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大盐商是谁：清代盐商富甲天下

清朝八大盐商是谁：清代盐商富甲天下通过史料发现，道光、咸丰两朝已经很少出现盐商报效的情况，但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财政拮据，朝廷又不得不打盐商的主意，于是报效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踊跃捐输变成了劝输摊派，而且还以种种名目来剥削盐商，其中捐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不过说到底，盐商们毕竟不是官场中人，终究逃不过官府的层层剥削。在乾嘉时期这种情况尚可接受，可到了道光朝时情形发生了改变。随着大清盛世的落幕，盐政败坏和盐商资本的衰耗，盐商们的实力已经远远不及以前，他们报效朝廷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踊跃了。事实上，上面这个说法存有漏洞，清代盐商的军需报效实际上在顺治年间已有个例，康熙朝时有发生，以乾嘉两朝最为突出，道光以后渐少。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各盐商共报效朝廷的军需至少有上亿两之多。凡是重要的战争，均有盐商报效的案例。​如乾隆两次廓尔喀之役军费支出1100余万两，盐商报效达610万两，占军费支出的一半以上；镇压台湾

清代商人中，盐商是最富足的一个群体，自乾隆至道光这一百多时间里是盐商鼎盛的时期，尤其以乾隆年间为盛。据《永宪录》记载，乾隆初年盐商最富足者“家产现银一千七百万有奇”。实际上，当时这样的巨商大约不下16家，其中最有实力的还是两淮盐商。

​《扬州画舫录》称，雍、乾之际的徽商汪交加“守财帛富至千万”，汪廷章等人也是“富至千万”。道光时期时人李澄也说：“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

既然盐商如此富甲天下，那么必然也会因财富而带来诸多的麻烦。其中朝廷常常以各种借口让他们出资效力，比如赈灾、捐输、地方公益，但凡是朝廷有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盐商。而对于盐商们来说，前面说到的这些破费并不伤筋动骨，最让他们头疼的便是没完没了的军费报效。

​《清史稿·盐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年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

事实上，上面这个说法存有漏洞，清代盐商的军需报效实际上在顺治年间已有个例，康熙朝时有发生，以乾嘉两朝最为突出，道光以后渐少。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各盐商共报效朝廷的军需至少有上亿两之多。凡是重要的战争，均有盐商报效的案例。

​如乾隆两次廓尔喀之役军费支出1100余万两，盐商报效达610万两，占军费支出的一半以上；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军费支出为1000余万两，盐商报效为370万两，亦为三分之一强；嘉庆白莲教之役，盐商报效更多，总数为1580万两。不难看出，朝廷历次用兵，盐商的报效都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盐商的性质是官商结合，有着一定的政治利益，朝廷平时对他们也给予很多照顾，乾隆就曾在盐引重量上屡屡加斤，以提高盐商的利润。正是因为朝廷照顾盐商，所以他们才能获得雄厚的资本，此外，盐商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比如，实力最雄厚的两淮盐商，他们可以参与制定国家的盐法制度，甚至可以左右盐政衙门的施政方针。

​不过说到底，盐商们毕竟不是官场中人，终究逃不过官府的层层剥削。在乾嘉时期这种情况尚可接受，可到了道光朝时情形发生了改变。随着大清盛世的落幕，盐政败坏和盐商资本的衰耗，盐商们的实力已经远远不及以前，他们报效朝廷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踊跃了。

通过史料发现，道光、咸丰两朝已经很少出现盐商报效的情况，但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财政拮据，朝廷又不得不打盐商的主意，于是报效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踊跃捐输变成了劝输摊派，而且还以种种名目来剥削盐商，其中捐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就盐商报效朝廷的动机来看，应该说有些盐商是急公好义，为国为民的。但也确实存在暗示或勒派商人报效的现象。盐商在报效之后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一是可以“议叙”，或此荣誉虚衔，或赐宴加级，或蒙皇帝召见、赐圆明园听戏等；二是蒙恩加斤、加价、豁免、缓征等，使盐商在运盐行销中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