野兽中留下余韵，让多年后的远方来客如冯至亦能感知，在漫长的时间里，在生命的深处，声息相通，关连不尽。还有《忆平乐》中，船行所见桂林山水，“寂静凝结在前后左右，好像千军万马也不能把这寂静冲破”——如同一个战时的隐喻，暗示着永恒的真正所归。

书中所记之人，多也是此般山水似的无名之辈，“生与死都像一棵树似的”。冯至用淡而温的白描，突显着他们的性情。那席间咏唱蒙古哀歌的俄国人，让冯至看到辽远地方人们的朴质；在柏林近郊爱西卡卜居住时的房东与友邻，于纳粹党上台后不安的政治气氛中，依然保持着坦白、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瑞士罗迦诺乡村里的人们，生活松缓随便，送面包的少年会因为台阶高就懒得送上门，宁愿少挣一份钱，令人莞尔；在平乐遇到的裁缝，无论多么兵荒马乱，也会尽职尽责按时做好一件衣服；更有杨家山林场的放牛老人，随所牧生灵来去，完全把自己活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些人事，并不与自然对立，并不随时世更易，而亦是里尔克所言的“伟大的现存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他们所依存的山水是一体的，彼此相互观照。所谓世变缘常，亘古的山水和普通人的生活，从来如此并永远延续，在风雨如晦颠沛流离中，显现和给予某种静默的力量。从这一角度来看，《山水》虽在审美上构成绝品，所叙也并非宏大主题，但并不自外于彼时中国整体的战争经验，而是构成其异质又绵长的一个面向。

《伍子胥》：现代色彩的“奥地赛”

同时期稍后完成的小说《伍子胥》，共享着《山水》的一份品质，又通过别致的文体营造了新的气象。《伍子胥》虽取材自历史传奇，但在冯至精致的截取和点化下，处处闪烁着诗意与沉思的光泽，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佼佼者。小说共九章，执意为父兄复仇的伍子胥从城父出奔，止于吴市吹箫，中间的章节，林泽、洧滨、宛丘、昭关、江上、溧水，皆是以山水命名，而显隐其间的楚狂、兵卒、渔夫、浣女、逸士、刺客等，也多是不入正统的人物。在山水阻隔开的不同世界里，子胥驻留、潜伏或超越，构成了他人生中数次奇迹般的遇合，完成了一段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就像江上的渔夫，只因看到山水成为远行人的阻碍，便立志把他们渡过来，深有所感的子胥作别时对他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山水与人再次融为诗性的整体，竟有了某种化人之意，让伍子胥如蚕蜕皮，在心灵的思辨中获得启悟。

历史故事里的伍子胥，最为人熟知的情节当属他成为吴国大夫后，率兵攻入楚都，掘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从传奇意义上说，这是复仇故事所当有的暴力性高潮，但冯至让小说在离高潮很久之前就戛然止步，而缥缈于伍子胥意义隽永的箫声中。比起炽热的世俗目的，他所更为在意的，是伍子胥在崎岖长路上独自奔行时不断变换的心灵图景（这让人又想起了贾岛的那两句诗）。在后记中，冯至将其做以“抛掷”的美丽譬喻，“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他笔下伍子胥的这一段奔逃，或曰征程，或曰漫游，便是这样一次抛掷，在国境之外，在正史之外，在正常生活秩序之外，面临着威胁与孤独，但也缘于这样的抛掷，他得以游离日常，省思内心，在家国、世俗与理想的交织矛盾中做出选择。又何尝只是子胥，那溧水畔为他奉饭的浣女，冯至亦舍弃了传说中她为保守秘密赴水而死的悲剧结局，而是让她回到家里，获得历史与哲学向度上的思索——蒙恩的远行人同时也启迪了这枚混沌未开的少女心灵。小说以整体性的沉思气质，超越和升华了历史。

《伍子胥》文本虽是一挥而就，但构想的过程却漫长，贯穿了冯至的少年到中年。写作的念头，最初起于冯至年轻时读到的里尔克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为那“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所感动，便也想用这样的体裁来写他少年时就钟爱的伍子胥的逃亡故事，“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成为他想象中色彩与音调的一部分。十几年过去，经历去国还乡、友人离世、抗战流徙，伍子胥又几次浮现，却在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最后写成的故事，迥异于从前的想象，而“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奥德赛）了”。这蜕变的过程显现着冯至的经验与思想轨迹，亦为这个故事注入了现实的重量。

冯至在后记中提到一笔，说他有时仰望飞机翱翔时会思量起写伍子胥。战争与诗意的刺目矛盾中，是历史与现实的无比切近，伍子胥的逃亡与当时冯至及整个中国的流离境遇遥相呼应，皆是被迫奔向着一种辽远、生疏与未知的命运。尤其第八章《延陵》，伍子胥过季札一事不见于史书，属冯至的“捏造”，但也因此而更呈显书写者的深意存焉，面临理想与现实之歧、自由与命运之逆，抉择该往何处去及抉择后“断念”的痛苦，伍子胥的踌躇形象背后，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痛苦的一种投射。正如冯至所言，这段故事少年时于他是天空中一道虹彩，中年时则是地上的一架长桥，形态相似，但所担负的已然不同。

《杜甫传》：流离中的信仰

季羡林曾说，身兼诗人和学者并均达到相当高水平的人不多见，冯至就是一个。且冯至能同时钻研中西文学，在西是歌德、里尔克，在中是杜甫。冯至的杜甫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杜甫传》便是其杰出成果之一。

《杜甫传》于1951年初起在《新观察》上连载，次年出单行本，但与《伍子胥》一样，是冯至很早之前就开始酝酿的。冯至之女冯姚平曾回忆，父亲年轻时对杜甫“敬而远之”，乃是在抗战逃难途中，才愈发和一生命途多舛的杜甫亲近起来，所谓“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出于对杜甫其人其诗的仰慕与深刻理解，大约在1944年左右，冯至立志为杜甫作传。这正是不作《山水》一类文章而改作杂文的时候，《伍子胥》中隐微流露的现实关切逐渐显明而扩大，终以杜甫传记为依托而成形，从中可窥见冯至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向。

因此，《杜甫传》不是一部学人书斋之作，而是一次现实诉求很强的写作。在1945年《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冯至述说道，这个时代里人民所蒙受的痛苦如内战、苛税、流亡、贫富分化等，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不过，该书最终完成于1951年，几年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知识分子心态发生转变，这让最终成书也呈现出另外的面貌。在冯至新的定位中，杜甫从“朋友”成为一位“人民诗人”，人民性成为评说杜甫生平各阶段的重要标准，杜甫“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局限，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的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其一生的叙述主线。

当然，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杜甫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印痕，如视杜甫祖上的仕宦家世为走向人民时需要克服的出身缺陷，也将杜甫求取功名的“庸俗”一面归于此，对其在左拾遗任上及幕府时代的一些诗歌评价不高。但对照1945年《我想写怎样一部传记》一文中的设想，可以看到在历史讲述的范畴内，冯至整体上是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朴素”在于，不为传统诗学的考据所累，面对彼时杜甫生平资料的缺乏和史书的真假难辨，注重“以杜解杜”，以诗求真，风格口语化，亲切自然，不蔓不枝；“生命”在于，时时可体会到冯至作为作传者对传主杜甫的深厚情感，杜甫在他笔下，不是一个被孤立起来、被后世予以崇高化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而是一个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寻道/殉道者，在当时不被理解，无人问津，生于忧患死于贫病，却以残破的喉咙唱出天鹅之歌。他一生飘零的足迹勾勒出广阔却破碎的山川画卷，冯至在那串足迹里，认出了自己的脚步。这是《杜甫传》超越时代性的永恒之伤美。

冯至与杜甫一生交集甚多，最难忘的一处，却是冯姚平回忆中提到的，在昆明听闻抗战胜利之时，父亲每日脚步轻快，嘴里不住吟唱着“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这也是“老杜生平第一快诗”。先贤与后辈，传者与传主，两代诗人在历史的维度上构成了最深刻也最动人的共情。

今天是现代诗人、学者冯至逝世28周年纪念日。冯至曾被鲁迅赞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寄予对中国新诗的希望。

翻阅抗战时期报刊我们可以发现，杜甫和杜诗是当时大家讨论的文化热点。作为一个杜甫研究大家，冯至早年并不喜欢杜诗。但抗战时期奔波流离的生活改变了他的文学趣味。

据说 ，冯至当时在西南联大执教时穷到只有一件上课长袍，才体会杜甫诗中的血泪，遂起意写作《杜甫传》，后成就了被毛主席在报纸专栏上追更的佳话。他说：

“我个人在青年时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远，后来在抗日战争流亡的岁月里才渐渐与他接近，那时我写过一首绝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识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从此杜甫便成为我最爱戴的诗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吸取了许多精神上的营养。”

（《祝〈草堂〉创刊并致一点希望》）

那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杜甫其人其事给了冯至怎样的精神启迪？诗人与其时代是怎样的关系，不同时代又是怎样相通和呼应的？

成都杜甫草堂的碑刻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 冯至

杜甫的死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一七五年。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中国经过许多变化，我们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过的世界了，但是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杂志上常常见到关于杜甫的文章，书局里有关于杜甫的书籍出版，学术界也常有关于杜甫的讲演，使人感到，拨开那些诗话与笔记之类在他周围散布的云雾，而露出他的本来面貌与真精神的时日好像快要到了。

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相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

以近三十年而论，在民国十年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经过“五四”运动得到解放，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以及两性的关系上都不易寻得出路，于是陷入感伤的或彷徨的状态，所以后主词，《漱玉词》，甚至《饮水词》和《两当轩集》都成为当时一般青年心爱的读物。这是由于“同”。至于同时兴起的对于屈原的不断的研究与推崇，可以说是由于“异”，因为《楚辞》里那样丰富的想象，强力的表现，浓挚的深情，正是当时所缺乏的。

再以介绍西洋文学而论，在为自由而战斗的高潮中，谁不会神往于拜伦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泛滥得不可收拾时，歌德也有人感到需要了。——这“同”与“异”的两个因素，我们不愿意估计它们价值的高下，但如果我们给它们下一个比喻，那应由于“同”者，有若寻友，由于“异”者，有若求师。寻到了朋友，可以哀乐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师，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自己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虚心和杜甫接近，因为无论由于同，或是由于异，我们两方面都需要他。在“同”的方面，我们早已片断地认识杜甫了；当国内频年苦于军阀的内战，非战思想最普遍时，《兵车行》一类的诗成为学校中流行的读物；在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初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则一再被人引用，引用者甚至有的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

成都杜甫草堂

可是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

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可惜我们现在很使那些只待献香醪的人们失望！)

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同时我们却也惊心地看到，中国的文化在这一千多年内实在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这中间尽管有过两宋的理学、清初的汉学、晚明(一个黑暗时代)的所谓性灵文学，而这些与一般的人民是不相干的，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由于这些“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

但是如果我们不止于此，再往下想一想，为什么与杜甫同时而又与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与王维就不能这样替我们说话，他们不是同样经过天宝之乱吗?这样一问，杜甫就不只限于是我们的朋友了，他对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师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更需要他。

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剧照

杜甫在秦州，囊空如洗，只“留得一钱看”时，写过这样两句：“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诚然，在当时，无知恶少都可以“谈笑觅封侯”，“乡里狐白裘”更不是难事，杜甫舍此不求，而自趋于“艰难”，这是他认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他在他的诗里也屡屡提到“庞德公”，对于隐逸生活不但称赞，有时还羡慕，但是他不能这样生活。

他四十四岁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五十五岁经过十多年流离的痛苦，仍然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他之所以这样，正因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是他的性格。他坚持他的性格，坚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识到“吾道竞何之”，“处处是穷途”时，则宁愿自甘贱役，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但是从这个零、这个无里边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伟大。这样的生活态度，在中国的诗人中是少有的，怕只有屈原能与之相比。这里边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

中国的自然诗很多，但是有谁写过像杜甫从秦州经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样的纪行诗，使人“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呢？这是一段艰险的路程，这些诗不仅是用眼看出来的，也不是用心神会出来的，而是用他饥饿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在中国诗人中更有谁把一个时代整个的图像融汇在像杜甫在天宝之乱前后与夔州以后所写的那样的长篇巨制里的呢?只有做人执著，做诗也执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才会有如此惊人的成绩。

杜甫不但毫无躲避地承受这些“艰难”，他还专心一意地寻找“艰难”。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掣鲸鱼于碧海，是艰难的工作，他却执著地要这样做。因此动物界里的马与鹰，自然界里的大江与落日，在他的诗里都得到适当的地位；人间的悲壮感与崇高感在他的诗里也得到充实的表现。

另一方面，他并不缺乏翡翠兰苕的优美感，他写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他写过“鹅儿黄似酒，对酒爱鹅儿”，但这只是他暂时的休息，正如他走入某寺院，游某山庄，精神上感到一时的舒快一般，走出来他面前仍然是艰难的现实。这类的诗，以他在长安任左拾遗与初至成都时写得最多，（这两个短期也诚然是他生命里两段暂时的休息）——就是这一部分诗也足足抵得住一个整个的王维!

成都杜甫草堂

杜甫由于这种执著的精神才能那样有力地写出他所经历过的山川，那样广泛地描绘出他时代的图像，使我们读了他的诗，觉得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都亲切。

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作者简介

冯至

（1905—1993）

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人，现代诗人、学者，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曾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作《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杜甫传》等。

里尔克诗选

秀陶/译①

时辰之书（Das Stunden-Buch）

I 2

我寓居于这日益扩张的，

围绕下界运行的弧内。

也许我将不克持久，

但我将勉力以图。

我围绕着神以及古塔打转，

以我古老的方式绕行了千百年。

但我仍不知我是一只隼鹰，

一个风暴，还是一支伟大的歌。

I 6

你，我紧邻的神呵，要是晚上什么时候

我猛烈的敲击把你吵醒，皆因

我几乎听不见你的声息，

而我知道：你就是一个人在隔壁。

要是你想喝口水，没有人

端来给你。你只是在暗中摸索。

我一直在听。只要一声轻轻的招呼

我就会马上过来。

我们之间只有一堵薄墙

偶尔只要

来自你或我的一声轻唤

它就会无声地

倒塌。

那墙就是以你的形象砌成的。

它挡在你面前，像你的名字一样遮掩你，

而当我内中的光辉高焕时，

我的深心因而认知你

那闪耀即成白费，一似虚掷于相框的光。

然后我所有的意识就变得跛残，

自你处流放以至无家可归。

I 36

神呵，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我是你的水罐（要是我破碎了呢？）

我是你的饮料（要是我腐败了呢？）

我是你的衣衫，你的行业

失去我，你也失去了意义。

没有了我，你将无家可归

无温暖亲切的奉迎。

我是你的绒鞋

将自你疲乏的双脚脱落。

你的大衣也将跌下。

你的顾瞥，那投于我温暖的

颊上的，仿佛歇在软枕上的，行将

枉然无尽地寻索——

且一似夕阳一样躺落

于异乡山岩的膝下。

你怎么办呢，神呵，我焦急不安哩。

II 7

熄灭我的双眼，我仍能看见你。

堵闭我的两耳，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仍能走向你。

没有嘴我仍能祈求你。

卸去双臂，

我以心代臂拥抱你。

停止我的心，我用脑跳动。

要是你在我脑内纵火

我的血液必仍然承载你。

杜伊诺哀歌

第一哀歌（Die erste Elegie）

当我哭喊，谁会在天使群中

应我？即使他们中的一个会突然

拥我入怀，我也会因他强不可抗拒的

存在而消竭。因为美不是别的

而是恐惧的开端，我们几乎难以承受

我们之所以如许的景从他们皆因他们

轻而易举地便能摧毁我们。每个天使都可怕。

——所以我极力抑制，忍嗌

而吞声。呵那么当我们需要时

有谁可投靠呢？不是天使，不是人，

连明察的畜生们都意觉到

在这暧昧的世上我们

一点也不自在。也许在山坡上

还留下一棵树，我们可以日复一日地

望一眼。一条昨日的街道，

以及忠实的恋栈我们

而不欲离去的习惯。

——呵，还有夜，我们所期望的，当风满含空宇

啮咬我们的脸——她将为任何人滞留。

温柔而略带失望的莅临与孤寂的心

会合。对于恋人们她是否就会宽待一点呢？

呵，他们只是彼此遮掩他们的命运。

你仍不明白么？掷你满怀的空无

于我们呼吸的空间吧，可能鸟雀们

会感到空气被稀释而更需振翅狂飞。

是的，春天需要你，众多的星子

待你顾瞥。往昔的浪涛

向你汹涌，或当你行过

一面开启的窗，一只提琴

做出自供。这些便是你的使命

你能完成么？你不是常被

希望分心么？仿佛一切都

应诺过你一个爱侣？（你将在何处藏娇，

这些奇思怪想

入出翻腾，常竟夜不去。）

如果你期待，歌颂伟大的恋人们；

而他们虽激情卓著，却远非不朽，

一些被遗弃者，你几乎嫉妒，

他们比你曾爱过的人，或会更爱你。

从头来过吧，再试试你无力的赞颂；

记住英雄是不死的，即使暂灭

也是为了另世的重生。

力竭的造物者将爱人们召回

到她那里，又仿佛不够精力将他们

再造。还能记得

迦丝芭拉·丝坦帕②么？为了那伟大的爱情

每个被爱人遗弃的女子

或会自叹“要是我能像她就好了”。

这亘古的苦痛现在不应为我们

结点果么？还不到时候让我们

自被爱者释放么？我们战栗、隐忍

就如箭忍受弓弦，以便在那积聚的一跃

来增益自己。毕竟无地以停驻。

声音，声音，我的心啊，听吧，一似

圣哲般谛听。亦非你就消受得

神的语音。只是听得那长叹

那自寂静滋生的无止的信息，

自夭折者瑟瑟地向你而来。

在你进入罗马或那不勒斯一教堂

他们不曾向你倾诉他们的命数？

或者高处的铭刻向你显示

就像去年在至美圣玛丽亚堂那块石刻

他们向我要求什么？或是要我抛弃那

因他们死亡而不平的面容，因那会使得

他们的精灵颇为受阻。

当然，不再如往昔样

总有无尽渴切的手提携；

就连旧日的名字也如破玩具样抛掉。

不惯的是昔日的希求也都放弃了，

不惯的是昔日的老关系也在空中

飘散。在开始觉出一丝永恒

之前，犹想极力挽救，

困难的死呵。但活人的错是

将生死之异认得太绝对。

天使们（有人说）常分不清

他们是在阳间还是阴间。

永恒的洪水，涌向阴阳间所有的

世代，并将他们的声音淹没。

毕竟那些早夭的不再需要我们，

他们与尘世分离，就像婴儿轻巧

地断奶，与母亲的乳房隔绝一样。但是我们

就是要这样巨大的神奇。烦恼就是赐给我们的

前进的源泉——没有这些我们活得了么？

传说是无意识的么，有次在哀悼里诺③时，

第一个无畏的乐音穿透了洪荒的麻痹

在惊呆了的空间蓦然地一个如神的

青年离去。那空间第一次感受的

和鸣，至今仍愉悦，支撑并慰安我们？

注解：

① 译者秀陶 （1934-2020），生于湖北鄂城。1950年到了台湾， 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来加入纪弦创立的“现代派”诗社。1962年远赴西贡。1970年代移民美国，先于纽约，后居洛杉矶。以上译作采自他的译著《最好的里尔克》，所选作品涵盖了里尔克的主要作品和名篇，最大限度避免了里氏爱好者的遗珠之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刊行。

② Gaspara Stampa （1523—1554），意大利女诗人。因遭爱人特雷维斯（Trevisa）太子抛弃，乃有大量十四行诗创作。

③ Linos，希腊神话中与奥非乌斯同时之诗人。由于他的死乃有哀乐之产生。

海岱山下读冯至

张清华/著

我想象不出，七十年的时光会埋葬多少曾经鲜活的生命，七十年的历史风尘，需要经过怎样的擦拭才能透见初时的踪影。七十年前，那个二十五岁的中国青年，怀着他的幻想和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冯至。而今，这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然进入历史，化作了书中的人物。

冯至一直不认同“海德堡”（Heidelberg）这个译名，因为这里这个“堡”字实际只是“山”的意思，而其音译也应该叫作“贝格”，准确的译法应叫作“海德贝格”，比较传神的和“雅”些的译法，则最好叫“海岱山”，因为“海岱”二字“不只是译音，而且颇有诗意”。但因为习惯，他个人也“只手难挽狂澜”。在好几篇文章中，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想，这大概和他那时在这里生活的诗意的记忆有密切的关系。“海岱山”，的确是个更富诗意和美感的名字。不过听起来却不像是个西域之地，倒有点像是个东方海上的仙山蜃景的意思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叫“海德堡”也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况海德堡也的确是有一个历史很悠久、规模也相当雄伟的古“堡”呢。

1930年10月，冯至来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曾转学柏林大学。1935年6月，他在海德堡以一篇论诺瓦利斯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海德堡是冯至德国之旅的最重要一站。这里的山山水水该留下了他密密的足迹，这里美丽的景色和渊长的文学传统，曾给了他丰厚的滋养和创作的灵感。

我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藏书馆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搜寻冯至的书，结果不算理想，只找到了一本集有散文和文学随笔的《冯至选集》的第二卷，和一本配有德文翻译的汉德对照本的《十四行集》，本打算再系统地翻读一下他的诗作，但也只有这一点了。倒是另外翻到两本厚厚的《冯至学术论集》，只是我的兴趣恰恰在于他的诗歌。虽说翻阅其他的合集和各种选本也还可以见到一些，但已是一鳞半爪，无法集中读出全貌。想来惭愧，我是号称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人，然而对冯至的诗歌却素无多少深入的研读。说真的，过去我读他的诗，除了对他的《吹箫人》等几首长诗有格外好的印象，对他的抒情诗总的感觉是比较僵硬刻板，且有看到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韩波砍柴》那类半生不熟的“假民歌”时倒胃口的记忆，便由浅见再加上偏见，一直不愿细读。此刻在遥远的异国，踏着七十年前诗人走过的河边小径，我展读他的十四行时，忽然一下子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从中读到了诗人从欧洲文化和德国哲学中带回的种种启示，读到了结束青年时代的热情与忧郁之后，诗人对人生与存在的深邃的体悟：“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生命在临近死亡的片刻闪耀中，显现出存在的全部尖锐性，以及它令人激动和彻悟的欢欣与苦难。诗人深刻地体察出了生命的脆弱，但又深信着那彗星般的历程中意义的不言自明，深信那渺小的个体里充盈的美好记忆与凛然的尊严。这些句子让我充满了感动，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这是开卷的第一首。用渺小的存在持守生命的启示与尊严，这质朴的诗意显得格外博大和坚强。在此前的新诗中，可以说没有谁会这样写，不管是那些自我扩张的、悠闲绅士的，还是忧郁悲情的、晦暗绝望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这样的事物，并如此感动着“提前到来的死亡”。它让我相信，再弱小的生命在它们的存在里，也闪现出创造的意志与智慧的光芒，它们燃烧着消失，由于死亡而存在，就像一颗颗天地之间巡弋的流星。这是多么壮丽的理念，令我豁然而心惊。我一下子改变了对诗人的看法。

事实上，冯至早期的诗虽然也声称受了里尔克的影响，但总的来说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句法和语感不那么流畅，思想也绝对没有如此深邃。在他写于1979年的一篇《自传》（大约至少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中，冯至称自己在海德堡“听雅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戈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凡·高和高更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的诗歌写作却是一个空白。虽然有些译作，但自己却“写不出来”，这的确令人奇怪。他在这篇《自传》中，将之归咎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复杂斗争中”，自己“却无视现实……”云云。请注意，他这时说自己在接受上述影响的时候，心态不免有些“微妙”，他当然掩饰不住有一点得意与优越感，但又用了一个“却”字。这言不由衷的表白和“自我批评”显然有些酸意，只是考虑到刚刚度过了极左年代的心中余悸，这样的说法也还是可以原谅。最真实的情况，我想应该是由于他年轻时代的情感方式受到了强烈震撼的缘故。人常常是这样，当他对一件事物或一种思想还未完全弄通时，总是大着胆子评头论足，等到他真的弄懂了，大约又因为敬畏而沉默，我想冯至就是这样。年轻时代喜欢的是表皮，“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还有那“幽郁而神秘的情调”，等等，但1936年，他真正读懂了里尔克，也读懂了荷尔德林，明白了他们的写作只取材于“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严肃与滑稽”（《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而作》），几年后，他恰恰是在战争的间隙里，在避乱的山居小屋里昏暗的油灯底下，开始了同样境界的写作。读1941年他的二十七首十四行，我的灵魂感到颤抖。

一个诗人不可能没有弱点，作为完整地经历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冯至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例证。他十六岁开始写诗，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即参加上海“浅草社”的文学活动，1925年二十岁时又参与发起“沉钟社”，之后在很多年里还一直得到鲁迅这样的前辈的鼓励，他的写作一开始就通过他研究德国文学的叔父冯文潜而受到德语诗歌注重智性与思想内涵的传统的影响，并由此延伸为受德国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影响，这才有了他自己所说的“三个时期”中的前两个时期：即20年代的《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时期，以及40年代的《十四行集》时期。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写出了《十四行集》的冯至，后来又写了《韩波砍柴》那样的作品。一个那么有天赋和造诣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倒人胃口的鹦鹉学舌者。现在想来，我们当然会说，一个诗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与个性去写作，按照艺术原则去写作的话，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冯至如果活着，自然无法回答这样的追问。但事实却是他根本无法沉默，所有的诗人都参与并共同制造了那个假民歌的时代，郭沫若、艾青也一样，闻一多如果活着恐也不能免俗，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共同的悲剧。

在冯至的那些学术研究著作中，也可以读出同样的问题，就是学术思想贫乏的时代病。无论是他对杜甫的研究，还是对歌德、海涅和德国文学的研究，除了翻来覆去的思想性的阐发对照、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辨别，确实难以叫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也颇令人悲哀，一个有过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学者，其学术论著的思想与精神含量何以会如此贫瘠？我特别想能够读一读他当年研究诺瓦利斯的那篇博士论文，看看它是什么模样，想必那与他后来的学术论著是大相径庭的。但翻遍那些著作，却寻不见踪影。

1979、1982和1987年，冯至曾三度重访故地海德堡。那已是整整四十五年之后了，翩翩少年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我没有读到他专门回忆海德堡的文章，但读到了一篇写于1981年的《涅卡河畔》，那是写他坐在上游的图宾根追念下游的海德堡读书经历，以及追怀诗人荷尔德林的一篇文章，他写到自己“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四十五年前”，“那时我常在夕阳西下时，坐在流过海岱山的涅卡河畔的长椅上”的情景，很让我感动。不知那一刻他是否还想过自己漫长的一生，虽然他写下的是一个又被革命和政治曲解了的荷尔德林，但我想他那一刻肯定也有几分凄然与恨悔，风雨苍茫，世事变迁，一个人奔忙一世，耕耘一生，留下了多少？如果他还是一个诗人，他应该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检视，他知道将会留下什么，而另一些东西将被湮没进时光的废墟。想到这里，他应该眼含一颗老泪，长叹一声。

我眼前出现了那个老人的幻影，河边的长椅上，我听见他正发出那样一声叹息。

注解：

作者张清华，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海德堡笔记》为作者在海德堡大学讲学间隙的欧游杂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