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书评：尽管人文社约写应物兄评论
应物兄书评：尽管人文社约写应物兄评论如果我采取一般评论的方法，用一些玄之又玄的概念唬弄人，这一套技法咱也不是不会，如说这部小说表现了什么什么“生存”，反映了什么什么精神的困惑，再现了什么什么现实的纠缠，这种以其人昏昏自然不会使人昭昭的评论技法，正是目前通常情况下文学评论不伤人、也不伤已的惯用套路与惯例熟路。这种评论，说了等于也是白说，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所以读完后，根本不敢写书评。但是已经收了人家的书，怎么着也得写出一篇来交代吧。很快就收到了这两本书。但读的时候，却拖了好长时间。因为春节的时候，想把《三体》读完，所以《应物兄》就被搁置到一边了。加上自己的一本书正在修改，读书的时间，只能安排在晚上上铺的时候，每天读一点，读着读着，就困倦上头，看下去了，所以本来以为能够很快读完，但真的读完之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读懂什么意思。这是读书的一种最可怕的境界，就是当你读完了一本书，发现自己不知道书中写的什么内容。《应物兄》明明是用
最近，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公示，这十个作品中，只有《应物兄》读过，而且读过两遍。
读的原因，是在豆瓣参加过读书征评的活动，大概参与了两年，相当于进修了一回，后来，因为忙于写作，就放弃了豆瓣的活动，但仍有编辑私下联系，约写书评。
《应物兄》就是豆瓣的后台编辑发过来私信，问我想不想读这部小说。
当时这部小说在网上评价甚高，各种定性都有，有的说是现代《围城》，有的说是当代《儒林外史》，勾引起了我的好奇。听说能够免费读到这本书，正中下怀。
很快就收到了这两本书。但读的时候，却拖了好长时间。因为春节的时候，想把《三体》读完，所以《应物兄》就被搁置到一边了。加上自己的一本书正在修改，读书的时间，只能安排在晚上上铺的时候，每天读一点，读着读着，就困倦上头，看下去了，所以本来以为能够很快读完，但真的读完之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读懂什么意思。
这是读书的一种最可怕的境界，就是当你读完了一本书，发现自己不知道书中写的什么内容。
《应物兄》明明是用大白话写成的，也没有什么生花妙笔，整体的叙述语言很朴质，但第一遍读下来，就是没有读明白作者写的是什么，而且连书中人物都没有搞清，你觉得这个小说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读完后，根本不敢写书评。但是已经收了人家的书，怎么着也得写出一篇来交代吧。
如果我采取一般评论的方法，用一些玄之又玄的概念唬弄人，这一套技法咱也不是不会，如说这部小说表现了什么什么“生存”，反映了什么什么精神的困惑，再现了什么什么现实的纠缠，这种以其人昏昏自然不会使人昭昭的评论技法，正是目前通常情况下文学评论不伤人、也不伤已的惯用套路与惯例熟路。这种评论，说了等于也是白说，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于是，耐下心来，放弃幻想，重新开始读《应物兄》。
第二遍读有一个好处，就是对重点的人物与事件，进行重点关注。过去忽略掉的线索，这一次可以重点描红一下。
第二遍读果然有效，很快理出了头绪，最后写成了四篇评论，分别是：
一论《应物兄》语言：挑战小说阅读忍受极限，但穿过迷障却别有洞天
二论《应物兄》：究竟是礼赞新儒学，还是讽刺新儒学？
三论《应物兄》：新儒学大师程济世是作者讽刺还是讴歌的对象？
四论《应物兄》：山东大学留学生“学伴”事件的文学对应
本来还想五论《应物兄》的，主要是谈谈小说里涉及到儒文化圈里的官员为什么最终都落马了，还准备写一个六论《应物兄》，谈谈小说作者对商界人物的漫画式的设定。但觉得这两部分都过于敏感，前几论，就因为有关键词，发出来的时候，就面临着被屏蔽的风险，豆瓣直接将其中的第四论给改成“非公开”，可见，这个小说看上去也许不太敏感，但评价小说却似乎很容易触及到敏感词。所以，就懒得再写下去了。
在认真地读过《应物兄》之后，我觉得这部小说，离茅盾文学奖的距离还是相当明显的，我不希望它获得茅盾文学奖。
当然，我无法改变小说的最终命运，既然从小说出版之后，就受到许多的热捧，已经挡不住它直奔茅盾文学奖而去的不可扼止的冲劲与势头，但我觉得，如果这个小说获奖，会让茅盾文学奖有一些难堪。而作者如果有自知之明，也没有必要把这样的小说拿去竞争获奖，因为获奖之后，被说三道四，难道真的就那么舒服么？
《应物兄》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恰恰是它的语言。
在看小说之前，我对众多评论定性《应物兄》是当代《围城》充满期待，因为能近似于《围城》风格的小说，也只有韩寒的那本疑云重重的小说《三重门》，之后几乎看不到有《围城》风格的作品出现。但《应物兄》的语言，与钱钟书的语言风格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点，李洱也没有在语言上，刻意模仿钱钟书那种掉书袋子、卖弄辞藻、正词歪用的手法。
《应物兄》在局部地方，有一点钱钟书的风格，但李洱似乎很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在大多数地方，他还是采取的是一种明确的直指性的平铺直叙式的语言，个人感觉到，如果能找到一种相似的语言风格，《应物兄》的文风，更接近于报告文学式的明白的、直指的语言风格。
小说里类似于钱钟书的语言风格，也不是不能找到几句稍有相似的，如：
“应物兄到洗手间里去了一趟。这一次，尿出来的时候有点长了。哎哟，真有它的，它一点不着急，还显得很无辜，满不在乎，吊儿郎当。他只好发出‘嘘嘘’的声音，以调动它的积极性。”（P206）
这一段文风还是有一点《围城》里大量使用的采用拟人化手段以达到含讥带讽效果的钱式风范，如让人的某处器官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化特征。
但钱钟书《围城》的成功还在于它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如果《围城》仅有上半部对学者的讽刺性的描写的话，它不可能在问世几十年后还能获得众多的拥趸，恰恰是小说里对婚姻生活里的那种微妙的由一地鸡毛引发的家庭生活里的巨大裂隙的生动描写，才是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得以栩栩如生并由此折射出钱钟书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从而提升了整个小说品位的重要原因。
而撇开钱式的语言风格而言，《应物兄》在人物刻画的深刻性上，也远不没有达到《围城》那样的丝丝入扣，紧逼人心。小说里的应物兄也有着夫妻情感上的悖离与疏远，但作者始终没有把他的小说笔触聚焦到夫妻感情上的深层肌理，去表现这后边的人性的可以让普通人能够感知到的情感波动。在应物兄与妻子的冰冷如水的情感定位中，小说里还写到应物兄与女主持人的一夜情、与女儿的父女性以及对另一位女性的心猿意马，但小说作者一直采取一种旁观者的冷峻的语调，生冷地观察着人物，并没有触及到人物的内心的真实的情感世界，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内心，只是半遮半掩，并没有完全地袒露出来，这样，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小说里便没有得到全程凸显，更难以看到人物的心理递进过程，这也是整个小说里的人物不断地在那里活动、在那里对话、在那里交流，但却难以看到人物鲜明的个性，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面孔，大同小异。
还有一个问题是，小说里的人物对话，都是一种没有个性的书面语，而这种书面语，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能够使用的书面语，而完全是作者代言的书面语言。在人物对话中，大量地充斥着我们在生活中口语交流时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所以……但是”等转折语，这也是导致小说里的人物虽然涉及到三教九流但是千人一面、面目模糊的原因。对于文学来说，拉不开人物之间的差距与距离，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失败。
《应物兄》在小说的主题表现上，大量地引用人物的思想观念、学术观点，让小说里的形象性让位于枯燥无味的论点陈辞上，打破了既往小说写作规范中回避对观点与论点的连篇累牍的移植与引用上，如果按照《应物兄》这样的写作方法，那么描写考古的小说，是否要把考古学的各种论文转化到小说中，描写农民的小说，是否要把种植的每一个环节都融入到小说的文本里来，《应物兄》正走上了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在小说里，大量地、失控地罗列人物的学术论点，使得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近似于一部反映学术生涯的报告文学。事件与观点，掩埋了人物的个性，这使得小说《应物兄》形成了它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大量的描写内容放置在人物的对话与观点阐述上，然而在表现人物的心灵秘密之处及情感的交锋部位却是一笔带过，也就是说，它把本应该“小说”大写特写的地方，却作了省略与简化的处理，而一旦到了不触及人物灵魂的地方，却让人物在那里长篇大论，滔滔不绝。
我随便摘一段小说里的密集交待人物的关键之处。这些要紧处，虽然只有几句话，但却很重要，《应物兄》不是通过情节的发展，来交待出人物，而是集束地交待出人物关系，然后，叙事突然变得缓慢下来，让人物在那里自由活动地游离于性格之外谈天说地。下面引用的部分是59页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关系交待部分，而这个关键的部分在小说里并非一处，暗藏在文本之中，不显山不显水，这些部分，因为被作者置于不重要的地方，所以，值得勾划起来，反复回看才能搞懂全文的人物关系。引文如下：
“这天，因为这个研究项目的事，乔木先生把相关人员都约到了家里，代表芸娘来听会的，是她的弟子文德斯。文德斯现在是老太太何为教授的博士，原是芸娘的硕士。文德斯是由费鸣陪着来的。原来这一天，费鸣刚好代表葛道宏去看望姚鼐先生，在那里遇到了芸娘和文德斯。”
这么短短的几句话，涉及到几个人物？共有七个人物，挤在这么局促的文字中，他们之间的关系，读者在阅读时，怎么能够分得清？
造成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作者在小说架构上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创新，恰恰是作者无力掌控小说架构导致的失控状态。据作者在后记中说，小说一度时期达到二百多万字，这反映出什么？反映出小说作者并没有明确的构思计划，而是如实地记录了许多事件及人物片段，这些片段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所以，后来作者作了大幅度砍削，并没有影响到小说的内在架构。作者采用笔记小说的手法，记录了许多生活中的原生态实况，堆积如山地积压在电脑里，导致电脑都坏了几台，但这些只是原生素材，可见作者在写作小说的时候，只是积累了一堆素材而已，因为小说本身也没有什么主要情节线索，所以可以让这些素材任意地堆摞起来，形成蔚为大观的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但它的过长的体量，只是素材堆积而成，而不是作者按逻辑关系组合与提炼了这些素材，使之升华成精雕细琢的现实生活的描摹再现。
小说里的很多部分内容，都是游离于人物的主线之外的，存在不存在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样的小说方式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很危险的先例，就是散兵游勇式地记录人物的琐碎起居与杂乱思想，然后揉合在一起，就号称是小说，那么，这样的模式如果推广下来，引发各路好汉依法炮制，那么，小说的本身体裁的个性发挥还能残留多少？小说基本的形象性要求还能残存几何？
所以，《应物兄》个人更感到是对茅盾文学奖的一次挑战。茅公的《子夜》虽然是商战题材，但小说里并没有大段地引用商战论文，也没有把茅公写作时所感受到的时代背景长篇大论地纳入小说，反而是小说的前台始终活跃着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是茅盾的底气所在，也是茅盾文学奖一个执守的基本原则之一。现在《应物兄》显然违背着这一奖项的设立者的文学风格，并且走上了一条相反的推波助澜的逆向性路径，虽然文学在发展，但如果连基本的文学必须遵守的原则都给推翻，这样的作品获奖又何益于文学的发展？何益于一个文学奖的导向性意义？
