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最厉害的盐商：引领扬州文化时尚潮流的顶级富豪们
扬州最厉害的盐商：引领扬州文化时尚潮流的顶级富豪们到了明朝中期，南方的淮河、浙江地区的盐场产量逐渐增加，那些晋商从北方拿了盐钞以后，每年从南方换取盐引的数量达到了全国发行总盐引数量的一半。而这时候的盐业，也一直控制在晋商的手里。由于驻扎军队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是山西大同，所以，这就给山西的商人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又是产盐的重地，所以，晋商崛起。自管仲以来，盐业专营就一直是中国历代朝政的经济命脉，清朝也不例外。而盐业专营制度，也一直经历着各朝代的改革。清朝的盐政制度沿用明朝，而明朝则在宋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宋代时，实行“钞引制”，所谓“钞引”，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特许经营，就是商人首先要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去换取一种凭证，这凭证也叫“交引”、“盐钞”，然后拿着凭证到指定的机构去取盐，再到指定的地方销售。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蒙古兵卷土重来，所以在北方实行了军队驻扎防护，为了解决军事物资方面的
一提起扬州，相信大家都会瞬间被这个城市一系列的光环所吸引：它是世界遗产城市、世界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运河第一城……等等。
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美誉之称，那么，这个城市就必然积淀着一份厚重的历史。而说到扬州的历史，当然就离不开“大清的盐商”。
那么，扬州的大清盐商对当时的扬州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扬州文人的“雅集”；二就是对扬州的饮食文化；三就是对扬州的戏曲文化。
01 扬州盐商的兴起
自管仲以来，盐业专营就一直是中国历代朝政的经济命脉，清朝也不例外。而盐业专营制度，也一直经历着各朝代的改革。清朝的盐政制度沿用明朝，而明朝则在宋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宋代时，实行“钞引制”，所谓“钞引”，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特许经营，就是商人首先要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去换取一种凭证，这凭证也叫“交引”、“盐钞”，然后拿着凭证到指定的机构去取盐，再到指定的地方销售。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蒙古兵卷土重来，所以在北方实行了军队驻扎防护，为了解决军事物资方面的问题，于是对盐业开始实行“开中制”。如果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就必须运粮食和其它的军事物资去北方边疆，以“粮”换“引”，实行“以盐养兵”的政策。
由于驻扎军队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是山西大同，所以，这就给山西的商人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又是产盐的重地，所以，晋商崛起。
到了明朝中期，南方的淮河、浙江地区的盐场产量逐渐增加，那些晋商从北方拿了盐钞以后，每年从南方换取盐引的数量达到了全国发行总盐引数量的一半。而这时候的盐业，也一直控制在晋商的手里。
1492年（弘治五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实行盐政变法，改“开中制”为“折色制”。从此商人不用再把粮食运到北部的边疆去换盐引了，而是全部在内地的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样一来，山西的太原和大同就没有了优势，反而是户部尚书叶淇的家乡淮安城北——扬州，成为了淮北纲盐的屯集地。一时间，大批的晋商举家南迁，落户扬州，而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徽商”崛起。
这样一来，扬州虽不产盐，却成了明朝时期最大的海盐集散地，从此，晋商和徽商并肩商界，为了免于他们商帮之间相互争利，明朝政府又实行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登记盐商姓名，然后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没有窝本就不能从事盐业生意。
明朝时期的“折色制”再加上“纲盐政策”，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特许经营的一种早期的承包经营制度。
到了清朝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好盐商，清政府在明朝的盐业制度基础上又推出了“首总制度”，即从20多位总盐商当中再选拔出一位“首总”，三年一任，以协调官员与盐商之间的关系，那么，此人就成了最为显赫的盐商头目。清朝有史以来历任首总中，最出名的是徽州歙县江村的江春。
乾隆皇帝的第一次下江南，在码头迎接他的大盐商，其中就有四位都是徽州歙县人，而领头的首总，正是江春。
从此，作为盐商的大本营，这些大清的盐商们，在成为了顶级富豪以后，奢侈享乐之风逐渐兴起，各种娱乐方式也更多样化，使扬州城成为了清朝帝国的金融中心、全国最奢靡的城市、天下最大的销金窟。也正是这些盐商的各种炫富攀比之心，进一步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各项发展。
02 扬州文人的“雅集”盐商在崛起以前，苏州文化一直是全国文化的兴盛之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也是人们对苏杭的一种肯定。扬州受苏州文化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朝时期的扬州人，有许多人是苏州人迁入后的后代。
据《嘉靖惟扬志》卷八记载：“国初，扬郡查理户口，十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
也就是说在明初的时候，由于战争的原因，扬州原有的居民只有四十余户，是朱元璋后来下令大批的苏州人迁入扬州的，所以，扬州的文化本身也渐渐融入了苏州文化。
又据王振忠博士在《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一文中说：
“自明代成化、弘治以来，伴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大批鹾商辐射扬州，形成了颇具影响的河下盐小区，通过模仿、消融苏州文化的特质，逐渐掺以徽州的乡土色彩，最终蕴育出独具特色的扬州城市文化。”
后来因为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徽商的崛起，这样又使扬州文化在融入了苏州文化以后，又融入了徽州文化特色，从而才有了独具特色的扬州文化。
在“盐商派”成为了顶级富豪以后，他们也开始扩建府邸和园林，这些园林虽耗巨资，却也不失典雅别致。
这些盐商大多数的园林都会藏很多书籍，用以招纳四方文人墨客。这样既体现了尊贵，又提升了品位。
比如，早期的盐商马曰琯、马曰璐这“马氏二兄弟”的“小玲山馆”最为出名。其园林闻名于世的便是“马氏藏书”和“马氏雕版”。
据清代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四中记载：“马主政曰琯字秋玉，号嶰谷，祁门诸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好学博古……尝为朱竹垞刻《经义考》，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的《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弟曰璐，字佩兮，号半查，工诗，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佩兮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厨……”
由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盐商的确为扬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马氏的的雕版印刷便是清代刊刻发达的见证，而当时刊刻的书籍，“扬本”是名扬全国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命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刊刻《全唐诗》。《全唐诗》的成功刊刻，成为了清代刻书的“康版”，与清内府武英殿版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嘉庆年间（1814年），出身于盐商家庭的曹振镛，朝廷任命他为《全唐文》的总纂者之一，在扬州淮南书局开雕，全书共用白银六十万两，名义上是两淮盐运司的库银，实际都是扬州的盐商们出的。
除了马氏的园林全国闻名，后来的盐商首总江春的“康山草堂”也是很出名的。这里常常是文人雅集观剧的重要场所。更有一些文人长居于此。
比如，有着“江左三大家”之称的吴梅村的孙子就在康山草堂住了二十多年；还有《随园食单》的作者袁枚、清代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也住过三五个月；还有清代文人国子监博士金兆燕，晚年就在江春的康山草堂里写成了一本传奇剧本《旗亭记》。
扬州文人“雅集”之盛，闻名全国，据说缘于一件事情。“修禊”是我们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即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祓除不祥。王羲之就曾经与名士谢安、孙绰等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聚集宴饮，大家即兴写了许多诗，王羲之写序，于是编成了一本《兰亭集》。
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喜文作诗，有一次他突发雅兴，也想仿效王羲之的“兰亭修禊”。
卢见曾于是召集了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一起聚会饮唱，首先他自己带头作了四首七律诗。接着，在江春和一些盐商的带领下，竟然有7000多人“和修禊韵者”，一时成为了扬州文坛的一件盛事。哄得卢大人当时喜笑颜开。
后来清代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曾经在祭吊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时，在诗中感叹当时扬州文人“雅集”的盛会：
“虹桥修禊客题诗，传是扬州极盛时。胜会不常今视昔，我曹应又有人思。”
最后连《扬州画舫录》的作者李斗都发出一声感叹：“其一时风雅，可想见矣。”
扬州文人的“雅集”之地，基本上都是在各大盐商和两淮盐运使的各大官员的私家园林里，而譬如马氏兄弟、江春等，他们本身也是饱学之士，喜交文人墨客。他们时常旦接宾客，夕诵文史，觞咏不断，为促进扬州的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扬州成为了当时文人时常“雅集”的地方，使得扬州当时的文学创作、戏曲创作、雕版印刷、饮食文化……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大清的盐商们！
扬州的盐商亦贾亦儒，他们一方面敬重文人雅士，喜欢诗词书画，所以大多数的盐商都以宴请名人雅士为荣，这样，在饮食的风格上就追求一个“雅”字。而另一方面，为了能够长期维持盐业中的垄断地位，就不得不挖空心思去巴结这些盐运使们，而宴请当然是少不了的。对于这方面的饮食风格，菜品上就得追求一个“奢”字了。
所以，清朝时期扬州的饮食风格流行一种亦俗亦雅的“精奢”和“雅致”的风格。
他们究竟奢侈到什么程度呢？
据《清稗类钞》中记载，两淮的八大盐商之首“黄志筠”（又称黄应泰)，吃一碗蛋炒饭，都要花费银子五十两。因为这碗蛋炒饭必须每粒米都得保证完整无缺，而且还要粒粒分开，不能粘在一起。炒的时候，还得保证每一粒米饭上面都得泡透蛋汁，外面金黄，内里雪白，俗称“金裹银”。据说他家的鸡是用人参喂养的；家厨一份“炒绿豆芽”，都是厨师用针把碎肉一点一点灌进绿豆芽的瓣中的；所谓的“韭黄肉丝”，则需要用十只猪的脸肉切成丝才能做成一盘……像这样精奢的菜肴，《清稗类钞》中还有很多很多例子。
又据清《春冰室野乘》记载：
“有一次，一盐务官宴请宾客，席面上猪肉一盘，众宾客吃了以后没有不叫好的，其精美细嫩难以言表，究其做法，惨不忍睹：必先将猪闭于室内，屠夫数人，各持竹竿，追猪调敲打，猪负痛奔走、呼叫，如此周而复始，待击毙50余头，方够一席之用。凡击毙一头，厨师则迅速割下脊背上的嫩肉一块，据说，此时猪的全部精华，皆集萃于此，其余均作废料处理。如此暴殄天物，着实令人发指。”
扬州盐商过分追求饮食上的贵族化和奢华化，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官府的影响。此外，历代帝王又有南巡的爱好，特别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曾经就有过六次南巡，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扬州。扬州的盐商和一应官员为了极力讨好皇帝，便使出浑身解数，安排饮食，以获帝心。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当年扬州的盐商和地方官，为了屡次来扬州南巡的康熙和乾隆而筹办的。
据《扬州画舫录》中记载，满汉全席所上的菜肴有一百多种，而能够承办如此超大奢华的珍馐美味，也只有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扬州盐商才能备办了。
盐商们的饮食文化也并不完全“奢靡化”，它也有其“雅致”的一面。
前面我们就已经知道，扬州文人盛行“雅集”，当他们文人在一起时，则走的就是一种轻奢而带有一种雅致的元素在里面了。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除了是一个诗人以外，也是一个大美食家，他曾经有几句诗句脍炙人口：“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而我们当代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又在他的《雅舍谈吃》里加了两句：“若想不俗又不瘦，顿顿竹笋烧猪肉。”
扬州的盐商当然也有其“不俗又不瘦”的理念。
不过，对于顶级富豪盐商来说，笋烧五花肉当然太过平常，而笋的烹饪方法也不是他们所关注的，他们最看重的反而是笋的新鲜度。
为了这个“鲜”，盐商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据说扬州的盐商黄应泰，非常喜爱“春笋小蹄膀”，而且这笋还必须得出自徽州黄山的。为了确保笋的新鲜，黄应泰差人一早去黄山上挖笋，挖出以后马上放入挑担中早已准备好的陶罐中，点上文火，边挑边烧，十里一站，由挑夫急行，等到了扬州就可以立即上席了。
当然，这种因追求笋的新鲜度而彰显着财力，透着一股盐商的“精奢”，则被小玲珑山馆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视为“俗”。
马氏兄弟二人向来儒风十足，喜欢结交文人，一直与许多江南文人都有来往。他们经常举行文人雅集，有时不为别的，就为吃笋。
马氏兄弟一行吃笋，他们带着精美考究的餐具，直接去竹林里面，不需要任何调料，只用竹林中的落叶生火，然后将笋直接连壳放进火里烧烤，等到火候一到，便剥壳现吃。他们这种吃法，正顺应了宋代的隐士林洪的“傍林鲜”的烹饪方法。
文人相聚，免不了吟诗联句，他们在大自然中互相沟通心灵，为心所欲，这才是文人的雅趣所在。他们创造的正是扬州一种文人式的食笋意境，在他们的眼里，炫富饮食是下品，而淡泊名利方为上乘。
虽然，扬州菜有过奢华和雅致经历，也有过“满汉全席”的豪华，但后来也回到了家常菜，其功劳却在道光年间的漕运总督吴棠身上。
为了提倡节俭，吴棠带头不准食奇珍异味，只以本地菜待客，从“烹龙炮风”转为“烹家野小鲜”，以“淮产”烹“淮菜”的全新局面。
扬州菜重新回归了家常菜的本色，也只有根植于老百姓的菜才最具有生命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烹饪界则有了“四大菜系”之说：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而扬州，正是淮扬菜系的中心。
1949年9月30日，淮扬菜在北京饭店成为了开国大典的开国第一宴。
04 扬州的戏曲文化提起扬州的戏曲文化，当然就不能不提到扬州盐商的“七大内班”，一种既特殊，又十分重要的商人家班。
明代时期朝廷就有禁戏的政策，到了雍正年代，更颁布了禁 止外官蓄养家乐的政令，这样一来，士大夫们的家班就衰落了，而商人的家班便兴起来。扬州的大盐商们当然也不例外。
另外，大清盐商的七大戏班的产生，也离不开乾隆帝，他六次南巡，每次都会经过扬州，在扬州住上个五六天。扬州的盐商和官员们，为了取悦皇帝，不论是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的享受也当然是要满足的，戏班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而乾隆本身就喜欢戏曲。据庄清逸在《南府之沿革》中记载：
“高宗初次巡幸江南，因喜昆曲，回奎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使隶入南府，谓之新小班。”
乾隆皇帝南巡，每次的戏曲演出都是两淮盐务局承办，而执行的当然是扬州盐商们的家班——七大内班。
所谓七大内班则是对扬州七大昆曲班社的合称，是以乾隆南巡为契机而由扬州盐商组建而成的昆曲班社。
七大内班则是指：徐班、黄班、张班、汪班、程班、洪班、江班。
“昆腔之胜，始于徐尚志”，“尚志”为徽商的盐商旗号，徐班即徐尚志的家班，也就是说是徐班开启了昆腔兴盛的序幕，所以又被称为“老徐班”。
而最后一个“江班”则是盐商首总江春的家班。
江春对戏曲领域最主要的贡献便是：组建了昆班德音班和花部春台班。德音班被称作内江班，花部春台班被称作外江班。另外他还积极组织文人创作了许多剧本，为扬州的戏曲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中春台班为扬州本地的乱弹戏班，是盐商内班中唯一一个乱弹班社。
据《扬州画舫录》卷五记载：“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 此土班也。”“吾乡本地乱弹小丑，始于吴朝、万打岔，其后张破头、张三纲、痘 张二、郑士伦辈皆效之。然终止于土音乡谈，取悦于乡人而已，终不能通官话。”
也就是说，所谓的乱弹班社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乱弹琴，而只是表示是扬州人用本地扬州话，用扬州调来表演的，具有扬州特色的扬州戏。
扬州昆曲的兴盛，跟扬州盐商的七大内班有着很大的联系，如果要研究扬州的戏曲表演史，那么就绝对跳不过这七大内班。
七大内班丰富了当时的戏曲舞台，大量的文人雅集扬州，他们精通唱腔、声韵、音乐、剧本，给内班提供了许多的艺术指导，使七大内班成为当时全国剧坛中最高的表演艺术水平，也使扬州的戏曲表演达到了当时最高峰。
《昆剧演出史稿》中说：“乾嘉时期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开启了近代昆剧的新页。我们目前看到的昆剧，实应归属于近代昆剧的范畴。早期的昆剧面貌并不完全是这种样式。近代昆剧的艺术特色，绝大部分是继承乾嘉时期的。”
所以说，扬州盐商的的七大内班对后代的昆曲艺术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寻着大清盐商的脚步一路走来，曾经的繁华如昙花一现，他们的兴盛与扬州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清时代，盐商们给扬州带来的是奢侈的文化，但也有其雅致的一面，也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化理念，才成就了今天扬州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
参考资料：
李斗《扬州画舫录》
王振忠《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
夏玉瑶《扬州七大内班研究》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