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毛泽东问陈赓:55年授衔毛泽东问陈赓
55年授衔毛泽东问陈赓:55年授衔毛泽东问陈赓“陈赓啊,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如果你当初不救他,或者成全了他,把他毙了,我们现在还要打这么多仗吗?”陈赓救蒋介石的故事并非秘闻,很久之前就人尽皆知了,康生听到他们在聊这个,忍不住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到达安全地点后,蒋介石委托陈赓化妆成农民,连夜步行160多里,与时任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在得到援兵后,蒋介石最终获救。蒋介石获救后,对陈赓自然是器重不已,有一次蒋介石向黄埔军讲话时曾说:“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这样的评价,就连他最得意的门生胡宗南恐怕都得不到。后来,陈赓在延安参加整风时,有一天他正在和彭德怀在窑洞里聊天,康生突然掀起门帘进来,问道:“你们在聊什么?”彭德怀回答:“在聊陈赓救老蒋的故事。”
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3万余众开始了对陈炯明的讨伐。
然而,在这期间,蒋介石到前线督战时,突然遭到了陈炯明部的反击,最近时打到了离蒋介石只有两里地的地方,总指挥部的人大骇,纷纷逃走,把总指挥蒋介石孤零零地留在原地。
蒋介石连忙把他的侍卫参谋紧急提拔为代理师长,让他组织部队,但此时已是兵溃如山倒,陈赓也无能为力。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指挥大规模作战,却如此失败,他脸上实在挂不住,羞愧恼怒之下,蒋介石拿起了枪,说道:“我唯有杀身以成仁,负责无颜再见父老乡亲。”
这时候,陈赓劝他说:“校长,你也太悲观了,这次失利,只不过一个师,只要离开这里,我们还能打回来的。”说罢,陈赓背着蒋介石一路突出了重围。
到达安全地点后,蒋介石委托陈赓化妆成农民,连夜步行160多里,与时任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在得到援兵后,蒋介石最终获救。
蒋介石获救后,对陈赓自然是器重不已,有一次蒋介石向黄埔军讲话时曾说:“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这样的评价,就连他最得意的门生胡宗南恐怕都得不到。
后来,陈赓在延安参加整风时,有一天他正在和彭德怀在窑洞里聊天,康生突然掀起门帘进来,问道:“你们在聊什么?”彭德怀回答:“在聊陈赓救老蒋的故事。”
陈赓救蒋介石的故事并非秘闻,很久之前就人尽皆知了,康生听到他们在聊这个,忍不住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陈赓啊,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如果你当初不救他,或者成全了他,把他毙了,我们现在还要打这么多仗吗?”
陈赓一听也不高兴了,反问他:“如果我那样,那老蒋岂不是和廖仲恺先生一样,成烈士了?那我陈赓不成反革命了吗?”
陈赓的话完全在理,当时国共合作还在蜜月期,蒋介石还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中的代表人物,中山舰事件也还没有发生,陈赓这时是没有理由不救蒋介石的。
但陈赓终究是看不惯蒋介石炒股、拉帮结派等行为,于1926年9月秘密离开黄埔去了上海,不久后,陈独秀派他和顾顺章等人一起去苏联“契卡”受训。
1931年年底,陈赓在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右腿负伤,由于在苏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不得不奔赴上海,结果被上海租界巡捕房逮捕。期间他遭受过电刑的拷问,这给他带来了终身的病根,不久后他被引渡给南京政府处理。
蒋介石感念陈赓多年前对自己的救命之恩,也不愿背上一个杀害救命恩人的罪名,所以没有对陈赓执行死刑,再加上宋庆龄等人的大力营救,陈赓最终被营救出狱。
陈赓出狱后被调往中央苏区,担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不久后又兼任了红军干部团团长,在长征中立下了一系列的战功。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帅中,很少有人能够和陈赓一样,在国共双方都拥有强大的知名度和人脉。
在国民党方面,陈赓当面聆听过孙中山的教导,称宋庆龄为“师母”,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黄埔系的国民党将领都要敬他三分。在共产党方面,陈赓是少数敢于和毛主席开玩笑,“耍小聪明”的将领;周恩来说陈赓是自己最喜欢的两个知识分子战将之一(另一个是彭雪枫);邓小平是陈赓和傅涯的“红娘”;彭德怀与陈赓关系莫逆,陈赓五“骗”彭德怀的故事一直是军中佳话,陈赓还是彭德怀和浦安修的媒人;开国大将谭政是陈赓的亲妹夫……
而在这些关系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无疑是陈赓与毛泽东这对将帅之间的故事。
陈赓190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和大他十岁的毛泽东算是老乡。陈赓出生将门世家,他的爷爷陈翼琼曾是湘军将领,参加过平定太平天国,收复新疆,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等,积功至花翎副将从二品武显将军。
陈家的家训是“德循羊祜 源绍吉安”,意思是注重德行,发扬羊祜(西晋名将)风尚。在很小的时候,陈赓就知道了“列国强,我国弱;列国富,我国贫”的道理。
14岁时,陈赓追随父辈的步伐加入湘军,在湘军中服役长达4年。由于不满旧军阀内部的混乱和黑暗,1921年陈赓跑到长沙当起了一名铁路职工,不久后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
在这段时间里,陈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还受到了湖南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姜梦周等人的帮助,最终他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
然而,陈赓提出入党请求后,组织却认为他出身地主家庭,是个少爷,要对他考验一段时间,就这样,陈赓直到1922年12月才成功入党。即使推迟了一年,陈赓入党的时间也算很早的了,陈赓曾自豪地说:“第一年有了党,第二年就有了我。”
1923年,陈赓受组织派遣,前往广州报考陆军讲武学堂,不久后他又考入黄埔军校。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帅中,也少有人像陈赓那样,有着丰富而传奇的人生经历:他曾在隐蔽战线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情报科),亲自指挥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1931年,陈赓奉命北上设立北方特科,成绩显著,但这段历史却长期被人忽略。
陈赓是战将,是长征中红军干部团的团长,是抗战中的386旅旅长,参加过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著名战役,歼灭日军如数,被日军视为心头大恨,以至于日军在他们的装甲车上写出了“专打386旅”的标语,时任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卡尔逊上校在参观延安期间曾称“386旅为全中国最好的旅”,他对386旅的军政制度赞不绝口。在抗战期间,386旅共歼灭日伪2.5万余人,可谓傲视群雄,如今驻防于云南红河州的合成37旅的前身正是八路军386旅。
在解放战争期间,“陈谢兵团”更是作为一支奇兵,配合刘邓、陈粟大军在中原战场纵横驰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陈赓的祖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陈赓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法越战争,他曾作为代表部署越共部队发动边界战役,一战歼灭法国部队8000余人。陈赓同时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并在此战中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陈赓还为新中国的军校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陈赓最早投身军事教育事业是在彭杨步兵学校担任校长,1952年他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俗称“哈军工”),为新中国培养了无数设计、制造方面的军事工程师。陈赓的哈军工院长职位一直保持他逝世。
1955年,陈赓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在十位大将中排行第四,仅次于粟裕、徐海东和黄克诚。
在授衔仪式上,毛泽东见到陈赓,开玩笑似地对他说:“陈赓同志,怎么样?跟我干比跟蒋委员长干有出息吧?我看蒋介石给不了你大将军!”
陈赓听后笑道:“主席,我的大将可不是你给的,是李聚奎给的?”
毛泽东听后一脸不解,为此话怎讲。陈赓笑道:“主席,等我有机会慢慢跟你汇报。”
陈赓为什么说自己的大将是李聚奎给的呢?这要从授衔前的一件事说起。
按照授衔的标准,大将至少要在红军时期当过师长,陈赓虽然在四方面军当过师长,但因为受伤,任职时间很短,档案部门一时间没有找到任命他为师长的命令。
陈赓得知此事后,就跟他的老战友李聚奎(李聚奎曾任386旅参谋长)开玩笑,让他替自己作“伪证”,说自己红军时期接替过他的红一师师长职务。李聚奎将军在部队中是出了名的老实,而且他认为,陈赓当大将是绰绰有余,“陈赓是黄埔一期,救过蒋介石的命,是毛主席的爱将,陈谢兵团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大功,他不授大将谁授大将?”
李聚奎真的听了陈赓的玩笑之语,告诉总干部部的徐立清陈赓接替过自己的师长一职。好在徐立清很快查出了陈赓在红四方面军红12师当过师长的履历,而且彭杨步兵学校校长一职也算师级,否则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弥天大谎”了。
陈赓在获得开国大将军衔后,曾开玩笑说:“别看我是个大将军,但当年我也像元帅般神气,领导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陈赓所说的这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分别是“许和尚”许世友、“小钢炮”陈锡联和“徐老虎”徐海东。陈赓当年在红12师当师长时,麾下有3个团,其中36团的团长就是徐海东,34团团长是许世友,而陈锡联那时只是红12师的一个小班长。
其实,陈赓这话并不夸张,甚至有点谦虚,因为他不仅领导过大将和上将,还领导过一位开国元帅。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陈赓时任11军25师73团3营营长,而林彪此时是3营7连的副连长。从黄埔的谱系来看,陈赓是黄埔一期的佼佼者,林彪是黄埔四期。
渡江战役后,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而在后续解放中南的战争中,陈赓曾因为战役方针的问题和林彪展开了3次争论,最后陈赓直接给毛泽东发去电报,让中央来裁决他们的争论。
这当然只是战场上的对错之辩,而在战场下,陈赓对林彪还是尊重的。上海解放后,陈赓曾受陈毅委托,去看望宋庆龄,见面后,宋庆龄问陈赓:“你现在带多少兵啊?”陈赓回答:“20多万。”
宋庆龄有些惊讶地问:“怎么这么说?四期的林彪都带七八十万兵呢!”
陈赓笑着回答:“他进步快嘛!”
1956年3月16日,积劳成疾的陈赓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
陈赓的早逝让很多人伤心,但其中最伤心的无疑是他的夫人傅涯。
据陈赓的女儿陈知进回忆,在陈赓病逝前一段时间,陈赓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怕是好不了了,他还对傅涯开玩笑说:“我有两件事怕你经受不起,一是我要死了,二是你的更年期过不好,你的头发会‘唰’一下就白了。”
尽管意识到了死亡,陈赓大将还是用他一贯的乐天和幽默面对人生。
陈赓病逝后,傅涯拒绝继续在从前的家居住,这其中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睹物思人,也是因为这个房子是军队发给陈赓的,她属于组织部,不能继续住这个房子了。经过她的老上级罗瑞卿的劝说加批评,傅涯才重新回去。
遵照陈赓的遗愿,傅涯找到了管理局,要求把房子里的电话撤掉,她说:“这个电话是组织配给老陈的,我们不能用。”她还要求把房子里的地毯也都撤掉:“过去家里铺地毯,是因为老陈两条腿都受过重伤,走路怕滑,现在他走了,这些不应该再留。”
八九十年代,为了给陈赓出版日记,六七十岁的傅涯带着原《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穆欣到处采访,回来一句句地整理,这些繁琐的工作是傅涯晚年最用心的事业,也可以说是她精神上的支柱。
1982年,《陈赓日记》终于出版,傅涯又四处奔走,调查访问,查找资料,为陈赓的的第一任妻子——王根英女士撰写了传略《报国何计女儿身》,这体现了她博大宽广的心胸,和她对丈夫最诚挚的爱。
傅涯说,在陈赓病逝的那一年,他们一到上海,陈赓就立刻给上海市委打去电话,请组织安排傅涯立即工作,结果傅涯每天忙于在徐汇区搞调查研究,根本没有时间照顾陈赓。
“我做的这些,也算是偿还一点自己对他生前的照顾不周吧!”已经满头白花的傅涯含泪向记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